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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洛阳故城内城遗址

摘要: 内城遗址内城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南北长约4000米,东西宽约 2700 米,主要遗存有城垣、城门、城壕、道路遗迹、建筑遗址(包括衙署、寺院、仓库)、手工业遗址等。内城,即汉魏晋洛阳城, 北魏时洛阳内城。据《续汉书 ·郡国志》中引皇甫谧《帝 王世纪》云 :“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云 :“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 ...
内城遗址

内城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南北长约4000米,东西宽约 2700 米,主要遗存有城垣、城门、城壕、道路遗迹、建筑遗址(包括衙署、寺院、仓库)、手工业遗址等。

内城,即汉魏晋洛阳城, 北魏时洛阳内城。据《续汉书 ·郡国志》中引皇甫谧《帝 王世纪》云 :“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云 :“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 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内城大体上长九里,宽六里,因此,古人称之“九六城”。整个城垣,南北向长而东西向短, 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据实测,内城遗址东垣残长3895米,宽约14米; 西垣残长3510米,宽约20米 ;北垣全长2820米,宽达25~30米;南垣因洛水北移被冲毁而无法度量。三面残垣高度一般为1~2米,北垣东段和东垣的残垣高达5 ~8米不等。虽然有几段墙垣地面上已看不到,但其墙基都埋入地下1米以上。城垣系版筑夯土墙,细密结实,至今部分墙垣上一排排版筑夹棍眼的痕迹,仍清晰可见。

内城三面墙垣虽然大致为南北或东西走向,但均不完全呈直线,在不同位置都有曲折现象。这种曲折现象与这座城址使用时间较长、后代不断的增筑扩城有关。据考察,各段墙垣均由多个时期夯筑或增修的多块夯土组成, 时代分属周、秦、汉、魏晋和北魏等多个时期,不同地段的城垣夯土始筑或增筑时代也有很大差别。据研究发现, 北魏内城下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早晚有异的早期古城叠压在一起, 即始建于内城中部的西周城址,东周中期向北增扩的城址,战国末——秦代又向南新扩的城址。东汉、曹魏、西晋洛阳都城和北魏都城的内城,均在这个城圈基础上修建并沿用。

根据文献记载,东汉、魏、晋洛阳时,城有12门,门皆双阙。北魏迁都洛 阳后,对汉晋的旧门进行了修缮和改建,并在大城西北新辟承明一门,实为13门。 南城垣已被洛河冲毁,考古工作者从西垣的南头起, 依次转至北垣和东垣南端,共探见城门阙口 10 座。其中西垣5座,北垣2座,东垣3座。

Ⅰ号城门,西垣南头起第一门,距今洛河北岸约 150 米,由龙虎滩村西去枣园村的大道,正从阙口通过,当地群众叫“西城口”。此门即东汉的广阳门,北魏的西明门。

Ⅱ号城门,西垣南起第二门,南距I号城门约880米,西距今白马寺院约 1公里, 310国道正从阙口上通过。此门遗址因多次修筑公路受到损毁, 阙口现呈喇叭状,从此门的位置看,应是东汉的雍门。

Ⅲ号城门,西垣南起第三门,南距Ⅱ号城门约500米,在白马寺的东北,当地群众叫“胶化口”。此门位置,与《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记载的西阳门位置符合,应是北魏太和年间改建的西阳门。

Ⅳ号城门, 西垣南起第四门, 南距Ⅲ号城门约 820 米, 当地群众叫“水口”。门洞正在西垣折拐处的南侧,保存较好。在此门洞下有一道砖券涵洞,内径约2米多。根据文献记载判断此地可能就是北魏的阊阖门,也即东汉的上西门。

Ⅴ号城门,即内城西垣北端的一座城门,位于今翟泉村的东南侧,南距Ⅳ号城门约 650 米,北距内城西北角不远,保存较好。从此门位置来看,它可能就是北魏太和年间新建的承明门。

Ⅵ号城门, 北垣西起第一门,位于今金村西寨墙内, 西距“阿斗坟”约 400 米。其形制和规模都较大, 从此门的部位和形制来看, 即是东汉的夏门、北魏的大夏门遗址。

Ⅶ号城门,北垣西起第二门,位于金村东北,东距内城东北角约 700 米,它可能就是东汉的谷门、北魏的广莫门。

Ⅷ号城门,东垣北起第一门,位于韩旗屯村北,东垣在此折拐处的北侧, 由保驾庄通往韩旗屯的村道由此穿行。推测此门应是汉之上东门,亦即北魏的建春门。

Ⅸ号城门,东垣北起第二门,位于韩旗屯村东,由城外的寺里碑村通往白 马寺的村道由此穿行。此门正与西垣西阳门相对, 应是汉之中东门, 北魏时改名东阳门。

Ⅹ号城门,东垣北起第三门, 南距洛河约200米, 北距Ⅸ号城门约 1350 米, 位于龙虎滩村东。从此门的位置来看, 它应该是汉的旄门, 或曰望京门, 北魏时改名青阳门。

根据记载和勘探的道路情况,南墙垣上还有 4 座城门,由东至西分别为北魏开阳门、平昌门、宣阳门、津阳门,但四门均已被洛河冲毁。

考察建春门、西阳门和大夏门等门址情况,内城城门可能均设置三个门 道,这显然与“一门有三道,所谓九轨”的记载相符合, 也遵循了天子都城的制度。内城城门的建筑结构,是靠夯土隔墙和大排叉柱支撑的三门道大过梁式建筑。文献记载北魏内城城门上都有高大的楼观建筑,“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 尺”,由此获知其城门上面的楼观都是两重结构。此外文献记载洛阳城门皆有双阙,但目前考察的多处城门均未发现明确外凸或独立的双阙遗迹,但城门两侧均有较大规模的夯土墩台,推测其双阙也可能建造在城门楼两侧的墩台上。


内城东北角鸟瞰

内城外有宽阔而深浚的护城河环城而流,引水注入城内宫城,称阳渠。它既可护卫京师,又用作美化城市。《洛阳伽蓝记》云 :“谷水周围绕城, 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经过勘查得知,谷水流注护城河有可能就在翟泉的东北寨墙内,这里已经探见一条较大的淤土冲积沟, 由西而来。谷水由西流此后分成三支 :一支南流, 经金墉城“乙城”“丙城”的西垣外顺墙南流。一支东流, 经“乙城”北侧, 出城后折向东南流,从大夏门右侧注入城。一支北流, 经“甲城”西墙外,环流北墙,再折向东流, 在离“甲城”东约300米的中州大渠南侧, 即金村北的上屯村舍附近, 复见河道经此向东南流,经广莫门至城东北角。这段河道与北垣平行,相距约20~35米,宽20~24米,淤土深4米以上。河道经东北城角后折向南,顺着东垣南流,沿途经建春门、大夏门、承明门, 宽度18~28米不等,北窄南宽,淤土深3米以上。城墙外侧建有附属性的建筑“马面”,它突出于城墙外, 勘查时共发现 7 座。

“马面”的间距在110~120米。西墙北段4座,承明门南北各2座,面积在150~250平方米。1962年挖修退水渠时,发现“马面”底部用绳纹小方砖铺砌11层,由下往上逐层内收,从砖式上看,当是北魏时修葺的遗迹。同时,在北城墙东段发现3座“马面”,1座在广莫门西,另2座约在广莫门东侧,间距约 120 米,其面积大小及形制相仿。马面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始建于魏晋时期,晚期马面是北魏对魏晋马面进行修削后重新筑造的。

城内街道,共发现东西横道5条,南北纵道5条。据《续汉书 · 百官志》 刘昭注引蔡质《汉仪》曰“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又《元河南志》卷二引陆机《洛阳记》曰 :“洛阳城十二门,门有阁,闭中,开左右出入。城内大道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 凡人行左右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夹道种槐柳树。”又《洛阳伽蓝记》序中曰:“一门有三道, 所谓九轨。”从文献记载上可以看到汉魏洛阳城的街道建制规模。通过勘探可知,内城城内有东西、南北各5条大道,基本连接相对的两个城门,城内的道路四面畅通。主要的东西向大道有承明门内大街、阊阖门—建春门内大道、西阳门— 东阳门大道、西明门—青阳门大道、汉代雍门内大道,南北向大道有开阳门— 建春门大道、平昌门—广莫门大道、宣阳门内大道(铜驼街)、津阳门内大道(北抵西墙承明门内大道)、大夏门内大道(南面穿过承明门内御道至宫城西北角)。

南面一条横道即自东墙青阳门至西墙西明门的御道,长2460米,宽29~36米。该道路与宫城前的南北大街铜驼街交会处, 道路北侧布置有左祖右社,即东为太庙、西为太社;路南左有护军府和衣冠里,右有司州和凌阴里等,该区域是内城南部重要的礼制建筑区域。

中间一条横道为自东墙东阳门至西墙西阳门的御道,长2630米,宽约40米。道路从宫城南面穿过,与铜驼街在阊阖宫门前呈“T”字形交会,是内城中最重要的东西向交通干道。西阳门内道路南侧 20 米处有东西向的夯土坊墙遗迹, 应即文献记载的西阳门内道南永康里和御史台的北院墙。西阳门内道路北侧的延年里有宦官刘腾宅,后尔朱世隆为尔朱荣追福改立为建中寺。刘腾宅东面还有太僕寺,寺东还有乘黄署、武库署,二署也是故曹魏相国司马文王(司马昭) 的府邸。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北则有太仓署和导官署。治粟里为仓司官属所居, 在太仓、导官二署东南。这条东西道路两侧也都为重要的官署、权臣贵戚的宅第或寺院。

北面一条横道是自东墙建春门至西墙阊阖门的御道,长2510米,宽35~51米。该道路直对宫城东门万岁门和西门千秋门,是内城东西两侧进入宫中的重要御道。内城西墙阊阖门内道北有宣武帝所立瑶光寺, 东去千秋门二里; 道南有刘腾所立长秋寺, 即晋金市故地。建春门内御道南,有句盾、典农、籍 田三署和司农寺,再南面即太仓署和导官署。这些掌管粮食生产、加工和储藏的官署集中设置在建春门与东阳门内,与北魏宫城东面设置有太仓,且邻近建春门外的漕渠有关。建春门内道北是拟作东宫的空地,即晋太仓所在,仓南有翟泉,即东周时王子虎、晋弧偃盟于翟泉之水域。这里也是汉代永安宫旧地。

此外,汉代雍门内和北魏承明门内还各有一条东西向道路。雍门内御道残 长仅50余米,宽约20米,北魏时应已废弃。承明门内御道残长1410米,宽17~22米,从金墉城前向西直入宫城北面和华林园。承明门内道北为曹魏始 建的金墉城,孝文帝时为金墉宫, 内有光极殿, 南门称光极门 ;承明门外大道北则是孝文帝常去谈经拜佛的王南寺。

5条纵道中有3条正对南墙城门,另有2条正对北墙城门。最东面一条纵道是南墙开阳门内御道,北抵东墙建春门内东西向御道,城内残长2400米,宽12~15米 ;东起第二条纵道即贯穿南墙平昌门至北墙广莫门的御道,局部折拐为东西向,城内残长4045米,宽14~29米。广莫门内是晋时的步广里,御道西侧为皇家禁苑华林园 ;前述翟泉即在广莫门道东、周景王冢与威列王冢之间,周回三里, 孝文帝以其在华林园大海的东侧, 故又称其为苍龙海,并在翟泉北侧设置有河南尹廨。东起第三条纵道即南墙正门宣阳门内御道,北端起于宫城南门阊阖门,故名阊阖南街,也称铜驼街,道路残长1650米,宽40~65米,是北魏都城内重要的南北大街。据考察, 阊阖门前150米处发现一段铺石板路面, 宽约2.9米,位于40米宽道路中间略偏西处。石板0.6~0.9米见方,铺砌整齐, 表面有碾压车辙印痕,车辙间距1.5米。文献记载北魏在铜驼街两侧设置有许多重要官署和太祖、太社,街东侧自北向南有左卫府司徒府(东面有景乐寺)、国子学、宗正寺、太庙、护军府、衣冠里等 ;街西侧有右卫府、太尉府(西面有永宁寺)、将作曹、九级府、太社、司州、凌阴里等。结合记载,阊阖南街被称为铜驼街至少沿自曹魏,街两侧设置庙社也不晚于魏晋时期。这条以铜驼街命名的南北向御道位于宫城正门和正殿正前方,南面直对大城正门宣阳门和城南的祭天郊坛圜丘,显然是作为都城的轴线大街规划设置的,也是后世都城宫前中轴线大街的雏形。最西面一条纵道是南墙津阳门内御道,北抵西墙承明门内御道,城内残长2990米,宽36~40米。津阳门内御道东侧设有胡统寺、昭玄曹、永宁寺、御史台、太僕寺等。永宁寺为胡太后所创建, 其地为曹魏大将军曹爽故宅。永宁寺南有昭玄曹,永宁寺北则是御史台。

北墙大夏门内还有一条南北向御道, 南面延伸至宫城西北角附近, 残长400余米,宽约30米。御道东侧即禁苑华林园,园内有大海(汉、曹魏天渊池),还有曹魏明帝所起景阳山,孝文帝建有清凉殿、茅茨堂等。

内城中主要是宫殿区、皇家禁苑、官署、社庙、太仓、武库及重要的佛寺、官邸等。一般的民宅、寺院、民居、手工业作坊和市场都放到了内城外的郭城内。宫城位于内城北部略偏西,宫城北部、内城北墙以内是皇家禁苑——华林园,大夏门外有阅武场;内城西北角为金墉城, 东北角是汉魏时期的太仓和武库。宫城南为官署区和重要的寺院、官宅等,重要的官署集中排列在铜驼大街两侧。

通过对内城的城垣遗迹进行解剖和试掘,发现了一些早期的城墙夯土遗迹。从所暴露的剖面上看到的夯土城墙,皆由不少于5块、构筑于不同时期的夯土组成, 除最早的原筑夯土外,其余夯土皆为后期修补和增筑。夯筑时代分别属于周、秦、汉、魏,最早的可到西周, 最晚可到北魏,城垣不同部位夯土的始筑或增筑年代也表现出较大差异。

城址北部,原筑夯土的时代不早于东周,从夯土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看,大约是春秋晚期,其他夯土则为此后各代增筑。城址中部, 在解剖城墙夯土的过程中确凿无疑地发现其原筑城墙夯土为西周时期所筑,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具体时代皆不晚于西周中晚期。而在城址北部发现的春秋晚期城墙夯土在此仍然存在,但已不是该段城墙的原筑夯土,而是作为增筑夯土依附在西周时期夯土的外侧或内、外两侧。春秋晚期以后各代增筑的城墙夯土情况与城址北部的基本相同,分属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魏晋和北魏等时期。这就是说,这个区域城墙夯土的筑建时代明显早于城址北部,它始筑于西周,东周及以后各代沿用了西周城墙,并对墙体做过相应的修补或增筑。城址南部,从残存夯土遗迹和遗物判断,其始筑年代明显早于东汉,不早于东周,与城址北部和中部发现的战国末年至秦代或西汉初期的增筑夯土时代相当。

由此可以看出,在汉至晋代的洛阳城址上,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早晚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时代较晚的城都是在沿用前代城的基础上, 向北向南扩大而建筑新城。时代最早的城址位于汉晋洛阳城址中部,为西周时期所筑, 其具体范围大约北到自东墙建春门(汉上东门) 至西墙阊阖门(汉上西门)的东西一线,两门附近南北向城墙皆有东西向小转折,与这个时期北 墙有关 ;南到东墙青阳门(汉望京门)和西墙西明门(汉广阳门)北侧各自的城墙小转折处的东西一线,这个时期的城圈基本为方形,大致合当时的东西六里、南北五里。时代稍晚的城址位于汉晋洛阳城的中部和北部,约为春秋晚期筑造。这个时期城址除北部为新扩部分外,南部则沿用西周时期所筑之城,并且略有修补或增筑。时代最晚的城址系沿用西周、东周城址并向南扩大而成,其筑造年代约晚于东周、早于汉代。东周时期使用的城址在此时期仍被沿用并有所修补。这一时期的城址约南北九里、东西六里,已达到并形成了汉晋洛阳城的形制和规模。这一时期形成的城圈在西汉至北魏历代均有修补或增筑,显然是被各代所一直沿用。

作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国都的汉魏洛阳故城,其城市规模和形制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在西周城址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经过东周、秦代的增扩以及汉魏四朝的修缮和增筑活动逐渐形成的。它作为中国古代早、中期都城城市的典型代表, 经历朝代之众多、延续年代之悠久、城市形制变化之频繁复杂,对后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 内城建春门遗址

建春门是汉魏洛阳故城内城东城垣最北的一座城门,位置在东城垣北段向 东转折处,地当今瀍河区韩旗屯村东北。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有“东面 有三门,北头第一门曰建春门,汉曰上东门……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的记载,此门为东汉的上东门,曹魏改称建春门,西晋、北魏沿用。

20 世纪60年代初,在全面勘察汉魏洛阳故城时探出此门1985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对建春门进行了发掘。汉魏洛阳故城北依邙山, 由于受邙山水土流失的影响, 城东地面逐年升高,建春门遗址一带,城外地面高出城内约半米,此门址由于地势低洼,受到春秋两季雨水的侵蚀, 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水口,常有雨水和山洪经此灌入城内, 对遗址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城门遗迹的整体面貌及城门建筑的基本结构,大体清晰, 一些建筑细部结构仍有保存,约略可见。

从发掘的情况看,城门基址略呈长方形,南北长30米,进深约12.5米, 南北两侧, 横截城墙夯土为壁,其间布置两道东西向夯土隔墙, 构成一门三道的形制,门道方向与城墙垂直,各门洞内皆有大道穿过,中门洞由于洪水冲刷,道路已无存,现存的南北二门洞, 结构基本一致:门洞正中为车道, 车道两侧依门洞壁设础石以立柱,城门安装在门洞中部偏东处,城门洞采用了靠夯土墙 基排叉柱支撑的大过梁式建筑形式。南北二门洞各宽约6米,车道宽4米,路土厚0.2~0.3米,其上留有车辙痕迹。南门洞发现的车辙清晰, 间距1.25~1.4米,路土下为夯土,厚度在1米以上。南北二门洞中,北门洞南侧的排叉柱柱 础槽保存痕迹最多,由残迹可知,此侧原有8个,现存6个,槽口基本为方形, 边长为0.8~1.3米, 槽深0.4~0.5米, 槽间距为0.3~0.5米, 两个门洞仅保存经过翻动排叉柱础石4块,其中北门洞北侧1块,南门洞北侧3块,北门洞的1块位置接近门槛石, 形状比较规整,长约0.72米,宽约 0.47米,上面平整, 正中有一直径11.5厘米、深5.5厘米的圆形柱窝, 侧面刻出一条浅槽, 宽 24 厘米, 深约5厘米。南门洞的3块中, 1块接近门槛石,形状比较规整,长约 0.77米, 宽约 0.68 米,厚约 0.33 米,石面正中同样有一直径 11.5 厘米、深约 6 厘米的 圆形柱窝。另两块分置门洞的东、西两端, 形体小,不甚规整。两门洞中的门槛石、 门砧石皆无存, 唯留下掘取石件造成的沟槽,由沟槽的现状可知,门槛石长3米,门砧石长0.5~0.6 米,宽 0.9 ~ 1 米。在门槛石外侧路面正中都埋有一块0.35~0.45米见方的不规则青石,用以加固门槛石。中门洞保存较差,车道及 排叉柱遗迹被毁殆尽,门洞两侧的夯土隔墙也有所损坏,现存夯土隔墙顶面与门洞内路土面的高度接近,两隔墙的南北宽度皆为 4 ~ 5 米,隔墙之间的距离为 8 米,由此可知中门洞规模和南北两个门洞基本相同或稍大。

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城门两侧的城墙头曾包砌青砖,在城门南侧城墙头即南门洞南壁的东段、城门北侧城墙头即北门洞北壁之西段和西侧, 沿城墙基部,各发现一条城墙包砖的基槽,宽0.7~1 米,沟内的砖基已被扰乱,青砖保留原放样式者寥寥无几,在靠城垣一侧的沟壁上保存一层层排列有序、上下层之 间错落分布的小方洞,在包砖基槽内层沟底发现一块长38厘米、宽19厘米、厚9厘米的长方砖铺地面,其中一端则插进城垣的小方洞内,这样可以使包砖 与墙体夯土结合更牢固。从所出土的砖来看,有汉代的“城砖”,也有魏晋时期长方砖,这也表明在城门两侧包砌青砖始于魏晋时期。在北门洞路土下发现了

一条宽约1.8米的暗沟,沟底铺石,四面低于门洞车道道路路土约2.8米,这是一条排水沟,使用年代在北魏以前,北魏时填塞废弃。汉代修建城门, 常将排 水道设在城门洞下,建春门的排水道即是汉代所筑,魏晋时期沿用, 北魏时期城内的排水改建他处。

从发掘的遗迹现象可知,建春门的建筑结构采用了以夯土墙和排叉柱承重的大过梁式结构。在我国建筑史上, 汉唐时期城门洞的做法,都是以大过梁式结构为主要特征,汉魏洛阳故城处于汉唐长安城之间,城市建设史上有着承上 启下的作用,而城门洞的做法则上承汉长安城。从遗址内发掘所见的大片的白 灰墙皮,可知当时对门洞的装饰十分讲究,在墙壁表面精心粉饰白灰膏, 而后在白灰墙壁上装饰红彩绘成的线条图案,呈现出古朴典雅的建筑风貌。城门洞以上的建筑状况,依照《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为门楼两重,去地百尺。

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和路土内的出土物断定,城门废弃于北魏末年,城门的石构件遭到挖掘,并且有火焚迹象,当与北魏分裂后,东魏多次对洛阳城进行劫掠有关。北魏分裂为东、西魏,534 年东魏迁都邺城, 次年, 东魏大拆洛阳宫, 将建筑材料运往邺城使用。孝静帝元象元年(538)侯景等烧洛阳内外宫寺、民居, 同年八月, 高欢带兵围攻金墉城, 城中室屋俱被焚尽。经过多次劫难, 洛阳城被毁殆尽,建春门也难逃劫难。

2. 内城西阳门遗址

西阳门是内城西城垣中间的一座城门,位于今瀍河区白马寺院东北 1.5 公里处。西阳门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北魏迁都洛阳后,由于东汉时期西城垣中 间的雍门斜出, 不与东城墙的东阳门相对,在重建洛阳城的时候,填塞了汉代的雍门,在其北面 500 米处,新修建了西阳门,与东墙中间的东阳门相对,也形成了东阳门~西阳门横贯宫城前的一条东西大道,并与阊阖门前之御道相连, 构成汉魏洛阳故城的东西轴线大街,与御道则构成了“T”字形的城市主干交通网,这一改变和新的城市道路布局对汉魏洛阳城的城市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2013 年 1 月至 7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对西阳门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 明确了门址的位置、范围、保存状况。西阳门遗址位于汉魏洛阳城内城西墙中段, 南距 310国道约300米。西阳门遗址地面无存,其南北两侧即内城西城墙有明显的城垣土堆,高出地面1~2米,沿城墙有一段窄的生活路, 门址周边范围为大面积的农田。受晚期洪水等因素的影响,遗址保存较差,只在城墙上残存有一东西宽约35米的缺口,勘探发现的城墙内外两侧的道路都与此缺口东西对应,推测门址当位于此缺口处。门址区残存的遗迹主要包括内城城墙墙垣夯土、北门道、北侧隔墙以及北门道下的砖砌沟渠等遗迹。内城城墙位于发掘区的南北两端,南侧清理出的部分南北长 3 ~ 7 米,东西宽 16 米,北侧清理出的部分南北长约 8 米,东西宽约 15 米。城墙为夯土夯筑而成,两部分城墙之间有一南北宽约 35 米的缺口,西阳门门址当位于此缺口中。

西阳门门址保存较差,仅发现有北侧门道残存。北门道位于发掘区的北侧,北临内城城墙。门道东西向,南北宽约 5.9 米,东西进深约 13 米。门道保存较差, 门道内未发现有城门设施遗迹,门道内的道路遗迹也被破坏殆尽, 但在城墙内外两侧的边缘部分均残存有部分道路路土遗迹。该道路呈西高东低的斜坡状,由城墙内侧向缺口延伸并逐步抬高,在缺口内路土虽已无存且被晚期淤土 叠压,但出缺口后仍有少量路土残存,且有继续向西抬高的迹象。在北门道内, 还发现有三块被扰动的石建筑构件,推测为门道内的柱础石或门砧石。础石略 为方形,顶面中心均有圆形柱榫窝, 其中一块础石为边长约 0.7 米的方形, 厚约 0.5米,圆榫窝直径 0.15 米。

在北门道下发现有保存较好的砖砌水道,水道东西向,残长约 20 米。水道保存较好,靠近西侧的一段盖板石条仍有保存。水道距地表 0.65 ~ 0.8 米,系在地下夯土中开挖基槽后砌砖修筑而成,底部衬石,两壁砌砖,顶部用石条封盖。基槽南北宽 1.7 米,砖槽内宽 0.6 米,深 0.9 米,水道西段仍残存有顶盖石 板 8 块。水槽的东端被砌砖封堵,西端与城墙西侧一条向北的南北向水沟相连。水槽底部较平,略呈东高西低状,高差不足 0.1 米。该水槽的性质尚无法确定,但可以确认是与北魏新开辟的西阳门有关的建筑遗迹。

北隔墙位于北门道南侧,平面为长方形,仅残存夯土的地下基础部分,南北宽约4.4米,东西进深约13米。在北门道以南,即推测的中门道和南门道位置处,则被晚期洪水冲刷破坏得更深,除基础夯土外已无任何门址遗迹。

据残存遗迹大致推测,西阳门的形制结构当与东城墙已经发掘的建春门基本一致。建春门门址南北宽约30米,城门进深约12.5 米,有三个门道,其北门道路土下也有一条砖石砌筑的东西向水槽,中间门道也被洪水完全冲刷破坏,与西阳门发现的情况较为相似。通过发掘可见的夯土隔墙和础石,也可认为西阳门是依靠夯土墙和排叉柱承重的大过梁式的门洞结构。

在城墙内侧约35米处,考古人员对城内的西阳门大道道路遗迹进行了解剖发掘,发现了有叠压关系的两层路土。在上下层路面上均发现有东西向的车辙痕迹。车辙宽0.2~0.4米,车辙间距约1.2米。通过对其中的包含物进行分析, 推测下层路土当是北魏时期的西阳门内道路,上层路土可能是城址废弃后继续沿用此道路而形成的。

北魏时期的西阳门道路东西宽约 40 米, 距现地表约 1.8 米, 路土保存较好, 厚 10 ~ 25 厘米不等,中部路土较厚而南北两侧较薄。在道路的南、北两侧, 都发现有可能与道路两侧的排水沟渠有关的遗迹,推测当时的道路两侧或均设 有“路沟”。南侧路沟在探沟内残宽约 6 米 ;北侧路沟较窄,宽约 4 米。这种道

路以路沟划分为三段的结构与文献记载中的汉魏洛阳城“御道”的设置基本一致。

西阳门遗址的保存状况虽然较差,但通过考察发掘对西阳门的具体位置和形制布局还是获得了较为重要的考古资料,尤其是在门址内侧发现的北魏时期道路遗迹,进一步明确了文献中关于该门址为北魏时期新辟的记载,印证了历史文献资料, 同时,该道路“途分三道”的结构也与文献记载中北魏洛阳城“御道”的设置相吻合。这些发现, 不仅为研究汉魏洛阳城的城市布局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也为该门址的进一步保护和复原研究提供了全面、科学的资料。

3. 永宁寺与永宁寺塔基遗址

在汉魏洛阳故城宫城正门阊阖门西南约一公里、310 国道与陇海铁路交叉处 的南侧, 一座高大的土丘特别引人注目,当地人俗称“大冢”或“木塔寺”。它 千百年来默默地耸立在那里,经历着寒来暑往, 目睹着兴废沧桑。遗留下的废 址残基,不知引发了后人多少感慨叹息。这里便是 1500 多年前北国佛都洛阳城内外众多寺院中最为宏伟豪华的皇家寺院——永宁寺遗址。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广泛而迅速传播的时期,中国尚佛之风也在此时日益兴盛,北魏奉佛礼佛达到高潮。无论是皇室权贵, 还是士绅商农,大都敬 佛礼佛,建寺造塔更是这一风尚的具体体现。当时的信众认为唯有这样才能表达自身对佛无以复加的信仰与崇拜。寺塔不仅是在数量上大大超越以往,在建 筑的形制和规模上更是力求宏大华丽。尤其是作为最高统治阶层的皇室,营建 的塔寺更是要突出其尊贵与虔敬,喻示着其在世俗社会的高人一等,在佛国也同样远胜于众, 南朝同泰寺、北魏永宁寺就是如此。而洛阳永宁寺作为这一时期数以万计的佛寺代表,是整个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标志,在我国佛教史、古建筑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永宁”一词,取之于《尚书 · 吕刑》中“其宁惟永”一句,表达统治者希望其政权“永久统治,天下安宁”之意。早在北魏天安二年(467),北魏献文 帝拓跋弘就曾在当时的国都代京(今山西大同)起建永宁寺, “构七级浮图,高 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至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决定迁 都洛阳之初,打算在洛阳城内再建永宁寺, “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 寺一所, 余悉城郭之外”。可见永宁寺在北魏政权中, 政治象征意义更大于其作为寺院的宗教场所功能。

北魏熙平元年(516)孝明帝元诩即位,其母灵太后(宣武帝妃胡氏)“临 朝称制”,控制着北魏的国家实权。在当时王公贵族竞相礼佛的狂潮中, 灵太后 发起兴建永宁寺。她把寺址选在繁华的洛阳城内, 北距宫城仅一里之隔。开工之日, 灵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充分表达了她对兴建永宁寺的重视。 神龟二年(519), 永宁寺塔建成, 孝明帝与灵太后登塔眺望, 因“其目见宫中”, 遂严禁一般人登临, 永宁寺成为专供皇帝、皇后礼佛的场所, 称冠于当世。北 魏朝政动荡, 逆臣豪强频起, 纲乱国危, 在此情形之中, 永宁寺也难独善其身 成为佛国乐土。永安二年(529),北海王元颢入洛屯兵于此。永安三年(530) 尔朱兆作乱,囚庄帝于永宁寺门楼上。永熙三年(534)二月,永宁寺塔遭雷 电所击,焚毁殆尽。在永宁寺塔烧毁不久, “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永宁寺院也随着北魏王朝的覆灭而废弃。

据史书记载, 永宁寺规模宏大, 整体是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院落。四周有墙, 各开一门,南门(山门)、木塔、佛殿等主要建筑,自南向北依次纵贯在寺院的 中轴线上,寺院的东西两门则严格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布置。整个建筑群布局严谨,庄严肃穆, 主次分明,错落有致。木塔雄踞寺院中央, 寺院四门与其直 对, 木塔前方及左右两侧空旷开阔,北部有大型佛殿相配,更显出它的主体地位。 这显然是一种以佛塔为主、以佛殿为辅的寺院建筑格局。这是我国早期佛寺的 典型布局,它一方面借鉴了古代印度佛寺“窣堵坡”建筑的以塔为中心的布局特点, 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一些礼制建筑如同明堂、辟雍平面十字对称的形式, 这也是与佛教建筑在中国发展本土化要求相适应的结果。此时的佛事活动已由简单的原始绕塔而行礼佛诵经进一步发展到对佛像的崇拜,从而在中轴线的北部建造佛殿恭置佛像。塔与殿同为礼诵场所,但仍以塔为中心。


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平面图

永宁寺为皇家寺院,整个建筑较之其他同时期寺院,彰显了其无以比拟的高贵与华丽。当年为建此寺,不惜耗费国家巨大的财力、物力, 又集中了大批在建筑、雕塑、文学、艺术诸方面堪称一流的人才, 因而永宁寺的建筑不仅体现了当时最高的寺院建筑艺术,同时也处处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宏大高贵华丽的风格。据《洛阳伽蓝记》记载, 永宁寺四面皆筑有围墙, 墙上施有木短椽, 椽上覆瓦, 和当时皇宫宫墙的形制完全一样。四面寺门尤以向南正门最为高大峻拔,“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 “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绮钱青,辉赫丽华”,门外塑有雄壮威武的四个力士,四只狮子, “壮严焕炳,世所未闻”。东面和西面的两座门,其形制类似南门,不过只有二重门楼。北门则 无楼,“上不施屋, 似乌头门”(形制为两侧主柱、两扉似栅栏的式样)。围墙之外,绿水环绕,青槐婆娑。

寺内建筑则以豪华伟壮的格调追求皇家特有的高贵与尊荣,从体量、数量及规模上都显示崇高壮美。寺内北部的佛殿,“形如太极殿”。另外殿中供奉有“丈 八金像一躯, 中长金像十躯, 绣珠像三躯, 金织成像五躯, 玉像二躯”,“作功 奇巧, 冠于当世”。佛殿内置 21 尊大佛像, 足见其内部空间之大。另外还有“雕 梁粉壁,青缫绮疏”的僧房楼观 1000 余间分布于中心佛塔的东西两侧。特别是寺中九层佛塔, 即永宁寺塔, 更是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高层木构建筑, 其以 惊人的体量和高度,纵向开拓立体空间, 不仅与寺院本身的平面空间形成对比, 而且与整个北魏洛阳城所追求的平面铺排、层层叠进的横向空间形成强烈反差,从而突出了崇高壮阔、气魄宏大的佛国主题。

塔是佛的象征,在佛教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塔的高低大小,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对佛的崇敬程度, 佛教讲因果报应, 造塔越高, 报应越多, 也更显虔诚。

永宁寺塔的高度, 《水经注》载 :“浮图(塔)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魏书》说“高四十余丈”。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该塔 进行考古发掘的资料, 一般认为《水经注》所记四十九丈是准确可信的。如取北魏前尺折合今 27.9 厘米计算,四十九丈当折 136.71 米。这样的建筑高度在 今天亦非易事, 对于 1400 多年前的工程技术水平而言, 只使用自然材料(土、木)进行营造,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永宁寺木塔的第一层,每面九间,皆设三门六窗,涂以朱红大漆,上饰鎏 金衔环铺首及鎏金铜钉。在木塔的塔刹上装饰有大小“容二十五斛”的鎏金铜 质宝瓶。孝昌二年(526)狂风大作,木塔宝瓶被刮落,竟“入地丈余”,由此 可见宝瓶之大之重了。宝瓶之下还装有鎏金铜质承露盘十一重,盘之周匝皆悬 挂鎏金铜铎(大铃)。木塔四角设置四道铁缫,自塔刹引向塔座,每道铁缫上都 饰有“大小如一石瓮子”的鎏金铜铎,另在上下九层的四角皆悬挂鎏金铜铎,总计各种铎共达 130 枚。每至高风月夜, “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木塔建成之后,灵太后不听众大臣谏阻,携七岁幼子元诩登塔眺望,“视宫 中如掌内, 临京师若家庭”。因其高拔, 可见宫中, 此后就严禁一般人攀登了。著名僧人、被尊为中国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来到洛阳后, 看见永宁寺“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遂“合掌连日”,赞叹永宁寺“实是神功! ” 自称活了150岁,走遍世界各地, 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二月, 木塔为雷电所击。火初从第八层燃起, 很快就蔓延成熊熊之大火!时“雪雨晦冥,杂下霰雪”,合城僧俗咸来观火,有三个僧人当场投火而死,“悲哀之声, 振动京邑”。面对漫天大火,孝武帝元 脩曾派一千名羽林军意图扑救,但终无济于事,“火经三月不熄, 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永宁寺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约301米, 东西宽 212 米, 四周院墙 皆系版筑而成。在版筑的墙体之下再向 地面下挖深 1.5 ~ 1.6米的基槽,内用 土逐层夯实,以此作为墙体的基础。南 墙墙基仅存西侧一段,残长 53 米,宽 3.3 米,残存墙基高 2.4米。南墙正中发现 一长方形建筑基址,东西长 44 米,南北宽 19 米,并探见残砖瓦、朱色石灰墙皮和红烧土块等堆积物。这座夯筑基址,当系南门楼遗址,面阔7间、进深2间,向北正对佛塔。在正对佛塔的东西墙中段相对应探到两个缺口,宽 3.6 米, 堆积有大量砖瓦、烧土块、石灰渣、夯土碎块等遗物, 应是东、西门址。由于北墙中段今破坏严重,故未见门址。


北魏大型塑像面部


莲花化生瓦当

墙皮和红烧土块等堆积物。这座夯筑基址,当系南门楼遗址,面阔 7 间、进深 2 间,向北正对佛塔。在正对佛塔的东西墙中段相对应探到两个缺口,宽 3.6 米, 堆积有大量砖瓦、烧土块、石灰渣、夯土碎块等遗物, 应是东、西门址。由于北墙中段今破坏严重,故未见门址。

南门是正门,发现的夯土台基在今耕土之下,为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45.5 米,南北宽19.1米,台基四壁直立,高约1.2米,环绕塔基基部有瓦片铺 成散水。台基表面柱础石一无所存,根据保存的黄砂“础痕”,推测柱础石的分布,东西八行, 南北三行, 据此可以复原,南门是一座面阔七间进深二间的巨大建筑,居中五间开间为5.6米,二稍间,开间4.95米,每间进深均为6.85 米。在南门基址内外,发现了由南门通往寺院南的道路遗迹。

西门遗址是寺院西墙门址,向东与木塔塔基中心直对,受破坏严重,原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基几乎被夷为平地,残存的建筑遗迹寥寥无几。其总体形制为西窄东宽,形似一个侧卧的凸字,较窄的部分南北 24 米,东西 8 米,居于寺院 西墙缺口内,较宽部分南北 30 米,东西 10.2 米,处于寺院西墙东侧。由于破坏严重,残存遗迹比较少, 对西门的形制和规模无从判断和复原,从台基的规 模和现存的建筑遗迹分析, 可以认为是面阔多间, 进深二间的建筑。西门外也发现有东西向的道路,向西与津阳门内御道连接,应为通往寺西道路。

东门遗址破坏尤为严重,是已知诸门中保存最差的,门址南北两侧的寺院 东墙墙基残毁殆尽,门楼建筑台基支离破碎, 整体面貌已难以查清。从已发掘的建筑遗迹来看,发现了东墙的残段, 仅为墙基部分,其东侧发现了一块未曾 移动过的柱础石残存,是东门门楼建筑的唯一实物见证。在东墙外发现了一段残存的东西向道路,应为贯穿东门的道路。东门向西正对寺内木塔塔基。

佛殿基址地处木塔塔基以北,由于多年的取土等破坏严重,耕土层下 0.2 米即见殿基夯土, 由于常年的农业耕作, 柱础石和黄砂“础痕”几乎无存, 建筑台基已被损毁,仅存地下基础,地下基础东西长 54 米,南北宽 25 米。

《洛阳伽蓝记》记载 :“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太极殿乃宫中正殿, 可以想见佛殿的形制和规模是何等的雄伟壮丽,其规模肯定大于南门,按照南门的开间和进深标准进行估计,佛殿或为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大型建筑。

木塔塔基位于寺院中部,建于一座百米见方的夯土基础之上,夯土基础位 于当时的寺院地表之下, 厚2.5米左右。木塔基座为正方形,长宽各约 38.2 米, 残高 2.2 米, 内为夯土, 四壁以青石镶包, 从外面看,好像一座青石台基。台基表面是一层坚实的三合土硬面, 四周还装有望柱、栏板、螭首等。这些石质建筑装饰品早已被破坏,仅残存部分遗物,台基四面皆置漫道,以供人上下。

木塔底层用 124 根方柱构成。方柱一般为 50 厘米见方,分作五圈排列,组成方形柱网。第五圈即最外圈为“檐柱”,每面 10 根,共 40 根,这与古文献所说“面有九间”相合。第四圈为“明柱”,每面平均 8 根,实共有 28 根。第三圈为“内柱”, 每面 6 根,实共有 20 根。第二圈“内柱”,每面 4 根,实共有 12 根。第一圈“中心柱”共 16 根, 4 根一组,分为四组,每组密集排列成“田”字形,组成坚固的中心柱网。在“檐柱”的四角, 内外各增置一柱以增加木塔四角的强度。方 柱之下皆垫以方形柱础石。长宽各 1.1 米,厚 0.6 米。除檐柱仅有一块础石外,其余均叠置三块础石,合计厚度达 1.8 米,大大增强了塔的稳定性。

“檐柱”之间筑有土墙,厚 1.1 米,外涂朱红,内施彩绘,墙内墙外皆铺有坚硬的白灰地面。根据残墙及白灰地面的现状,找到了“三门六窗”的设置。在第四圈“明柱”内, 均以土坯垒砌, 形成了一座土坯与木柱混合砌成的实心体。 实心体面阔 20 米,现存残高 3.7 米,在实心体的东、南、西三面, “明柱”之 间的土坯壁上砌有 5 个弧形壁龛, 宽 1.8 米。塔基实心体的北面, 不见弧形壁龛, 但有残柱, 这大概是支撑木梯的支柱。登塔木梯设在塔之背面, 而不是设在塔之正面,是符合木塔整体结构要求的。

塔基中出土的大量泥塑像,造型独特,制作精美。大型泥塑像没有发现完整的, 只出土几件塑像的附属部件。小型泥塑像出土三四百余件,多为贴靠在壁上的“影塑”。由于塔基曾经被焚毁,这些塑像均已身首分离。但从发现的菩 萨、比丘、文吏、武将、女侍等塑像来看, 大多造型精致,形态逼真,工艺精湛, 人物自然,秀丽可掬,比同时期的石窟造像更精美、更细腻、更生动, 堪称北 魏最上乘的雕塑珍品, 为研究美术雕塑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引起了文物界、 美术界的极大重视。其中有几件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

永宁寺是北魏时期一座有代表性的佛寺,其建筑形制布局和结构,都具有 早期佛寺的特点,并雄辩地证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建筑大师无与伦比的卓绝技艺和智慧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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