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城子崖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办事处东武原河畔、被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先生在山东作考古调查时发现。1930年和1931年，“中研院史语所”对此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有板筑城垣，因此定名为“城子崖”。遗址发现以黑陶为代表的史前文化，因地处龙山，有不同于以彩陶、红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故确定为 ...

 　城子崖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办事处东武原河畔、被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先生在山东作考古调查时发现。1930年和1931年，“中研院史语所”对此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有板筑城垣，因此定名为“城子崖”。遗址发现以黑陶为代表的史前文化，因地处龙山，有不同于以彩陶、红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故确定为“龙山文化”。这次发掘，是中国早期重大的考古发掘活动，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考古事业的发端，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城子崖：一朝醒来惊天下》

著：赵燕姣

出版社：济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7月

　　赵燕姣副研究员的著作《城子崖：一朝醒来惊天下》融学术性与通俗性为一体，探蹟索隐，不仅详细梳理了这段颇具传奇性的考古故事；又草蛇灰线、伏笔深远，对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赋予新的学术思路并加以拓展。览卷读后，汇报几点收获如下：

　　首先，以确凿的证据否定了中华文化西来说。自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中国第一代考古学人就开始致力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当时西方考古界断言“中国无史前文化”，安特生仰韶文化“西来说”喧嚣一时。对此说的彻底否定，正是由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李济、梁思永等先生在这个遗址的下层发现了一种以磨光黑陶为特征的黑陶文化，完全迥异于此前安氏发现的彩陶文化。城子崖与其后梁思永先生发现的“后冈三叠层”不仅为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也为中国考古特别是史前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的基石。李济先生曾客观又不乏激情的评价说：“由这遗址发掘，我们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的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城子崖遗址也因此荣获“中国考古圣地”之殊荣。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城子崖以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是成功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其次，城子崖的发掘可以说是中国考古事业的发端。城子崖是中国学术机构独自发现、独立发掘的第一处史前文化遗址。1934年出版的《城子崖——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新石器时代遗址》作为首部田野报告是“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尽管一切只是开端，但整个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却采用了一套科学的记录方法，第一次以考古地层学原理为指导发掘并绘制了详细的考古地层图，且带有明确学术目的地揭示出一个前所未闻的黑陶文化遗存——龙山文化。这对认识中国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梁思永先生在总结城子崖城址和殷墟发掘的基础上，首次辨识出了“夯土”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文化现象，对其后的考古发掘更有凿破鸿蒙之功。

　　第三，中国考古学界的“黄埔”军校。城子崖的发现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考古人才，这些当时风华正茂的学人在日后的考古学领域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领域争得世界性荣誉成为可能。提及城子崖考古遗址的发掘，人们总会下意识地想到“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及“中国考古学第一人”梁思永先生。李济先生曾戏称“自己是半路出身的考古学者”，真正考古学出身的梁思永先生的加入更是让城子崖的发掘如虎添翼。其余参与者的业务水平，如吴金鼎、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王湘、刘屿霞、张善、刘锡增诸先生，通过这次发掘工作也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一点在《城子崖》报告中多有体现。报告在撰写过程中并无前例可循，却仍然体例完整、措辞严谨、材料翔实、印刷精美。报告末尾所附长达30余页的英文摘要，更是旗帜鲜明地向国外学界及时传递了古老中国的最新发现，为辉煌悠久的中华文化争得了世界声誉。

　　第四，中国考古学界的第一条规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导致生灵涂炭、民生凋敝。面对地下文物，一些不轨之徒的盗掘更疯狂到肆无忌惮的境地，其中不乏假借“军事演习”之名实则大行盗墓之举的军阀。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下，普通百姓眼里的考古发掘像是打着官方旗号堂而皇之地盗墓。以李济先生为首的第一代考古人决定从自身做起，立下了中国考古学第一条规矩：“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队同仁自己决不购买、收藏古物。”只有如此，方能“使自己有别于古董商人和古玩收藏者；可取信于古物出土地的老百姓；虽说不足以消弭，但可以有助减缓盗掘古物的风气。”自此，这条“规矩”也成为了历代考古学人自觉遵守的圭臬。

　　最后，开公众考古之先河。殷墟发掘的受阻及城子崖发掘的顺利使李济先生等意识到，地方保护主义才是阻碍科学考古的绊脚石，而广大民众文物保护知识的匮乏更是不利于科学考古发掘的重要因素。为了能更好地让民众认识考古，提高全民族对科学发掘意义的认识。1931年，李济先生在南京举办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和山东龙山遗址发掘成绩展览”，此次展览是近代以来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出土文物展，各界名流纷至沓来，盛况空前。李济先生还适时的举办了多场“中国上古史的新材料及新问题”的演讲，各路媒体纷纷报道，激发了民众对上古文化的认识与自信，最终促成了我国第一部全国性文物保护法令《古物保存法》的颁布。

　　当前，中国的考古事业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而回首往昔，距1928年吴金鼎先生发现城子崖遗址已倏忽95载。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以城子崖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面貌也越来越清晰。这一时期的海岱地区已经形成了不同等级的聚落城邦，形成了“都邑聚”式金字塔形层级结构，出现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力心的区域性中心，很显然已进入了初期的文明社会。考古学者将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起，为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以海岱地区为核心的先民所创造的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组成部分。赵燕姣博士近年来以城子崖遗址为契机研究东夷文化，该书既是她此前多年学术探索的总结，也是此后东夷文化研究的良好开端。（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