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11月29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研究员应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做了题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文化交流及联系——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发现谈起》的讲座。此次讲座是“考古广州·名家讲坛”系列2022年第9讲，也是回顾“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展”展览学术活动之一。讲座由易西兵院长主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

　　2022年11月29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研究员应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做了题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文化交流及联系——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发现谈起》的讲座。此次讲座是“考古广州·名家讲坛”系列2022年第9讲，也是回顾“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展”展览学术活动之一。讲座由易西兵院长主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微博以及文博圈等平台进行直播。

讲座纪要

　　地理上相邻，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成分的相似，使得中国与东南亚自古就存在很密切的文化交流和联系。从考古发现看，这种文化交流和联系早在石器时代即已显现。在东南亚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1000BC-200AD，相当于中国的周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中，更是可以见到众多与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地区相似的文化因素，如乐器、容器、兵器、装饰品等各种青铜器以及船棺葬、套头葬等一些特殊的丧葬习俗等。这反映了两地文化渊源和文化传统的许多共性，也反映了两地间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密切，还反映了族群迁徙等各种复杂的历史背景。

　　西汉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兴起，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国家与东南亚（不含今越南中、北部地区）进行各种往来和交流，并且更多地通过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来实现。

　　对中国学者而言，东南亚同中国相邻，其独特的史前文化又与古代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更多地关注甚至参与这一地区的史前考古和史前史研究，都显得很有必要，也很值得期待。

　　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及联系主要有两个交通路径：陆路（主要方式）和海路。陆路文化联系主要表现在青铜器和葬俗习俗上。

　　壹 青铜器

　　以铜鼓、羊角钮铜钟、铜提筒、束腰铜盒、一字格铜剑、带翼铜戈、荷包形铜钺、串式铜镯、管形铜镯为代表。

　　铜鼓是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古代很多民族铸造并使用的一种青铜乐器，常作为权威或财富的象征，出现在政治、祭祀、战阵以及丧葬等场合或仪式中。一般认为，铜鼓起源于云南中、西部，年代约在春秋时期，以万家坝型铜鼓为代表。后来向东、南等方向传播，并逐步发展为战国秦汉时期十分流行的石寨山、文山、东山等型铜鼓。东山型铜鼓主要分布于越南北部，铸造及使用者为当地的骆越等族群。越南中、南部以及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也都发现过早期铜鼓，但不及中国西南和越南北部发达，因此一般认为，它们多是由这两地传播而来的，或是受到其影响而在当地出现的。

　　早期铜鼓在东南亚的传播可能主要是伴随着族群迁徙而进行的。联系到秦汉帝国开拓、经略中国南方的历史背景，西南夷和骆越中的部分人群特别是一些上层人物可能曾多次向东南亚各地迁徙或逃亡，铜鼓在这些地方的出现应与此有密切关系。

羊角钮铜钟

　　羊角钮铜钟与一般的铜钟结构相似，但因顶部两侧歧出羊角状鋬钮而得名，仍属中国先秦乐钟体系，是一种地方型乐钟。在中国境内，羊角钮铜钟主要发现于云贵高原及两广、湖南等地，集中分布在元江、西江和湘江流域。在云南楚雄、晋宁、广南以及广西西林等地发现的西南夷墓葬中，均随葬有羊角钮铜钟。此外，云南新平、元江、麻栗坡、西畴等地以及贵州安龙也先后出土过此类铜钟，推测亦多为西南夷的遗存。羊角钮铜钟经常多件一起出土，其类同于内地的编钟，带有礼器功能。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区也发现不少，永福省大村（Lang Ca）墓地还出土过其陶质铸范。在形制上，与西南夷地区所出大体相同，但外壁纹饰有一定区别。西南夷地区的多施人面纹以及牛、鼍等动物纹，而越南北部的多施鹭鸟纹。可见，它们应多是当地铸造的。

　　此类铜钟主要与“百越”系民族或受滨海及岛屿文化影响较多的濮僚系民族有关。最早（战国末）发源于广西东部，是当地西瓯人在内地输入的乐钟文化影响下，结合本族群文化创造的，之后向西传播进入云贵高原和越南北部的。

铜提筒

　　铜提筒是一种圆筒形的青铜容器，也称铜筩，为东山文化的典型铜器，大量发现于越南北部。两广地区汉代尤其是南越国时期的遗存中也出土过不少铜筩，有学者指出，它们可能是受骆越人的影响而在当地仿制的，也可能是通过贸易、进献等途径由越南北部传入的。

　　西南夷地区也偶有铜提筒出土，可能来自于岭南地区。滇文化中有部分筒形铜贮贝器，造型和铜筩也颇为相似，当受到了铜筩的启发，甚至有可能就是由铜筩改制而成的。其一方面说明，滇人在青铜器的制造中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与越南北部的骆越之间应有较多的联系。

束腰铜盒

　　束腰铜盒是一种形制特别的铜容器，由盖、身扣合而成，整体近扁长方体形，并呈束腰状。盒盖和盒身多带环钮，位置不定，以两侧居多。器表布满纹饰，多见菱形纹、涡纹和圆圈纹。在中国境内，此种铜盒只见于滇西横断山区，包括昌宁、隆阳、腾冲、泸水等地，其年代不晚于汉。从分布及年代看，这些束腰铜盒很可能是历史上生活于滇西横断山区的哀牢夷的遗物。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文献记载，哀牢为农耕定居民族，有王，东汉时归附汉朝，汉朝先于其地设西部属国，后置永昌郡。大甸山墓地所出束腰铜盒均见于规格较高的土洞墓，其他零散发现者一般也与钺、案等铜器共出，可知其为贵重物品，当为哀牢上层人物所有。

　　近年来越南也发现一些束腰铜盒，结构与昌宁大甸山所出颇为相近，或可推测汉代前后哀牢文化曾向南传播进入中南半岛，并沿湄公河南下，一直到达越南南部。无独有偶，在距云舟山仅数十公里的行棉(Hang Gon)遗址还出土过和昌宁大甸山几乎一样的铜牛角，而此种铜牛角目前在其他地方均未发现过，无疑可进一步说明两地间的联系。至于哀牢文化进入中南半岛的背景，因资料有限暂无法深入讨论，但多方面看，族群迁徙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字格铜剑

　　一字格铜剑是西南夷系统铜剑中数量较多的一个类型，其基本特征是格呈长条状，形如“一”字，另外多空首呈喇叭口状，曲刃。一字格铜剑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文化墓地以及滇东高原的很多西南夷遗存中均出有较多出土，另外滇东南和贵州、广西两省区的西部以及越南北部也有发现，可见其分布甚广。此类铜剑是西南夷地区黔西北可乐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兵器。其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后来还发展出茎部形制相同的铜柄铁剑，并向外流传。云南昭通、晋宁、江川、曲靖、陆良和广南等地均零星出土过可乐文化的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其中除个别外，形制、风格均与可乐所出相同。越南北部的清化、义安等省即马江和朱江流域的，应源自可乐文化，但不是直接的输入品，而多是在当地制造的，制造者很可能为南迁的可乐文化人群。相同风格的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在泰国东北部的程逸府也偶有发现，估计是由越南北部传入的。

　　《后汉书》中，《循吏列传》《孝安帝纪》和《南蛮西南夷列传》皆提到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之事。汉代九真郡位于今越南清化、义安和宁平一带，正好是越南北部镂空牌形茎首剑的主要发现区域。而很早即有学者指出，“九真徼外夜郎蛮夷”是汉成帝时夜郎王兴被杀后，因受句町等族所迫，从牂牁郡迁徙而来的（蒙文通《越史丛考》）。目前对可乐文化的族属特别是其与夜郎的关系，仍有不少争论，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如此契合，似乎不是偶然。总之，越南北部发现的镂空牌形茎首剑既反映了西南夷族群向东南亚的迁徙，也为夜郎考古和夜郎文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线索。

带翼铜戈

　　此类铜戈的援后部有两面对称的翼状物，呈片状向斜后方张开，除装饰作用外，可能还有助于固定柲。西南夷地区的带翼铜戈多见于滇池地区的滇文化中，滇东高原以及元江流域和滇东南也有发现，一般有胡，常施涡纹、三角形纹、菱形纹和孔雀翎纹等纹饰。带翼铜戈也见于巴蜀地区，且战国早期便已出现。西南地区的带翼铜戈，最初很可能源于巴蜀文化的虎纹戈。

　　在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中，越南南部的同奈等地以及泰国也同样出土不少带翼铜戈。无论如何，从戈的总体传播方向及带翼铜戈的起源看，东南亚在这方面显然受到了来自北方特别是西南夷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主要由族群间的交流引起，在此过程中，当地族群吸纳了戈上加翼的做法，并大量运用到自己的铜戈制造中。

荷包形铜钺

　　此类铜钺一般有肩，刃部略呈椭圆形，有的腰部微束，整体形如荷包。如众所知，荷包形铜钺多见于巴蜀地区，是战国至汉初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

　　在川西南盐源以及滇西楚雄、云龙、昌宁、福贡和泸水等地，也出土不少荷包形铜钺，其年代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考虑到滇西等地青铜斧钺与巴蜀文化的紧密关系，这些荷包形铜钺不排除源自于巴蜀文化的可能。当然，由于形制略有变化，且纹饰多带有地方特点，它们应当多是在本地铸造的。

　　缅甸北部也发现一些荷包形铜钺，形制与滇西等地所出非常相近。其主要分布于伊洛瓦底江及其支流附近，尤以萨蒙河流域较为多见，相关遗址多属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结合前面对拜迪根出土铜盒的讨论，以及荷包形铜钺的传播方向，不难推断这些荷包形铜钺应与滇西有联系。这种联系甚至可追溯至巴蜀地区，因为除此之外，缅甸北部的元甘等遗址还出土过类似于巴蜀风格的柳叶形铜剑和铜矛。不过，萨蒙河流域出有铸造这类铜钺的石范，说明它们多是当地铸造的。当然，铸造者中除了受滇西青铜文化影响的当地居民外，很可能还有来自滇西等地的工匠。

串式铜镯

　　由多个单体环状铜镯组成，使用时成串戴于臂上。西南夷地区，铜镯有细条环状和宽片环状两种，前者发现较多，成串佩戴时往往多达数十圈，这两种铜镯一般分开佩戴，但偶尔也组合在一起。串式细条环状铜镯主要分布于滇东高原，在陆良薛官堡、泸西石洞村、师宗大园子等墓地有大量出土，此外昌宁大甸山和坟岭岗以及盐源老龙头也有一些发现，年代多属战国晚期至汉代。

　　串式宽片环状铜镯后者发现较少，但制作略复杂，外壁常镶嵌孔雀石片或绿松石片。主要见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华宁小直坡、昌宁坟岭岗和白沙坡以及贵州赫章可乐、威宁中水等。石寨山和李家山还出土形态相近的串式宽片环状金镯。串式宽片环状铜镯年代上与串式细条环状铜钏大体相当，但等级明显要高。

　　东南亚发现的串式铜镯也有细条环状和宽片环状两种，主要出自泰国东北部，尤以蒙河上游的呵叻高原一带最为集中。从班诺洼、农武洛（Noen U-Loke）、农班迦（Non Ban Jak）以及班垦仑（Ban Kan Luang）等遗址刊布的资料看，这些铜镯均出自墓葬，年代跨度较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战国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同时发现的还有成组使用的铜指环，形态与串式细条环状铜镯颇为相似。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中也发现一些串式宽片环状铜镯，其上多挂铜铃，但很少有镶嵌孔雀石片或绿松石片的。

　　在泰国班诺洼年代更早的青铜时代二至四期（约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墓葬中，盛行随葬由贝壳制作的镯，亦多为串式佩戴，且和师宗大园子墓地铜镯以及江川李家山M69金镯情形相似。因此，作为镯的一种类型或佩戴方式，串式镯很可能是从泰国东北部尤其是呵叻高原一带向外传播，后来进一步发展并在西南夷等地区盛行起来的。在此过程中，镯的材质不断丰富，除普遍使用青铜外，还见黄金、象牙、玻璃等质地。从细部形制和工艺看，西南夷地区尤其滇东高原出土的串式细条环状铜镯与班诺洼及其附近遗址所出同类镯十分接近，或说明彼此人群之间有过某种较紧密的联系，甚至是直接的接触。

管形铜镯、挂铃铜镯

　　管形铜镯呈圆管形，外壁多施弦纹和乳钉，从外形看颇似臂甲，但尺寸要小得多。一般成对出现，多戴于手臂上，少数见于脚端。在西南夷地区，管形铜镯主要见于滇西横断山区的昌宁，尤以大甸山墓地出土较多。东南亚出土的管形铜镯主要集中于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分布区，泰国也有发现。东山文化的管形铜镯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自己一些特点。从基本结构和使用看，其与大甸山所出管形铜镯之间显然是有联系的。泰国班诺洼和班垦仑等遗址都出土过管形铜镯，风格较接近东山文化的同类器。总的来说，管形铜镯可能是东山文化的传统，昌宁所出虽应为当地制造，但推测是受到了东山文化的影响。

　　挂铃铜镯在西南夷地区发现很少，仅见于滇西横断山区的昌宁。越南北部出土的挂铃铜镯较多。周围挂铃方式与大甸山的相同，但铃的数量不一，多者十余个以上，部分铜镯尤其是管形铜镯所挂铜铃可分上下多圈。不难看出，大甸山出土的带铃铜镯与管形铜镯一样，反映了东山文化的影响，因数量少，甚至不排除是由后者直接输入的可能。

　　（一）青铜艺术

　　东山型铜鼓与石寨山型、文山型等铜鼓有不少共同或相似的装饰元素，如各种几何纹以及芒纹和竞渡、羽人、翔鹭等纹饰。说明在鼓的设计及铸造上，当地骆越人与滇、句町等西南夷族群应不乏交流。

　　在云南李家山、石寨山文化青铜器上发现的雕塑母题，如人形雕像茎首剑，牛头等也都发现于泰国班清文化、柬埔寨、越南东山文化中，江川李家山发现的人形铜扣饰在越南东山文化铜筩上也同样有发现。东山文化中较常见的铜剑主要有人形雕像茎首剑、镂空壶形茎剑和“T”形茎剑等，剑格两端多下卷，当地一字格铜剑的制作和使用显然与西南夷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二）青铜技术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青铜技术的比较：铸造和锻造兼用；都以双合范和失蜡法铸造为主；都偏重铜锡合金；都多石范但又有陶（泥）范；都有部分族群能够铸造铜鼓等大型铜器。

　　关于东南亚早期青铜技术的来源：一说，是由于公元前3千纪末，塞伊玛-图宾诺冶金术（石范技术、失蜡法、铜锡合金、“铸匠墓”等）的南下传播至东南亚。一说是商和西周前期中国中原地区青铜技术南传至东南亚。两说不矛盾，东南亚早期青铜技术可能有多个源头，而泰国等地发现的陶范铸铜技术，或许是后一说法的重要证据。

　　贰 葬俗习俗

　　西南地区的船棺葬，无独有偶，也出现在越南北部、泰国西部地区。船棺葬同样还发现于东南亚岛屿上，如马来西亚婆罗洲、菲律宾巴拉望岛等。

　　一些特殊的埋葬方式，如柬埔寨东南部波赫（Prohear）墓地出土的套头葬等，属于典型的可乐文化的葬俗，说明可乐文化人群当时曾迁徙至中南半岛的南部。这一葬俗也出现在越南北部，以铜筩覆面下葬。这些特殊的葬俗，可能都与夜郎南迁有关。

　　叁 相关问题讨论——交通路线

　　陆路及内河交通，第一条，身毒道（滇缅道），包含西线：古旄牛道、汉西夷道（零关道）；东线：古僰道、秦五尺道、汉南夷道。第二条，为澜沧江—湄公河。

　　海上交通及文化联系和交流，即主要开始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国内可见舶来品或外来文化因素，如金银器、各种珠饰，玻璃器皿，波斯陶壶，铜钹，胡人俑，钵生莲花器，

　　叠涩穹窿顶，石构建筑等。东南亚段发现的汉朝输出文物，包含陶器、铜镜、铜容器、印章、钱币、铜箭镞、玻璃器。

　　两汉时期，东南亚出土的汉式陶器主要有岭南类型和江东类型两类，推测是航海过程中用于储存水和食物的容器。其或可说明，曾有不少中国人甚至中国的船只到达过当地。而且从陶器种类看，这些中国人和中国船只，既有从南海沿岸出发的，也有部分可能来自江浙沿海地区。

　　铜镜作为贸易品出现在当地的可能性最大。在汉代海外贸易中，铜镜很可能是黄金和丝绸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输出商品种类。除陶器和铜镜外，铜容器、印章、钱币、铜箭镞也是重要的一类发现。另外，在泰国克拉地峡附近的素叻他尼府塔差纳县以及拉廊府邦库农遗址，均出土不少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杯残片从器形和化学成分看，很可能是产自广西的汉代低钾石灰玻璃制品。相同的玻璃残片还见于印度南部的阿里卡梅杜港口遗址，所处地层的年代约相当于中国的西汉中晚期。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显示，两汉时期，广西一带既从海外进口玻璃，自身也生产玻璃，且可能存在多个玻璃器制造点，产量不小。一般认为，这些玻璃器多是供应本地或销往内地的。而由泰国、印度等地的发现看，汉代广西的玻璃产业在形成规模后可能还开拓海外市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当时的国际玻璃贸易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肆 思考

　　（一）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东南亚与中国的陆上的文化联系，过去虽有关注和研究，但受材料等因素制约，国内学术界在讨论该问题时往往存在两个的局限：一是关注点多集中于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二是具体论及的区域、族群和文化都比较有限。关于第一点，毋庸置疑，从整个亚洲东南部的古代文明进程和历史发展看，中国文化尤其是南方文化确实对东南亚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产生过更大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此时东南亚的文化也通过族群交往甚至族群迁徙等方式传播并影响至中国南方，特别是中国的西南地区，如本文所论的一些例子。同时，从零散的文献记载看，战国至汉晋时期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民族关系及两地间的民族迁徙，亦呈现一种南来北往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蒙文通《古代中国南方与交趾间之民族迁徙》）。所以，从考古学上观察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古代文化交流，今后更多地注意其相互性和双向性是必要的。关于第二点，不可否认，过去讨论较多的滇文化以及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彼此的联系也很密切，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南方还是东南亚，自古都是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也相当突出，因此当时参与到两地间往来和联系的族群及文化应当还有很多。近些年来，不只是泰国，越南南部、柬埔寨、缅甸等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都在明显增多，像班诺洼这样与中国南方存在联系的遗址亦有不少。同样，在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除了滇之外，其他一些重要的族群如哀牢、句町、夜郎等，也都在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而逐步显露出其神秘的文化面貌，并表现出与东南亚的密切联系。因此，对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关系，需要不断结合新资料，做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入的考察。

　　（二）东南亚史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与中国南方的古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很早就受到了包括北方黄河流域在内的中国中原古文明的影响，其背景与商周或更早时期中原文化不断向南方扩展和传播是分不开的。关于东南亚发现的牙璋、有领镯等史前遗物，目前学界基本一致认为其源自中国，且源头可追溯至商周以前的黄河流域。类似的材料应当还有很多，只是国内学术界过去对此留意不够。具体来说，除了上文讨论的陶范铸造技术之外，诸如班诺洼等遗址发现的彩陶和儿童瓮棺葬，以及泰国西部和马来半岛一些史前遗址中出土的三足斝形陶器和豆形陶器等，也都值得加以关注并深入研究。这些文化因素在黄河流域商周乃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都能找到源头，并且中国南方也多有发现。对其传播方向及线路进行考察和研究，有助于认识新石器时代以来亚洲东部各地间的文化交流与人群迁徙，对于认识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形成和演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三）进入汉代，随着汉武帝将郡县制统治推进到中南半岛的东北部沿海，以及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起，中国开始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与东南亚展开接触与交流，彼此的联系也变得愈加密切。从考古学上看，一方面许多产自东南亚或经由东南亚输入的物品及文化因素不断抵达中国南部沿海，并继而向内地传播；另一方面，中国的汉文化也大量进入东南亚，除了越南北部和东部沿海即汉代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范围内发现的众多汉式城址、墓葬以及各种汉文化器物外，在中南半岛南部以及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常见到中国汉代文物的出土。当然，可能由于资料以及其他方面的缘故，国内学术界对以上这两方面的关注和研究，往往以前者为主。即使近年来日渐升温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相关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亦以中国境内发现的各种舶来器物或文化因素的考察为主，对东南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汉式器物或汉文化因素却少有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实际上，汉代是古代中国真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代，走向世界是这一时期中外交流的主旋律。因此，无论是研究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都离不开“向外”的世界性眼光和时代性视角，既要关注舶来品及“舶来”的域外文化，更应注重“舶出”的各种汉式文物及汉文化因素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整个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视野下，开展国外同时期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文献资料和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并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势在必行”（白云翔）。上述东南亚各地出土的汉式器物之所以引人关注，就在于其承载了丰富而特殊的历史信息，是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重要物证。

　　（四）东南亚地理构造和自然环境独特，又处在沟通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十字路口”，因此这里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汇聚之地，文化的地域性和多样性特征都十分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具有浓厚的世界史研究意义。目前，包括欧美、日本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都有专门从事东南亚考古的学者和团体。过去数十年内，他们构成了东南亚史前考古的主要力量，同时也对东南亚的史前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学者而言，东南亚同中国相邻，其独特的史前文化又与古代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更多地关注甚至参与这一地区的史前考古和史前史研究，都显得很有必要，也很值得期待。

杨勇研究员线上讲座界面

　　讲座结束后，杨勇研究员耐心地解答了线上热心听众的提问，就相关学术问题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整理：龙丽朵）

（图文转自：“ 广州考古 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