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张光玮，《城市中的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挑战与初心》，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2023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

本体保护——包容的价值与大众的眼光

 “不改变文物原状”、“恢复原状”、“保存现状”、“修旧如旧”、“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预”、“可识别性”等理念与原则是文物保护领域素来反复讨论、历久弥新的话题。文物修缮工程的主要工作是排除结构险情、修补损伤构件、恢复文物原状。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对“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把握，对于历史上多次干预留下的遗存、不同时期的构件和手法，都需详细鉴别，以价值判断为依据来确定修缮措施；对于损毁缺失的部分构件，在严格充分的论证和科学依据的支撑下，也可以遵循原有的材料、工艺、形制进行局部恢复。而完全损毁的建筑或者建筑上附带的雕刻、壁画等艺术品的缺损，则不必恢复完整。随着文物保护管理制度的完善，保护工程的实施都经过了从立项论证、勘察设计、报审批复，直至实施过程中的管理监督和逐级验收等完整流程。价值判断是一个综合的论证过程，价值倾向和价值观却是主观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保护反映的是在这整个流程中涉及到的管理、研究、设计、咨询、技术、工匠等人员群体在一个时期内的价值观。

近年来，随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上升至国家与民族战略，文物保护对象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关注，网络媒体平台的扩张加速了信息的交流传播和公众个人意见的表达，原本限于文物保护圈内部的专业讨论，也可能成为公众热点话题。一张照片、一语评论，扁平化的信息传播往往会极度压缩一个立体的建筑实体及其演变历程，更遑论经年的保护管理流程中涉及到的团体与个人所投入的思考与努力。

图/①上为80年代照片；②中为设计图纸；③下为建成照片（网友通常能获得左上历史照片，并与建成效果相比较，而较难获得其他过程信息可能会导致对修缮效果的误解）

 图/①上为保护工程开展前现状留存的构件（枋下双交四椀菱花横披、抱框等悉数保留，上框增加棂条与历史照片对应，下部补配门窗）；②下为施工过程与细部完成效果（可开启的窗扇外有棂条等分的纱窗、窗后右侧是中间的门扇向内开启后的背面）

图/①上为另一张较为清晰的历史照片，通过右侧阴影可知窗扇外是细棂条的纱窗（此事有院落内另一角度历史照片和现状实物印证），另通过照片右下角可知中间的门扇由外侧竖向三等分细棂条框和内侧竖向两等分玻璃构成（此细节在整体立面老照片中看不出、会以为中间的门扇分了四份）；②中为建成后照片变黑白的效果；③下为建成后类似角度（考虑到门扇只需装玻璃、不需纱窗，及整体比例协调，在修缮中采取了老照片中的外框三等分设计）

最容易引发讨论的，无疑是文物建筑保护前后外观形象上的变化，这个话题自然不止公众关注，“修旧如旧/整旧如旧”这句古建保护领域耳熟能详的话语背后所隐含的、对文物建筑饱经岁月洗礼而自然留存的沧桑古朴外观的尊重[1]，亦是明证。对岁月在器物和建筑上留下的痕迹的审美和欣赏，比起专门的文物保护理念，无论古今中外都拥有更漫长的历史。

建筑油饰彩画的处理方式无疑极大影响了修缮前后的外观。“断白随色”、“过色见新”本是传统做法，在现代科技加持下通过微观显微分析看可以到不同年代层层叠加的彩画或者油饰痕迹。过色见新的操作基础来源于“岁修”，即经常性的保养维护，总体来说追求的是完整统一、油饰一新的效果。当代的保护工程，几乎很少采取在原来的油饰彩画上再附加一层的修缮方法，维护者不再以主人的身份任意涂改、覆盖建筑的色彩，作为历史的“过客”选择尽量少扰动既有的涂层，而采取回帖加固、清理维护、局部断白、随色补绘等方式。

历史上也会由于战乱荒废或主人更迭等原因、存在较长期的保养断层，当“地仗”或者“底漆”酥碱失效、无法承担其附着在建筑构件表面起到的保护作用时，作为装饰的彩画和油饰颜料亦无法存续，需要铲除后重新包裹打底。是否重新油饰彩画、其色彩纹样工艺的选择及是否要做旧，最后产生的效果，往往会引发争议，众口难调。二十世纪初故宫、天坛、颐和园的大修工作促使2007年《北京文件》的形成，是国际同行也是我们自身对本地区木结构古建筑彩画油饰传统的认知和总结[2]——油饰彩画具有保护与装饰双重功能，囿于材料特性生命周期较短，历史上一直在不断更新，是客观存在的。同一年启动的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工程，历时八年完工后却引发了两极化的公众讨论[3]。虽然千手观音既非木结构、也非本文讨论的城市中建筑遗产对象，但其保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类似的，即保护工程要解决的病害如“金箔劣化、分层、脱落，彩绘粉化，胎体断裂”等，亦是前述“岁月审美”的一部分。稳定可靠的病害诊治技术方法，是通过历史和文献挖掘，并借助科技手段分析支撑，对材料、工艺的多次实验比对后逐步形成的。“重塑金身”的最终效果遵从了有依据的历史原貌，却因没有“做旧”的外观饱受争议。

业内普遍能接受门窗、槛框、柱子、椽望等重新油饰的修缮方法；而彩画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其风格、纹样、材料、工艺等与建筑的功能、主人的身份、建造和维护的历程等息息相关，对其所附着的梁枋、斗拱、雀替等构件通常采取最小干预的保护措施，技术进步也使得原位回帖、固定封护保存变成可能。彩柱朱扉搭配相对暗沉的历史彩画并不鲜见。随着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与发声，可能连“油饰一新”也会受到指摘。虽然舆论未必是一个技术选择的直接原因，社会群体的风向是潜移默化的，比如低饱和度的“莫兰迪色系”的流行和高饱和度传统配色之间的对弈，对比色运用是传统手法，但如果不讲究色度、色调和色相的微妙平衡，难以说服越来越挑剔的民众。于是本来可能应该是“朱红”“二朱”的油饰，为追求和谐、低调改为“铁红”，或者本应罩光油“出亮”，而刻意处理为哑光的效果。缺失或补配的原有彩画构件做完地仗后的“断白随色”甚至也取消、不再补绘任何色彩。

图/由于战乱荒废、主人更迭等、较长期的保养断层或现代的不当干预，使“地仗”脱落、酥碱、失效，北方木构建筑通常需要重新打底油饰，以保护木构

图/彩画缺失部分补绘、配“二朱”油饰的效果（国立蒙藏学校府门内檐）

图/彩画缺失部分修复地仗不再补绘、配“铁红”油饰的效果（昌西陵大门外檐）

城市中的建筑遗产，因其便利的位置和较高的土地使用价值，更容易为公众所接触和使用。保护修缮后的效果也会因不同角度而有不同期待。在“岁月审美”这件事上，有一定使用功能而非单纯公益参观的文物建筑，旁观者和利益相关者的考量是不同的。比如一处碎砖墙，在专业人员看来一层核桃砖一层卧砖码放齐整的工艺代表了老北京的特色、值得保留展示；在参观者眼里是古建筑饱经岁月的沧桑美感，比修葺一新的青砖墙来得漂亮；而管理使用者并不希望修完了还是残墙、更愿意像传统做法一样用抹灰覆盖碎砖。

图/碎砖墙勾缝后保留展示（国立蒙藏学校东路西厢后檐）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为整体的文物建筑，表观色彩与肌理只是其信息载体的一部分，当包容的价值判断将时光的演进和人文的考量纳入视野，从历史走来的文物，无论“重塑金身”、“油饰一新”还是在视觉上满足了众说纷纭的“修旧如旧”，都在某个时空切片上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修复都不可能完全再现一个客体被多次干预后层积的历史，我们也需要借助更多的媒介去记录和传播更完整的信息。而 “岁月审美”如果是今天的主流，能让多数人直观的感受到文物之价值，不失为一条可选择的亲民路径。然则视觉传达的历史感或流于片面，还应辅以深入立体的智识展开，这是文物的展示和利用的内容了。

旧瓶新酒——主动参与公共叙事

随着保护经费的逐年投入，越来越多的文物得到保护整治，展现出与其价值匹配的健康面貌。将修缮后的文物用做面向公众的文化活动或展览展示场所，自然能强化其遗产属性。但也有大量建筑延续过去的功能或转为新的功能，如住宅、办公、文教、商业、旅游服务等，在城市建成环境中，文物的“合理”或“有效”利用，需遵循更多狭义的文物保护范畴之外的规律和影响因素，特别是可持续运营。

为了适应现代功能需求，文物建筑也需要一定的调整，比如水暖电卫生间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升级，这曾经是因文物的“神圣性”而矛盾重重、不可碰触的话题，而文物价值的延续与体现其实也并不简单的在于一砖一瓦的原封不动，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时期因保护观念差异而在不同管理或使用部门之间产生的对抗。近十年来，各级行政部门针对不同类型的文物和历史建筑制定的保护利用导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改造利用与本体保护之间不再是大是大非的观念冲突，转为在技术层面寻求妥善的协调解决办法，文物开放利用已然“祛魅”。能实现文化品质和经济收益双向提升的可持续运营让文物建筑与使用者相互成就。

图/修缮后从宿舍改为家居体验店（青岛八大关近代建筑）

图/古建筑中置入现代艺术装置（北京智珠寺大殿）

城市中的建筑遗产通过建构新的文化身份，也有机会通过环境整治和城市规划的协调渠道，将其影响力扩散到周边环境，起到化解冲突、整合资源、促进社区文化变迁的作用。比如坐落于城市繁华商业街的文物建筑群，相比四周随市场持续动态更新的高大商业建筑，本处于不利条件；通过整理紧邻城市干道的附属建筑和院落环境，补充功能空间的同时也在体量和风貌上与文物主体形成整体，反而在冲突中稳定了自身的传统形态、成为独特地标；而近人尺度一反常规高墙大院的封闭性，以通透的格栅代替青砖墙，围而不阖、化被动为主动，最终形成与城市环境能够相互渗透的文化空间。

图/商业街区中围而不阖的文物院落（国立蒙藏学校旧址）

在文物积极融入社会的同时，如同一本打开的书将迎来不同的解读与诠释，“遗产化”的文物主动融入社会的过程，何尝不是社会在构建身份认同、协商价值与意义彰显方式的文化过程。同时，作为文化产业要素面向消费者，所遵循的商业逻辑也会跳脱出文物的历史语境，新功能所附加的文化信息可能是延展也可能是全新的，也许会有与历史不相干的标签。如此，城市中被活用的建筑遗产就和乡村中被称为“活态遗产”的民居建筑一样，具有了持续塑造新的价值和群体记忆的能力。

图/成为消费元素的文化遗产

图/加入丁丁漫画主题的餐厅（青岛八大关近代建筑）

图/被利用为书店的文物附属建筑

在充分城市化的建成环境中如孤岛般遗存的建筑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铭刻一个城市的历史文明与集体记忆——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使命下，已成共识。来自不同角度的价值观冲突曾经困扰着遗产保护的核心工作；如今，观念性的矛盾消结，化为更具体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对城市建设内涵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产业、空间、人口结构的组织，自然、生态与人文的同构，交织成更为科学而系统的城市化路径。文化遗产同样可以为经济、社会与技术变革带来创新驱动。如何“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在城市中的遗产对象尤其需要考虑在变化的时代如何与公众的诉求相协调，进而化为全社会参与的文化实践。

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成为大众的文化实践，原本小众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是守护者也是协作者、当怀包容，也需警惕可能的过度消费、包括物理上的过度装修改造，守护遗产、不忘初心。

注释：

[1] 梁思成先生在1964年《文物》第7期发表《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中，提出“在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中，一般应以‘整旧如旧’为我们的原则。……对于古建筑的维修应当“给人以‘老当益壮’，而不是‘还童’的印象。” 祁英涛先生也表述过“在维修古建筑的工作中，实际不论是恢复原状或是保存现状，最后达到的实际效果，除了坚固以外，还应要求它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它的高龄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感觉。这种感觉的来源，除了结构特征分析取得以外，其色彩、光泽更是不可忽视的来源。……要达到上述修理的效果，是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这种技术措施，被称为‘整旧如旧’。”

[2] 林佳.遗产保护中的文化冲突与《北京文件》——兼论中国古建筑彩画的特点与保护[J].建筑学报,2013(2):6-9.

[3] 詹长法，徐琪歆.现代文物修复的思考——以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为例[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4):5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