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绪论（节选）：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旨趣　　清湅铜华以为镜，昭察衣服观容貌，丝组杂沓以为信，清光宜佳人。　　这是一面汉代铜镜上铸刻的铭文，言辞简明平实地叙说了铜镜的铸造、日常生活中的功用和人们对此物寄予的情感。　　在中国古代，铜镜与人们朝夕相伴，鉴貌增妍为其主要功能。此外，还可作为佩饰物、宗教法器、信物、礼品、贡品、收藏品和随葬 ...

　　绪论（节选）：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旨趣

　　清湅铜华以为镜，昭察衣服观容貌，丝组杂沓以为信，清光宜佳人。[1]

　　这是一面汉代铜镜上铸刻的铭文，言辞简明平实地叙说了铜镜的铸造、日常生活中的功用和人们对此物寄予的情感。

　　在中国古代，铜镜与人们朝夕相伴，鉴貌增妍为其主要功能。此外，还可作为佩饰物、宗教法器、信物、礼品、贡品、收藏品和随葬品[2]，有着较广泛的用途。同时，它又是我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一类造物，若从考古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的铜镜算起，直到清代被水银镜所替代，铜镜的使用持续了约四千年之久。铜镜的形制简单，基本为圆板具钮形，少数带柄，但其内涵却极为丰富。这是因为，自古及今，人类所创造出的物品，在实用之外，无不附加以思想精神和意识信仰的诉求，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铜镜更是如此。表面平整、打磨光亮的铜镜满足了古人观容照貌的需要，但自齐家文化出现铜镜以来，绝大部分的铜镜镜背都装饰花纹，直观地显现了人们对这一日常用品所寄予的复杂情感和精神需求。可以说，铜镜的创造主要是为了美化容貌、端庄仪态，人们在利用铜镜美化自身的同时，也把对美的认识赋予铜镜。于是，时代不同，铜镜的形状和镜背的纹饰也有差异，由此产生的历史感和艺术性，自宋代金石学开始著录铜镜以来，一直是学者主要关注的内容。

　　古代铜镜史的研究以考古学和美术史为主体。考古学将铜镜作为年代研究的重要材料，主要进行分类、分型和分期的研究，分析其多样性，厘清其发展变化的脉络，作为断定有铜镜出土的遗迹年代的依据之一；美术史则从分析铜镜的装饰题材、构图等入手，探讨其图像的来源、意义和所反映的审美意识，并且探究其变化的原因。这两种研究方式多延续金石学以来著录式体例的思路，即便是整个铜镜史的撰写，也呈现出横向的断代式面貌，缺乏纵向的比较式研究成果。

　　在四千余年的铸镜史中，战国至汉、隋唐是两个高峰，尤其是汉、唐两代的铜镜，不仅花纹繁复，设计手法多样，工艺精湛，还装饰有反映社会信仰、习俗的铭文，艺术价值极高。汉、唐两代铜镜的艺术价值早为学者所认识，罗振玉说汉镜之美在于“刻画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焉”[3]。梁上椿对隋唐铜镜极为褒奖，认为其艺术成就远远高于汉镜，他说：“隋唐之作风一洗汉式拘谨板滞之态，而作流畅华丽之姿。其取材亦一变矫揉造作之神话模型，而偏重自由、写实或故事。铸制手法亦由繁乱纷杂而转为清鲜优雅……其制镜之金工技术亦足以夸耀寰宇。”[4]梁氏将隋唐铜镜艺术风格的把握建立在与汉镜比较的基础上，即使他忽略了隋唐铜镜艺术与汉镜的联系，这一研究视角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书即试图沿着这一视角，在对以往隋唐铜镜著录、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资料的梳理基础上，通过比较汉唐铜镜装饰图文的内容，同时考察隋唐铜镜艺术风格渊源，意欲搭起汉、唐两个铜镜高峰之间的桥梁。

　　注释：

　　[1]罗振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6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2]关于古代铜镜的功用具体论述参见梅丛笑：《以铜为鉴—中国古代铜镜艺术》，北京：中国书店，2012年，第165～173页。

　　[3]罗振玉：《古镜图录》，楚雨楼丛书初集，1916年景印，第1页。

　　[4]梁上椿：《岩窟藏镜》第三集《隋唐式镜》，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印行，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