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及其团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与研究由此起步。百余年来，经过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河南地区发现、发掘了大量反映文明化进程的遗址，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丰富且关键的实物资料。　　李家沟—裴李岗时期　　李家沟—裴李岗时期是河南地区的文明肇始期，绝对年代 ...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及其团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与研究由此起步。百余年来，经过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河南地区发现、发掘了大量反映文明化进程的遗址，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丰富且关键的实物资料。

　　李家沟—裴李岗时期

　　李家沟—裴李岗时期是河南地区的文明肇始期，绝对年代距今约10000—7000年。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李家沟时期，以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前期为代表；第二阶段即裴李岗时期，以裴李岗文化后期为代表。

　　李家沟文化位于豫中北部的双洎河流域，裴李岗文化前期位于豫中南部的沙澧河流域，两种遗存之间尚未发现其他同时期遗存。从陶器组合来看，前者均为直口桶形罐类器，后者有角把罐、双耳罐、罐形壶、方口盆等。结合河南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李家沟文化似与南庄头、四台一类遗存更为接近，裴李岗文化前期则与上山、桥头一类遗存接近。这或许反映了河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早在距今1万年前后就呈现出南、北并行发展的趋势。

　　裴李岗文化前期，贾湖一期部分先民西迁，在豫西西部发展出以班村、关家等为代表的班村类型。其余先民留在原地继续发展，至裴李岗文化后期开启了新一轮的迁徙活动。其北向进入环嵩山地区取代或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形成裴李岗类型，后者又北向抵达豫北北部，在与磁山文化的交流中，形成以花窝、八里庄等为代表的花窝类型。至此，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遍及河南大部，并以内涵丰富、存续长久、分布广泛、技术先进、辐射深远而成为黄河中下游的文化中心和区际交流中心，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

　　总的来说，李家沟—裴李岗时期先民开始定居，并烧制陶器、磨制农具、种植农作物（粟、黍、稻）和饲养家畜（猪、狗），标志着农业社会的到来。尽管尚处于较低水平的食物生产状态，但已能窥见文明的曙光，如贾湖先民懂音律、明数卜、知天文、晓祭祀。这些技术工艺、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和宗教意识随着裴李岗文化的迁徙而流播开来，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皆“裴李岗化”。

郑州大河村出土彩陶双连壶 图片来自作者

　　仰韶时期

　　仰韶时期是河南地区的文明发展期，绝对年代距今约7000—4700年。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仰韶早期，以后岗一期文化、枣园文化等为代表；第二阶段即仰韶中期，以庙底沟文化为代表；第三阶段即仰韶晚期，以秦王寨文化前期、西王村文化、大司空文化等为代表。

　　仰韶早期，豫西地区在零口文化的影响下形成枣园文化，继而过渡为东庄类型。豫北地区在镇江营一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后岗一期文化，随后对外迁徙扩张，包括豫中、豫东等在内的地区被其囊括。下王岗、沟湾、八里岗等遗址出土的仰韶遗存带有以上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本地和江汉文化因素，表明此时的南阳盆地已成为中原与江汉地区碰撞、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区域。

　　仰韶中期，东庄类型最终嬗变为庙底沟文化。这是一支极为繁荣且具有张力的考古学文化，以彩陶为纽带向周边地区扩散和输出影响，东到大海，西抵甘青，北越蒙辽，南至长江，堪称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此时，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空前一致，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学文化整合，学界多称之为“庙底沟期”或“庙底沟时代”或“西阴时代”。

　　仰韶晚期，河南各地区在继承庙底沟文化核心因素（罐、瓮、盆、钵、尖底瓶等）的基础上，开启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豫西、豫北地区分别形成西王村文化和大司空文化。豫东、豫南地区分别因海岱和江汉文化系统的渗透，而逐渐脱离中原文化系统。处于中间位置的环嵩山地区借助地理优势博采众长，充分吸纳融合中原、海岱、江汉文化系统的先进因素，进而催生出一支新型考古学文化——秦王寨文化。该文化因多元文化的熔融而创生，先天具有改制与创新的风尚，在其发展与扩张期间，河南地区的文化发展迎来了新一轮高峰，中原地区的文化重心也由晋西南、豫西西部逐渐转移到郑州西北。

　　相较于李家沟—裴李岗时期，仰韶时期的社会形态更加复杂。仰韶早期普遍流行凝聚向心式结构的中小型聚落，内部规划有序，功能分区明确，城烟遗址墙壕防御体系、西水坡遗址蚌塑龙虎遗迹的发现，表明聚落之间已经开始分化。仰韶中晚期，豫西地区出现了数十万平方米的西坡、北阳平等聚落，还发现有大型房址、高等级墓葬、玉器、象牙器等，与中小型聚落差异显著，组成了多层级的聚落结构。环嵩山地区出现了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具有都邑属性的三重环壕聚落——双槐树，以及拱卫在其周围的大河村、西山、青台、汪沟、尚岗杨、苏羊等城址或环壕聚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高度复杂化。

　　整体而言，环嵩山地区仰韶晚期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均已达到成熟阶段，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也已出现。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等级分化显著，尤其是郑州西北地区，形成了以双槐树为代表的特大型中心聚落，有学者据此认为这里出现了古国文明——河洛古国。同一时期，黄土高原、辽西、江浙等地区出现了南佐、红山、良渚等古国文明。与之相比，环嵩山地区缺乏大型城址、高规格墓葬、大型祭祀遗迹和象征身份、权力与地位的仪礼器，即便是在双槐树聚落内，也很难看出权贵阶层与普通人的等级差距。

　　从现阶段考古发现来看，双槐树与周边环壕聚落或城址的集聚性较差，由此，学界关于以双槐树聚落为核心的区域聚落群是否可以被命名为河洛古国尚有争议。笔者认为，目前发表的材料确实无法证明环嵩山地区仰韶晚期出现了古国文明，但其礼制功能环壕、防御城址、高台建筑和发达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及牙雕家蚕、丝织物等的发现，表明该区域已经具有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即便不能称为古国，也至少可以说进入了古国文明的前夜。

河南叶县余庄出土M10随葬品组合 图片来自作者

　　龙山时期

　　龙山时期是河南地区的文明形成期，绝对年代距今约4700—3800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龙山早期，以秦王寨文化后期、庙底沟二期文化等为代表；第二阶段即龙山晚期，以后岗二期文化、煤山文化等为代表。

　　龙山早期，豫西地区的西王村文化首先嬗变为庙底沟二期文化，随后进入豫北地区，迫使这里的大司空文化转变为孟庄龙山早期文化。豫东、豫南地区被彻底纳入海岱和江汉文化系统，分别成为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稳定分布范围。环嵩山地区的秦王寨文化已经发展到后期（以大河村五期遗存为代表）阶段，随着庙底沟二期、大汶口（尉迟寺、西夏候类型）、屈家岭—石家河三大文化势力的渗透而逐渐衰落。

　　龙山晚期，河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发生了剧变，背后动因是周边尤其是海岱、江汉文化系统的持续渗透。具体来说，嵩山以南经历了由秦王寨文化向大汶口文化（谷水河类型）再向煤山文化的转变，嵩山以北的秦王寨文化最终被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的后继者——后岗二期文化取代。煤山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均有南向迁徙及扩张的意图。前者占据豫南大部地区，后者占据豫东和豫西东部，与豫西西部的三里桥文化对峙发展。

　　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距今约4300年前后，良渚、大汶口、红山等古国文明纷纷衰落，河南地区在多元文化的汇聚与融合中加快了文明化进程。首先是农业结构的变化，通过引入小麦、黄牛、绵羊等，开启了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食物生产模式。其次是手工业的变化，制陶、制石等技术更加发达，出现了专业化、规范化生产，开始制造贵族阶层专用的礼器。最后是人口和社会重心的变化，嵩山东南在后岗二期文化与煤山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迅速发展，聚落数量较前期有了显著增长，高等级聚落和城址也集中出现。

　　颍河上游、双洎河流域、沙河流域、豫东等地区的高等级聚落和城址，其面积达数十万或百万平方米，内部发现有大量复杂遗迹、遗物。如王城岗城址发现夯土基址、回廊式建筑、祭祀区、仓储区、作坊区和青铜器残片、玉石琮、白陶等；瓦店聚落发现多功能壕沟、大型公共建筑、祭祀区和陶列觚、白陶、蛋壳黑陶、成套酒器、玉器、大卜骨等；新砦城址发现护城壕、廊庑基址、奠基坑等；古城寨城址发现回廊式夯土建筑等；余庄聚落发现高等级贵族墓葬和随葬的排列有序的豆、觚、高柄杯等礼器；平粮台城址方正规整、中轴对称，城内发现排水系统、高等级房屋建筑、手工业设施及宗教活动遗迹等。

　　以上发现表明，这些区域各有至少一处承担整个区域资源分配、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中心聚落，属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显现出早期国家政治实体中心的特点。但是，相对于学界公认的陶寺、石峁等早期国家，瓦店、新砦、平粮台等聚落或城址的规模和遗迹、遗物规格并不高，区域整合能力也不强，至多能控制若干县域。另外，这些聚落或城址普遍有宽厚城墙、壕沟、宫殿、贵族墓葬、祭祀区、仪礼器等，形制自成一派，反映出他们并非平等或从属的关系，而是某种对抗关系。因此，以瓦店、新砦、平粮台等为核心的聚落群绝非广域性早期王权国家，而应属于文献记载中的大小错落的“古国”。

　　综上所述，河南史前考古学文化经历了上升（裴李岗时期）→下降（仰韶早期）→上升（仰韶中晚期）→下降（龙山早期）→上升（龙山晚期）的“折线型”发展过程，分别与文明化进程的四个阶段（文明肇始→初步分化→严重分化→文明形成）对应。这种演进格局是河南史前文化历经万年而未中断的根本原因，也由此展现出“多元共存、主次协调、融合拓新”的区域文化互动特点，形成了“农事为本、礼制维稳、重贵轻富”的文明化模式。这种模式传承久远，对维护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积极意义。（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夏文化协同创新中心）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28日第A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