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刘国祥：红山文化如何形成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基因？
在红山文化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看来，史前先民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以红山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核心一元。
红山文化何以成为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其与中原的仰韶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如何互动交流？刘国祥近日接受中专访，对红山文化考古研究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如何发现和命名的？
刘国祥：概括而言，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重要源头之一。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历程可分为1949年以前、1949年至1980年、1980年至2000年以及2000年至今四个阶段。
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公园眺望，秋日晨光中的红山巍峨屹立。孙自法 摄
1908年，日本人鸟居龙藏在赤峰英金河畔调查，采集到红山文化陶片和石器标本，随后，瑞典人安特生等发掘红山文化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也在赤峰地区进行数次调查。1930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到英金河与林西一带调查。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对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1938年出版《赤峰红山后》发掘报告。1943年，考古学家佟柱臣到赤峰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多处红山文化遗址。1949年，一件红山文化典型的C形黄玉龙被村民在东拐棒沟遗址附近犁地时采集到。
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首次提出“红山文化”命名，强调红山文化对于研究长城南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问题有重要意义。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红山前的三个地点和红山后的一个地点进行调查和试掘，获得一批重要实物标本，对《赤峰红山后》报告中的错误结论予以纠正，将原来混淆在一起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分开来，证明红山后遗址从红山文化一直持续至青铜时代，提高了对于红山文化遗址群及红山文化研究的总体认识。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发现石砌的方形、圆形祭坛，首次明确红山文化祭坛形制；牛河梁遗址群的发现与发掘，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中心祭祀遗址，极大丰富了红山文化内涵，使之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国文明起源特征的核心内容之一。
20世纪90年代，多处遗址发掘出红山文化房址或墓葬，出土了一批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红山文化实物资料。
进入21世纪，敖汉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赤峰魏家窝铺等遗址的发掘，推进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全面深入开展。
魏家窝铺遗址。孙自法 摄
中新社记者：红山文化如何分期分类？考古发掘研究上有哪些代表性遗址？
刘国祥：红山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每一期又可分出早、晚两段。早期阶段距今6500-6000年左右，代表红山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期；中期阶段距今6000-5500年左右，红山文化全面发展，开创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期；晚期阶段距今5500-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进入鼎盛期，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革，红山文明逐步形成。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更加明显，等级制度确立，出现特权阶层及一人独尊的王者式人物；制陶业高度发达，玉雕工艺技术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形成玉礼制系统。
红山文化典型遗址包括红山后遗址、牛河梁遗址、喀左东山嘴祭祀遗存、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那斯台遗址、草帽山积石冢遗址、哈民忙哈聚落遗存、魏家窝铺聚落遗存等。其中，红山后遗址是红山文化命名地；牛河梁遗址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埋葬与祭祀中心；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首次发现红山文化整身陶塑人像；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中期聚落遗址。
根据遗址分布状况和文化面貌差异性，可将红山文化划分为魏家窝铺、牛河梁-兴隆沟、哈民忙哈、那斯台四个类型，它们既有各自特征，又密切联系。其中，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处于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那斯台类型和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区域性特征较为显著，魏家窝铺类型受到中原影响较大，而哈民忙哈类型则可能受到东北地区同时期史前文化的影响。总之，红山文化晚期晚段红山文明形成后，各类型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牛河梁遗址成为红山文化共同体的祭祀和埋葬中心。
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兴隆沟遗址，出土原址立有1：1比例复制的敖汉整身陶人像。孙自法 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重要一元，红山文化对推动中华文明形成和延续发展有哪些重要贡献？
刘国祥：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其精神信仰与祭祀体系源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在红山文化时期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发展，并形成系统化的精神信仰与祭祀体系，包括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以龙图腾为代表的动物崇拜。
红山文化考古已发现大量与系统化精神信仰和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包括修建在山顶的坛、庙、冢和聚落内某些兼有祭祀功能的房址；祭祀活动用的玉器如玉龙、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人、玉凤、玉鸮、玉龟等，以及陶塑、泥塑或石雕的人像与专供祭祀活动使用的陶器等。
天地崇拜。红山文化牛河梁、东山嘴、草帽山遗址发现的圆形和方形的坛、冢，将天圆地方观念融入到建筑中。无底筒形器、无底钵形器、塔形器以及斜口筒形玉器等，均表达出红山文化先民贯通天地的精神理念和信仰。天地崇拜观念的形成与红山文化旱作农业系统的成熟有密切关系。牛河梁遗址的方形与圆形祭坛、那斯台遗址石雕人像顶天立地的形象，表明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五千多年前已形成，是红山文化为中国古代哲学核心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
祖先崇拜。红山文化先民一方面将墓葬建在山顶，使用石板墓，以玉器随葬，积石成冢，另一方面将祖先形象用陶塑、泥塑、玉雕、石雕等手法予以塑造，并加以崇拜。其中，牛河梁女神头像被认为是“红山女祖，中华共祖”。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敖汉陶人，是红山文化先民敬奉、祭祀、崇拜的祖先形象，被专家认定为“中华祖神”。
动物崇拜。红山文化的动物崇拜以龙崇拜为重点，红山文化时期是龙崇拜的成熟期。红山文化龙形玉器与兴隆洼文化早期龙文化因素和赵宝沟文化猪首龙形象一脉相承，对商周及后世玉龙的雕琢及崇龙礼俗的发展均产生重要影响。龙凤崇拜观念在红山文化晚期已形成。
红山时期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日趋成熟，以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以及玉礼制的形成最具代表性，这些均表明红山文化晚期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红山文化先民的共同信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传承与发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展出的玉玦形龙。潘旭临 摄
中新社记者：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和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之间如何互动？其玉文化对后世有何影响？
刘国祥：在红山文化孕育和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仰韶文化彩陶进入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在其基础上创造出一套祭祀用的彩陶器，这种吸纳与创新既缔造了红山文化的辉煌，也密切了西辽河流域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同时，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比如，在洛阳苏羊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兽首石雕就明显出自红山文化，在仰韶村遗址出土有1件玉环，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型风格。这表明，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上层社会之间存在交流，且深入两个文化腹地，而非局限于边缘地区。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存在着交流、交往、交融的互动式关系，双方互相借鉴、互有影响，这两个文化中玉器造型的相似性，背后蕴含有深刻的寓意，反映出史前南北两个文化集团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或祭祀礼仪体系的相近性，真实反映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过程中玉器发挥的核心作用及呈现的文明图景。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史前中国两处玉文化中心，各自形成一套可标识身份与信仰的玉礼器系统。良渚文化出土的玉龙与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前者应是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良渚文化中发现红山文化的岫岩河磨玉，意味着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玉料上的交流。
红山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玉器方面尤为突出：兴隆洼文化开创了使用岫岩河磨玉的先河，至红山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这种对透闪石玉材的辨识及使用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兴隆洼文化先民首创的线切割技术在红山文化时期发扬光大，它蕴含了“以柔克刚”的思想，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特质与智慧。
红山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多处遗址发现红山文化玉器：殷墟妇好墓出土红山文化的勾形玉器和勾云形玉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红山文化神面纹曲面牌饰，还出土红山文化的高等级玉器玉猪龙和勾云形玉器；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出土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佩，其四角为蘑菇首，是最早的蘑菇首形态，表明商代玉龙的蘑菇首很可能就源自红山文化；陕西凤翔春秋晚期秦人墓出土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战国中期墓葬出土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形器。
此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蜷体玉龙，均受到红山文化影响。蜷体玉龙造型一直到商周都有继承。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有两种写法，一种身子呈“S”形，一种为圆曲形，其中后者就是红山文化的蜷体龙，这也证实红山文化的龙是中华龙的本源，对后世的龙影响深远。
观众欣赏故宫博物院藏红山文化“玉龙”展品。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红山文化考古研究未来发展有何规划？您对红山文化申遗有什么建议？
刘国祥：红山文化所处的辽西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是连接东北平原与中原腹地的纽带，属于典型的文化交汇区。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需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发掘研究，对红山文化意义和价值进行更深层次的发掘与阐释。
其中，玉器见证了中华文明形成和连续发展的光辉历程，是延续文明血脉的核心物质载体，并发挥出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功能，是中国各民族融合发展和团结进步的重要物质见证。因此，考古学要深入研究红山文化玉器形成玉礼制的核心，重点阐释其所蕴含的社会功能，阐释红山文化玉器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载体所承载的文明要素，如礼制、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原始宗教信仰等。
红山文化研究也是国际化的重要课题，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美、英、法等国多家博物馆收藏有红山文化的珍贵玉器，大英博物馆收藏有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赛克勒博物馆收藏有斜口筒形玉器，其中一件低沿一侧雕刻有垂弧纹，是红山文化标志性纹饰。
至于红山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从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考古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和行动。目前，申报列入遗产名录的红山文化遗址有三处，分别为牛河梁、红山、魏家窝铺遗址。良渚申遗成功，也促使红山积极汲取良渚经验，推进红山文化大遗址、大保护、全联动开展申遗工作。
受访者简介：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06-2007年)。
刘国祥迄今已发表考古简报、论文80余篇，100余万字，主要学术著作(独著、合著或合编)包括《红山文化研究》《玉器起源探索》《东北文物考古论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名家论玉》《玉根国脉》《东北新石器时代》《东北与北方青铜时代》等。
（图文转自：“东西问”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