研究前沿
“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政治还是娱乐？
《杏园雅集图》是明代宫廷画家谢环绘制于1437年的重要作品，对正统二年三月一日在杨荣的私家花园“杏园雅集”活动做了图像表现。雅集活动与图像涉及当时在职的九位朝廷文官，其中包括诸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王直、王英等朝廷重臣。
澎湃新闻获悉，《杏园雅集图》目前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人·境——古代文人的园中雅趣”中对外展出。据辽博介绍，这是这幅经典佳作近20年来的首次外借出展。本文对绘画对象中的人物背景进行梳理，发现这些人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馆阁诸公”，具有很浓的地域政治特性。作者首次讨论了“杏园雅集”活动和《杏园雅集图》的图像模式的深层含意。
引言
15世纪的明代画家谢环（1377—1452）的《杏园雅集图》涉及到历史、图像、文学的三重关系。以镇江博物馆收藏的《杏园雅集图》为例，明代朝廷重臣杨士奇（1366—1444）的《杏园雅集序》和杨荣（1371—1440）的《杏园雅集图后序》是历史，而《杏园雅集图》既是与“历史”相关的图像，同时又是与“艺术”相关的图像，而那些与图像并存的九位文臣的诗文则是文学。当然《杏园雅集图》的图文的背后常常被想象成一个“历史本身”的存在。
实际上，即便没有《杏园雅集图》及其摹本传世，作为历史研究，仍然可以从杨士奇《东里续集》和杨荣《文敏集》的相关文本确证“杏园雅集”这一事件的历史存在。但这是历史学意义的研究，而不是艺术史意义的研究。对“杏园雅集”这一事件至今并没有产生历史学意义的研究。作为历史主线的“杏园雅集”和作为美术史主线的《杏园雅集图》的研究也许会有重合，但不能彼此替代。由于“杏园雅集”这一事件的真实存在，《杏园雅集图》的内容依托是“真实”而不是想象，这与争论不休的《西园雅集图》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
首先说明一下，本篇论文是关于明代谢环的《杏园雅集图》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最初的研究目的是要讨论“杏园雅集”的概念和《杏园雅集图》作为文本和图像在历史时间中的生成过程和转化过程，也想把思考范围扩大到整个东亚的文化空间里。这是一个复杂的研究。以杨士奇为首的九位文官在1437年创造了“杏园雅集”这一概念，谢环生产了同一概念的图像。“杏园雅集”的概念可以单独通过文学系统在传播，而手绘本的《杏园雅集图》卷在收藏系统中传播，版画本的《杏园雅集图》，如许论（1487—1559）的《二园集》（即《杏园雅集图》和《竹园寿集图》，1560年代印制）在更为广泛的印刷出版系统和阅读系统中传播。
这是明朝九位文官和一位画家（当时的职位是武官）的文字和图像的生成历史。但这一方式一直在图像和文字的阅读中复制和转化。1477年倪岳（1444—1501）和李东阳（1447—1516）同时观看了《杏园雅集图》卷，倪岳在此时搞了一次“翰林同年会”，并请了画家高司训画了《翰林同年会图》，他写了《翰林同年会图记》；李东阳在1503年搞了“十同年会”，并请画家画了《十同年图》卷。1499年户部尚书周经（1440—1510）举办了“竹园寿集”，参加的文官有吴宽（1435—1504）、许进（1437—1510）等14人，请宫廷画家画了《竹园寿集图》卷。吴宽曾经见过《杏园雅集图》，在1503年参加了“五同会”，吴宽写有《五同会序》。参加过“竹园寿集”的许进，他的儿子许论在1550年在太原见到一幅《杏园雅集图》，1560年代把自己收藏的《竹园寿集图》和《杏园雅集图》刻成版画出版。翁方纲（1733—1818）在1791年见到初彭龄（？—1825）收藏的《杏园雅集图》卷（现在收藏于镇江博物馆），他为此写了很长的题跋。与谢环相识的倪谦（1414—1479），也就是仿照杏园雅集做了“翰林同年会”的倪岳的爸爸，在1449年代表明帝国出使过李氏朝鲜王国，与李朝的文官有诗文唱和活动。后来，张宁（1426—1496）在1459年出使过朝鲜，和李朝文官同样有诗歌往还。倪谦和张宁都是对谢环有一些了解的文官，不知他们与朝鲜文官的交往中是否也会把“杏园雅集”的信息传递过去？当然，那是另一个研究。
一、杏园雅集图的传本与模式
（一）
本文仅限于手绘本的《杏园雅集图》（今藏江苏省镇江博物馆)和许论的《二园集》中的版画本《杏园雅集图》（今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讨论。因为他们有一致的图像模式。这种图像模式在历史传承过程中一再产生影响。从台湾学者吴诵芬的研究中可以认定这是谢环的原作的图像模式，我基本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个图像和文本的基本模式已经足够让我们进行美术史的研究。
图一：明 谢环《杏园雅集图》引首 镇江市博物馆藏
手绘本的《杏园雅集图》的引首“杏园雅集”这四个大字为许论的版画本的《二园图》所没有〔图一〕。这是强调活动的地点和性质。地点在杨荣位于北京东城的家中，性质是文人聚会。从杨士奇所写的《杏园雅集序》中也可以看出他更重视“雅集”这个活动，而不是图像。杨荣（1371—1440）所写的是《杏园雅集图后序》，强调的是图像和图像中的事实，几乎相当于图像的著录。雅集的时间是1437年的三月一日。正值杏花开放的时节，这一天是文官大臣的休息日。除了画家谢环（身份为武官）之外，文官一共是9人。不能不认为以杨士奇（1366—1444）为首的文官是在刻意模仿唐朝白居易（772—846）“香山九老会”。这是一幅什么性质的图像？娱乐还是政治？换句话说，它想让观看者得到什么印象？
（二）
晚清广东文学家黄玉阶(1803—1844)曾收藏一幅《明贤诗社图》卷，请活动于北京宣南坊的归安人蔡绍书（生卒年不详）写题跋。图中有二十四位人物。蔡绍书说此图已经过钱塘陈文述(1771—1843)的考证，认为是两幅画连裱在一起，造成一幅画的错觉。一组人物活动在明代永乐（1403—1424）、洪熙（1425）、宣德（1426—1435）时期，另一组人物活动于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和弘治（1488—1505）时期。“前十人皆章服，后十余人皆便服，不可解。”蔡绍书的回答是：“两图非一时所作，故图中服饰亦有异也。”蔡绍书自称是陈文述的“同年”（但陈文述并未中过进士，或许是乡试的“同年”。），陈文述的题跋的时间是“道光己亥六月十日”，蔡绍书的题跋的时间是“己亥七夕前二日”，道光己亥即道光十九年（1839）。距谢环（1377—1452）创作的《杏园雅集图》卷的时间正统二年（1437）正好是402年！
实际上，“前十人皆章服” 的白描本《明贤诗社图》卷的前半段正是《杏园雅集图》，而后半段是《竹园寿集图》。据题跋得知，此图为清朝康熙时期的文官兼帖学书法大家陈奕禧（1648—1709）的旧藏，得之于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陈奕禧于“癸酉十月”将此图重新装池，这个白描本有“小司农”“臣喜六谦”“侍女新沽”“昨夜香燕”和“南家藏”印五方，应该是陈奕禧的收藏印鉴。陈文述认为这个“癸酉”即是乾隆十八年（1753），这是他在推算上的错误，此时陈奕禧已经过世43年了。因此陈奕禧装池此图的时间是康熙三十二年那个“癸酉”即1693年。
这幅被合裱的《杏园雅集图》是“纸本，白描。今尺高八寸，阔一丈三尺四寸。”换算为今天通行的尺幅为纵26.66厘米，横303.33厘米。人物有题榜，分别是1、“谢君廷循”2、“泰和陈公循”3、“安成李公时勉”4、“吉水周公述”5、“泰和王公直”6、“庐陵杨公士奇”7、“建安杨公荣”8、“金溪王公英”9、注明“原缺”10、“文江钱公习礼”。这正是前述许论（1487—1559）的《二园集》中《杏园雅集图》的图像模式〔图二〕。《二园集》今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图二：明 《二园集》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图二：明 《二园集》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所谓《明贤诗社图》卷的题跋者都是黄玉阶（蓉石）的朋友，依次是陈文述、蔡绍书、戴熙(1801—1860)、梁廷柟(1796—1861)、陈沣（1810—1882）、陈作舟（1788—？）、陈其锟（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嘉庆、道光间）。以上除陈文述和戴熙是杭州人，蔡绍书是归安县（今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其余都是广东人。梁廷柟和陈沣都是学者。可以认为，从康熙时期的陈奕禧到道光时期的陈其锟，都识别不出所谓的《明贤诗社图》卷的前半段就是赫赫有名的《杏园雅集图》卷。但在这个阅读系统中没有一个人识别出这个图像模式源于明代宫廷画家谢环的《杏园雅集图》。至少，来自浙江和广东的学者和艺术家都没有相关的知识。尽管他们已经区别出两组人物属于不同时期，有可能是两幅画，但还是没有得到同是清代的翁方纲那样的进展。
黄玉阶收藏的白描本《杏园雅集图》原件（题为《明贤诗社图》）今天已不知去向，但这幅画著录于方睿颐(1815—1889) 属其幕友汤敦之、许叔平仿高士奇（1645—1704）《江村销夏录》例而汇编成的《梦园书画录》中。
（三）
而活动于清代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时期的翁方纲（1733—1818）要比康熙时期（1662—1722）的陈奕禧和道光时期（1821—1850）的黄玉阶及其朋友们幸运，他在1791年见到了初彭龄（？—1825）收藏的《杏园雅集图》卷（今藏镇江博物馆，简称镇江本），为此写了很长的题跋。这幅画的引首有“杏园雅集”四个大字，由其指引，很容易想到明代黄佐（1490—1566）在《翰林记》一书中所提到的“杏园雅集”：
正统二年三月，馆阁诸人过杨荣所居杏园燕集，赋诗成卷，杨士竒序之，且绘为图，题曰：“杏园雅集”。预者三杨、二王、钱习礼、李时勉、周述、陈循与锦衣千户谢庭循也。荣复题其后。人藏一本，亦洛社之余韵云。
实际上，镇江本提供了全部的诗文题跋。作为博学的翁方纲很快就能想起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所编的著名的《明文海》卷三百十四所收的杨荣的文章《杏园雅集图后序》和同书卷三百十四所收李东阳的文章《书杏园雅集图巻后》。同样在程敏正（1446—1499）编的《皇明文衡》卷四十三上也收了杨荣的《杏园雅集图后序》。当然他也可以在由杨士奇子孙刊刻的《东里续集》上找到杨士奇的《杏园雅集序》（翁方纲在长跋里提到了杨士奇的《东里集》和王直的《抑庵集》，应该是《东里续集》）。这些材料足以让翁方纲在乾隆五十六年（1792）写出一个以考据见长的题跋。
台湾的学者吴诵芬曾经写过三篇论文讨论《杏园雅集图》，她说：“目前，流传在世的《杏园雅集图》共有镇江博物馆本、翁万戈本以及《二园集》版画等三个版本。”翁方纲在初彭龄（？－1825）家里见到的、现藏于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的《杏园雅集图》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二园集》版画绘皆有十位人物，现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翁万戈本《杏园雅集图》绘有九位人物，独缺画家谢环本人。《二园集》版画形式的《杏园雅集图》与镇江本的《杏园雅集图》除了服饰有差别外，形式高度一致。而黄玉阶收藏的白描本《杏园雅集图》正是版画本《二园集》中的《杏园雅集图》的模式。
从图像概念史的角度来看，翁方纲有力地建构了今人对《杏园雅集图》的基本理解，而且还在延续。关于镇江本的《杏园雅集图》〔图三〕，翁方纲确定了以下几个概念：
1.杏园雅集活动历史地存在过。
2.这个活动有图传世。
3.图的作者是当时供职于宫廷的画家谢环，此人不见于画史记载。
4.雅集是由园主人杨荣召集的。
5杏园的地址不详，翁方纲未能考据出来，只能确定在东城。
6.杨士奇、王直、钱习礼、王英都居住在距长安门西边约五六里的西城。
7.此《杏园雅集图》为真迹无疑，曾在杨荣的后人中传承。
8.翁方纲未能考证出谢环的生平。
可以肯定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佩文斋书画谱》上有谢环的简略传记，翁方纲应该没有看到。这个简略传记分别引自《东里续集》和《画史会要》。而五卷本的《画史会要》是明末朱谋垔编著的，成书于崇祯四年（1631），仿陶宗仪《书史会要》体例而著，《画史会要》称：“谢环，字廷循，永嘉人。山水宗荆浩、关仝、米芾。东里杨少师称其清谨有文，是以见重于当时。有《玉笥山图》传世。”由此看来，翁方纲也没有看到明刊本《画史会要》。
图三：明 谢环《杏园雅集图》 镇江市博物馆藏
图三：明 谢环《杏园雅集图》 镇江市博物馆藏
图三：明 谢环《杏园雅集图》 镇江市博物馆藏
图三：明 谢环《杏园雅集图》 镇江市博物馆藏
版画本《杏园雅集图》的原本据吴诵芬推测可能是陈循后人的藏品，这个推测或许可以成立。万历时期陈循的后人、做过贵州铜仁知府的陈以跃给陈循编《芳州集》，在《刻先公遗集小引乞言》中说：“先公平日诗文甚多，今所梓者，收之散逸之后，仅什一耳。”陈循在英宗复辟时被廷杖后发配到东北铁岭，家道败落。
翁万戈本的《杏园雅集图》模式在清朝嘉庆十年（1805）被阅读，浙江乌程人张鉴（1768—1850）在《冬青馆乙集》中写有《明锦衣千户谢廷循画杏园雅集图记》，据吴诵芬的研究认定张鉴所看到的是翁氏本的“可能性较大”。此后就是光绪十四年（1888）翁同龢见过这个模式。翁万戈本的《杏园雅集图》中无谢环，这与杨荣和谢环的描述不符。可以认为，绘有十人的《杏园雅集图》应该是“原本”的模式。这与杨荣的记述相一致。因此，绘有九人的翁万戈本的《杏园雅集图》与此不符，故不在此讨论。
版画本的模式在康熙、道光时期被阅读，白描本（《明贤诗社图》）的卷轴画也在延续这个模式。如果套用道光时期陈文述所说的人数和“章服”“便服”的说法可以将《杏园雅集图》的2种图像模式归纳如下［表一］：
表一：诸本《杏园雅集图》信息比较
在梳理了《杏园雅集图》的两种模式之后，我们要对该图的同一性模式进行解读。也就是说，镇江本《杏园雅集图》和版画本《杏园雅集图》以及见于著录的白描本的《杏园雅集图》（《明贤诗社图》前半段）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在“章服”“便服”上，镇江本和后两者的区别在于人名题榜的有无上。依照杨荣文章所说“十人者，皆衣冠伟然，华发交映。”所以版画本《杏园雅集图》更接近原作模式。镇江本《杏园雅集图》除便服外其余部分更接近原作的设色。翁氏本离原本的模式最远，甚至没有紧密的关联。因此，要将版画本和镇江本的两个模式综合起来讨论假想中的谢环的《杏园雅集图》才容易入手解决将要涉及的问题。用两类临摹本呈现原作本身的含义。
二、《杏园雅集图》与“江西文官集团”
（一）
必须指出，《杏园雅集图》本身是图像而非历史。所呈现的景象并非纪实摄影，实际的雅集场景要转化到传统书画的长卷形式中。因此，它是卷轴的图像表达。真实的雅集场景不会一字排开，形成一幅从右至左展开的长长的狭地。立体空间被调整在横幅的平面的画幅中，画面有如电影长镜头的延伸和展开。让观者置于“游观”的状态，让视觉和头脑透过平面修复成原本的立体空间。长卷即是一个舞台，人物犹如演员。戏剧性的效果洋溢在画面中。
画中的罗汉床、桌椅，包括香具、茶具、酒具、文具等物品应该是事先布置好的，这些物品并不适于长期陈放在露天的室外，应该是从室内移到室外的，亦可理解为绘画的要求使然。最适合长期放置室外的多是石头材质的物品，如石桌石椅。在室内的器具摆放在室外，雅集的庄重性和戏剧感同时呈现。
室外的植物、动物、流水、石屏、小桥等物象具有私家花园的特色。抛开人物服饰，单看这些元素并不能确定主人是隐士还是官员。满园的“章服”文官就顿时确定了花园的性质〔图四〕。
图四：镇江本《杏园雅集图》（局部） 陈设场景 镇江博物馆藏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杨荣的杏园究竟地处北京的何处？翁方纲考出大致的方位，在北京东城。杨荣被称为“东杨”，自然居于东城。翁方纲说：“卷内有‘东城地佳丽’之句，则建安杨公杏园当在城之东隅。”清代的孙承泽所写的《春明梦余录》中说：“杨文敏（杨荣）杏园：文敏随驾北来，赐第王府街，值杏第旁，久之成林。”王府街的具体位置，晚清的学者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考据的结果在台基厂。在明代应该属于南熏坊。杨荣曾多次随驾北征，不知杏园是明成祖朱棣何年所赐〔图五〕 。
图五：明代北京地图及杏园位置示意图
（二）
画面的文官分为三组，中间一组人物是这幅卷轴画的核心部分，三组人物之中，中间的一组的中心人物便是荣禄大夫、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杨士奇是本次雅集最尊贵的客人，杨的左边是园主人、荣禄大夫、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的杨荣。杨士奇和杨荣皆是从一品的文官，但杨士奇当时是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右边是正四品官詹事府少詹事王直禾導（编者注：“禾導”合为一字，下同）（1379—1462）。杨士奇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即住在北京西城的金城坊，他家离长安门往西有五六里。另据王直的“移居唱和诗序”说：“而杨先生士奇则居西城之金城坊。”王直自永乐二十一年（1423）住在杨士奇的对门。杨士奇居所的对门住的是刑部员外郎汪麓，在永乐二十一年拜陕西参议离开北京，同年六月二日王直搬至汪麓的旧宅，与杨士奇对门而居。后来杨士奇和王直都搬离了金城坊，到了澄清坊。王直（禾導）曾说：“自予官京师二十年，……功载兄功叙为翰林编修，与予同居澄清坊，相去甚迩。”杨士奇在宣德年间从金城坊迁居到了澄清坊，这是翁方纲没有考据出来的，他还是把杨士奇的住处定在永乐末期的金城坊。王直在《送李通判复任序》中说：“久之，杨先生进拜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徙居澄清坊。恂如为越府长史，大用为应天府通判，朝宗去为九江教授，宗儒以老病归。予与时彦、宗琏则迁职春坊，学夔、习礼皆进用在翰林。一时同处之士各东西散去。最后功叙亦徙而东，凡其所居皆已易主。”杨士奇与王直一直有日常来往，宣德四年（1429年）正月十五日两人同到街市观灯，杨士奇还带上了他的两个儿子杨（禾導）和杨秫， 当时次子杨只有九岁。可以推测，而今杨士奇与王直（禾導）是一起来到杨荣的杏园的〔图六〕。
图六：镇江本《杏园雅集图》中间部分 从左至右为杨荣、杨士奇、王直
左边的第二组人物分别是“正四品”文官王英（1376—1449）、“正二品”的大宗伯、礼部尚书杨溥（1372—1446）和“从五品”的侍读学士钱习礼（1373—1461）。杨溥居中，王英、钱习礼分别侍坐在左右两边。杨溥的具体住所不详，他被称作“南杨”，应该居住在南城。杨溥在宣德初年与陈循共事，估计此时即住在南熏坊。王英和钱习礼在初来北京时都住在西城的金城坊，与杨士奇是邻居。王直（禾導）住东城因而被称作“东王”，王英被称为“西王”，或许王英此时还住在金城坊。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王英、钱习礼应该也是一起来到杏园的〔图七〕。
图七：镇江本《杏园雅集图》第二组人物 从左至右为王英、杨溥、钱习礼
第三组人物分别是周述（？—1439）、李时勉（1374—1450）和陈循（1385—1462），共三人。周述曾经住在金城坊，与杨士奇比邻而居，而此时的住所不详。李时勉此时的住所亦不详。陈循从宣德初年即住在玉河桥西，属南熏坊，又搬家到玉河桥西往南一点，接近南城墙，两个住处皆为明宣宗所赐。从画面上看，至少周述是与李时勉、陈循同时进入杏园，给人一种相约而来的视觉印象。左庶子周述、侍读学士李时勉和侍讲学士陈循，他们都是“正五品”和“从五品”的文官。他们同时供职于翰林院，联系起来更方便〔图八〕。
图八：镇江本《杏园雅集图》第三组人物 从左至右为周述、李时勉、陈循
从可考的住处看，画面中有五人曾经住在北京的金城坊，都是杨士奇的邻居。曾经住在金城坊的杨士奇、王直（禾導）、王英、钱习礼、周述这几位馆阁诸公，他们有过很长时间的交往。尽管此时未必都住在一起，但相约来到杨荣的杏园的可能性更大。前一天朝会即可与杨荣约定前来雅集〔图九〕。
图九—1：永乐二十一年参与者的居住位置图（邵军制作）
画家谢环独立于三组之外。按杨荣的说法，谢环是最后到来的。谢环曾经住在昭回坊。胡俨(1360—1443)《乐静斋记》说谢环“今扈从寓北京之昭回坊” ，也就是今天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的东侧，西侧即是靖恭坊。胡俨关于“昭回坊”的说法沿袭的是元朝旧说。明初已经将昭回坊和靖恭坊合为一个坊，即昭回靖恭坊。
图九—2：正统二年参与者的居住位置图（邵军制作）
（三）
由图像中得知，杏园雅集的参与者中没有一位是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官，诸如北直隶、山东、山西和河南地区的文官。1499年的《竹园寿集图》上的人物有来自山东、山西和河南的文官。尽管明成祖朱棣（1360—1424）在1403年以后开始打击南方地主集团，但1437年的这个北京的聚会还是清一色的来自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官。而在南方人中，没有来自属于今天的浙江、安徽和江苏地区的文官，除了园主杨荣是福建建安（今属建瓯市）人，另外的八位参与者中，杨溥是湖广的石首人，其余全部是江西人：
杨士奇，江西泰和县人。
王直，江西泰和县人。
陈循，江西泰和县人。
王英，江西金溪县人。
钱习礼，江西吉水县人。
李时勉，江西安福县人。
周述，江西吉水县人。
这个组合引起笔者的兴趣。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馆阁诸公的雅集活动。翁方纲在镇江本的《杏园雅集图》的题跋里的诗中有“七贤济济尽江西”句。《冬青馆乙集》的作者张鉴（1768—1850）在《明锦衣千户谢廷循画杏园雅集图记》中敏锐地指出，“九人者，其七皆江西，又多同年，而三杨二杨又以同年为同官，雅集诚非泛然者”。假如谢环所绘的《杏园雅集图》的主题人物是来自混合省籍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为这是一般朝臣的假日雅集。比如1499年由吕文英和吕纪的《竹园寿集图》〔图十〕 所绘的朝臣，周经（1440—1510）来自山西，屠滽（1440—1512年）和闵珪（1430—1511）来自浙江，侣钟（1440—1511）来自山东，许进（1437—1510）、李孟旸（1432—1509）、王继（生卒年不详）来自河南，顾佐（1443—1509年）和秦民悦（1436—1512）来自安徽，吴宽（1435—1504）来自南直隶的苏州府。同样，作于1503年的另一幅雅集图《十同年图》〔图十一〕所表现的人物也是来自不同省籍。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5）来自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1437－1505）来自江西浮梁（今景德镇），兵部尚书刘大夏（1436－1516年）来自湖广华容（今属湖南），刑部尚书闵珪来自浙江乌程（今吴兴），工部尚书曾鉴（1434—1507）来自湖广桂阳（今属湖南），南京户部尚书王轼（1439—1506）来自湖广公安（今属湖北），吏部左侍郎焦芳（1435—1517）来自河南泌阳，户部右侍郎陈清（1438—1521）来自山东益都，礼部右侍郎谢铎（1435年－1510年）来自浙江太平，工部右侍郎张达（1432—1505）来自江西泰和。十人均为英宗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进士，即“同年”。其中李东阳等九人在北京供职，王轼则在南京供职。弘治十六年（1503）三月二十五日，适逢王轼来朝，十人在闵珪宅第聚会。
图十：明 吕文英、吕纪《竹园寿集图》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一：明人《十同年图》 故宫博物院藏
不仅如此，《杏园雅集图》中的江西文官来自更为集中的地域。参加杏园雅集的江西文官除了王英来自与吉安府相邻的抚州府，其余六位皆来自吉安府，集中在泰和县、吉水县和安福县［表二］。
表二：《杏园雅集图》中江西文官所属地域
杨士奇、王直、陈循、周述、钱习礼、李时勉共六位是江西吉安府同乡。王直、陈循与杨士奇一样，都是吉安府泰和县的小同乡。王直的家族和杨士奇的家族世代交好，“杨氏居泰和四百年，两家门户相埒，代有交游，婚姻治好”。陈循的从叔陈一敬与杨士奇为同门。永乐皇帝朱棣北征，有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黄淮、杨士奇、王直留在翰林辅导皇太子。因此他们都属于“太子派系”的文官，积累了深厚的政治基础。陈循并非永乐二年（1404）的进士，他是永乐十三年（1415）的进士，而且殿试名列第一。当年会试的主考官正是杨士奇的姻亲、翰林修撰梁潜，同样是吉安府泰和县人。陈循后来成为明成祖朱棣的侍从。杏园雅集时，他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是本次雅集最年轻的文官，时年五十三岁。
在“杏园雅集”中，王英（1376—1449）、王直（1379—1462）、李时勉（1374—1450）、周述（？—1439），他们不仅是江西人，而且是1404年（永乐二年）的同科进士（“同年”），关系非常密切。这一年会试的主考官是解缙和黄淮，杨士奇是读卷官。周述、王英、王直、李时勉等二十九位进士于永乐三年（1405）正月进入文渊阁读书，被称为“二十八宿”（后来增补了周忱，实为29人）。到永乐五年（1407）王直、王英被授官为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洪熙元年（1425）二月，王直提到，王英是左春坊大学士（正五品）、王直是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周述为左春坊左谕德（从五品）、李时勉为侍读（正六品）。正统二年的王直、王英他们已经是正四品的文官——詹事府少詹事。此时的周述是左庶子（正五品），李时勉是侍读学士（从五品）。杨士奇与周述、王英、王直、李时勉四位构成了紧密的师生关系。王英虽然不是杨士奇的吉安府同乡，但他是大同乡，关键他与杨士奇的关系是“门生”与准“恩师”的关系。
上述我们做了“历史”与“绘画”的双重表述。
（四）
自1402年燕王朱棣打败明惠帝朱允炆（1377－？）并攻占南京以后，文官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江西文官集团逐渐代替了浙江文官集团。朱元璋的时期，武人用的主要是安徽系，文人主要用的是浙江系。江苏系（当时的苏、松地区）的文人地主因为张士诚（1321—1367）的关系一开始就受到排斥，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中晚期才发生改变。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亦有所涉及。
浙江文官集团以宋濂（1310—1381）、刘基（1311—1375）为代表，后来浙江系的文官受到冲击，但到了明惠帝朱允炆时期（1398—1402），宋濂的学生方孝孺（1357—1402）被明惠宗起用，成为文官的精神领袖。在1403年以后的内阁中，除了黄淮（1367—1449）是浙江人、杨荣是福建人，其余5人如解缙（1369—1415）、胡广（1369—1418）、杨士奇、金幼孜（1367—1431）、胡俨（1360—1443）都是江西人。从1403年到杨士奇去世的1444年的42年之间，其中除了杨荣作过6年的首辅，其他时间分别都是由解缙、胡广和杨士奇这三位江西人做过内阁的首辅。可以这么说，在朱棣执政以来的文官格局中，以江西系文官为主导，有微弱的闽浙成分（黄淮代表浙江、杨荣代表福建）。
江西文官集团从永乐时期（1403—1424）开始逐渐取得政治优势，同时也取得了文学上的优势。所谓“台阁体”文学正是以杨士奇为代表的江西派文学。但江西文官集团并没有取得书法和绘画艺术的绝对优势。北宋后期的苏轼(1037—1101)等文官集团虽然没有取得政治上优势，但在文学、书法和绘画上都取得了被后世认可的绝对优势。1503年的《五同会图》反映的是明代中期江苏地区文官集团的部分优势，但仍然不能和1437年的《杏园雅集图》所表现的江西文官集团的绝对优势相提并论。
《杏园雅集图》正好显示出江西文官在宫廷的强势地位。在以前的《香山九老图》和《西园雅集图》中，“九老”和文官的地域色彩十分混杂，并不像《杏园雅集图》这么清晰而突出，这是以江西文官为核心的雅集。
早在1422年，在北京的“西城宴集”同样是以江西翰林文官为核心的雅集，参加“西城宴集”的人有17位，除了杨士奇，基本上是1404年（永乐二年）的进士群体。参加这次雅集的有曾棨（1372—1432）、王英、余学夔、钱习礼、张宗琏、陈循、周忱、彭显仁、周叙、胡穜、刘朝宗、余正安、萧省身（以上为江西人，14人）、陈敬宗、桂宗儒、章敞（以上为浙江人，3人）。其中胡穜是阁臣胡广的儿子，于1418入翰林院。胡广是永乐时期最早的阁臣，也是江西人，他与解缙（1369—1415）同乡，与杨荣、杨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的同科进士。胡广从永乐五年（1407）二月到十六年（1418）五月去世时是内阁的首辅。参加 “西城宴集”的杨士奇、王英、钱习礼和陈循在15年后参加了著名的“杏园雅集”。杨士奇专门为“西城宴集”写了一篇《西城宴集诗序》，收在他的《东里文集》中。由于这次雅集没有画家的参与，没有任何图像传世。从中可以看出，杨士奇的江西籍文官的基础是1404年（永乐二年）科举的进士群体。他们不仅参加了“西城宴集”，其中一部分人还参加了日后的“杏园雅集”。两次雅集都有江西籍1404年同科进士群体的身影。此次雅集的场所是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陈敬宗[21]的私宅。
这不可能是巧合，而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从某种意义说这次雅集可以理解为带有隐蔽性质的“同乡聚会”，这与另一次公开的同乡聚会完全不同。约作于1503年的《五同会图》［图十二］则表现的是来自苏州府的在京文官的聚会。吴宽（1435—1504）、王鏊（1450—1524）、陈璚（1440—1506）、李杰（1443—1517）、吴洪（1445—1522）分别来自同属于苏州府的长洲、吴县、常熟和吴江。这是明确的同乡聚会。正如杨士奇在1422年在陈敬宗的家里举行的“西城宴集”一样，十七人中有十四个江西人。另外三位是浙江人。选择的聚会地点也不是江西同乡或自己的家中，而是选择了浙江人陈敬宗的私宅。
图十二：明人《五同会图》故宫博物院藏
从馆阁诸公的诗文里看不出此次雅集的发起人是谁。后来的翁方纲认定发起人是杨荣。因为杨荣是园主人，自然被认为是雅集的发起人。所谓“馆阁诸公过予”似乎可以理解为馆阁诸公相约来到杨荣的杏园，并未透露杨荣主动邀请馆阁诸公的信息。去杨荣家聚会的公开理由：1、此时正是杏花开放的时节，杨荣的杏园以杏树成林而闻名，是欣赏红杏花的最好去处，2、杨荣的杏园在长安门往东一点的台基厂附近，位置相对居中，对于来自不同方向的文官都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