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考古学的后进，拿到蔡金英先生最新出版的专著《裴李岗文化：中国文明的奠基》（下文简称《裴李岗文化》）后，我非常认真地拜读了几遍，感悟颇深。这本书是部分学者口中典型的所谓“传统考古”研究，我个人更愿意称之为“经典考古”研究。当前考古学科多元快速发展，青年学子困顿于绩效为王，追求快出多出成果的时代浪潮中，能够静下心来排卡片、做类型学分析，进而作文化谱系研究，是着实不易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裴李岗文化：中国文明的奠基》

作者：蔡金英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裴李岗文化》一书除去绪论外，共分为四章，分别为：第一章、典型遗存分析；第二章、其他遗存分析；第三章、分期与年代；第四章、谱系研究（源流与互动）。这样的篇章设计是文化谱系研究论著的经典模式，但在固定框架下的分节内容与具体分析方见作者功力。在此，我摒弃分章评述该书内容的方式，将之提炼为三个话题以作讨论。

　　一、考古学文化的界定

　　确定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界定其范围与边界，是对考古学文化进行不同维度与层面研究的基础。自夏鼐先生1959年对考古学文化作了定义与阐释，考古学文化研究获得突飞猛进地发展。之后也有不少学者对考古学文化作了补充论述，深化了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考古学文化研究，具体到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容易将一些时代性普遍特征或地域性共性特征片面的作为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准，导致文化外延不断扩大，进而将多个文化合并成一个文化；二是未能辨析考古学文化内部的结构性差异或时空性差异，导致文化内涵缩小，进而将一个文化分解为多个文化；三是---忽视考古学文化的空间要求（如新发现遗存点过少，未能成片分布等），或对新类型遗存认识不足，作出的一些难以认可的新的文化命名。

　　在新石器时代，作为主要生活用具的陶器，具备的时空易变特质使得其成为我们面对没有文字记载的遗存进行分类、分组的最具可操作性抓手。分类、分组的最优对象往往是典型遗存。我们谈典型遗存时一般是指包含有较为丰富的该文化内涵，年代延续相对较长、序列较完整的一类遗存。另外，具备该文化重要阶段性或区域性特征的遗存也应属典型遗存。如果涉及文化内涵尚有争议时，最好是选择文化发生、发展核心区的遗址，且最好有两种或以上不同类型遗存叠压的遗址。前者是因为在早期时期，核心区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相对较为纯净，外围区域的遗存大多容易混杂有周邻文化因素，影响辨识；后者是因为通过上下叠压的不同类型遗存面貌对比，便于区分和界定不同文化的内涵和早晚关系。

　　《裴李岗文化》一书鉴于学术界对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和界定仍有争议，首先选取了几处典型遗存，以陶器组合为核心，辅以陶系、制法、装饰等元素作为判断标准，进行分类、分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贾湖遗址，将贾湖遗址出土遗存分为四组，各组进行对比分析，明确第一组与第二至四组遗存面貌存在质的差别，应属两类遗存。与贾湖一类遗存相似的还有荒坡遗址报告所分的“裴李岗文化遗存”、班村遗址前仰韶时期遗存、八里岗2008年发掘最早一期遗存等，这类遗存具备一定特征、在一定时空稳态分布，可以单列出来为一个考古学文化。贾湖二类遗存则与裴李岗出土遗存面貌一致，属于典型的裴李岗文化。由此干净利落地对裴李岗文化作出了准确界定，明确其文化内涵，让人信服。

　　二、居址与墓地的区分与对应

　　过去对考古学材料作基础分析时，一般是将居址和墓葬材料混同在一起进行分类、排序的。随着对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大量实践和理解的不断深化，大家认识到考古学文化存在结构性差异，特别是居址和墓葬，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呈现了不同的场景，反映了同一群人不同维度的需求。二者在遗存面貌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诸多差异。正如《裴李岗文化》书中第57页所述：

　　“贾湖遗址墓地和居址出土器物多为不相同的器类，墓地中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壶，居址中出土器物主要为罐、钵、鼎和碗等。然而墓地中出土的壶、钵和盆形鼎等在居址中可找到对应器类，墓地和居址应为同一考古学文化产生的不同功能的遗存。”

　　该书在遗存分析中将墓地与居址材料分开讨论，各自进行分期，再通过一些同时包含两类遗存的遗址中的同类器对比串联，将墓地分期与居址分期进行对应，由此构成裴李岗文化的整体分期。体现出作者对考古学文化结构与功能层面的深度理解。据笔者了解，作者在《裴李岗文化》一书的前身，即其博士论文中，还在对居址与墓葬分类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讨论了居址形态与墓地布局，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场景反映的社会状况。此次在《裴李岗文化》一书没有和盘托出，颇有遗憾。

　　三、文化谱系理论揭示的文化变迁过程

　　文化谱系理论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其脱胎于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可以有效揭示不同时空范围内文化变迁过程。

　　张忠培先生认为在文化传播和迁徙的作用下，“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出现了文化渗透、借用、融合及同化，和考古学文化的分化，使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即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结合成统一的考古学文化。这文化因素，可通过和前后左右诸考古学文化进行类型学比较研究而被解析出来，明晰其源流。它们在考古学文化中的多少、主次有别，地位不同，各自对对方既有吸力，又存在排它的倾向，彼此既存在融聚力，也存在拆离的倾向，竞相发展，使考古学文化成了以主流因素为代表，又包容新旧成分的统一与矛盾的有机体。”（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裴李岗文化》一书对裴李岗文化谱系研究分为“裴李岗文化的形成”“裴李岗文化的发展”“裴李岗文化的衰退转变”三部分或三个阶段，除了解析裴李岗文化的源流，还动态揭示了裴李岗文化的生成、发展、衰退或瓦解过程。比如在讨论裴李岗文化的形成时，并不是单一地寻找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内更早阶段的文化遗存，而是梳理了裴李岗文化形成之前更大区域范围内的文化格局，分析了本地区贾湖文化的发展态势，北面磁山文化的南下过程，从而论证出是“较早的磁山文化遗存南下导致了贾湖文化向裴李岗文化的转变”。在讨论裴李岗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时，则在文化分期的尺度上系统考察了裴李岗文化向外扩张、渗透的路线、模式及影响，呈现出动态的文化交流、碰撞的场景，总结出“裴李岗文化的对外影响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膨胀过程，为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称为中国文明的奠基。”

　　《裴李岗文化》一书是文化谱系理论的一次典型实践，它不但表明文化谱系理论可以较好地揭示文化变迁过程，还能阐释文化变迁动因，助力于解释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