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大，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其肇始于距今6500年，消亡在距今5000年，存续长达1500年；分布范围广，现代行政区划的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河北省东北部皆可发现红山文化遗存，其核心区位于西拉木伦河以南、大小凌河流域、努鲁尔虎山一带。向北越过西拉木伦河、向东越过医巫闾山至辽河 ...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大，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其肇始于距今6500年，消亡在距今5000年，存续长达1500年；分布范围广，现代行政区划的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河北省东北部皆可发现红山文化遗存，其核心区位于西拉木伦河以南、大小凌河流域、努鲁尔虎山一带。向北越过西拉木伦河、向东越过医巫闾山至辽河西岸、南至渤海北岸、西达燕山南麓京津一带，其影响范围可至更西一些的区域。

　　一、回顾

　　红山文化考古工作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起步较早，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今赤峰地区的考古调查，此后，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也多次对上述地区进行调查。红山文化的发掘工作始于1921年锦西沙锅屯遗址的考古发掘，这也是与百年中国考古学史相关的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之一，发掘者安特生认为这是中原仰韶文化的北方变体。此后，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集中获取了一批红山文化遗物，考古发掘报告将其命名为赤峰第一期文化。1954年，尹达先生在其《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将这一支广泛分布于辽西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随着红山文化的命名和基本特征的确立，红山文化研究正式开始。

　　自20世纪六十年代至20世纪末，红山文化发掘工作陆续开展，西水泉、蜘蛛山、四棱山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整体面貌；胡头沟、城子山遗址的发掘揭开了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积石冢的认识；东山嘴、牛河梁坛庙冢礼仪建筑的发掘更是给学术界带来了震动，引发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也为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构建提供了证据。《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多次提到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并提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直根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红山文化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主要包括分期、类型、渊源研究、玉器研究及文明起源相关研究。

　　首先，在红山文化分期、类型研究初期，分期与类型的界限并不清晰。有学者关注到赤峰地区和朝阳地区红山文化内涵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两个类型，提出赤峰地区红山文化遗存可能早于朝阳地区红山文化遗存；或将红山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并将其划分为兴隆洼F133遗存、西水泉、东山嘴三个类型。考古资料的丰富为分期方案的细化提供了材料基础，分期结果从最初的两期逐渐细化为四期，大体确认红山文化的发展历程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半坡文化时期）—庙底沟文化（西阴文化）—半坡四期文化时期。而无论采用何种分期方案，对大小凌河流域的牛河梁等遗址的年代判定则相对统一，属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

　　此外，区域类型的划分也愈加细致，从研究初始阶段分期与类型混用，逐渐转变为在时空框架研究基础上，根据同时段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划分文化类型。大量具有中原文化特征遗物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对红山文化渊源的探讨，但是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磁山文化，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与北方细石器文化互动而形成的一种混合文化，也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受到仰韶文化影响的北方土著文化。最后一种观点一度被普遍认同。

　　第二，红山文化有着发达的崇尚玉器的传统，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内容涉及玉器的加工工艺、造型纹饰的来源、文化交流、礼制与社会规范等方面。

　　相关研究显示红山文化玉器多采用线切割、片切割、钻孔技法，结合平雕、圆雕、镂雕工艺并通过打磨加工成型，玉料可能来自贝加尔湖地区和辽宁岫岩地区，但从玉料到墓葬中的玉器的制作和流通链还不清晰。辽西地区用玉传统起源于兴隆洼文化，器类主要有玦、凿、匕、管等，造型简单，在房址、墓葬中均有发现。红山文化玉器种类丰富且造型多样，基本只见于红山文化晚期墓葬内，部分器形可以从兴隆洼文化找到原型。研究者普遍认为红山文化继承了兴隆洼文化的用玉传统，兴隆洼文化玉器制作和使用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而红山文化玉器更多是作为礼器成为红山人精神的载体。有学者根据红山文化墓葬唯玉唯葬的埋葬特点，提出在红山文化中以玉器为载体的精神文化高于物质文化。

　　第三，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次大讨论。在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初，苏秉琦先生即提出“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也有学者通过对女神庙结构和积石冢的分析，认为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还有待证明。这一时期关于文明起源的关注点多集中在文明起源的要素以及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国外的考古学方法、理念陆续传入中国，促成了一批红山文化中外合作项目的开展，先后在赤峰地区、喀左县大凌河上游地区、牛河梁遗址展开了有关人口、家户、社区组织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形成了对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阶段的新认识。虽然调查方法在国内考古工作中的适应性还有待探索，却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国内学者也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工作，内蒙古敖汉旗、辽宁省喀左县、建平县、凌源市的考古调查发现了数量丰富的红山文化遗址，为了解区域内红山文化的分布、内涵等提供了材料，为未来发掘和研究规划的设定提供了基础信息。通过蚌河、老虎山河流域调查所获得遗址分布、面积等信息，研究者提出红山文化的聚落已经出现了等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显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复杂化社会阶段。为全面认识红山文化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组织结构，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红山文化聚落考古，兴隆沟、魏家窝铺、马鞍桥山等不同规模的聚落遗址，田家沟、半拉山墓地的发掘及其他大量配合基本建设发掘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为深入了解和认识红山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考古发掘的科学化、精细化以及筛土、浮选法在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普及使得动植物遗存材料逐渐丰富。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随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开展，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发展进程研究工作迫在眉睫，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于2017年重启，目前除了开展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二号建筑的发掘工作，发掘团队还制定了牛河梁遗址的持续考古工作计划，以揭示牛河梁遗址礼仪中心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明确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该阶段，考古工作的科学规范、材料的丰富、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多样化极大地拓宽了红山文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考古调查大量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以及GIS等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促成了一批有关红山文化人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环境变化和人地关系的分析显示，河谷台塬是红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聚落规模也存在逐步扩大的趋势。聚落选址除考虑与水源的距离，兼顾利于农业生产与临近石器资源地点等多方面因素，聚落的连续利用率相对较高，部分聚落可以发现延续多个时段的遗存，表明同一聚落的延续使用时间有所增加。

　　其次，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显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中野生动物种类丰富，所占比重大，加上出土的大量细石器均反映出红山文化居民较为依赖狩猎活动获取食物。而遗址中出土有一定数量的炭化农作物粟、黍种子，反映了红山文化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农业经济。有研究者指出只有在明显的产品剩余时才有可能出现牛河梁遗址所显示的礼仪建筑群，因此应当至少存在占比较高的农业，还有待于相关线索的发现。

　　第三，红山文化以及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发掘工作的持续开展为细化红山文化分期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赵宾福通过对材料的系统梳理，将红山文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年代分别与中原地区半坡文化晚期（后冈一期文化）—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河套地区庙子沟文化相当，陈国庆、索秀芬、刘国祥均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期，分期方案略有不同。除红山文化整体分期研究，吕学明、朱达将牛河梁遗址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索秀芬等也将牛河梁遗址整合为早、晚两期，王芬、栾丰实将牛河梁遗址划分为两期四段，张星德通过对材料的重新梳理，进一步辨认出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将牛河梁遗址划分为四期。郭明也将牛河梁遗址分为四期，并对第四期的墓葬进行了细分。

　　学术界对红山文化谱系和源流也有了新的认识。红山文化是北方土著文化在与中原文化交流碰撞后形成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曾被广泛接受。最近，也有学者指出鉴于红山文化中所出现的大量后冈一期文化的特征，指出红山文化早期（或称为后冈期红山文化）可能为后冈一期文化的人群进入辽西区创造的文化。这些不同的观点也显示出进一步工作的必要。

　　最后，有关红山文化文明起源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者逐渐开始从红山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方面全方位地对红山社会进行剖析。中美合作开展的赤峰地区和大凌河上游地区的考古调查从陶片分布密度的角度获取了关于人口密度的信息，据此建立的人口分布模型则可以直观地判断区域内的人群和社会组织的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红山文化出现了多个规模各异的“社区”，社区之间平等共处。对于这种特征的社会是采用酋邦或是古国的定名的意见虽然不一致，但基本认为至迟到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文明化的特征。红山文化晚期作为社会公共活动场所的“坛”和墓地（积石冢）、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成为探讨红山文化宗教与礼仪活动的重要切入点，有研究者指出牛河梁遗址随葬玉器的墓主可能为巫师或是萨满，是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领导群体。而红山文化晚期崇尚玉器和偏重祭祀等礼仪行为的迹象显示出红山文化不同于中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特征。但是，与牛河梁遗址大型祭祀礼仪活动遗存规模相当的居住区的缺乏以及能够产生足够剩余产品的农业发展水平证据的不足都使这种认识遭到了质疑，关于红山文化社会发展进程研究仍需进一步探索。

　　二、展望

　　红山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从未停滞，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在各研究方向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仍有些方面研究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

　　1.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研究

　　由于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特殊性，遗址的延续时间通常较短，遗址之间也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无法为年代划分提供有效参照，红山文化的分期多是依据中原地区建立起来的文化序列完成的，受参照系的影响，虽然可以确定文化的总体发展脉络，但对具体遗址的年代判定仍存在争议，根据遗物判断具体遗址的年代时仍要面临无法与分期所设定的标型器对应的问题。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分别以西拉木伦河和大小凌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化遗存特征上的差异，而从目前的分期结论来看，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早期遗存较多，大小凌河流域的遗存年代相对偏晚，这种差异可能也与年代的早晚有关。也就是说，虽然确定了红山文化大体的发展脉络和阶段，但仍未能建立起完善的时空框架，仍需要更多的工作及典型遗址的资料为此提供信息。

　　2.红山文化的源流和文化谱系研究

　　红山文化是在本地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与中原仰韶文化互动而形成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的观点曾被较为广泛接受，但有新的观点认为红山文化是来自后冈一期文化的移民接受了本地的考古学文化而形成的，虽然都认为红山文化是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结果，但文化主体存在明显不同。上个世纪末形成的辽西地区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的文化发展演变序列也受到了新的挑战。关于红山文化同与其年代略有先后的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意见。

　　3.红山社会发展阶段、特点、机制研究

　　从器物制作特征入手探讨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与祭祀礼仪行为相关的陶器制作工艺要求和专业化分工程度都相对较高，而专业化分工的精密程度可能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有关。对玉器制作工艺的研究也可以形成类似的专业化生产分工的结论。但目前并未发现红山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作坊，根据器物上遗留的制作痕迹所形成的生产专业化分工的结论仍需要进一步补充完整的操作链的信息。对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分析也同样存在证据相对单一的问题，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掀起了学术界对文明起源讨论的热潮，但目前学术界对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现在的研究结论是通过对牛河梁遗址这类特殊遗存的分析获得的，与此可能相关的居住址的相应证据则较少，与社会组织结构紧密相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形态等线索不足，红山文化文明发展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

　　随着“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开展，围绕滦河流域、西辽河上游、大凌河流域、辽河流域一般性考古调查、牛河梁遗址区域系统性考古调查陆续开展，牛河梁遗址第一点、马鞍桥山等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持续推进，获取了一批新的重要的材料信息。相信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发表，包括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源流、文化谱系、社会发展机制、文明化道路等问题会寻找到突破口。（执笔：于怀石 郭明 贾笑冰）

（文章来源：“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