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世界历史的版图中，不同的文明如同一条条奔流不息的长河，然而，它们的发展并不总是泾渭分明，时而波澜壮阔，一往无前，时而又相互浸染，甚至汇合。中华文明在其绵延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吸纳周边地区以及丝路沿途的风俗精义，滋养出底蕴深厚的人文生态，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华夏文明圈，甚至还在17、18世纪的欧洲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 ...

　　在世界历史的版图中，不同的文明如同一条条奔流不息的长河，然而，它们的发展并不总是泾渭分明，时而波澜壮阔，一往无前，时而又相互浸染，甚至汇合。中华文明在其绵延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吸纳周边地区以及丝路沿途的风俗精义，滋养出底蕴深厚的人文生态，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华夏文明圈，甚至还在17、18世纪的欧洲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从美术考古的视野来看，这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全球文明演化进程。中国与周边地区以及丝路沿途的国家和民族，在衣食住行相关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长时段、多层次的交流与互动。

　　首先是“衣”。当着装的功能超出满足蔽体之需时，它就转化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在华夏的礼仪文化中，服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十四史中均辟有记录历朝历代服饰礼仪规范的专章，《舆服志》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丝绸之路的开辟打通了亚欧大陆间的交流渠道，把中华服饰文化的精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古代欧亚大陆的服饰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深远。实际上，这个进程或许还可以往前追溯，根据汲冢竹书《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赠送西王母的诸多礼品中就有带花纹的丝织品“锦组”数百段，这是已知文献中关于丝绸对外输出的最早记载，这在同期中亚、西亚地区贵族墓葬出土物中也得到了佐证。在着装传统与生活习俗上，华夏民族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也经常进行交流与借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所推行的军事改革，引入胡服骑射，从而彻底改变了赵国在列国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窘境。有时这种借鉴是非常微观的，如衣服中的带扣。作为贵族男性身份的象征，战汉期间的带钩非常重要，正如《淮南子·说林训》所言，“满堂之坐，视钩各异”。贵族们往往会不计成本地制作精美的带钩，带钩上面或鎏金、镀银，或镶嵌珍稀的宝石，奢华无比。他们甚至把目光投向了匈奴服饰中的黄金带扣，汉代诸侯王墓中经常发现带扣仿制品，图案一致，但做工更为精良。秦汉期间，华夏结束列国林立的纷争状态，走向大一统，同期，北方宿敌匈奴也进入历史最佳发展时期，汉匈之间冲突频繁，然而即便如此，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借鉴也未曾中断。民族交往的过程，有时也是传统与习俗的形成与完善过程，《尚书》中所谓的“四夷左衽”，从出土情况来看，并不必然就是“胡俗”，他们的着装起初并不限于“左衽”，也有右衽和对襟，“左衽”是“四夷”对华夏认知的被动回应，并进一步以此来确立自己的身份。

　　其次是“食”。中国作为举世闻名的饮食文化大国，数千年来不仅自己培植粮食作物，还从域外引进，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小麦。小麦发现于西亚，距今五千年左右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而水稻原产于中国，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宋朝时，中国又从越南引回占城稻，逐渐形成“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为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具体到食物也是如此，中国的豆腐在宋朝时就传到朝鲜半岛，清代传到欧洲，广受世人喜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使中国精美的饮食器具走向世界。以陶瓷为例，它们沿着丝绸之路输出，被摆放在餐桌，装饰于厅堂，受到狂热的追捧。欧洲人对于中国陶瓷的喜爱，甚至到了用锡来修补的破碎品也能接受的程度，这种修补陶瓷的技术后来发展成锡镶工艺。当然，欧洲人在中国陶瓷艺术的影响与启发下，也研制出了本土的陶瓷技艺，著名制瓷企业如德国的梅森、法国的塞弗勒、奥地利的皇家维也纳、意大利的卡波迪蒙蒂等，代表了欧洲瓷器的顶尖水平。还需注意的是，丝绸之路有陆路与海路之分，后者也叫“海上香料之路”或“海上陶瓷之路”，每一个别名都代表一段辉煌的历史，对应的是不同的物质文化交流与文明频繁互动的过往。

　　再次是“住”。东汉末年，北方游牧民族所习用的“胡床”便已传入中原。南北朝时期，高足坐具开始流行，此时跽坐仍是最为尊贵的坐姿，直到唐代，席地而坐的情况还是很常见，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直到宋朝才完全确立。高足用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新式坐姿还促使室内空间的升高，导致了建筑结构的改变，推动了建筑技术的发展。宋代以后的建筑，屋顶的坡度越来越陡峭，而为了弥补陡峭带来的美感削弱，建筑的屋角开始起翘，且越来越高；室内空间的增加也导致柱子与斗拱高度比例改变；屋顶变陡使斗拱的作用变小，甚至明清之后完全成为了装饰。宋朝以后的建筑造型由庄重威严走向挺拔秀丽，中国建筑自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最后是“行”。以交通工具为代表，它们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移动范围，更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密切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从而加速了文明发展的进程。《考工记》载：“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在古代，马车的制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种工序以及不同人员的紧密配合，这个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从汉代出土的高级马车中，可以看到很多反映草原风格、制作精美的当卢饰物。在世界交通史上，有些事物的制作看似简单，但它的出现对交通的发展却影响巨大，如被称为“中国靴子”的马镫便是这样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它的出现不仅对交通，而且对政治、军事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文明的繁荣与进步离不开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学习和互鉴。文化的交织与融合不断驱动着世界文明的航船滚滚向前。毫无疑问，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辉煌历史就是一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史，是一个不断地吸收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接纳新事物、创造新文明、贡献新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自夏商以来从未间断过。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之久，正是因为血液里的这种自我革新精神，这也使得中华民族在遭遇无数次劫难之后，依然能够浴火重生。（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2日第A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