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为上海博物馆建馆以来首个大型古籍专题特展，从展出的66部宋元古籍中可一窥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概貌。上海博物馆收藏了百十部宋元古籍，且多为至精至美的稀见善本，分为写本、刻本、拓本三种版本类型，而且流传有序，经过历代藏书家宝藏，留下了题跋、批校和观款，钤印累累，具有重要的版本文献价值。这些古籍内容丰 ...

“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为上海博物馆建馆以来首个大型古籍专题特展，从展出的66部宋元古籍中可一窥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概貌。

上海博物馆收藏了百十部宋元古籍，且多为至精至美的稀见善本，分为写本、刻本、拓本三种版本类型，而且流传有序，经过历代藏书家宝藏，留下了题跋、批校和观款，钤印累累，具有重要的版本文献价值。这些古籍内容丰富，遍涉四部，不乏稀见本甚至孤本，资料性强，校勘价值高，同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宋元学术思潮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亦不乏重要的艺术审美价值。

“文化之源，系于书契；书契之利，资于物质”，纸张的出现并应用于书写和印刷，极大地便利了文字的记录，带来了典籍的繁荣。到了宋元时期，竹纸、皮纸逐渐取代前代盛行的麻纸、藤纸，油烟墨逐渐取代松烟墨，为典籍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条件。尽管抄写之本也一直与印本并行存在，但印本逐渐占据主流，中国步入了典籍的印刷时代。在雕版印刷进入黄金时代的同时，拓印技术也逐渐发展成熟。“吾国镌印书本，泰西史家称为世界创获之举，即纸墨之精良，小道可观，在七八百年前亦足夸耀寰宇。”印本更快地促进了知识的生成、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传播，加快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宋元时期，经济富庶，教育发达，科技进步，文化昌盛。在这一大背景下，印刷术得以发展壮大，而又反过来促进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自宋初士大夫阶层崛起，带动了儒学与佛学的复兴，进而促进文学、史学、艺术的高度发展和金石学的兴起，在学术思潮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宋元时期刊刻典籍数万种，其实同时也是宋元时期学术思潮新变下的产物。

宋元时期刊刻典籍数量很多，但流传至今，存世数量稀少。上海博物馆收藏了百十部宋元古籍，且多为至精至美的稀见善本，十分珍贵。

一、儒学典籍

自汉武帝推尊儒术始，儒学作为官方哲学，学习儒家典籍因而成为干禄的重要途径。东汉熹平年间，朝廷始刊儒家经典于石。后唐宰相冯道于长兴二年（932）依《开成石经》而刊刻九经，是史上首次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宋元时期，官方多次刊刻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等“正经”，而书坊、私人刊刻者则不计其数。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部元刻明修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二十卷【图1】。此本原版左右双边，双鱼尾，是元刻本的版式风格，而明代修版的版式则是四周单边，单鱼尾。从内容上来看，原版更值得重视。而从修复的角度来看，修版呈现出不同的版式风格以及与原版内容上是否有差异，也值得作为一个课题来进行研究。

图１元刻明修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二十卷

宋代抑武崇文，改革科举制度，扩大取士名额，儒生的地位空前高涨。随之而来，儒生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增强，他们积极投身与社会建设和政治事务中，并不断促进儒学的自我革新，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复兴。“宋儒变汉唐经学之古，而从中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形态，就是理学，或称道学。《宋史》于《儒林传》外首次设立《道学传》，准确地揭示了学术文化领域的这一新变。”理学家们热衷于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阐发和解释，产生了大量经解。元承宋制，以儒治国，自延祐科举始尊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元代除翻刻唐、宋注解的经书外，元经学家如吴澄、胡一桂、赵汸、赵惪、汪克宽、陈皓、熊良辅、董真卿、董鼎、王充耘、朱祖义、罗复、俞琰、李简、李廉、李公凯、敖继公、齐履谦、林泉生、保八等二十余人解释各经的著作，今均有元刻本流传。”此外，宋儒于五经系统之外，新建了一个四书系统，以作为进入五经的阶梯，从而实现他们复兴儒学的抱负。据统计，宋代四书类著作有783种，元代四书类著作有290种。上海博物馆藏一部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存七卷）【图2】。这个本子具有典型的建阳坊刻本的风格，版式紧凑，字体遒媚飘逸,吸收了赵孟畹氖榉ㄌ卣鳌！按蟮掳四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