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11月23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物质文化常识系列讲座”第四季第六讲在立德楼403教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主讲，他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历程》为题，对“中国相互作用圈”（即“最初的中国”）的形成及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　　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

　　2022年11月23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物质文化常识系列讲座”第四季第六讲在立德楼403教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主讲，他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历程》为题，对“中国相互作用圈”（即“最初的中国”）的形成及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

　　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角度观察，“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综合体。考古学家普遍相信，作为文化综合体的广义的“中国”在史前时代已具雏形，并对其有不同称呼。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的形成经历了“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现实的中国”三个阶段，张光直先生则根据各地区陶器组合的相似性，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即“最初的中国”概念。前辈学人的探索，皆为中华文明的概念及形成标准探索提供了重要视角。

　　考古资料明晰显示，“最初的中国”的形成开始于距今6000年左右。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为中国史前时代重要的转折期，各地区普遍发生了跨越式社会发展，涌现出可以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建设大型公共建筑和仪式中心、创立新意识形态、施展各种“领导策略”以获取并维护权力的社会上层。公元前3500年左右，各文化区在同步经历跨越式社会发展的同时，区域交流互动也迈入新阶段，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其交流内容不仅包括象牙、玉器、绿松石等稀有原料制作的等级标的物，亦包含天文历法、原始宇宙观、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祭祀礼仪等先进文化的精粹内容。参与交流的社会上层通过亲身旅行等直接方式积累了丰富的自然及人文地理知识，并以某种方式将所学所闻进行记录，使之成为高级知识的组成部分，至少在社会上层中代代相传。此种交流更加促进了各地区的一体化，即使没有核心引领，也足以使各地区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即为苏秉琦先生所云“共识的中国”。由此，李新伟研究员认为，“最初的中国”指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

　　除“共识的中国”外，苏秉琦先生还提出了“理想的中国”概念，并认为其形成于周。李新伟研究员认为，“理想的中国”即为“共识的中国”形成后，促进“最初的中国”境内各文化区升华为政治实体的宏大政治理想，其出现时间很可能更早。譬如陶寺大墓中对鼍鼓、铜铃、玉琮、镂空兽面玉饰、绿松石蝉等包含四方元素器物的着意铺陈，彰显出领导者胸怀四方的政治视野及构建广域统一政体的政治蓝图。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领导者们则在一个超越九州的地理范围内，以超过陶寺政体的规模获取资源，传播礼仪，有力推动了各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及核心文化认同，迈出了将“理想的中国”变为现实的关键一步。由此，距今5300年前后各地区互动形成的“共识的中国”、龙山时代雄心勃勃的领导者酝酿的“理想的中国”和周人以政治制度落实的“现实的中国”是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由“自在”到成为政治实体的三个重要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从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二里头古都的发展变化中可以勾勒出整个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最先于距今5000年左右已经形成良渚古国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各地古国林立，各呈异彩。。距今4500年以后形成的陶寺古国靠近中原腹地，其统治者表现出熔合四方的理想。至距今3800年以后，地处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明方能海纳百川而又播之四海，对周边地区影响的深度及广度也空前提高。

　　综上所述，李新伟研究员认为，“多元一体”是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特质，而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可归纳三个要点：其一，在社会复杂化初期，各地区可以通过“裂变”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明因素；其二，各地区社会复杂化加剧、发生飞跃式发展与区域间“撞击”互为因果，“撞击”出的“火花”会激发各地区发展，而各地区发展也会加剧“撞击”的能力及动力；其三，如良渚、陶寺、二里头早期国家之类的更高级别复杂社会的形成，需要对以前各地区政治实践经验进行更主动、广泛的“熔合”。

　　讲座最后，与会师生与李新伟研究员积极交流互动，本次讲座在热切讨论中圆满落幕。（文：柏秀颖　图：吕佳玲）

（图文转自：“人大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