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

　　邵会秋　余肖肖

　　古代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着众多与农业居民不同的游牧人群，在世界古代史中他们不仅扮演着农业文明毁灭者的角色，同时他们也是南部定居文明的信息传播者。草原上有无数条无边无际的大路，通过这些大路，游牧人群东来西往，不断的迁徙和扩张使得欧亚草原逐渐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传送带。但长期以来，由于游牧人群缺少文字记载，加之各地语言的种类复杂，给人留有深刻印象的关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数量很少，[2]尤其是结合考古材料对这些文化和人群漫长历史的综合论著更是十分难得，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E.N.切尔内赫先生所著《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一书就是这样的最新力作。[3]

　　E.N.切尔内赫教授是俄罗斯当代最著名的冶金考古学家，1935年出生于莫斯科，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进入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9年，他进入金属研究所学习金属分析方法，1972年获博士学位。2006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切尔内赫所研究的空间范围涵盖整个欧亚草原，时代主要从纯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4]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其中《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和《欧亚草原古代冶金》等影响力十分巨大，被学者们广泛关注并引用。[5]

　　《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一书是切尔内赫先生最新巨著，也是切尔内赫教授多部相关著作和观点的系统梳理。该书译自2013年发行的俄文原版《Культуры номадов в мегаструктур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мира》（《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6]于2017年由美国学术研究出版社发行为英文译本。全书近700页，分五大部分，共四十章。

　　第一部分“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草原地带”（第1～3章），分别讨论了欧亚世界的形成、从北向南和从东向西的自然地理分布。作者认为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前6、7千纪，欧亚大陆地理格局正式确立。整个欧亚大陆从北向南分别为渔猎采集者的森林苔原地带、游牧和畜牧者的草原地带以及农业人群占据着的大河流域。同时书中明确了欧亚草原东西区的分界线，并从人类学、语言学和思想体系三方面讨论了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差异。正如作者所说，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揭示游牧社会的形成、发展和转变，以及与南部农业定居文明间社会、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联系”。因此，切尔内赫教授在第一部分背景介绍时重点也放在欧亚草原地带，这里是游牧人群的世界，在早期铁器时代骑兵出现在广大的草原地区，随后迅速发展，成为南部农业文明的主要强敌。

　　第二部分为“游牧文化考古学”（第4～19章），这部分内容区别于历史时期的游牧文化，主要讨论从金属出现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大陆各地的冶金区和考古学文化。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分析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区别，列举了游牧人群的历史贡献、冶金的起源，强调了游牧人群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之后他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依次梳理了原始金属时代（第7章）、喀尔巴阡—巴尔干冶金区（第8章）、环黑海冶金区（第9～11章）、晚期青铜时代和西亚冶金区（第12～14章）、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第15章）、东亚草原和中国古代冶金区（第16章）、铁器时代的起源和斯基泰世界（第17～19章）。这一时间范围是切尔内赫教授的研究专长，因此内容比较丰富。在缺少文献记载的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材料是研究的重心，其中很多内容在他之前的研究专著中都有涉及，在本书中增加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增添了东亚草原和中国古代冶金区的内容。

　　第三部分为历史时期的游牧文化（第20～30章），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历史文献材料为基础，结合了一些考古学的资料。作者从阿拉伯牧民和伊斯兰世界的兴起和扩张（第20、21章）开始讲起，作为历史时期草原游牧人群发展的背景和对比材料。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讨论游牧人群自东向西的三次迁徙和扩张浪潮，掀起这三次浪潮分别是匈奴（第22、23章）、突厥（第24、25章）和蒙古（第26～29章），切尔内赫教授在最后比较了来自东方的三次浪潮的异同（第30章）。他分析了匈奴、突厥和蒙古等游牧人群的起源、发展、扩张和衰亡过程，还讨论了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与来自东方的游牧人群的关系。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切尔内赫教授一直在寻找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之间的对应，他专门讨论了文献资料的优缺点，但由于草原游牧人群文字记载的缺乏，使得考古学材料与历史文献材料的对应非常困难。

　　第四部分为罗斯、俄罗斯和游牧世界（第31～37章），讲述的是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从基辅罗斯（第31章），到反抗蒙古帝国统治（第32章），再到俄国的扩张和殖民（第34～36章），一直到苏联时期（第37章），同时还简要概括了同时期西方其他国家的殖民活动（第33章）。这一部分内容基本依靠的是历史文献材料，作者强调之所以选择俄罗斯帝国是因为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与游牧世界共存且密不可分，而且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俄罗斯的殖民扩张是为了建立一个庞大且持久统治的帝国。

　　第五部分为“结语：尚未解决的问题”（第38～40章），在书的最后作者尝试进行更多的思考，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早期金属时代的分期、碳十四测年与当代考古学的关系、文化发展的模式以及使用科学手段探讨起源和迁徙（第38章）等。他还讨论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第39章）以及文化自立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第40章）。任何一部成果都有它的缺憾，所有的研究者也都有难以解答的疑问，切尔内赫教授也不例外，在这一部分为读者展示了他想继续思考的问题，并以此作为此书的结语。

　　切尔内赫教授的《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无论从时间范围还是从空间范围看都是草原文化研究的鸿篇巨制。虽然书的主题是游牧文化，但这本书从金属出现开始说起，研究范围从早期金属时代一直到俄罗斯帝国时期，展现了草原文化几千年发展的动态画卷。

　　以往关于草原游牧文化的成果主要关注历史时期的匈奴和蒙古人，如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因缺乏足够的文献记载，在提及匈奴之前的草原文化时仅是寥寥数笔。与之不同的是，《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一书涵盖了大量的考古学材料，尤其是早期金属时代的考古材料。

　　在书中，切尔内赫教授归纳了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前后，草原地区人群迁徙和扩张的九次浪潮，其中由西向东的五次浪潮分别是指颜纳亚文化、阿巴舍沃—辛塔什塔文化、斯鲁布纳—安德罗诺沃文化区、瓦里科瓦雅陶器文化区和斯基泰世界的东扩和迁徙，而由东向西的四次浪潮主要包括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匈奴、突厥和蒙古人群的扩张，这九次浪潮揭示了草原人群的扩张和互动，他们东来西往，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属于草原文化的独特内涵。

　　由于书中涵盖的时间范围太长，我们将重点关注以考古学材料为研究基础的“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草原地带”和“游牧文化考古学”两部分（第1～19章），这些内容也是切尔内赫教授的研究专长。除了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外，切尔内赫教授还提出一些新概念和解释，这些论述对于中国北方和新疆考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书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游牧文化（Nomadic Culture）与“文化连续性综合征”（Syndrome of Cultural Continuity）

　　游牧文化是欧亚草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此书阐述的中心论题。在书中作者列举了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对于世界的重要贡献（第5章），还强调了游牧文化发展过程中马和金属的重要性（第6章）。与传统农业文化不同，游牧文化具有很强的自身特征。切尔内赫教授使用“文化连续性综合征”[7]这一概念来形容草原游牧文化的特殊性，并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解释（第8章）。他认为：“在欧亚草原地区，随着我们对特定文化群了解的增加，它们的物质‘特征’变得越来越模糊，其边界问题也越来越难以解决，这就是文化连续性综合征。”这种文化连续性综合征是“游牧或半游牧群体文化的内在特征，空间的快速流动，无休止的冲突、重新安置和俘获族群成员，导致异族文化群体持续积极地融合在一起”。作者曾尝试用碳十四数据来区分草原地区的文化，但结果并不是清晰的文化序列，而是一个重叠且几乎不可分割的连续体。实际上农业地区文化之间的边界非常清晰，但是，这种清晰度在草原区域内就会迅速溶解。这就是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重要区别。杨建华教授曾借用“时代风格”与“文化传统”两个概念来对农业文化发展模式与牧业文化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时代风格是指在某一广大地区存在的一种明确的、特有的特征，它强调一组特征在较大地域和较短时间的传播；而文化传统是指那些在同一地区延续较长时间的特征。农业文化发展模式中最明显的特点是文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文化传统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牧业文化的发展中时代风格成为最明显的特征，各地文化中的传统因素不十分明显，连续性不强，各区的发展动力往往是在某一先进地区的向外传播的带动下向前发展的，所以不同时代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各区自身的发展往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清晰的发展序列。[8]虽然两位学者在概念的使用上存在着区别，但对于游牧文化特征存在着相似的认识。

　　不过，作者在使用游牧文化这一概念时过于宽泛了，书的第二部分是“游牧文化考古学”，书中将公元前3千纪的多个青铜文化都与游牧文化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尝试建立迈科普文化与斯基泰文化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切尔内赫教授认为库尔干遗存是草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使迈科普文化从定居农业文化中脱颖而出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从其擅长的金属研究角度出发，认为迈科普人群能获取大量金属制品归功于驯马的助力，可以使人群快速移动并赢得和定居人群交锋的胜利，从而通过掠夺成品或俘获金属工匠的手段实现惊人的财富累积。不可否认，库尔干遗存是草原文化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学术界长久以来探讨草原人群迁徙活动的主要依据。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驯马一说还是掠夺一说，在现有的考古发现基础上将迈科普人群划分为游牧性质显然难以做到有理有据的逻辑自洽。作者这一观点更多是基于对游牧人群研究固有思维的主观推测，容易陷入“泛游牧文化”的倾向。何为游牧以及游牧的发展起源问题目前仍是欧亚草原文化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学术论点。学术界关于游牧文化的成果很多，[9]其中王明珂教授关于专业化游牧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专业化游牧是采用游动放牧的一种经济方式，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精细的经济社会体系，游牧所利用的是边缘和不稳定的自然资源，需要人们对自然高度技术性的理解和掌握，游牧人群的迁移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不同的模式，世界上几种主要类型的专业化游牧大都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至前400之间。[10]

　　切尔内赫教授在书中粗略地将早期阶段游牧经济反映在考古学遗存上的直接证据概括为以下四点：定居点少且文化层较薄；以牛为主、绵羊或山羊为辅的畜群组合；装饰简约、制作粗糙的陶器类型和风格；铜器多为装饰品，以石制品为主的工具和武器。对游牧经济的理论研究并非作者的专长，在书中他也未对游牧文化的内涵进行专门阐述，我们也难以确切归纳其将众多青铜文化与游牧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其实从考古学上判断一个文化是否属于游牧文化并不容易，因为一方面游牧经济的移动性较强，难以形成较厚的堆积，另一方面游牧经济存在着众多的辅助性经济，如狩猎、采集、农作、贸易和掠夺等，这些对判断文化经济也会存在一定的干扰。因此判断游牧遗存存在着巨大的困难，郑君雷教授曾专门以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为中心从游牧性质的遗址、动物骨骼、遗物和艺术主题等四个方面归纳了关于游牧遗存的判定标准，[11]也有西方学者提出一些游牧生活的考古学指标（表1），这些都可以作为考古学上判断游牧遗存的重要参考，但由于游牧文化的多样性和区域文化的差异，这些标准和指标不会与所有的游牧文化完全契合。另外，从民族考古学和定量分析的角度来说，以“承认在宽泛的社会与群落范围内，游牧倾向有不同程度”为方法论的克里布模型对游牧遗存的研究同样存在参考价值，[12]这一模型可以更具象地解释游牧文化相关的表征，从某种程度上减少“半农半牧”“半游牧”“早期游牧”等模糊概念的滥觞。

　　表1　游牧的特征和相关的考古学指标[13]

　　2.东亚草原冶金区（the East Asian Steppe Metallurgical Province）与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

　　“冶金区”（Metallurgical Province）是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切尔内赫教授在讨论早期金属时代时频繁使用它。“冶金区”这一概念出现得很早，它是与考古学文化不同的一种划分标准，主要是通过金属化学和光谱分析来鉴定铜器的基本成分类型，研究它们的制作过程，同时来探索各文化中具有特色的不同成分的联系，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可以区分古代不同的生产中心，互相关联的中心很容易被鉴别出来，紧密联系的中心覆盖了很大的区域，这种相关联的系统和联盟就被定义为冶金区。[14]一个冶金区往往包含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存在几百或几千年，一个冶金区被另一个所取代，会在冶金生产的方法、金属制造技术、合金种类使用和主要的工具武器形态上发生突然的改变。在早期金属时代的欧亚大陆曾划分出了喀尔巴阡—巴尔干冶金区、环黑海冶金区、高加索冶金区、欧洲冶金区、西亚冶金区和欧亚冶金区等多个冶金区。

　　在中国境内是否也适用“冶金区”这一概念呢？其实，杨建华教授在2007年就借用切尔内赫教授的划分标准，提出从商代晚期开始中国北方及周边的蒙古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冶金区，代表性器物有兽首、铃首、蛇首装饰的刀、剑和马镳以及啄戈等器物，称之为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15]后来我们又专门撰文详细论述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基本内涵等问题。[16]切尔内赫教授在书中的第16章也提出了与中国相关的两个冶金区概念，即古代中国（商周）冶金区和东亚草原冶金区，分别代指商周时期中国中原的冶金系统和北方草原冶金系统。其中东亚草原冶金区与我们所论述的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在空间范围上是基本重合的，内涵也大致相当。但具体看来，切尔内赫的“东亚草原冶金区”与“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还有两点主要的区别。

　　第一点，书中提及东亚草原冶金区时只强调了卡拉苏克文化的重要作用，忽视了中国北方青铜器的重要地位，这可能是作者缺乏对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足够了解，也可能是受到了卡拉苏克文化中心论的影响。[17]关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与商文化及中国北方同时期青铜文化的关系我们已经专门讨论过，[18]从已有的研究看，米努辛斯克盆地与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关系并不是单一方向传播的，而是互有交往的双向传播。其中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凹格剑、兽首剑、铃首刀剑以及弓形器等都是受到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影响，而中国北方菌首风格的刀剑则可能是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从年代上可以看出，中国北方对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影响发生的比较早，商代晚期就已经开始；而米努辛斯克盆地对中国北方的影响发生相对较晚，菌首作风传到北方地区已经是西周时期。著名学者沃特森（William Watson）在其所著《古代东亚的文化边界》中也提到，东方传统的卡拉苏克文化人群向西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取代那里的与西方有联系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所以中国文化才会传入米努辛斯克盆地。[19]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商代晚期中原青铜器进入鼎盛阶段，中原青铜器高超的技术对北方青铜器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亚洲草原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这也是中国北方青铜器繁荣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切尔内赫教授并没有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东亚草原冶金区”（至少书中是这样的），而“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则是动态发展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相当于中原夏时期出现冶金区的雏形，这时期分布范围在中国北方偏北一线、蒙古高原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分布范围较大，但是遗址点稀疏；到了商周之际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形成并达到鼎盛，最西北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中国北方地区的南界，与商文化相邻，它的影响范围可达哈萨克斯坦和黑海北岸。两周时期这个冶金区又缩小到夏时期的分布范围，但是遗址点密集，各地文化相似度高。纵观这个冶金区的发展，中国北方到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地区的文化联系延绵不断，这个南北向的通道延续了上千年。这个冶金区文化相对封闭，文化的传统稳定，交往从实用器到装饰品，再到日常陶器，深入到这个地区的各阶层，最后兴起了东部草原第一个游牧帝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是匈奴联盟的文化底蕴。[20]

　　虽“东亚草原冶金区”和“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两个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但从最初提出概念的出发点来看，二者应是一致的，这也反映了中外学者在这一方面研究上的共识。

　　3.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

　　在书中的第15章，作者专门讨论了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切尔内赫称之为“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The Seima-Turbino Transcultrual Phenomenon）。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最特殊的问题之一，自上世纪初塞伊玛墓地发现至今，很多学者都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包括一些国内的学者。切尔内赫教授是其中研究最为全面、观点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在其所著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21]一书中，详细地梳理了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在新书中，作者基本延续了自己之前的观点，但他进一步强调了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是从东向西扩张的代表，并列举了一些重要证据。他甚至用“从亚洲中心到西方：成吉思汗的先驱？”这样的题目来概括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虽然这种说法不是很合适，但其实作者想强调的是，自冶金诞生以来，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是亚洲草原地区文化第一次向西部草原传布，是一次非比寻常的短暂超越，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立兽刀，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艺术造型都是当时草原最耀眼的杰作。

　　切尔内赫还尝试讨论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来源及其后裔，他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兴起于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而后消失在西方。但与之相关遗存的研究并不理想，也就是说在这一地区并没有发现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直接来源，也看不到它的直接继承者。虽有学者认为卡拉苏克文化可能继承了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但作者并不这么认为。他提出，一方面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卡拉苏克文化年代有缺环，另一方面二者在文化特征上也看不出直接或紧密的联系。所以关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很多问题仍没有清晰的答案，相关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

　　另外，不知什么原因，在书中作者并没有讨论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而这部分内容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的一环，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已有多篇成果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4.斯基泰世界的东传？

　　斯基泰文化是匈奴之前欧亚草原地区最著名的早期游牧文化，切尔内赫教授在书中第18、19章分别论述了文献中的斯基泰和考古中的斯基泰文化，作者认为，斯基泰世界是游牧人群由西向东扩张和迁徙中一个重要的代表。这个观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斯基泰文化被看做是早期游牧人群的代表，斯基泰三要素“发达的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也是早期游牧文化的重要特点，有学者用“斯基泰世界”和“斯基泰时代”这样的概念来代指整个欧亚草原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但实际上斯基泰文化只分布于黑海北岸地区，且对于这个文化的起源，希罗多德《历史》中曾有论及，认为斯基泰人最早来自里海东部草原地区。[22]近年来有国外考古学者指出，公元前8～前7世纪，萨彦—阿尔泰地区早期游牧人群到达了黑海地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路线是穿过西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到达黑海北部，[23]而且据报道近年来在伏尔加河下游、乌拉尔和外乌拉尔等地也发现了与阿尔然时期同时期的早期游牧遗存。[24]另外，从对早期游牧起源的分析看，最早的游牧很可能出现在远离发达农业文明且畜牧业发达的草原地带，如萨彦—阿尔泰地区。[25]因此从现有的证据看，并不能说明斯基泰世界是从西向东单一方向扩张和迁徙的。

　　而作者之所以会这样认为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就是受到长期以来的“斯基泰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欧亚草原考古中一直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仍有学者把草原地区其他早期游牧文化称为斯基泰文化。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在欧亚草原动物纹研究中应该去“斯基泰”化，因为从考古发现来看，欧亚草原地带早期游牧人群的动物纹艺术不是单一地区的直线传播，而是多地区起源，而“斯基泰”之所以被当成早期游牧文化代名词，除了丰富的随葬品之外，文献记载翔实、发现时间早和墓葬级别高都是其成名的重要原因。真正意义的斯基泰文化仅仅是分布在黑海北岸及邻近地区，而在同时期整个欧亚草原地带存在着许多这样的文化中心，这些文化中心虽然在动物纹风格上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各地都有自己的特点。[26]

　　第二个原因是作者的工作重点一直都在西部草原地区，而对东部草原地区可能缺乏足够的了解，尤其是对于亚洲内陆山麓地带和中国北方地区的重要地位重视程度不够。“亚洲内陆山麓地带”（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27]是指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和萨彦岭由西南向东北分布的地带，主要包括米努辛斯克、图瓦、阿尔泰和天山七河等地区，这里是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也是联系东西方草原文化交流的核心区域。切尔内赫在书中小篇幅地论述作为欧亚草原西部和东部地理分界的准噶尔通道的重要性，但显然缺乏考古材料的分析，其对东部材料的掌握显然远不及西部详尽。地理格局造就了欧亚草原东西两部各具特色却又相互关联难以切割的文化面貌与发展道路。那么也理应强调以中国北方地区为代表的东部草原地区的重要地位。大卫·克里斯丁（David Christian）所著的《俄罗斯、中亚与蒙古历史》[28]认为这一地区是欧亚内陆的社会发展动力的发源地，这里有农牧社会的军事接触以及技术、思想、贸易和人群的接触。已有多部重要成果对这一地区进行专门的论述，如《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29]、《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30]、《古代中国与其强邻》[31]等。国内著名考古学家乌恩先生也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北方草原东区对欧亚草原文化的贡献，并在多篇研究成果中强调北方草原地区的重要地位。[32]我们也曾专门讨论过东部草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对草原金属之路的重要贡献。[33]

　　在欧亚草原考古研究中或许可以继续使用“斯基泰世界”或“斯基泰时代”这样的概念，但如果还认为早期游牧文化是由斯基泰文化从西向东扩张而形成的，是不合时宜的。林沄教授曾对草原青铜器起源有一段精彩论述：“中央亚细亚的开阔草原地带，是一个奇妙的历史漩涡所在。它把不同起源的成分在这里逐渐融合成一种相当一致而稳定的综合体，又把这种综合体中的成分，像飞沫一样或先或后地溅湿着整个四周地区。”[34]在这个过程中，斯基泰文化只是一个闪光点，亚洲内陆山麓地带和中国北方地区的诸多文化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总体看来，切尔内赫教授《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一书内容极其丰富，涉及范围也特别广，它是了解欧亚草原考古的重要参考，也为学者进一步思考草原考古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向。不仅如此，在书“附录”中提供了欧亚大陆西部早期金属时代文化的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数据表。该表格中收录了涵盖了东欧、西亚和中亚等地，1211个遗址的6105个数据，这些数据是主要文化和遗存年代判定的基础，也是我们深入研究欧亚草原早期金属时代文化的重要材料。

　　当然，作为著名的冶金考古学家，切尔内赫教授书中的考古研究是以金属器为中心的，对其他方面涉及的较少，尤其是缺乏陶器方面的研究。但陶器对于确定文化属性、了解人群的经济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考古中陶器研究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可以作为草原陶器研究的参考。如果对草原各地出土的陶器进行细致鉴别和分析，相信会对如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等很多草原考古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帮助。

　　以上我们对《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一书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评述，一方面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成果的出版，另一方面也借此对书中部分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草原文化是人类文化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地带游牧人群的流动是欧亚大陆文化、技术和基因传播的重要桥梁，不了解游牧文化，就无法理解草原文化的内涵，而《欧亚世界大格局下的游牧文化》一书为我们深入了解草原游牧文化提供了一把钥匙。在书的结束语中，切尔内赫引用了一句名言“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世事不断重复，历史也不断重演，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欧亚草原考古研究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