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三彩载物卧驼“兔起马足间，苍鹰下平畴。喧呼相驰逐，取乐销人忧。” 近日，西安博物院推出“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大唐行”展览，从浩瀚的馆藏文物珍藏中撷取唐代精品文物175件(组)以飨观众。其中，栩栩如生、工艺精湛的唐代彩绘胡人狩猎俑团队集体亮相，给无数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精美的文物不仅展现了唐代文化艺术的时代特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 ...

唐三彩载物卧驼

“兔起马足间，苍鹰下平畴。喧呼相驰逐，取乐销人忧。” 近日，西安博物院推出“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大唐行”展览，从浩瀚的馆藏文物珍藏中撷取唐代精品文物175件(组)以飨观众。其中，栩栩如生、工艺精湛的唐代彩绘胡人狩猎俑团队集体亮相，给无数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精美的文物不仅展现了唐代文化艺术的时代特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本期，我们特邀策展人、文博专家朱歌敏，继续为大家深度解读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唐三彩载物卧驼及其背后的精彩——

专家访谈

主持人：李梅 (西安晚报《文博视野》责编)

对话人：朱歌敏(策展人 文博专家)

唐三彩载物卧驼：丝路上的“移动商铺”

骆驼栩栩如生 中西货物琳琅满目

李梅：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横贯东西、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此从古长安开启。千百年来，各国商人将丝绸、玉帛、瓷器、桑蚕、香料等通过驼队运转，打开了唐长安通往世界的商路，促成了沿线各国的经济繁荣。这次展览中的唐代骆驼俑，包括彩绘胡人骑卧驼俑、三彩载货卧驼俑、三彩骑驼奏乐俑、灰陶骆驼俑等，或站立或坐卧，背上有驼鞍、驼囊、驼载物等，很多观众看后都连呼大饱眼福。您可以介绍一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骆驼俑吗?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的当下，这些珍宝文物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骑马带豹狩猎胡俑

彩绘胡人骑卧驼俑

朱歌敏：古有丝绸之路，今有“一带一路”，从古代长安到现在西安，跨越千年的历史文脉在这里赓续，开拓创新、融合发展，所以，千年前蓝衣少年的故事今天在这里才能继续上演。

公元前138年，张骞从长安出发，凿空西域，自此东西方文明开始了长达千年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交流与对话。在古代交通工具匮乏的岁月里，有着“旱地之龙”“沙漠之舟”美誉的骆驼，成为丝路古道上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今天，骆驼俑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被发现，它们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它们或与胡人相伴，或满载物品，或结队成群，再现着古代丝路上的繁荣景象。

到了唐代，骆驼俑更是大量出现，其形体较前代变大不少，形态也更为生动。根据研究，骆驼俑背上所载的物品主要是丝束、布匹、兽皮等货物，以及帐篷和水壶等商队旅途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

在西安，大量唐墓都曾出现骆驼俑，一尊尊出土的骆驼俑就见证着当时的丝路繁荣。艺术匠人在多彩生活中捕捉最“精彩”场面，发挥丰富想象力，采用渲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将骆驼形象适当加大，很多的骆驼俑作品从造型到构思，无疑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给我们留下一个遐想空间，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

彩绘骆驼俑

胡人面部神态栩栩如生

此次展出的唐三彩载物卧驼，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丝路文物。它2002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高29.1厘米，长45厘米，骆驼头部高昂，双目圆睁作嘶鸣状，四肢屈跪卧在地上，在两个骆驼峰之间搭着鞍架，上面驮着很多物品。除卧驼整体栩栩如生的造型外，在驮鞍上，还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货物和商品。驮鞍上披搭纠缠着蓝色的生丝，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商品。横插在驮鞍两侧的白色物品，从外观形状上，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出产自东南亚地区或非洲地区的象牙。包袱侧面用绳悬挂一把白色单柄凤首壶，凤首造型清晰可见，这样造型的器具是典型西亚波斯萨珊王朝的风格。驮鞍另外一侧，悬挂有一件白色花口盘及蓝色皮囊壶。白色花口盘是我国唐宋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瓷器，皮囊壶是游牧民族出行常见的盛水容器。骆驼驮鞍上所载货物，就包含了代表东亚、东南亚、西亚等特点类型的独特器具。

骑马架鹰狩猎胡俑

骑马带猞猁狩猎胡俑

据我们所知，唐代出土的骆驼俑很多，其中载物俑不少，但货物像这件这样丰富的非常罕见，而三彩的釉色又那么鲜艳亮丽，实在是一件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这件三彩卧驼上的小小驮鞍，象征了东西方文明交汇一处，大唐长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万邦来朝的盛世辉煌。

此外，西安博物院所藏的彩绘牵驼胡人俑：骆驼曲颈昂首，张口作嘶鸣状，胡俑头戴尖顶毡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脚穿长靴，脸上长满络腮胡，颧骨高突，体格健壮，眼眶深陷，鼻子高大。又如该馆所藏的骑驼俑，胡人头戴尖顶毡帽，身着圆领袍服，脸微右侧，紧视驼首，右手高举，做握拳扬鞭状，左手朝下伸直，双腿紧夹驼身。骆驼四肢跪地，颈部直立，上唇有缺，舌头直伸，作竭力嘶鸣状。这组俑生动展现了骑驼胡人高超的驯驼技术，让人想起杜甫在《寓目》中写到“胡儿掣骆驼”的诗句。该馆还珍藏了一件彩绘仕女小憩骑驼俑。骆驼站在一块长方形的踏板上，背峰间依坐着一个小女孩双臂搭于驼峰掩面入睡，展现的正是风尘仆仆的西域驼队途中小憩的场景。这件骑驼胡人小憩俑是已发现的众多骆驼俑之中形象最为生动的一件，表现了骆驼在漫漫丝路上长途跋涉，于疲惫之中抖擞精神、驻足嘶鸣，而驼背上的“胡儿”怀揣梦想、枕臂小憩、憨态可掬的生动瞬间。

在西安博物院里，还珍藏着许多这样的骆驼俑，它们或行走、或休息、或协助奏乐，或者满载货物，无不生动再现了大唐长安都城的市场繁华和文化融合，也见证着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这一件件丝路上的“移动商铺”，无疑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丝路繁盛的一个缩影和见证，也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珍品。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些精彩的三彩骆驼俑的时候，声声驼铃仿佛将我们拉回到千年之前，看到了这条熙熙攘攘的丝路古道。我们期望观者通过它们，了解曾经蜿蜒万里、延绵千年的丝绸之路，以及丝绸之路上为实现梦想而执着追求的人们。正是这些商旅驼队，让我们的世界变得不再遥远、东西方的距离变得如此接近。而沿着千年之前商旅驼队行走的印辙，我们将追寻不同文明交融互鉴，灿烂夺目的盛世气象。从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千年之前来往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商旅驼队所开辟的丝绸之路，我们会继续迈出走向世界的新步伐。

域外贵族宠物令人惊异

胡人骑马狩猎俑团队“中西合璧”

李梅：“兔起马足间，苍鹰下平畴。喧呼相驰逐，取乐销人忧。”我看到在展览第三部分，博物馆选取侍女俑、女性饰品、狩猎俑等文物，从“水边丽人”“郊游出猎”两个场景，高度还原了大唐春时在长安郊外、曲江池边唐人踏青赏春的熙攘景象，有少年呼鹰逐兔、驱马游猎，有女子临水照花、迤逦而行，大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无不洋溢着唐人对生活的自信、热爱和张扬。 其中，一组生动精彩的胡人狩猎俑团队让人惊艳，给无数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胡人狩猎俑艺术造型精准逼真，神情生动，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胡人架鹰、抱犬、唤鹰、驮鹿等多样造型变化多端，高度展现了狩猎的典型场景，生动再现了唐人纵马飞驰、呼鹰逐兽于山林原野之间，尽情享受驰逐的快意，反映出唐人的富足和对生命的热爱及追求, 体现了唐人雍容大度、个性张扬的精神面貌。请问，这组精彩的胡人狩猎俑团队来自何处，有什么艺术特征，又有哪些背后的精彩故事?

朱歌敏：架鹰抱犬、带豹驮鹿的骑马狩猎俑则是唐代贵族酒足饭饱之余逐兽山林、射飞苑中的真实写照。长安城作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一直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这次展览，大家可以看到许多胡人形象：他们有突出的颧骨、深陷的眼睛，硕大的鼻子。如此多的胡人形象，也从侧面突出了唐朝空前开放的盛世景象，以及丝绸之路的繁华。

狩猎是古代人类一种由生存谋食演变到武艺操练、体育娱乐的活动方式，具有娱乐刺激和军事演兵的双重性质。唐代狩猎之风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普及狂热，在两京畿辅地区，王公贵族、朝臣百官的狩猎与民间猎户的谋生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被绝大多数人视为一种高尚勇敢的行为，刘商《观猎》诗曰：“梦非熊虎数年间，驱尽豺狼宇宙闲。传道单于闻校猎，相期不敢过阴山。”狩猎不仅可以选拔和锻炼英勇善战的武士，而且能够培养游牧人后代所具有的沉着勇敢、视死如归的精神。帝王贵族秋狝冬狩已成为“驰骋之乐”，射隼追兽则为“四季之娱”，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畋猎练兵方式，又吸纳了外来文化狩猎刺激性的一面，是当时追求豪华生活中的一种休闲享乐方式。

骑马抱犬狩猎胡俑

唐人狩猎是一项大型的群体活动，有一种集体收获的荣誉感和骄傲感，“黄土原边狡兔肥，犬如流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这时，擅长助猎的胡人会频频出现，他们作为扈从跟随着主人，而且携带着猎豹、猞猁、鹰鹞等活跃于猎场上。考古出土的唐代狩猎俑，常常都以纪实性的雕塑反映当时的狩猎之风，其中胡人形象栩栩如生、姿态传神，非常引人注目。除传统的鹰猎、犬猎外，禽猎、豹猎和猞猁猎亦为宫廷贵族所钟爱。唐朝专设五坊以驯养管理这些助猎动物，并由善于驯养鹰犬猎豹的胡人猎师驯带。狩猎、乐舞、宠物嬉戏是唐人重要的休闲活动。

正是在这样的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唐代大幕金乡公主墓的挖掘，才可能出土这样一批精彩绝伦的胡人狩猎俑。1991年西安市东郊发现了一座唐代大墓，墓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孙女，藤王李元婴的第三女金乡县主，这座墓是金乡县主与她的丈夫蜀州司法参军于隐的合葬墓。墓内有彩绘壁画，出土了150多件彩绘陶俑，包含了盛唐时期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如戴胡帽穿胡服的骑马女乐俑，以及胡服、胡乐盛行等情景。我们从这群气势庞大的骑马奏乐狩猎仪仗俑，可以联想到唐代贵族出行时旌旗招展、鼓乐喧天的盛大场面。此外，戴孔雀冠的骑马伎乐女俑，裸袒相搏的角抵相扑俑等，在唐俑中尚属首次发现，弥足珍贵。

彩绘胡人牵驼俑

作为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孙女，大唐金乡县主墓随葬的骑马狩猎胡俑或怀抱猎犬，或臂架猎鹰，或身后端坐猞猁、猎豹，神态间尽显胡人与助猎动物的默契配合，将大唐猎场紧张刺激的氛围展现得淋漓尽致。据考证，豹猎由粟特人引入，西亚狩猎的诸多方式从北周以来不断传入中原。猎豹的使用在唐朝只限于宫廷，而且使用的时间也非常短暂。史载开元天宝年间，西域多国都曾献豹于唐，而中亚的波斯、粟特地区有狩猎用豹的传统，产于当地的猎豹属食肉目猫科动物。

挎包胡人俑

1971年从唐乾陵懿德太子墓发现的《驯兽图》，共画八位面貌各异的胡人驯兽师、四只猎豹、四只猞猁。而金乡县主墓出土的这批彩绘胡人骑马狩猎俑，上胡人的面目神情生动传神、完全可以和唐乾陵懿德太子墓《驯兽图》相互印证。更为珍贵的是，这组狩猎俑是以动态雕塑的方式呈现了唐代的狩猎场景，更为立体丰富。

彩绘胡人牵驼俑

粟特自汉朝开始就与中国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据《大唐西域记》载，粟特男子“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由此看来，这些俑与记载完全吻合。架鹰狩猎胡俑通高37.5厘米，马长33.5厘米。头戴黑色幞头的胡人，浓眉深目，右手高擎猎鹰，身体向右后倾，似乎在时刻准备着放鹰猎捕。抱犬狩猎胡俑通高35.5厘米，马长33.5厘米。张口露齿，作呐喊状的胡俑，头戴黑色幞头，高鼻深目，怀抱白色猎犬，左手紧握缰绳似侦听周围动静。彩绘陶骑马带豹狩猎胡俑，狩猎者身后马背上的动物，双腿较长双耳竖起，分明是出自粟特地区进贡的猎豹。根据史料记载，西亚诸国使用狩猎豹的品种大多是亚洲产奇塔豹，入唐时间在7世纪后半叶—8世纪前半叶，主要来自天竺以及粟特、安康、史景国。奇塔豹主产地在地中海以东干燥草原和丛林地区，它们身细腿长，嗜睡善跑，性情温和，最早训练其充当狩猎助手的可能是埃及人。大唐威震四海，番邦进贡助猎动物已成常态，这些助猎动物都是猎场上追捕逃窜猎物的得力“猛宠”。正是唐人的好猎之风，狩猎题材也广泛出现于唐代文学、绘画等艺术作品中。

西安博物院供图

来源：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