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商周考古阐释齐鲁文化内涵与根脉——《海岱地区商周考古与齐鲁文化研究》读后
《海岱地区商周考古与齐鲁文化研究》一书，通过翔实的考古资料为我们揭示了海岱地区从多元中的一元逐步融入王朝一体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细节、图景和路径。
《海岱地区商周考古与齐鲁文化研究》
作者：刘延常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本书精选了刘延常先生从事考古30余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商周考古、齐鲁文化、东夷文化、青铜器”四个部分为序，依次揭开了商文化、东夷文化、周文化、东周诸地域文化交流融合及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同时依据近年最新考古发现，系统梳理了海岱地区商周考古学文化谱系，对齐鲁文化的内涵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阐释。
在“商周考古研究”部分，详细梳理了20世纪海岱地区商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并结合鲁东南地区商代文化遗存及近年周代考古的新进展，重新阐释了商文化东渐及夷商、夷周关系。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和由此带来的新认识。例如，鲁东南地区商代考古与研究历来薄弱，刘延常先生进行调查梳理、明确时空框架，廓清该地区商代考古基本文化面貌，填补了学术空白。根据这些新发现，刘延常先生指出，商文化在海岱地区的分布有由早到晚、自西而东的过程，商人东征和商文化东渐主要通过北、中、南三条路线：北线沿泰沂山脉北侧向东推进；中线沿曲阜、泗水、平邑、费县一线向东推进；南线沿古泗水向南推进，向枣庄南部、临沂苍山、江苏北部扩张。商文化在上述三条路线的时空分布与聚落特点反映了商王朝经略东方的不同面相：在鲁西南和鲁南地区，商文化对当地土著文化实行替代式的东渐，体现了商王朝的东扩战略；而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的商文化遗存则是商王朝东征时遗留在当地的遗存，当地土著的东夷人群没有被商王朝完全征服和管控。商代晚期遗留下来的这一历史格局进而深刻影响到西周分封及其统治策略。如齐国“因其俗，简其礼”、鲁国“变其俗，革其礼”，都是这一政治文化图景对军事政治制度和统治措施的影响。刘延常先生认为，周人灭商后，周初分封改变了山东半岛的政治格局，西周早期周王室控制海岱地区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首先，从鲁北和鲁中南双线入手，分封姜齐镇抚鲁北，分封姬鲁镇抚鲁南；其次，在齐鲁两个核心封国周边分封诸小国，例如分封滕国协助镇抚鲁南等，形成次一级的政治中心；再次，在边缘地区以商王朝旧贵族进行填充，最终形成“主要封国——次级封国——殷遗民——东夷土著”等不同圈层的区域政治模式。历史实践证明，周人的这一东土经略模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最终将整个海岱地区纳入王朝一体格局之中。当然，这种经略模式和稳定结构并不是僵硬固化甚至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动态变化和调整中，刘延常先生指出，从西周晚期开始，以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为核心分布区的东土青铜器群出现，反映出周王朝中央势力衰弱造成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以及海岱地区土著文化即东夷文化的复苏。可见这一经略模式成功的关键和依靠的核心力量是西周王朝中央的绝对力量。到东周时期，随着周王朝中央力量和对地方控制力的衰弱，主要封国齐、鲁便成为海岱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轴心。
在“齐鲁文化研究”部分，详细梳理了山东地区周代考古发现和研究概况。刘延常先生指出，考古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周代以齐国、鲁国为代表的东方地域文化，内涵包括海岱地区周代考古学文化、古国遗存和周边文化因素等三个层面，包含不同的成分结构、层次结构和形成过程。具体而言：齐文化是齐鲁文化的核心部分；鲁文化是中原周文化的延续，是周文化在山东地区的代表；莒文化分布于鲁东南地区，与淮夷等古国联系密切；莱文化分布于胶东半岛，在以周文化为核心的基础上融合当地土著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风格；珍珠门文化是夷人文化，主要分布在胶东、鲁北和鲁东南地区，是齐文化和莱文化形成的基因；鲁中南泗水中游属南北交通要冲，是商和西周王朝东扩的桥头堡，东周时期又是泗上十二诸侯国之腹地。刘延常先生认为东夷文化是齐鲁文化的底色，西周王朝早期对东方的分封、征伐使得周、商、夷人文化初步交融；周文化进入胶东半岛后，以夷治夷的怀柔政策促成夷周并存，即“周文化背景下的东夷风格”。由此可见：东夷族团传统属地方文化基因，商王朝东渐使海岱地区成为商文化的东土，形成了商文化、珍珠门文化、东夷文化交融共存的局面；西周早期周分封齐、鲁等诸侯国，与中原文化、周边文化再度融合，在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时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齐鲁地域文化。
在“东夷文化研究”部分，主要梳理了古史传说时代、夏商周时期东夷文化的发展脉络，包括日照五莲丹土遗址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岳石文化王推官类型、晚商至西周早中期的珍珠门文化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刘延常先生曾主持发掘的丹土遗址，文化延续500多年，呈现出快速聚集、急速膨胀、突然衰弱的特点，作者认为这一特点反映了鲁东南区域文化演进多族群竞争下的格局和东夷族群支系势力的发展、繁荣、重组与扩张。关于岳石文化，刘延常先生也有较多深入地研究，认为岳石文化王推官类型可能来源于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同时吸收了下七垣文化漳河型的文化因素；在岳石文化晚期，出现了城子崖岳石文化城、丁公岳石文化城壕及桓台史家器物窖藏等大型重要考古遗存，形成了以城子崖遗址为中心的方国。关于珍珠门文化，刘延常先生认为它来源于岳石文化，主要分布在海岱地区东部，吸收了商文化和周文化的部分因素，并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对应，提出珍珠门文化珍珠门类型遗存可能是嵎夷，会泉庄类型可能是莱夷。此外，刘延常先生还进一步放宽视野，探讨了东夷文化与日本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青铜器研究”部分，刘延常先生对山东地区出土青铜器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将山东地区先秦时期青铜器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着重探讨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山东地区东土青铜器的传承与转变，指出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是东土青铜器群的两大核心分布区，分别属于东夷古国中的莱国和莒国，为从青铜器角度探索东夷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我们不仅全方位了解了海岱地区早期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从多元之一融入中华一体的全部过程，更了解到刘延常先生三十多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在田野发掘、业务交流、管理服务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学、思、践、悟，在日常繁重的工作之余，专研不辍，久久为功，立足考古学材料、考古学方法、考古学话语体系，同时钻研齐鲁优秀传统文化，在利用考古材料书写历史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躬身力行，矢志不渝，践行了考古学者的初心和使命。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学习的地方。（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