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郭伟民：大考古与小细节——从重大考古项目谈新时代考古学变革
一、大考古必有大思路
大考古观是大历史观的一部分，大考古关注文明起源、社会进程及其规律。顶层设计大考古的主要任务是以考古学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特点、规律与原因。近年来实施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以“五个突出特性”为学术指引，围绕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聚焦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等重大课题，以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深化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乃是基于大考古的工作思路。
目前在大考古思路下相关重大课题的凝练和实施方面仍面临一些问题，正如李群局长所言：考古学理论研究仍然滞后，对于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构建缺乏深入探讨；凝练重大学术项目的能力不足，课题“小、散、碎”；考古机构、科研院所、高校合作渠道没打通，多学科合作、跨区域资源整合还很有限。缺乏理论研究必然导致对考古学的目标、目的及其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解决什么问题缺乏整体的、清晰的思考，形不成完整概念。各地及各考古单位在实施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项目时到底要解决哪些问题，以及为什么要解决那些问题也缺乏深度思考，导致不少重要项目无法取得突破。赵辉先生在济南会议听取考古中国项目汇报后总结指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搞清文化和文明的概念问题。“文明”主要是指从蒙昧—野蛮—文明这个话语中的“文明”，文明不可以无限拉长，农业文明和国家的政治文明不是一回事。良渚、石峁如何定义为国家需要认真思考。柴尔德在描述文明标志的时候，是对国家出现以后一些表现而提出的，国家出现的标志就是出现了管理层。就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实施以来的工作，赵辉先生指出，重大项目的汇报不只是单纯的工作汇报，要把考古发现综合成对于社会发展的解释，比如遗址发现了什么，支持了对于课题设计所达到的什么要求和目的？生业的研究如何支持社会复杂化？等等。要说清楚我们的工作对于课题的价值与意义，这就要求在大考古的工作中，重大课题项目负责人要有清晰的思路，明确的问题意识以及超强的协调组织能力。
上述，实际上就涉及到大考古的第二个问题了，即跨学科、跨部门合作。
首先是跨学科合作，李群局长指出，目前我们的考古，科技考古与田野发掘“两层皮”的问题仍然突出。这个问题确实是当前面临的大问题，大考古的工作，绝对不是只懂田野考古发掘就能解决问题，多学科的参与是大考古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甚至是大考古课题预设目标得以实现和取得突破的唯一方法。多学科合作需要围绕课题任务来实施，课题需要哪些学科参与，课题负责人想必是明白的，但是也不一定都能完全明白，考古工作者不可能什么学科都懂，其知识储备与学术训练不可能穷尽所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技术。但是，考古学家至少要知道作为考古科学所能运用的技术与方法，并尽量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进展程度。比如，碳十四的技术变革带来测年数据的变化，分子生物学对于完成考古学任务的作用，科技考古参与重建聚落的生态与生业，成分检测与工艺分析对远隔千里却看似相同的考古样本做出某种判断。其次是跨部门合作问题，跨部门合作涉及多学科的部门。考古中国、文明探源的重大课题显然是要跨部门合作的，考古机构与考古机构的合作，考古机构与高校的合作、考古机构与其他科研机构的合作，省级的合作以及省、市、县的合作，甚至中国与外国考古机构的合作，等等。这种合作既可以是一个工地多个单位，又可以是一个课题多个工地多个单位。如何建立跨部门、跨工地、跨省际的合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考古中国和文明探源历次的工作汇报，大家基本上还是以单个遗址发掘为主来做作汇报，如何将考古发掘以课题为核心整合起来，确实需要超强的协调组织能力。即便一个遗址的发掘，跨越学科和部门的合作也都还只是在尝试和探索之中。三星堆考古是个实施较好的典型例子，迫切希望三星堆遗址跨学科跨部门合作尽早总结出工作范式，为基层编制考古工作计划和顶层审批计划和经费预算时提供参考。?
二、大考古须重视小细节
近年以来，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取得重大成果，并据此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彰显了大考古的优势。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是大考古实施的原则性要求。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大考古得出的宏观叙事，都是从细致的微观研究中获得的，类似良渚、凌家滩、石家河、鸡叫城、南佐、双槐树、焦家、红山、石峁、三星堆等大遗址的大考古，如果没有底层细节的衬托，永远也无法去做宏观叙事。
但是，我们发掘出来的这些文明迹象，对于考察早期文明模式与结构到底有哪些重要作用？这些遗存和迹象如何才能从考古叙事变成历史的语境并纳入大历史的框架体系中？此类问题也常常困扰着学术界。我们发掘了不少显示文明程度的遗迹，但还是难以回答当时社会与政治的基本图景——部落联盟？酋邦？国家？我们没有办法进一步了解当时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和制度。这个，确实是很难被考古“挖”出来，或者说，已经挖出来了，但我们并不认识。
比如良渚的水坝和古城，其起因何为？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还无法实现量化统计。另外，反山墓地和瑶山墓地的年代和墓葬安置的具体细节也还并不完全清楚，墓地里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们是首领或许不假，但他们是宗族的，还是高于宗族之上的首领？是良渚城的首领？还是环太湖地区的唯一首领？首领是世袭的还是轮流的？或是其他方式——比如以玉工技艺或通神能力或组织才能而获得？良渚社会等级的强化是权力出现之前，还是权力出现之后？这个社会的政治构架——如官阶体系的设置如何？官员的俸禄用什么支付？池中寺的粮食为谁储备？目前正在实施的大考古项目中，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河套地区的石城，暂以石峁为大，也似乎以石峁为尊。但石峁与其他石城到底是什么关系，碧村是否是受石峁节制的前哨之地？石峁那种以片状玉器垫塞墙体、人神兽面石雕砌墙的做法意欲何为？也还有诸多疑问尚待解决。考古可以发掘出很多重要迹象，但回答迹象背后的人与社会永远都是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关键在于小细节层面上的突破。
小细节要求精细化考古和微观化研究，要将研究置于苏秉琦先生所指的“分子水平”，以小见大。研究中的微观分析是极为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多属于微观分析。依赖于小细节的微观分析，大考古的目标才能够得以实现。陈星灿先生总结科技考古成果主要表现为：考古年代学为中国考古时空框架的确立提供了年代标尺；环境考古通过对全新世气候过程的分析探讨了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环境机制；人骨考古勾勒出古代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和融合的历史图景；动物考古构建了中国主要家养动物的起源及动物资源获取、利用方式的框架；植物考古以大植物遗存研究为重点，形成了中国农业起源三条源流的科学认识；古DNA研究的前沿领域主要包括线粒体、核DNA在内的全基因组测序；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区分出沿海、农业区以及牧区的食性特征，讨论生业经济及社会阶层；冶金考古重点关注西北地区本土化冶金技术与中原地区冶金技术的并行发展、交流及影响。这也充分说明唯有小细节的微观分析，才能解决宏观问题，大考古的使命与任务才能完成。
小细节的课题意识与技术方法还具体表现在田野考古操作中，以“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为例，我们比较关注微观层面的探索，如城河墓地、孙家岗墓地，通过细致的田野作业，基本复原了墓葬的安葬方式，清理出了墓葬填土及其填土与墓圹、二层台、棺椁的做法与随葬品的放置方式。国家文物局颁布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之前后，随着地面、活动面、界面等概念的提出，是把田野考古发掘做到了分子水平。系络图的引用，系络图取代联络图，是田野考古发掘精细化的具体体现。当然，具体操作起来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地层堆积成因并不能完全被我们所认识，你可能永远无法准确辨析出某一段垒土城墙到底是分几次筑成的（除非有明确的堆积间歇和接缝），一个灰坑到底是分多少次填满的，你也难以回答为何看起来似乎不同的堆积要归为一个地层。主观认知在田野发掘中因人而异的现象实在太多了。同样，你也永远无法准确判断某一类用火遗存的性质，比如红烧土中呈还原状的黑色烧土和若有若无的边界，你无法准确判断这是灶、火塘、窑的遗迹，还是因失火或烧烤地面所致。又如对红烧土建筑的认知，黄山遗址仰韶作坊的墙为木骨泥墙，墙抹灰，顶抹泥，泥上盖茅草。房子因失火而废弃，房内不少陶器、石器有明显二次燃烧的迹象。墙体并没有在建造时烧烤，墙体的红烧土只是在废弃失火时造成的。岗上遗址发现的红烧土，却发现有平整的白灰面，白灰是墙体的抹灰，是将墙体烧烤成红烧土之后再抹灰形成的。房子废弃时未经火烧，是以墙面上的白灰还很干净洁白，这种情况在大汶口也同样存在。不仅墙体的红烧土是烧烤出来的，枝江关庙山遗址、蒙城尉迟寺遗址红烧土房子的屋顶也是烧烤出来的。反映人类文明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建筑，就是从这些细节中得以加深认识的。
小细节是大考古研究的奠基石，是大考古基础研究中的基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第2阶段，二里头遗址的道路网络、宫城城墙、1号基址群、2号基址群等政治性、礼仪性大型工程均出现数量不等的破坏性灰坑，来自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的文化因素突然成组出现，且破坏了1号夯土建筑基址等政治性、礼仪性大型建筑，二里岗文化系统的人群成为该遗址的主体使用者。夏商王朝更替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即由包括二里头、二里岗、偃师商城、大师姑、东赵、望京楼等遗址具体而微的田野考古发掘做出定性判断，是小细节成就大考古的典型案例。又如，学界普遍认为，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之后的肖家屋脊文化，可能是受到中原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和造律台文化的冲击而出现，代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解体。我们发掘两湖的一些遗址时，往往能在石家河文化堆积之上发现肖家屋脊文化的遗存，而有的甚至是比较单一的肖家屋脊文化聚落和墓地，如澧县孙家岗、宜昌白庙遗址、宜都王家渡、荆州枣林岗墓地等。从陶器玉器形态上看到的似乎是“禹征三苗”的结果。但是，从遗迹上是否能够对此加以进一步判断呢？比如聚落结构的变化、生活行为及其生业形态的变化等，如果不从这些方面入手，“禹征三苗”就被认为是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的附会，但如果将变化的小细节如聚落的微观研究、文物的微观研究做出成果，说服力将大幅提升。另外，肖家屋脊文化之后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就是1800BC—1600BC的大致范围内，长江中游文化出现断层（只有零星的遗存，比如湖南樟树潭遗址），到了二里岗文化时期，这里出现比较单纯的中原二里岗文化因素（虽然有些非二里岗文化的因素，但并不是从肖家屋脊文化继承下来的）。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或可解释为夏商鼎革之际大历史浪潮下边缘力量的消散和弱化，但这只是大历史视角下的推测而已，要回答为什么，必须做精细化的考古研究才能解决问题。
实践得知，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夏商周断代，文明形成标志这些大问题的解决，非细节的精准化不可，这就是小细节的作用。苏秉琦先生著名的区系类型学说，是从小细节做大考古的典型范例，从仰韶文化具体遗存提炼出“三组六种因素”，从而为仰韶文化在中国史前历史进程中找到了准确的定位。区系类型学说除了条条块块，还特别关注块块之间是如何相链接的，也就是区系链，如果没有链，区系就永远只是区系，只能是满天星斗，就没有办法多元一体。多元一体的前提是区系中的链接——或可视为文化与文明的基因。找到了区系链，就找到了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密钥。小细节与大考古，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等研究方法在考古学上的具体表现。没有大考古思路，细节永远只能是“小、散、碎”；没有小细节，大考古也只能是空泛缥缈，不着边际。在大考古与小细节这方面，苏秉琦先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文章来源：“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