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1月10日，成都平原首次发现的迄今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眉山坛罐山遗址在四川旧石器遗址新发现研讨会上受到全体专家的高度评价，社会各界开始纷纷关注、报道这一重要发现。早在2020至2021年，坛罐山旧石器遗址就已经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不过，当时四川考古备受学界和社会关注的是两项“明星级”的考古发现——广汉三星堆遗址6个商代祭祀坑和 ...

　2023年1月10日，成都平原首次发现的迄今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眉山坛罐山遗址在四川旧石器遗址新发现研讨会上受到全体专家的高度评价，社会各界开始纷纷关注、报道这一重要发现。早在2020至2021年，坛罐山旧石器遗址就已经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不过，当时四川考古备受学界和社会关注的是两项“明星级”的考古发现——广汉三星堆遗址6个商代祭祀坑和稻城皮洛遗址。实际上，坛罐山旧石器遗址的学术价值并不逊色于上述两项发现。

坛罐山遗址远景

　　熟悉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的学者都知道，虽然四川盆地及其周邻地区其实并不缺乏旧石器时代遗存，如汉源富林、资阳鲤鱼桥、简阳龙垭、重庆铜梁、重庆桃花溪，但在成都平原，根本不见任何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线索。

　　2019年以前，成都平原最早史前遗存是德阳什邡的桂园桥遗址发现的仰韶晚期遗存，距今约5000年前后。换言之，从1921年中国考古学出现至今的100年时间里，国内外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未能在成都平原发现早于距今5000年以前的人类活动遗存。以至于有一种认识深入人心，即成都平原在5000年以前可能还是一片泽国，并不适合人类繁衍生存，所以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在成都平原内部能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而且还能早到距今二十万年前，这也难怪坛罐山旧石器在发现之初频繁遭受质疑。根据最新的发掘材料，笔者认为，坛罐山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打开了成都平原旧石器的“潘多拉魔盒”，为今后成都平原旧石器的发现提供了新思路、指明了新方向。21世纪的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和学术史梳理，要从坛罐山遗址起步。

　　2019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团队被派往眉山市东坡区坛罐山国际陶瓷艺术交流中心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偶然发现了可能有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线索。这信息对缺失旧石器遗存的成都平原而言，可破可立。

　　翌年1月，陈苇在四川省文物局专家评审会上对坛罐山遗址旧石器遗存做了充分解释，获得理解支持并计划开展小规模发掘。3月初启动发掘，至4月底，团队通过探方、探沟和北部断坎剖面相结合的发掘方式，确认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存，并且在多个层位出土，尤其在早期网纹红土层位仍出土石制品，这一发现意义十分重大。不过，因为石制品“不太典型”甚至“不典型”，前来指导工作的专家多持质疑态度，否定了坛罐山遗址的旧石器遗存。

　　同年5月初，笔者有幸参观该遗址和出土石制品，直观印象是部分发掘出土石制品确实不“典型”，但属于人工制品是确定无疑的，何况还有一部分打制石器较为“典型”，整体属于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系统。最重要的是，除晚期遗迹和表土层中出土的石器外，所有的石制品都有明确的考古出土层位和多种形式的记录。让人欣慰的是，虽然外界质疑不断，考古团队仍旧得到了四川省市区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排除干扰，埋头苦干，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20年11月6日迎来了正式专家论证会，得到了高星、王社江、周振宇等国内旧石器考古专家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与会专家认为坛罐山遗址地理区位优势明显，是成都平原内发现的首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应该引入多学科和科技手段继续做发掘，并做好保护利用。至此，质疑消除，尘埃落定。

坛罐山遗址出土的旧石器

　　有人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从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的100年内没有人能在成都平原找到旧石器，凭什么坛罐山考古团队就能够确定。抱着学习的态度，从2020年5月至2021年6月，笔者断断续续参与了坛罐山遗址的田野发掘和田野调查工作，这一经历正好可以回答上述疑问。

　　01 变“无意”为“有意”

　　坛罐山遗址在发掘之初，是一处基建考古项目，主要任务是清理几座早年盗扰严重的汉墓。在调查勘探期间，为避免漏勘墓葬，陈苇要求全面勘探。同事匡汉斌“无意”在表土层下、第②层土表勘探到石头，索性用工兵铲取出来看看，他感觉有些奇怪，便“有意”拿给陈苇观察，陈苇认为这应该是一件砍砸器，马上清洗、拍照，请旧石器考古同行确认，认定属砍砸器无疑，但出土层位有待发掘时再确认。因此在发掘期间，按领队要求，队员和民工格外留意每一处堆积层位中发现的石块，任何一件石头都要进行系统记录；发掘到“生土”后要继续下作，看能否继续发现石制品；同时还在垅岗北部“有意”清理约8米高的断坎，全面了解该处的第四纪沉积物。当坛罐山遗址旧石器遗存得到最终确定后，发掘团队便在成都平原“有意”主动寻找年代更早和年代更晚的旧石器遗存，以期大致了解它们的埋藏特征和年代框架。吉林大学赵宾福教授曾经讲过，考古学的进步依靠两个方面，一是“发现考古新材料”，二是“考古材料新发现”。前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无意”发现，一种是带着学术思考和目的“有意”去寻找。坛罐山旧石器遗址的发现，无疑是将“无意”变为“有意”的典范。

　　02 变“被动”为“主动”

　　坛罐山遗址发掘之初，关于石制品人工属性问题屡次被部分同仁否定，局面非常被动。但凭借对旧石器考古过硬的专业嗅觉和在四川省内两次主持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实践经历，让陈苇坚信自己的学术判定是正确的，而这种底气来自他本科在四川大学、硕博在吉林大学接受过系统的考古学专业训练。特别在吉林大学求学期间，他主动选修了陈全家老师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跟随旧石器专业同学参加打制石器模拟实验。当坛罐山旧石器遗址最终被认可之后，积极参加2021年国家文物局在宁夏水洞沟遗址举办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研修班”，进一步学习旧石器考古最新的方法、技术和理念。学习结束后，立刻将学习内容、方法分享给团队成员。从新石器领域到旧石器领域，表面上仅是一字之差，但跨界之难度非常人能所想。在坛罐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团队主动采用“新”、“旧”结合的田野方法，将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理念和方法融合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中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另外，坛罐山遗址在2020年度发掘过程中，资料整理工作同步跟进，田野工作结束不久，发掘简报即已完成，已正式刊发于《四川文物》2021年第6期。

　　03 变“一”为“多”

　　从坛罐山遗址发现旧石器遗存线索开始，考古团队不断精心设计各种合理和可行的发掘方案，在严格坚持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联合国内多家高校院所进行共同发掘和研究，同时邀请地质、环境、第四纪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到发掘和调查现场进行指导。同时，本着“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理念，在发掘期间，主动向同处成都平原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同仁介绍调查发掘经验和成果；利用雨休和零星假日时间，团队跑遍成都平原眉山、乐山两地进行史前考古专项调查。截至2021年末，调查发现的旧石器遗址点已经达到104处，采集到石制品超过1000件。

　　2021年5月，西南科技大学梁斌教授应邀来眉山实地考察十余处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出土手斧的陈沟村遗址引起了梁老师的注意，根据他对成都平原第四纪地质的前期研究成果，初步认为该遗址较坛罐山遗址的年代可能更早。兴奋之余，他有感而发：作为地质学家，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保障能源安全，保障洁净地下水和矿产资源的持续供给，因此他们践行的理念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没曾想到考古学家也是为摸清深埋地下的文化遗产，树立文化自信，把考古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当今奋战在中国考古学田野的队伍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坛罐山遗址考古团队只是一个普通代表和缩影。这样的考古团队越多，中国下一个百年的考古定会越发精彩！（执笔：任瑞波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