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7月6日中国浙江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不仅是中国再次向世界正式宣告“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而且还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这对于中国文明研究在世界舞台上的闪亮屹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让世界主流的认识确认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历史史实。　　经过中国考古学家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努力，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五千多年 ...

　　2019年7月6日中国浙江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不仅是中国再次向世界正式宣告“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而且还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这对于中国文明研究在世界舞台上的闪亮屹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让世界主流的认识确认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历史史实。

　　经过中国考古学家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努力，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五千多年瓜瓞绵绵的中华文明走过了多元一体化的道路。从距今5300年前后开始，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纷纷开启各自的文明化进程，形成多个文明起源中心，呈现出“满天星斗”状态的多元文明中心格局。距今4300年前后，随着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中心的衰落，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中心异军突起，先进文明因素向中原汇聚并在此熔炼，呈现出“月明星稀”的一体化态势，形成了“重瓣花朵”的“花心”部分，中国文明核心开始形成，中国文明最核心的一些特征基因开始稳定。如果将中华文明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各地的文明起源中心便犹如几大根系，向上生长，并在中原地区形成大树的主干，经过四千多年的不断生长，成为今天中国文明的欣欣向荣、硕大的树冠。

　　若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史当作一个整体看，可称之为中华文明。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形成开始的关键节点，明确诞生了“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中国”最初概念，距今4300年之后的中华文明主干，可称之为“中国文明”。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是东亚大陆多元文明不断熔炼的结晶，其中无疑包括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则不是中华文明的全部。正是本着上述理论认识，我著本书以展示陶寺遗址以及陶寺文化如何成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

　　说到文明，从近代到今天，不同阶段、不同学者、不同学术流派有着不同的定义。虽说文明的定义五花八门，但是最重要的观点其实也就三大类。一类是人类文化的进步达到了一种“高等级的生活方式”，相对来说“脱离了野蛮和原始”阶段，便可称之为“文明”。一类是注重人类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相对来说“脱离了野蛮和原始”阶段，便可称之为“文明”。前两类观点，缺乏明确的文明“门槛”，导致文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甚清晰。还有一类，也是比较主流的观点，看重文明的社会组织发展的高度，即认为文明是国家社会的文化，所以判断文明有着明确的门槛—国家。

　　尽管从考古角度判断早期国家社会存在许多问题与争论，但是，毕竟“国家”还是可以作为明确的文明“门槛”的，因而从理论上说，国家作为“文明诞生”的标志得到了多数学者的遵从。我个人也认同这样的定义。

　　既然文明是国家社会的文化，那么文明的内涵是什么？以往学界曾经流行的用于判断文明社会的“文明要素”，如城市、文字、金属器等都可以作为文明的内涵，但绝非全部。如果我们将文明定义为国家社会的文化，那么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制度文化便对应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所以，我们认为文明的内涵，不仅是指城市、文字、金属器等具体的文明要素，更是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大类。

　　中国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前的史前（Prehistoric）文明，极度缺乏文字记载，即便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相关的文献记载也不算丰富，可算作原史阶段（Proto-historic）。不论是史前还是原史时期的文明史，都主要依赖考古进行探索。

　　准此，研究陶寺文明也是以考古探索为最根本的手段。因此，本书主要介绍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重要收获，力图揭示陶寺文明的国家社会性质，然后总结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成就与特质，从而分析陶寺文明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起点的地位与作用。

　　以良渚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史前第一波高潮始于距今5300年，止于距今4300年。以陶寺文明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始于距今4300年前后，形成中华文明史前第二波高潮。陶寺文明的出现，则处于第一波浪潮退潮、第二波浪潮涌起的潮头，其背后大的文明史发展背景、中国史前文化兴衰的格局变化，都有助于理解陶寺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形成。

　　与良渚遗址和良渚文明不同的是，陶寺遗址在文献上有明确的“尧都平阳”之说。长期以来，学界便存在认为陶寺遗址为“尧都平阳”的观点。我们在回答了陶寺遗址为国家文明的人类学考古问题之后，便必须回答“尧都平阳”这一历史考古学的问题。而回答历史考古学问题的方法论，应当是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证据链有机地拧成一根证据链绳，每个证据链或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局限，每个单独的证据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质疑，甚至反证，但是，一旦有机地拧成一根证据链绳，便会形成一股“合力”—同一个指向性—指向历史的素地。因此，本书试图运用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证据链绳方法，来阐述陶寺遗址为文献所谓的“尧舜之都”，向世人展示“何以尧舜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