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李令福：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择中”理念
★ 李令福，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八大古都发展与水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城市水利为切入点”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的古都数量很多，具有国家级地理意义的都城主要有五个，即西周至唐代的洛阳、长安（今陕西西安）东西二京，元明清三代的南京与北京南北二京，中间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处于转折时期。东西二京，长安为最佳选择；南北二京，北京为最佳选择。这就是中国古都选址变迁的基本规律。
▲ 中国五大古都变迁的空间模式
在总结中国古都营建理念前，先要分析西安与北京为中国古都最佳选址的原因。这主要涉及中国特殊地理环境决定下的地缘政治，包括民族分布、经济与军事重心的转移等。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端，东边是浩瀚的太平洋，西端是辽阔的亚欧大陆。两条由帕米尔高原分别向东南和东北延伸的巨大山系以及隆起的青藏高原，不仅孕育了黄河、长江等多条河流，而且形成了隔离中国与西亚、南亚的天然屏障。中国地域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有绿洲、草原与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东西方交流。
中国历史从先秦至唐宋，农业文明从黄河流域率先发展并逐步繁荣起来，也形成了以函谷关为界的关东与关西之区域差异，“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唐宋以降，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向东南转移。这是决定中国政治轴线由东西转变为南北的经济基础。
中国三大自然地理类型区包括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内陆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农业、牧业、狩猎等都能因地制宜地得到发展，纷然并存，竞相争胜，给我国各族人民祖先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交流带来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中国内地是农耕经济，南稻北麦，以农耕文化为特征，基本是定居与素食民族；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为草原绿洲植被，发展起来了游牧经济，逐水草而居，形成了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
内地汉族农耕文化与西北边疆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中华民族内部并立互补的主旋律，而其统一与对立的焦点地区在历史上也有变化，早期秦汉隋唐的主角是匈奴与突厥，冲突与交流的主要区域在西北；宋元明清变成了蒙古、契丹与女真，冲突与交流的主要地区在北方与白山黑水的东北，向东方有一定的转移。中国古代社会的游牧文化生生不息，还不断向内地迁移，成为中华文化常新的重要推动力。这是决定中国政治轴线由东西变为南北的军事原因。
从“内制外拓”两方面来看，西安与北京既面对着不同时期军事斗争的焦点与重点区域，又便于控制中原，从而成为各自时期首都的相对理想的选择。中国古代都城史被有的学者划分为西安时代与北京时代，道理就在此。
▲ 中国的空间构成与天下之中
在中国地图上，一看西安的位置特征，便会发觉它不是中国内地的中心，而是偏于西北部，位于中国内地和中国西北边疆交界的地域。这一点，和北京基本一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安和北京是地位最重要、历史最长的国都，其能持续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它们均位于中国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地域。
作为国都，维护国内统治和融通对外关系是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面对来自北疆的压力，作为位于中国边疆和内地接合部的都城，中国古代史前半期西安是最合适的，后半期北京则是最合适的。直面北风的刺激，可以使头脑时刻保持清醒，因而皇帝守边是进取的表现，“直把杭州作汴州”则被看作退却的行为，因为其很难在对外交流中获得主动。
中国古代史后半期建都北京有三大优势：第一，面朝中原，有大运河直通经济中心，便于对内地的控制与利用。第二，向北直通东北与蒙古高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与清朝政权定都北京，直接其发祥地，具有心理优势；汉族政权明朝北修长城，右控辽东，左制蒙古，进退有据。第三，北京靠近渤海，还有控制海疆之便，天津最初就是北京的出海口岸，从其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其前两点与古都西安特别相近，第三点就成为北京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海洋文明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海洋文明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也有所发展，尤其是宋元以至明前期，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较快发展，但没有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
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不仅是中国历史由盛转衰的节点，而且还是中国地缘转向北方的契机。从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到北宋幽云十六州的不能军事统一，均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军事大势影响深远。
《荀子·大略》说：“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是说都城选址的核心原则为“天下之中”。那么，中国古代前后两个时期都城最佳选址追求的“天下之中”，就体现在中原农耕文化与北疆游牧文化的区域中心。
中国最早的“天下之中”是洛阳，《史记·周本纪》记周公复营洛邑的原因：“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是指经济地理上的得天独厚，这一点与后来的“陶为天下之中”基本相似。西周王国的领有“天下”也主要在中原地区，与后来秦汉北逐匈奴、开辟西域的王朝的“天下”有所差异。先民胸怀的天下不仅是东南农业文化的地域，而且还必须包括西北游牧民族所在的地区。后期北京也被认为是“天下之中”，也是说帝之所居为中。金海陵王迁都燕京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上京临潢府僻在一隅……不如都燕，以应天地之中”。因此北京为中都，寓意其居五京之中、天地之中。明人陈敬宗《北京赋》同样强调北京天下之中的地位：“圣皇之建北京也……均万国兮会同，而适居天下之中央也。”明人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称北京：“实当天下之中……为万国之都会。”《清通志》也认为：“今之京师实又居天下之中。”
▲《周礼·考工记》中王城布局示意图
在都城具体规划布局的理念上，最主要的是上文所述的《周礼·考工记》，具体就是方城、旁三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具有中轴对称的特点。前述典型都城案例分析也充分体现了对“《考工记》模式”的追求。
除上述基本理念外，笔者认为《吕氏春秋》《管子》的理论对基本模式有所补充。其一见《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是对“《考工记》模式”之“择中”的具体化：在都城建设中以宫庙为中心。中国古都城市布局也说明，“中”的理念不断被“扩展”“强化”与“深化”，都城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都城城门、宫城宫门从“单门道”发展到“一门三道”“一门五道”，政治性建筑的“中门道”体现出“中”理念之“强化”与“深化”。通过“大朝正殿”于宫城居中之空间安排，体现了中央集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至高无上。北京故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前后布设与唐大明宫含元、宣政、紫宸三大殿的形制相同，具有继承性。
其二为《管子·乘马》，对“《考工记》模式”特殊化的处理方法，具有利用山川形胜的技术特点：“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前两句是说具体都城位置的选择，要充分依托现有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最后一句强调城池不必方正规整，道路不必整齐笔直。这种利用自然的便利条件建设都城的例子体现在秦咸阳、汉长安、隋大兴及宋开封等都城建设上。
▲ 汉长安城的超长建筑轴线
选都与建都是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国之大事。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都城选址及建设可以有以下启示。
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着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而这个地理单元的基本格局就是东南以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为主体的农业地区与西北内陆以草原绿洲为主的游牧地区。这个地理格局与中国古代军事及经济重心的转移决定了长安和北京为中国古代都城的最佳选择。中华民族有早期周秦汉唐的长安、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前后相继，选择在中国内地与北部边疆的中心区域，也就是“天下之中”建都，也奠定了中国强盛王朝的发展及中华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完整，所以是一脉相承，也是中华民族持续不间断发展，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这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重建文化价值观的基础。
而今网络流行的观点认为，当代定都北京为“天子守边”，北京严重缺水，交通“首堵”，应该考虑迁都。其实，都城变迁研究对中国首都北京的建设也有明确的启示，即：北京仍是现代中国相对最优的都城选址。
信息化的时代对都城的选址要求并不苛刻，科技手段可弥补空间距离的不足；世界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全面复兴的时代，海洋意识要求强烈，但没有改变中国的基本历史地理大势，内陆地缘没有大的变化，经过历史选择而且证明：北京优势未失。北京不仅可以兼顾中原、东北及北部边疆，而且还可以俯瞰海洋，这是其不可替代的原因。“首堵”等现代城市病不是都城选址造成的，而是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在调研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逐步消化与解决。雄安新区的建设就是要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可谓“千年大计”。
中国古代都城“择中”的人文设计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的核心理念。左祖右社的设计体现中国人具有“人文追求，尊重历史，敬畏祖先，没有主体宗教”的包容思想。“法天象地”是中国古代三才理论的具体实践，具有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山川形胜在城市规划布局上的具体利用，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欢度中秋 喜迎国庆
本文摘编自《品读中国 : 风物与人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 北京 : 中华书局 :科学出版社, 2023.9）一书“07 天地之中：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与布局”，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华文明书系）
ISBN 978-7-03-076196-5
审图号：GS（2023）2741 号
策划统筹：罗华彤 金 蓉
责任编辑：李春伶 余 瑾
本书是一部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如何在锦绣大地上创造辉煌文明的普及性读物，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邀请著名文史学者、地理学家联手打造。全书由自然编、人文编、中外编三部分组成，简明扼要、图文并茂地讲述广袤中华大地上的自然风物和人文创造，述说大江大河所孕育的厚重文明，展示人文遗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深入浅出地揭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