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始，历时15个春秋，广西考古工作者紧紧围绕着汉代合浦港课题，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在此基础上着手进行资料整理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使得以合浦港为中心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学探索和研究，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设置合浦郡后，正式开通。《汉书·地理志》有如下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国，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段文献，主要内容是西汉中、晚期汉王朝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海路交往和贸易情况，尤以使团的航线、航程和交易商品等，较为详尽。我们也可据此归纳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方面特征：一是线路相对固定。从北部湾畔出发，沿岸前行经由马来半岛，抵达今印度和斯里兰卡；二是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由黄门的“译长”率领，也有部分敢于冒险的商人——“应募者”加入；三是主要进行商贸活动。汉使团携带朝廷赏赐的黄金和各类丝织品前往，买回“明珠”、“璧流离”和“奇石异物”；四是伴随着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和文化交流，是和平之路，沿途甚至还出现“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友好场景。

 

　　《汉书·地理志》中提及的港口和古国先后有徐闻、合浦、日南、都元、邑卢没、谌离、夫甘都卢、黄支、已程不和皮宗，我们从东南亚、南亚沿线国家的大型聚落发现入手，把航线的一些关键节点连接起来，从而勾勒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示意图。

 

　　正如以张骞受命“凿空”西域为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时间，上述武帝开辟的远洋贸易航线，以丝绸贸易为象征，官方参与主导，航线相对固定，且对日后中外交往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年代上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合浦郡辖的合浦和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

 

　　合浦汉墓群位于县城一带，分布面积约68平方千米，现存封土堆1056个，估算地下埋藏墓葬近万座。1957年迄今，发掘已超1200座，以汉墓居多，汉墓出土文物主要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和珠饰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大量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各类珠饰。结合合浦汉墓出土文物分析，这些珠饰为珍珠、玻璃以及石榴子石、水晶、琥珀、绿柱石、玛瑙、肉红石髓、蚀刻石髓、绿松石和黄金珠饰等。香料也很有可能属输入 “奇石异物”中一类。此外，波斯陶壶和铜钹作为非贸易品，也随之流入。双方贸易的物品，除丝织品和珍珠无实物遗留外，其余种类在合浦均有发现，兹介绍如下：

　　（一）金饼

 

　　1971年发掘的合浦望牛岭M1，出土金饼2枚，一枚重249克，直径6.3厘米，刻一“大”字，“大”字下方有“太史”二字，另一枚重247克，直径6.5厘米，刻一“阮”字，“阮”字上方还有一个“位”字。金饼方便远程携带，可用作交易的大额货币。同时期印度与希腊之间的贸易中广泛使用黄金，这类金饼或是记载的“黄金”之属。

 

　　（二）玻璃

 

　　在未被破坏殆尽的合浦汉墓中，约有100座墓出土了玻璃器，有装饰品和器皿两类。装饰品主要为串珠，单座墓葬出土往往达数百到数千颗，其他还有棱柱形饰、耳珰、环、璧、剑扣等；器皿类较少，仅见杯、碗和盘三种。经考古学研究和科技分析，除我国传统的铅钡玻璃和高铅玻璃外，还有三个体系来自域外，一是产自东南亚的低铝和中等钙铝钾玻璃，二是产自南亚的中等钙铝钾玻璃，三是产自地中海地区的钠钙玻璃。

 

　　（三）石榴子石珠

 

　　合浦汉墓出土石榴子石珠饰，紫红色，形状有圆形、扁圆形、双锥形、多面榄形和系领形以及狮形饰件。汉代及更早时期，印度、斯里兰卡是石榴子石加工的一个重要地区。经检测，合浦出土的石榴子石珠属铁铝榴石系列，与印度等地相同。上述器形的石榴子石珠，在印度阿里卡梅度遗址等均有发现。

 

　　（四）肉红石髓、玛瑙和蚀刻石髓珠

 

　　这三类珠饰均属玉髓类矿物，在合浦汉墓中的出土数量较多。肉红石髓珠有榄形、圆形、扁圆形、双锥形、系领形、瓜形、葫芦形、动物形和耳珰等；玛瑙有串饰、戒指、扁圆坠、剑扣等，多为缟玛瑙，纹理自然流畅，散发玻璃和油质光泽。偶见黑褐色和红白间杂的类型；蚀刻石髓珠出土不多，主要为在原色基体上蚀刻白色条纹。高质量的玛瑙珠、肉红石髓珠和蚀刻石髓珠是铁器时代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合浦出土的珠饰，应多从印度或东南亚输入。戒指、剑扣等我国传统饰品，则可能通过输入原材料加工。

 

　　（五）水晶珠

 

　　不同颜色的水晶，如白水晶、烟晶、紫晶、黄晶，合浦均有发现，但以白水晶居多，形状有管形、圆形、扁圆形、六方形、系领形和多面体等。白水晶纯净，透明度高。紫水晶串饰单是黄泥岗M1的徐闻县令“陈褒”墓，出土的数量就达163颗之多。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是紫水晶的主要产地和加工中心。合浦出土的高质量白水晶等，由于本地没有可供开采的矿床，也倾向于与紫水晶一并输入。                                                                                     

 

　　（六）绿柱石珠

 

　　1串黄泥岗M1出土的“三色水晶串珠”，共23颗，原判断为水晶。但测试结果显示，除9颗水晶、1颗玉髓外，其余均属包括海蓝宝石、金绿宝石和透绿宝石在内的绿柱石。类似的混合串饰，还见于北插江盐堆M1和凸鬼岭汽齿厂M17和望牛岭M1等。绿柱石在古罗马时期的需求量很大，普林尼在1世纪的《自然史》中记述，最好的绿柱石绝大多数来自印度。斯里兰卡的绿柱石资源丰富，也是传统的宝石加工区。合浦出土的绿柱石串饰，应来自这些南亚地区。

　　（七）琥珀珠

 

　　两广沿海出土的琥珀制品，以合浦为最多，约40座汉墓出土了琥珀珠。有扁圆形、半圆形、榄形、扁壶形、葫芦形、瓜棱形、珰形和不规则形以及狮形、鸽形、龟形等动物形饰件。这些琥珀质地致密，内少丝状碎裂纹，出土后氧化颜色变黑，与缅甸出产的琥珀最为接近。此外，还见来料加工的琥珀印章等。

 

　　（八）金珠

 

　　合浦汉墓出土的金器有带钩、戒指、珠饰以及用于镶嵌的焊珠金箔等。珠饰包括十二面金珠（金花球）和棒槌形、葫芦形、瓜棱形、双锥形金珠，以及素面或表面焊珠缠花的榄形珠以及表面呈绞索形的扁圆珠等。珠饰中，采用掐丝和焊珠工艺的黄金制品如金花球等应是直接舶来，其余工艺较简单的金珠，或舶来，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本地自制。

 

　　（九）绿松石饰件

 

　　合浦汉墓所出的绿松石动物饰，均为象生器，有绵羊形和鸽子形，大小均约为长1.3厘米，高1厘米。器物的质地纯净，打磨光滑，造型生动。一般的绿松石，湖北郧县一带也出产，但漂亮的纯碧绿的高级绿松石，产地以葱岭西的乌兹别克撒马尔干附近、阿富汗和伊朗东北部，特别是伊朗北部的最出名。结合玻璃器等伴出物来看，这些绿松石饰件从波斯等地经海路辗转输入的可能性很大。

 

　　（十）香料

 

　　据不完全统计，合浦汉墓出土熏炉54件，其中陶质33件，铜质21件。风门岭M24b出土的陶熏炉，内有炭条；堂排M2b的铜熏炉，“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熏香的风气是自南往北逐步推广的，而高级香料最先是从南海输入我国的。汉时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州等地以及波斯都盛产龙脑香，按当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情况，合浦的香料来自东南亚各地，应无太多歧义，而熏炉的广泛出现，意味着香料在汉代合浦已较为普遍。

　　（十一）非贸易品

 

　　陶壶和铜钹均出自寮尾M13b。这两件器物应非贸易品，当为随身携带进入。

 

　　青绿釉陶壶，属低温釉陶，是一件典型的帕提亚时期的器物，制作于今伊拉克南部或伊朗西南部。这类陶器在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等有收藏，印度、泰国同时期的港口遗址，也有较多发现。合浦出土的这件波斯陶壶，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唯一的一件汉代器物，弥足珍贵。此前我国的发现，晚至隋唐和五代。

 

　　铜钹有“突”，穿孔可拴系钹带，面平可击奏，花纹中羽人等题材也与其作为法器在一定程度上契合，我们初步判断它是一种乐器，为单片形式的钹。钹源于西亚，较早在埃及、叙利亚出现，以后在波斯、罗马等地流传，而在东方，先见于印度，后而中亚。合浦出土的这件铜钹，无论是纹饰，还是其砷铜成分，都赋予了强烈的中亚文化色彩。我们认为，是与波斯陶壶一并通过海路输入的。

    

　　此外，合浦汉墓的叠涩穹窿顶形制以及汉墓出土的胡人俑、羽人座铜灯以及反映佛教海路传入的钵生莲花器等，也是域外文化因素影响和植入的重要物证。

 

 

　　大浪汉城址和草鞋村汉城址位于今县城西侧的西门江上下游，相距不足15千米，是目前合浦县境内发现的仅有的两座汉代城址。它们布局相同，均是四面筑墙，一面临江，三面开挖护城河与江河相通。两城筑城技法与中原及关中地区早期及同时期的做法类似，应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受强大的汉文化影响才开始出现。大浪汉城址应是始设合浦县的治所，在城址临江一面，有土筑的码头遗存。城址的北面，还发现了土墩墓；草鞋村汉城址的规模较大，面积为大浪汉城址的两倍多，等级更高，合浦汉墓群呈扇形分布在城址的东、南、北三面，应是西汉晚期和东汉的合浦郡治所。草鞋村汉城址的发掘结果表明，西汉中期这一带已有人活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遗址的一角出现了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当是为就近满足大量的建筑材料需求，东汉晚期及稍后，城内居住人口增多，作坊区变为居址，城内也发现用方砖铺砌地面的大型建筑。从上述两城址的发掘情况还可看出，大浪汉城址使用的时间暂短，自西汉晚期起，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合浦的政治中心也随之顺江南迁，至草鞋村城址一带。

 

　　港口与城址的关系密不可分。元始二年（公元2年），合浦郡仅有15398户、78980人,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也仅是“户23121，口86617”。从考古发现和当时的聚落特征来看，人口多是在城及周边分布，港口更不太可能脱离人口相对集中的城而单独存在，两者应相互依存，在空间上也是连接的。因此，城址的确认对于找寻合浦港、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合浦还是汉代中西贸易交往的桥头堡和重要网络节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合浦港这一水路交通枢纽，向内陆及沿海辐射和延伸。汉以后，海路贸易持续扩大和发展，其繁荣的历史基础，正是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以实证的形式，阐述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之间的传统交往和友谊。以史为鉴，方知兴替。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在营造新型中西关系和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等方面，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5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