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一本了解陶寺考古的重要指南　　自1978年陶寺遗址开始发掘起，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上世纪第一阶段陶寺遗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发掘者命名了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陶寺文化”，大型墓地反映出强烈的阶层分化。陶寺遗址自此进入学界视野，围绕陶寺文化面貌、陶寺遗址性质展开热烈讨论，研究热度至今依然不减。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 ...

　　一、一本了解陶寺考古的重要指南

　　自1978年陶寺遗址开始发掘起，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上世纪第一阶段陶寺遗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发掘者命名了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陶寺文化”，大型墓地反映出强烈的阶层分化。陶寺遗址自此进入学界视野，围绕陶寺文化面貌、陶寺遗址性质展开热烈讨论，研究热度至今依然不减。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支持下，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下，随着田野工作的进行，陶寺遗址作为龙山时代黄河流域一座都邑性城址的面貌愈发清晰，空白逐渐被填充，细节不断被丰富。

　　何努先生新作《陶寺：中华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以下简称《陶寺》）一书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一方面，上世纪发掘的成果——《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发掘报告已于2015年出版，第二阶段的成果也以简报、报道等多种形式刊布，大量田野考古资料亟待消化，《陶寺》一书整合了两阶段发掘成果，无疑为读者全面、深入了解陶寺遗址的成果提供了重要指南。另一方面，何努先生曾常年在陶寺遗址主持工作，长期活跃在一线，使他对陶寺的认识无疑要更为深刻，经常有相关文章发表，《陶寺》一书是作者多年来对陶寺遗址思考和研究的成果集合。正如作者本人后记所言：“使读者有一个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了解，免去读者四处搜索文章的麻烦。”

　　二、从“知中国以知陶寺”到“知陶寺而知中国”

　　全书主体内容共有八章，笔者拜读完毕后，认为可分为五部分，供诸位读者阅读时参考。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陶寺文明形成的历史背景”。该章内容涵盖理论与考古材料两部分，在理论方面，不仅是简要回顾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各种理论，还将陶寺放入各种理论中加以检验，汲取其合理性，使内容更加鲜活。同时，作者注意及时加入学界新认识，如赵辉先生提出的“古国时代”，并对其进行解读，更是增加了可读性。考古材料部分是对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海岱地区、西辽河流域、黄河中游地区、晋陕内蒙古交界地区等六个文明起源中心的“文明化进程”做一介绍，并引用了各区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勾勒出了时空背景，为本书主体——陶寺文明的出场作好铺垫，并为读者将陶寺与其他区域代表性文化（文明）做以比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可谓“知中国以知陶寺”。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学术简史”。该章是简要的学术史回顾，更丰富的内容已经发表。（参见何驽、高江涛：《薪火相传探尧都——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四十年历史述略》，《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第三部分即第三章至第六章。该部分内容是《陶寺》一书的主要内容，作者将田野考古成果与个人研究有机整合，按照陶寺都城选址、陶寺早期、陶寺中期、陶寺晚期的篇章布局展开。本部分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本部分似乎可以理解为“人类学的考古”，以考古材料出发，将考古材料反映的社会状况加以阐释，暂时不去回答历史学的问题——即陶寺遗址的性质。陶寺遗址所处史前时代，没有当时的文献记载，仅有的后世文献也是寥寥数语，在这样的限制下，只有暂时放下历史学的话语体系，扎扎实实将已揭露的材料吃透并组织起来，回归到考古学的长处，去尽力复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二，本部分内容处处渗透着聚落考古的理念。可举陶寺宫城内陶寺文化中期核心夯土建筑IFJT3上“前殿”的相关分析为例，作为陶寺遗址近年来工作的重点，揭示出的IFTJ3信息量极为丰富，其上发现明确的“前殿”无疑是最重要的收获。“前殿”始建于陶寺文化中期，由三排18个柱洞构成柱网结构，大致可复原为三开间覆盖范围长23.5、宽12.2米，面积286.7平方米，方向225°。作者指出，通过解剖发现“前殿”的柱洞年代有中期、晚期之分，但由于晚期的破坏和后世的平田整地，致使中晚两期“前殿”的不同柱网结构的柱洞保留在同一个破坏界面上。这一认识无疑会再度更新陶寺遗址聚落形态变迁的认识，对陶寺文化晚期时陶寺遗址的社会状况分析也提供了新材料。书中无论是从遗址的选址到遗址历时性变迁的谋篇布局，还是对单个遗迹的分析，都反映出聚落考古的理念。

　　第四部分即第七章“陶寺遗址与尧舜之都的考古证据链”。如果将第三部分理解为“人类学的考古”，本部分内容就可以看作“历史学的考古”。作者利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文献多重证据对陶寺遗址的性质做出论证，认为陶寺遗址是尧舜时代的都城遗址，并提出“尧舜并都”的观点。观点虽非新观点，作者本人及其他学者也早有文章论述，不过作者书中举出的山西洪洞万安、历山遗址考古资料及民俗材料无疑是亮点，具体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商榷再研究，但这种将考古资料与人类学、民族志、文献材料相互凝聚进行论证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与学习，实际上考古学者们也是这样做的。《陶寺》一书中本部分的内容是探索传说时代考古的范例。

　　第五部分即第八章“陶寺文明成就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与贡献”。本章是对全书的总结，从陶寺文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三个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做了详细的介绍，也是对书名中“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的点题。可谓“知陶寺而知中国”。

　　三、一些小细节

　　《陶寺》一书的精彩远不止于前文所述的内容。从第四章至第六章每章开篇的“陶寺各期城址（遗址）平面图”可窥一斑，陶寺城址的布局、内涵及各期变化均能在图上得出直观的印象，这是陶寺遗址几十年来都城布局探索的阶段性成果的集中体现。

　　此外，陶寺ⅡM22的年代问题也值得注意。在陶寺ⅡM22的发掘简报中，依据ⅡM22出土随葬品特征和ⅡH16打破ⅡM22的层位关系，将ⅡM22的年代定为陶寺文化中期偏晚。近年来田建文先生对ⅡM22的年代提出质疑，认为“以ⅡM22为代表的遗存”年代要更晚，似有将这批遗存剥离出陶寺文化之意。笔者仔细研读田先生文章，认为其主要论据有二：其一，随葬双耳罐的M2384、M3419等墓葬填土内的陶片属报告所言陶寺文化晚期二组，这些墓葬的下葬时间当不早于此。以M2384、M3419出土的双耳罐将ⅡM22、ⅡM26、ⅡM32等墓葬系联起来，归为同一时期的墓葬，并依据这些墓葬与以朱开沟M3018和M1051为代表的遗存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将ⅡM22这类墓葬的年代定为“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其二，M2384、M3419等墓葬在陶寺Ⅱ、Ⅲ区墓地中，无论是墓向还是与周边墓葬的关系上，都显得格格不入。

　　《陶寺》一书中提及到这一问题，实际上作者近年发表的《关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几点思考》已经间接作了回应（参见何驽：《关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几点思考》，《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主要是针对《襄汾陶寺》报告中以墓葬填土中出土晚期陶片作为墓葬年代的判定依据做了讨论，认为这类墓葬很多经过盗扰，填土中的陶片极有可能是扰进，不能作为墓葬年代判定的依据，并辅以陶寺中期墓地所见田野现象加以论证。若此说成立，田建文先生的第一个论据就不成立了，在此基础上对陶寺中晚期墓地平面布局重新进行划分的话，第二个论据也难以成立。

　　近年来关于陶寺的学位论文中，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田先生的文章，并在文中加以引用。何努先生文中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反而提及者寥寥。在此并非是论证两位先生的观点正误，正如前文所言：学术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商榷再研究”，正如作者本人所言：“由于ⅡM22的陶寺资料尚未完全发表，对这一问题无法深入探讨”。于此只是提出何努先生这一观点，在后续有关ⅡM22的研究时，对该观点加以注意。

　　《陶寺》一书的精彩内容，有待各位读者亲自发掘，笔者在此抛砖引玉。陶寺遗址的发掘至今已有四十五年，期待后续田野工作带来新的惊喜，也期待有更多像《陶寺》这样关于陶寺考古的优秀著作面世。

　　附记：今年恰逢何努师六十岁生日，《陶寺》一书也于前不久出版面世，该书是何努师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仅以小文为新书做做宣传，并祝先生寿。（文：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22级 黄磊）

（文章来源：“考古书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