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赵辉：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成绩与前瞻
一、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问题的提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针对当时获得的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分别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当时，通过殷墟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我们知道了商是一个成熟的文明。二里头的发现，学者们大都认为这应该是夏代的都城，它也展现出一个成熟的文明形态。因此，夏鼐先生认为在夏代之前应该还有一个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就要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去了。苏先生看到了大地湾仰韶文化宫殿式建筑，看到了红山文化牛河梁的“坛庙冢”和良渚大墓的考古发现，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文明“提前了一千年”。当时的主流认识是，中国文明有四千年历史。这是我知道的第一次提出中国文明五千年的说法，时间大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当时学术界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看法秉承经典作家的“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说，而文明阶段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出现了国家这种组织。换言之，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和国家是同义词。事实上，最初的讨论也正是围绕着这些考古发现所现社会发展程度是否算得上是国家展开的，这又势必牵扯出如何看待文明要素之类的相关问题。记得当时安志敏、邹衡、童恩正等先生都加入了论战。1996年，浙江举办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良渚是否是国家是最重要话题，有三种观点：良渚是国家；还没到国家的程度；处在文明的门槛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记得与会代表参观良渚出土玉器的特展时，闻广先生一个人走在队尾，边走边嘟囔：有什么好争的？猴群还有个王呢！能造这东西（良渚玉器）的，还能不是国家？可见从一开始，中国文明的问题就是最早的国家产生的问题，很单纯，没有歧义。
但在当下，却有了不同看法。例如有一种说法，中国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文明是个多义词，与本题有关的主要是两个意思。一是泛指所有人类成就，如学会了用火，如发明了农业等等，总括起来，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有制度文明。文明还有一个意思，专指所有文明成就总和中的一个特别的节点，即国家这种政体的产生，这也正是文明问题提出的本意。把前一个意思加入到国家产生的问题上来，就把单纯的问题搞复杂了。最近习总书记说我国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把两件事情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
40多年前，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提出后，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此同时，鉴于问题所涉范围广、内容复杂，非个人研究能力所及，于是在1990年前后，时任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的徐苹芳先生两次组织各地专家调研考古新发现，集体研讨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自此，有关问题的研究在形式上开始向集体协作上变化。2002年启动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是一个“大手笔”、“大举措”。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没有加入工程“体制”内却也在从事该问题研究的还大有人在。
二、40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对其的评估
经过40多年的研究，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现在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个人以为最要紧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描述出了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并根据一些重大事件将其划分出几个大的阶段：从大约距今5800年起，各地较为普遍地出现了围绕中心聚落的聚落群，即在原本平等平均的聚落关系上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整合与被整合的政治活动，这种聚落群很像人们记忆里的“天下万国”的国，社会遂进入了古国时代。此后最初的500年里，各方社会的文明化加速发展，是为今后讨论早期国家产生的关键时段，我称之为古国时代初期。在距今5300～4300年间，江浙地区的良渚社会终于发展出国家这种政体，这个阶段是为古国时代的早期。再以后，也即新石器时代的最后500年，文明格局巨变，良渚凋零而其他地方社会后来居上，是为古国时代的晚期。
第二，通过对良渚古城和相关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良渚社会的发展达到了可以称之为国家的程度。当然，这是基于当下资料条件下的认识。例如对于大约同时期的红山文化，虽然我们从其大规模营建的积石坛冢和发达的宗教等情况，可以估计其社会绝非简单，但由于红山文化聚落资料还很不够，以致尚不能对它的社会做一个完整的描述，也就无法对它的社会性质给出明确的判断。
第三，在对可以称得上国家的良渚、石峁等资料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归纳总结了界定中国早期文明（国家）的标准。这个标准在2018年国新办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提出，后来被称为“中国方案”。不过，作为这个说法的始作俑者，我清楚它的提出是有些仓促的，还有很大的再仔细斟酌、打磨的余地。
第四，在探源研究开展的同时，相关的田野考古也持续进行着，如石峁、碧村、后城咀、双槐树、南佐、东山村、凌家滩等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断有新发现，也在不断丰富着我们对中国文明进程的认识。
第五，在中国文明问题研究的带动下，中国考古学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在利用自然科学支撑的研究技术上，初步形成了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和运作机制。考古学科得到全面的发展，正呈现出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
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重要的进展。但之于中国文明这一问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而言，这些成绩只是在解决该问题的道路上的第一步。说些不客气的话：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为描述性的，且多为“一般过程”式的。
所谓描述性的，是指当前有关于这个历史进程的研究多停留在把相关现象按时代罗列、铺陈开，以此演示中国文明发生发展的过程，而缺少对之所以如此的因果关系的整理分析和个中逻辑的阐释，距离形成基于中国资料的历史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谓“一般过程”式的研究，即我们当下对中国文明进程常见叙事是用良渚、陶寺和石峁、二里头作为各个阶段的代表。如此就有可能造成误导：把中国文明早期发展看成单一过程，而遮盖了各地方社会多线演进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实态。在中国文明问题研究之初，由于资料很不充分，因此采用这种叙事有其不得已的原因，但这个理由不会一成不变。最近我阅读了一些文章，以及参加包括本次会议在内的几次学术研讨会，察觉到针对区域文化的文明起源进程的个案研究多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
三、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中国文明问题研究的学术路线、策略的建议
鉴于以上对现状的评估认识，在如何推进该问题研究上，我有以下几点浅见。
第一，重视“历史主义”的研究角度，也即文明个案的研究。
史前中国的农业文化区从燕辽到岭北，总面积将近300万平方公里，如此之规模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在这么大的地域里，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尽相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久而久之，不同地方的文化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和传统，即所谓文化的“多元”。它们又彼此为邻，交流日盛，于是又形成“一体化”的方向。如果把文化现象视为其背后的社会动态的浅层表达的话，文化的“多元一体”就意味着创造了它们的背后那些个地方社会的发展极大可能也各有原因和经历了不尽相同的方式、道路，同时又向中国文明总进程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要准确把握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就要知道这些特征的来源。为此，就要了解各地方文明汇聚凝炼而成中国文明的过程和汇聚的内容。为此，就首先需要解读清楚各地方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以良渚为例，良渚文明是一个地方文明，但它的文明成就并非完整地、原封不动地进入和保留在日后的中国文明总进程里了。所以，良渚它为中国文明做出了哪些贡献，它的哪些东西被以后的文明继承了，哪些被扬弃了，原因何在？都是应当予以深入研究的。
第二，需要开展世界上不同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除了需要在中国文明巨大丛体内开展各地方文明的比较研究之外，还要扩大至国际视野，开展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如此才能更精准地把握中国文明的道路、特点、特质。
但是在如何开展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上，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文明研究中所采用的术语概念、理论框架与世界主流不合。因为我们没有采用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的理论模式，以致和国际主流学术界难以对话。不过问题也有另外一面，如果我们把研究全部放在了大一统理论框架下，各地历史的丰富多彩和特点是否有被忽略之虞，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之中，让那些内容鲜活且具体的历史过程转变成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过程？说到底，这是更重视人类历史的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的立场分歧。央视《寻古中国》的导演要我在片头说句话。我想了半天想出一句：“所谓历史，就是当今之过往，也是当今之由来。所以，研究历史也肩负着解释当下的任务。”我的意思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惟只是了解过去，还有要说明白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而和西方不同这样一个学科任务。既然如此，把世界上几个主要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分别视为个案，开展比较研究，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这也是我个人在中国文明研究以及和世界其它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倾向于“历史主义”立场的理由。
第三，从现在开始应重视历史理论的建设。力求在对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问题的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国的历史理论。一方面解答中国道路之历史必然，另一方面为丰富和完善世界文明史、人类文明史做出中国学界的贡献。
做好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还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要进一步提升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体系的质量和能力。史前历史研究主要依据的是田野考古提供的物质资料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从中提取信息，除了考古学的传统技术方法外，各种自然科学分析技术正越来越多地引进应用到考古学。进而在如何将所得信息整合起来说明某一历史问题时，还需要广泛参考来自包括文献史学在内的相关人文社会学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顺便说到，唯有在这个方面不断着力，才能克服那些把单一信息进行数学逻辑式的、直线式推演出结论，从而导致的所谓的“两张皮”现象。如此，当代现代考古学在其研究体系的每个层次上都越发带有了鲜明的交叉学科色彩。而在将这些学科磨合融会贯通到有效服务于历史研究的目的方面，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便引出另一件事情，即在当下，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已然成为整个社会都在关心的问题，并对学术界抱有很高且迫切的期待。这既是对学术界的鼓舞，也给学术界带来很大压力。
如此形势之下，我们一方面要清楚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要解决它的考古学科能力建设的艰巨性。因此，保持清醒冷静，切忌浮躁飘忽，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严谨求实的学风，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系作者于2023年8月26日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考古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