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古代建筑遗址复原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原作者: 徐怡涛 |
发布时间：2023-12-2 2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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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建筑是构成中国特色考古学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其基础在于中国特色。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考古学源于西方，经过中国数辈学人的不懈努力，在以物质史料实证中 ...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其基础在于中国特色。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考古学源于西方，经过中国数辈学人的不懈努力，在以物质史料实证中国历史，发现及阐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具体问题中，逐步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徐苹芳先生在北京大学给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考古学史时指出：中国田野考古与西方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田野考古是“土里找土”，即在地层中寻找“夯土”。夯土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地基、墙体等部位长期且广泛采用的建筑构造形式，与西方建筑迥异。由此可见，正是中国与西方在建筑技术上的巨大差异，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底蕴。无论是我国长期的考古实践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都清楚地阐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是进行时，远非完成时。虽然中国古代建筑的技术特点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但百年来，中国考古界对古代建筑的研究并不深入，在田野考古中，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认知，大体止步于夯土基础部分，未将中国古代建筑的整体认知系统地运用于田野考古之中。不知建筑的整体，怎能正确认知田野考古所发现的建筑的局部？反之，不知局部，又如何从局部推知整体？在建筑整体认知缺位的情况下，田野考古工作必然出现建筑历史信息的误判、漏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田野考古认知遗址历史真实性和阐释遗址历史文化价值的能力。由此可见，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就必须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尽快弥补考古领域对建筑认知的局限，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离不开建筑考古学的研究与创新，离不开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成果有机融入考古田野发掘，从而不断提升和完善田野考古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凝聚中国特色。唯有牢牢抓住中国古代建筑这一与西方迥异、独具中华文化特质的考古遗存类型，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才能更加清晰具体，更具中国的特色、风格与气派。
为解决建筑认知局限这一学科短板问题，在宿白先生引领下，北京大学考古系长期坚持古代建筑教学，特别是自1999年设立文物建筑专业方向后，北大文物建筑专业师生在20余年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逐步确立了系统的建筑考古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内容，即：明确将“以建筑见证文明”设定为建筑考古学的学科目标，基于中国古代建筑的遗存特点，有机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立更精细的中国古代建筑形制流变的时空框架，以提高古代建筑历史演变的整体认知水平；继而与田野考古相结合，通过建筑考古遗址复原研究，将中国古代建筑的整体认知融入田野考古工作之中，以提升田野考古对各类建筑遗存信息的发现和解读能力，提高遗址的历史还原度和历史文化价值①。通过多年探索实践，北大建筑考古科研团队运用古代建筑的整体认知参与田野考古，从事建筑遗址复原研究，通过参与崇礼太子城、绍兴宋六陵、绍兴兰若寺、阿城金上京、钓鱼城范家堰、重庆老鼓楼、咸阳城、栎阳城、鸡叫城、广州南汉国二号宫殿等一系列遗址的研究实践，验证了建筑考古在田野考古中的价值，并基于建筑考古学理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理论与方法。建筑学也重视建筑遗址复原研究，开展过大量工作，主要是通过复原呈现早期重要建筑的形象，如商代盘龙城宫殿②、唐代大明宫含元殿③、北魏洛阳永宁寺塔④等，以此填补早期地面建筑实例的空白，借此完善中国建筑发展史。与建筑学的复原研究重视建筑形象不同，基于建筑考古学的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的核心目的与意义是：通过复原研究，在建筑遗址现场发现更多建筑历史信息，提升田野考古认知建筑遗址的水平，提高建筑遗址场景的历史完整性和历史真实性，见证建筑遗址所承载的历史和文明价值。基于上述学术目标，建筑考古视野下的建筑遗址复原研究具有以下三项基本属性：历史性、现场性和过程性。历史性，即建筑遗址复原所使用的各类史料证据，须遵循历史学史料的标准，强调史料的多重来源和可信度辨析，通过研究，使史料证据之间形成符合历史逻辑的证据链。现场性，即建筑遗址复原研究应与田野考古相配合，在考古过程中进行建筑复原研究，研究与田野互相促进，尽可能在现场发现和辨析更多的第一手建筑复原证据，形成遗址发掘与复原研究的良性互动，避免以往建筑史学者常见的在考古田野工作完成后，仅依靠考古简报或考古报告进行建筑遗址复原的现象，以从根本上实现复原材料的史料化。过程性，即建筑考古视野下的复原研究，不单纯以复原图纸所呈现的建筑形象为最终追求目标，而是强调复原研究过程的科学性，通过复原研究加深对遗址的科学认知。同时，正视遗址中历史信息必然存在的不完整性，探求多种可能性，不断逼近建筑遗址的历史真实。
建筑遗址复原所用史料的类型与基本辨析方法
建筑遗址复原研究中所使用的复原依据，即符合史学标准的史料，根据其来源，可分为：待复原考古遗址现场经过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史料、历史文献记载的史料、现存地面建筑上的史料、其他考古遗址发现的史料、图像史料等。不同来源的史料的可信度，依据其与待复原建筑遗址在时空和类型等维度上的相似关系加以考量。经过辨析的各类型复原史料，其可信度构成了一种中心对称圈层展开的“涟漪”结构，即史料的可信度，以待复原考古遗址现场经过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史料为最高，以其为核心，其他类型的史料，以与待复原考古遗址在时空和类型上的相似度高低分圈层展开，在复原时，根据史料可信度涟漪结构(图一)，复原依据采信的原则是“内圈优先，无内再外，渐次展开”，即：依据可信度使用史料，只有在可信度更高的史料缺失的情况下，才使用可信度其次的史料。
图一 建筑遗址复原史料可信度涟漪结构示意图(自绘)
如何辨析考古遗址现场所发现的建筑复原史料
在建筑遗址的考古现场，常见的建筑遗迹遗物主要包括：夯土基础、台基、柱础、磔墩、柱子、砖、瓦、石构件，以及金属、木质等其他零散残件，其中，夯土基础、柱础(礫墩)等信息可以提炼建筑的平面形式，包括柱网、墙体、院落空间等平面信息，而砖瓦等则可提供验证建筑尺度和等级的信息，以及具体构件的样式信息等内容。考古遗址所发现的建筑遗迹遗物，须经过科学的田野工作获得，并注意区分原生堆积与扰动堆积，注意区分遗迹遗物的时代层位，注意确认出土构件等遗物与单体建筑的归属关系。出土构件只有在确认了归属建筑后，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才可成为有效的建筑复原史料。目前，田野考古普遍以探方为出土遗迹遗物的记录单元，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记录方式有时不能体现出土遗迹遗物与单体建筑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利于建筑复原研究。未来，涉及建筑遗址的田野考古记录方法，应做针对性优化完善，以提升遗址出土遗迹遗物在建筑复原研究中的价值。又，因建筑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改扩建、重建、迁建等行为，所以单体建筑的基础遗址，应做解剖，从其叠压打破关系，解析建筑基础的时代层叠，细分建筑的不同时段。例如，崇礼太子城金代离宫遗址的主体建筑F9①，在考古队最初发掘的台基上，有几组前后粘连的磔墩，其分布形式不符合古建筑平面柱网的一般规制。北大建筑考古团队参与太子城考古工作后，在F9复原研究过程中，根据平面柱网与台基的关系，设想该遗址可能存在前后两期，太子城考古队亦及时对遗址进行了解剖，验证了粘连磔墩之间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北大研究团队根据考古队的最新发掘成果，结合建筑平面规制认知，复原出了该建筑的真实柱网平面，其复杂性体现在后期磔墩与部分前期礫墩结合使用，形成了采用了移柱造做法的典型金代建筑平面形式(图二)。这一复原研究过程和复原成果，诠释了建筑考古视野下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体现了建筑遗址复原研究与田野考古在发掘阶段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图二 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 F9平面复原示意图
(据考古简报改绘)
在处理考古遗址信息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遗址中出土的瓦件、石构件等构件，即便是原生堆积，并可确认同属于同一座建筑单体，其时代也不一定相同。这是因为建筑的使用寿命，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其间会经历多次修缮，尤其是屋顶瓦作部分，经常会有零星局部的修缮，由此使不同时期的建筑构件共存于同座建筑之上，现存古建筑上即可观察到此类现象。因此，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建筑构件，须做类型学研究以更精确地区分其年代，并可由此推导出建筑的使用寿命。另外，在新石器聚落考古中，不能仅以共有的踩踏面认定建筑建造年代的共时性，共有的踩踏面只能证明建筑同时被使用，而不能证明同时建造。因此，新石器时期的建筑，如果以建筑之间共存的踩踏面研究建筑的共时性，则应增加对新石器时期建筑使用寿命的研究，以提升研究精度，弥合历史逻辑缺陷。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考古遗址中经常出土的大量瓦件，除对判断建筑年代有重要价值外，对认知建筑的等级、屋顶形式和平面格局等均有重要价值。但要形成以上有效认识，在考古发掘现场，必须对瓦类构件进行全面的提取、记录和研究，瓦件遗存在与具体单体建筑平面形成对应后，即可分析其空间分布、尺寸、形制、组合关系乃至破碎状态，从中可提取与建筑格局、单体形制复原有关的信息。但目前国内大部分考古遗址在进行田野发掘时，瓦类构件未做全部提取，也缺乏详细研究，从而遗漏了大量历史信息。未来，在建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应更加重视瓦件，完善田野工作方法，强调全部提取和精细研究。文物系统公布古代建筑保护名录时，均公布建筑的朝代信息，但这类信息过于粗疏，且多有错误，如山西万荣稷王庙大殿，国保公布为金代，但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其为北宋建筑，2011年在测绘中发现了该建筑的具体纪年为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因此，我们不能简单依据文保名录所公布的古建筑朝代提炼复原史料，而必须对古代建筑进行原构解析，运用建筑形制类型学方法，建立建筑形制的精细时空框架，进行构件级别的断代，在明确古建筑上各类构件的层累叠加关系后，才可判断一座古建筑上，有哪些构件或建筑规制具有与待复原的考古遗址相近的年代，这些建筑史料才能被从现存古建筑上提取出来，纳入建筑遗址复原史料的“涟漪”结构之中，并依据可信度予以定位，成为建筑遗址复原时的可用依据。历史文献、图像等类型的史料，亦需要采用适当的辨析方法，其中，主要运用的辨析方法源于史源学、版本学的基本方法。在辨析时，应重点注意文本或图像内容的时空问题和层累问题，提炼有效信息，确定可信度。在可能的情况下，各类型史料之间，亦应做必要的多重对比和互证研究。在采集可靠的建筑遗址复原史料后，如何使用这些史料，就成为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的核心问题。北大团队通过一系列复原研究实践，总结出了运用建筑遗址复原史料进行复原研究时可遵循的基本原理：建筑等级秩序同构性原理、主体建筑明间最大原理。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受中国古代礼制影响，在建筑的格局、体量、外观造型、构件形制、装饰、色彩、用材、用料、用工等各个层面，均存在等级制度或等级表达，而所有层面的等级表达均存在一致性，如以建筑的开间数量所表达的等级关系与建筑外观造型表达的等级关系具有一致性、斗棋等级与用瓦等级具有一致性。宋《营造法式》的“用材之制”则明确规定了，建筑的开间数、结构类型和材等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开间越多、结构越高，建筑的用材等级也就越高。这种等级秩序的同构性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统一和谐的秩序。宋人范温在《潜溪诗眼》中论述应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为《杜工部集》的篇首时，即以建筑布局秩序作喻：“前贤录此诗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门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①中国古代建筑所具有的“不可乱也”的秩序性，可以连缀起各类型的建筑遗址复原史料，使之成为建筑复原的线索。例如，田野考古一般可以从建筑遗址中获得建筑的整体局部、单体平面、基础、瓦件、柱础等信息，但较难获得木构斗棋、梁架、门窗等建筑信息。为科学复原缺失的建筑信息，我们可依据建筑等级秩序同构性原理，先从考古获得的建筑信息中提炼出该建筑遗址的等级秩序，并以这种秩序，借助遗址以外可信度达标的史料，复原缺失部分，最终重现待复原建筑的面貌。在崇礼太子城遗址复原研究中，我们即从考古所发现的建筑群格局、瓦件、开间进深尺度等方面，提炼出整个太子城遗址建筑群的等级秩序，并以此制定了太子城建筑群各单体建筑的用材等级、斗棋铺作数和组合形式、屋顶形式、建筑层级和高度、门窗形式。因直接史料缺失，建筑遗址复原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假设成分。按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史学研究方法，复原研究成果须得到验证才能形成闭环，其成果才能成为具有科学性的结论。建筑考古视野下的建筑遗址复原强调过程性，与考古工作同步展开，因此，复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有可能在遗址现场得到考古发现的验证。这种验证对复原研究非常重要，被验证的假设，可以成为下一次假设的基础，从而推动研究进展，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如在太子城遗址复原研究中，前期研究根据先前考古成果所设定的各单体建筑的用材等级秩序，即被后续的考古工作所验证。太子城考古队在太子城遗址西院落的古井中，出土了一根带有火烧痕迹的木构件，复原研究团队据其形制和尺度判断为一根七等材的平梁，又通过其尺度与周边建筑遗址进行对比，定位了该构件归属的单体建筑，而在前期研究中，依据建筑等级秩序同构性原理，该建筑被设定的材等，即为七等材，由此部分验证了前述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总之，建筑等级秩序同构性原理，是合理弥补考古遗址复原史料缺失，连缀各类型建筑遗址复原史料的重要理论。通过考古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首先建立待复原建筑的等级秩序，即可奠定复原研究基础，为后续研究工作铺平道路，指明方向。中国古代建筑群的组织形式，多为以单体建筑围合成沿中轴线分布的对称院落空间，沿中轴线坐落的即是建筑群中的重要建筑。这些建筑的开间数一般为奇数，形成中轴线从建筑当心间正中穿过的效果，以强化空间的仪式感，这种布局方式具有明显的礼制色彩，而轴线两侧用于围合院落的廊屋类建筑，则常见偶数开间。建筑群中地位最高、最重要的单体建筑，称之为“主体建筑”，主体建筑一定位于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且一般位于中轴线的中部或后部，主体建筑在体量、用材、装饰等一系列等级设定上，均为建筑群中之最。其中，主体建筑的明间位于中轴线上，其开间尺寸为建筑群中所有单体建筑开间的最大值，此即主体建筑明间开间最大原理。主体建筑明间开间最大原理对于建筑遗址复原研究有重要价值。因为建筑的平面信息，如开间、进深尺寸，是田野考古工作通常可以获得的信息，运用主体建筑明间开间最大原理，研究者就可判定主体建筑位置，进而确定中轴线位置，从而推导出建筑群的完整格局。例如广州南汉国二号宫殿遗址，考古发掘仅揭露了这一建筑群的部分平面，研究团队正是通过梳理考古工作获得的各单体建筑的开间尺寸，确定最大开间，运用主体建筑明间开间最大原理，明确主体建筑，从而推断出中轴线位置(图三)，再沿轴线对称，复原出完整的院落布局，为后续复原研究奠定了基础。
图三 广州南汉国二号宫殿遗址中轴线推断示意图
(据考古资料改绘)
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的基本流程
如上所述，建筑考古视野下的建筑遗址复原研究，具有历史性、现场性和过程性，强调与田野考古的有机结合，互相促进，强调重视复原史料的可信度辨析。其基本的研究流程可分为以下三个相互衔接并螺旋递进、随考古工作进展反复验证完善的阶段：
(1)收集与辨析各类型复原史料(图四)，建构复原史料的可信度涟漪结构。
(2)运用复原史料和基本原理，复原建筑遗址的等级秩序。(3)运用复原史料和基本原理，依据等级秩序，依次复原建筑遗址的尺度、总平面、单体平面、单体剖面、单体立面、装饰装修等(图五)，形成建筑复原的整体成果。
中国古代建筑根植于中国古代社会，受其文化制约，体现其文化特质，其中，最根本的特征即为等级秩序。中国古代建筑的等级秩序无处不在，既存在于建筑的总体格局、单体形制、构件造型、装饰纹样、色彩构图等直观可见之处，也存在于建筑的用材、用料、比例、关系等隐含之处。中国古代建筑的等级秩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考古田野发掘中具有重要价值，建筑考古视野下的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的一项重要且基础的工作，即是通过研究考古勘探或发掘中发现的遗迹、遗物，解析出建筑遗址蕴含的原生等级秩序。原生等级秩序的重建，有助于判断建筑遗址格局空间分布、建筑规制等关键信息，从而提升建筑遗址考古发掘的效率和历史原状的认知水平。总之，建筑复原研究中，是否基于考古遗址信息重建了建筑遗址的等级秩序，并据此推进复原研究，形成复原成果；是否重视建筑遗址复原史料辨析，建构复原史料可信度涟漪模型；是否强调建筑遗址复原研究与建筑遗址的田野考古相结合，以建筑复原研究促进建筑遗址认知；是否研究过程重于最终结果，是建筑考古与建筑学在复原研究上的主要区别所在。2019年，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首倡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中国考古学会批准成立了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虽然此时距离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发端已近百年，虽然此前已完成了大量建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但我们依然相信，建筑考古仍大有可为，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进程中，在诠释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和优秀文化基因的事业中，建筑考古学，特别是建筑遗址复原研究必能发挥重要作用。
附记：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宋建筑史料研究(19ZDA199)”资助。
作者：徐怡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原题目：《建筑考古视野下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的目的、意义与方法》本文注释从略，完整版内容请订阅查阅《考古学研究》2022(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