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墓葬作为灵魂与肉身在身后世界的承载个体，对于墓葬整体的构筑与营建始终是人们所思考与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平民百姓抑或王侯贵族，都曾试图对墓葬内的随葬组合及空间结构做出安排，以体现对生命的理解与冥界的思索。　　家居随葬组合作为墓葬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整个墓葬空间的营建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家居组合在两汉时期的墓葬中便 ...

　　墓葬作为灵魂与肉身在身后世界的承载个体，对于墓葬整体的构筑与营建始终是人们所思考与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平民百姓抑或王侯贵族，都曾试图对墓葬内的随葬组合及空间结构做出安排，以体现对生命的理解与冥界的思索。

　　家居随葬组合作为墓葬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整个墓葬空间的营建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家居组合在两汉时期的墓葬中便已初见端倪，往往被作为“祭器”而讨论研究；最终的成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丧葬礼制变革的重要时期，上承汉制，下接“晋制”〔1〕；并在隋唐时期的墓葬中以另一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表达，一直延续至宋代。相比于其他随葬组合而言，前者与墓葬空间性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更能体现出墓葬主导者或营建者的生死观念，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理解成是为死者灵魂所创设的特殊的“主体空间”〔2〕。

　　家居随葬组合的出现与发展是丧葬制度改革下的产物，在墓葬形制、结构，甚至随葬品都发生关键性改变之时，家居一类的器物逐渐出现在墓葬之中，这背后所反映的既是当时社会丧葬礼俗与灵魂观念的转变，也是对上层统治者政治推行下的妥协与回应。家居随葬组合作为墓葬整体营建中的载体之一，虽然汉制下的家居随葬器物由于未成定法，是否能够称为“组合”仍存疑，但将两汉时期看成是这一组合的滥觞时期应无争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形成完整的体系，并在南北方地区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边缘地区也可见其面貌；再到唐前期发展出全新的呈现方式，唐中期之后以图像方式复归，直至宋元时代形成“一桌二椅”题材主题。这一组合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一组合始终在墓葬内，从未被抛弃。

　　大量考古学墓葬材料的详细刊布，为我们考察和审视这一组合在墓葬体系中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据此，在本书中笔者以家居随葬组合为研究视角，从考古学材料本身出发，在整合梳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宋辽金元墓葬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家居随葬组合进行长时段、多区域的讨论与探究；以时间顺序为线索，考察家居随葬组合的历史来源与发展流变，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家居随葬的组合经营与呈现方式进行论述，以探究并分析差异产生背后的可能原因，集中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所体现的不同文化传统对于墓葬空间的统一构建与不同规划。由此，通过家居随葬这一墓葬组合体系，来阐释两汉直至宋元近一千五百年内，墓葬随葬设施与空间的发展脉络与文化内核，追溯其渊源，考究其发展，进一步解读家居随葬组合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丧葬礼法制度的重构与生死灵魂观念的破立，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与延续性。

　　〔1〕 俞伟超首先提出中国历史时期墓葬发展的三个阶段，将其归纳为“周制”“汉制”与“晋制”（详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晋制”的三阶段性》，载其所撰《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117—125）。齐东方进一步指出魏晋时期普通墓葬中出现了陶祭台、榻、案、案几及陶俑、牛车等鲜明可视的新方式与新器物；并认为考古报告中所称的祭台或祭坛、供台、砖台等，是设在墓门口或墓室前部，用砖砌出高于地面的平台，上置石板、案几、陶榻，应与祭台功能相同。这一类新出现的设施应当被看作是墓葬之中的祭奠空间，以此弥补带横前室墓在西晋以后极为少见而导致的祭祀空间的消失（详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考古学报》2015年第3期，页345—366）。霍巍也通过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深入探讨这一制度的形成。详霍巍《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考古》2015年第2期，页2、103—113。

　　〔2〕〔美〕巫鸿著，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页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