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以古代实物遗存来研究历史的学科，因此实物遗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因此研究器物及其所反映的技术一直以来是考古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由此往上，通过实物遗存研究古代的社会，尤其是古代意识、信仰等精神领域，则是难上加难。这是学界的共识。

《仪式与社会：商代晚期祭祀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作者：杨谦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仪式与社会：商代晚期祭祀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是杨谦在其同名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写成的。回过头来看，当时商议以此选题进行论文写作，坦率而言，还是冒了一定的风险。因为大家知道，商代晚期祭祀遗存主要分布在安阳殷墟，自1928年殷墟发掘至今，所积累的考古资料异常丰富，商史、古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至更多，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篇博士学位论文难度很大。另外，无论是考古学界还是历史学界，对祭祀遗存的研究较多，而关注仪式问题的则相对较少，我希望杨谦在这方面做些探索。事有巧合，杨谦在博二时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项目资助，赴哈佛大学学习文化人类学相关课程，并有机会到访中美洲考古遗址，而以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美洲考古，一直以来便长于祭祀、信仰、仪式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文化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理论成果丰富。这对杨谦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尽管如此，研究商代晚期的仪式与社会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如何理解和认识商代甲骨卜辞中多达数十上百种之多的祭名、祭法，甲骨学界虽然成果很多，但观点却分歧很大，与考古遗存相对应尚有很大难度。如何破解这个难题？作者的做法是聚焦考古遗存，从考古资料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作者首先借鉴文化人类学有关仪式研究的相关理论方法，注重分析仪式发生的地点、时间、成员、用品、目的等组成要素，并从仪式逻辑所具有的不符合技术常理的“非理性”特点，作为甄别仪式遗存的理论指导。接着对殷墟及殷墟以外商代晚期的祭祀遗存进行了全面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祭祀仪式做了分类研究，共分为宗庙王陵类仪式、建筑营造类祭祀仪式、手工业作坊类仪式和其他类仪式等，之后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所涉及的分析因素和变量包括用品的种类选择（如人牲、动物牺牲、器物和其他），用品的处理方式（如砍头、肢解、毁器、焚烧、铺洒朱砂、土埋），用品的获取途径（如外来的纳贡、战争、狩猎，当地自产物品）。以上述因素或变量，比较不同类型祭祀仪式之间的差异。这些因素或变量都是以实物遗存的形式出现的，且数量很多，因此分析便具有了统计学上的意义，如作者指出，相较于其他类祭祀仪式，宗庙王陵类祭祀仪式用品的种类最为繁多，且使用了最为珍贵的野生动物，而且，成人牺牲几乎主要见于该类仪式。

　　在对祭祀仪式地点选择和仪式群体的分析中，作者根据甲骨卜辞及相关文献记载，指出商王负责王室祖先的祭祀仪式，贵族族长也具有对其家族祖先的主祭权；建筑营造类祭祀仪式的举行者则要复杂得多，几乎包括了所有不同等级的成员；而手工业作坊类祭祀仪式的主持者，因为生产技术被视为一种秘密技术知识，被严格限制在主管职官或工头手中。这些都是以往研究者所疏忽的地方。

　　“祭祀仪式地点密集度”无疑是以聚落空间位置分析法析出的一个新概念。作者通过殷墟祭祀仪式遗存的分布，并不意外地得出殷墟的祭祀仪式地点主要集中在小屯宗庙宫殿区和王陵区两个区域的结论，但作者并未停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比较了仪式核心区和非核心区在仪式用品上的差异，认为前者所发现的成人、动物、青铜器、玉石器、贝蚌、甲骨等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后者，而后者仅在儿童、陶器等仪式用品上多于前者。而且，金器、珍稀动物仅见于仪式核心区。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仪式核心区的仪式用品在处理方式上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如砍头、肢解、毁器、跪葬、使用朱砂、焚烧行为等，目的是在视觉感官上产生一种威慑力。

　　对于殷墟以外商代晚期的祭祀仪式遗存，本书也有不同程度的涉猎，有的还是最新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祭祀坑等，作者同意使用“祭祀器物掩埋坑”或 “祭祀遗存坑”称呼之。

　　本书对于“仪式”的分析占了绝大部分篇幅，而对“社会”的探讨只用了最后一章，分作宗教思想、政治目的和社会影响三个小节，分别探讨了仪式背后的宗教信仰、商王统治的合法性和维护族群之间的团结等内容。这样的篇幅显然有些小了。这无疑给读者留下一个期盼，商代祭祀仪式与社会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共同期待作者杨谦继续沿着这个课题做深入挖掘，奉献更多的见解。（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