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内容提要：原始瓷器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阶段，山东是北方原始瓷器主要发现地区之一。原始瓷器在商代中期随商王朝经略东方而传入山东，在殷商贵族间使用。西周的统治者将由南方生产的原始瓷器分配给各个诸侯国的贵族，其中殷遗民占有较大比例。西周晚期，周王室衰落，对南方的控制力变弱，外来的原始瓷器变得罕见。春秋末期，越国逐步崛起，北上逐鹿中原， ...

内容提要：原始瓷器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阶段，山东是北方原始瓷器主要发现地区之一。原始瓷器在商代中期随商王朝经略东方而传入山东，在殷商贵族间使用。西周的统治者将由南方生产的原始瓷器分配给各个诸侯国的贵族，其中殷遗民占有较大比例。西周晚期，周王室衰落，对南方的控制力变弱，外来的原始瓷器变得罕见。春秋末期，越国逐步崛起，北上逐鹿中原，与山东诸国交流增多，原始瓷器作为越文化的代表性产品重新出现于山东地区。战国早期以后，越国渐渐衰亡，原始瓷器也随之在山东地区消失了。随着西汉王朝统治逐步稳固，国家经济不断复苏，越地的原始瓷器生产重新繁荣，原始瓷器又重新传入山东，但此时的使用者已经不局限于贵族阶层，其社会功能也发生了转变，更多是作为重要商品被销售到山东地区。

原始瓷器是对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瓷器的称呼，它出现于夏代晚期，商及西周时期遍及南北，西周中期以后北方少见，而南方继续发展，最终在东汉时期发展成为成熟瓷器。山东是北方原始瓷器主要发现地区之一，亦是北方最早烧造瓷器的地区之一，在北方陶瓷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近些年山东地区新发现了不少原始瓷器，因此，本文依据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山东地区原始瓷器发现情况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原始瓷器发现概况

山东地区最早的原始瓷器出自商代中期的济南大辛庄遗址，1955年勘查发现有原始瓷豆（勘察纪要称“簋”）、碗等残片，1984年秋发掘出土原始瓷片共17片，器形可辨者有长颈大沿尊、折肩尊、罐、豆、广肩瓮[1]。商及西周时期还有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原始瓷豆31、罍6、罐2、尊1、釜1件[2]，益都苏埠屯M2出土原始瓷豆1件[3]。1963年临沂苍山县一座窖藏中发现原始瓷罐1件（报告称“釉陶罐”）[4]。2003年在滨州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中也曾发现原始瓷罍残片，但尚未公布详细信息[5]。济阳刘台子遗址M3、M4、M6共出土原始瓷豆2、器盖1、罍1件；在M2所在台地的东南端，曾发现一批文物，其中有原始瓷罐1件[6]。1982年滕县庄里西西周铜器墓出土原始瓷罍1件（报告称“罐”）[7]。1989年临淄河崖头村西周墓M102出土原始瓷豆2件[8]。

山东地区尚未发现春秋时期的原始瓷器，所出原始瓷器均属于战国早中期。

曲阜鲁国故城遗址M52和M58各出土原始瓷罐2件[9]。邹城邾国故城遗址西岗墓地M1出土罍2、钵3、碗2件[10]。滕州大韩东周贵族墓地其中两座墓葬出土有原始瓷杯[11]。滕州庄里西遗址的一座战国墓葬内出土原始瓷罍2件[12]。

汉代原始瓷器以青岛地区发现最多，主要有土山屯墓群[13]、城阳区玉皇岭汉墓[14]、廒上村汉墓[15]、殷家庄汉墓[16]、唐家莹遗址[17]、城阳文阳路汉墓[18]、胶州盛家庄汉墓[19]、莱西县董家庄西汉墓[20]、西海岸新区一带[21]等，其他在滕州市染山西汉画像石墓[22]、封山汉墓[23]、临沂沂水县牛岭埠东汉墓[24]、济宁微山县微山岛汉墓[25]、海阳市开发区西汉墓[26]、栖霞市观里汉墓[27]、日照市大古城汉墓[28]以及临淄一带[29]等也有发现。器形有壶、瓿、瓶、罐、钫、鼎等。

二、发展阶段与时代特征

山东地区出土原始瓷器的发展主要包括商代中期，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战国早中期和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四个时段，下面分别介绍每个时段的组合种类和特点（表一）。

表一 山东地区出土原始瓷器典型墓葬统计表

（一）商代中期

胎多呈灰色、深灰色，胎质坚硬，羼有细小砂粒，烧成温度较高；釉呈绿色、黄色、蟹青色等，釉层较薄，多施釉不匀；表面装饰有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竹叶纹、连续双钩S纹等。已知器形有长颈大沿尊、折肩尊、罐、豆、广肩瓮、簋、碗等。如大辛庄原始瓷尊2H107：1，大口卷沿，口部一圈凸棱。施蟹青色釉，釉层较薄。口径18、存高4.6厘米（图一：1）。

图一 商、西周时期山东出土原始瓷器

（二）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

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原始瓷器总体特征一致，胎多呈灰白色，部分青灰色，胎质坚硬。釉有豆青色、灰绿色、黄绿色等，多施釉不匀，釉层较薄，常见流釉现象。装饰有弦纹、方格纹、附加堆纹、三角纹、瓦棱纹等。器形有豆、罍、罐、尊及器盖等。

豆 据口部不同可分三型。

A型 直口，折肩，矮喇叭状圈足。前掌大M119：47，口沿下饰三道弦纹，盘内外均施豆青色釉，圈足无釉。口径15.8、底径9、高8.5厘米（图一：2）。

B型 侈口，窄折沿，深盘，圈足稍高。前掌大BM3：37，肩部饰三个方形鼻。通体施灰绿色釉。口径12.6、底径6、高8.2厘米（图一：3）。

C型 敛口，浅盘，矮圈足。前掌大BM3：43，肩部饰三组方形鼻，每组两个。通体施青灰色釉。口径16.6、底径6.8、高6.3厘米（图一：4）。

罐 据口、肩不同分三型。

A型 侈口，斜肩，肩部双系，圆鼓腹，小平底。前掌大ⅠM104：12，灰白胎，内外满施青绿釉，施釉不匀，流釉明显。口径17、高26.5厘米（图一：5）。

B型 敛口，短束颈，溜肩，球形腹，平底。前掌大BM3：7，肩部和腹下部装饰有方格纹。满施豆青色釉。口径18、底径11、高25.2厘米（图一：6）。

C型 喇叭口，束颈，斜折肩，平底略圜，肩颈相交处饰三个半环形系。前掌大M109：12，肩饰三组弦纹，每组三道，在弦纹之间饰三角纹，腹及底部饰方格纹。灰白胎，通体施淡青色釉。口径18.2、高16厘米（图一：7）。

尊 敞口，长颈，鼓腹，高圈足外撇，肩部有三系。前掌大BM3：46，腹饰乳丁及两周弦纹，上弦纹上下饰有同向斜划纹。通身施灰绿色釉。口径21.5、底径12、高22.5厘米（图一：8）。

罍 依腹部不同，可分两型。

A型 侈口，斜折肩，肩附双系，弧腹，圈足外撇，器身较宽矮。前掌大IM105盗：6，圈足内底刻划“の”形刻记，肩及内沿施灰绿釉。口径25.2、高25.3厘米（图一：9）。

B型 器身比例较修长。前掌大BM3：3，系的两侧各饰一圆饼，另饰对称的两个圆饼。肩部两周弦纹之间饰三角形纹。通体施灰绿色釉。口径16、底径11.3、高22厘米（图一：10）。

随葬组合以豆为主，多数墓葬仅单独随葬豆，个别随葬罍或罍、豆。出土最多者是前掌大BM3，共出豆10、罍1、尊1、罐1件。

（三）战国早中期

多为灰白色胎，釉呈黄绿色者多，釉面光亮。纹饰有S形刻划纹、竖条纹、弦纹等。器形有罐、罍、碗、钵、杯等。

图二 战国时期山东出土原始瓷器

罐 敞口，矮领，圆肩，腹斜收，平底，有的肩部饰两个兽首衔环形钮。鲁国故城M58：105，施青黄色釉。口径12.8、高13.6厘米（图二：1）。

罍 直口，宽肩，弧腹，平底内凹，肩部有两个半环形钮。滕州庄里西遗址出土罍，口径18、高21.5厘米（图二：2）。

钵 子口微敛，弧腹斜收，平底。邾国故城M1D2：05，浅灰色胎，青黄色釉。口径10.3、底径5.2、高6.7厘米（图二：3）。

碗 敞口，斜腹，平底。邾国故城M1：8，内壁饰两周凹弦纹。浅灰色胎，青黄色釉。口径8、底径4.8、高4厘米（图二：4）。

此时的原始瓷器在器形及釉色方面与晚商至西周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转变。战国时期由于出土数量较少无法确认组合形式。

（四）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

胎多呈灰白色，胎质坚硬，胎釉结合紧密。釉有青绿色、黄绿色、灰绿色等，多施半釉，未施釉部分多呈红褐色。纹饰以弦纹、波浪纹、水波纹、瓦棱纹、叶脉纹、锯齿纹等常见，个别变体龙纹、鸟纹，有的器耳装饰有兽首纹、垂环纹。器形有壶、瓿、罐、瓶、钫、鼎等。

壶 根据口部不同可分为二型。

A型 敞口。根据腹部又可分为三个亚型。

Aa型 长颈，溜肩，鼓腹，平底或圈足，肩部多有一对系。土山屯M147：1，口沿及颈下各饰一周凹弦纹，颈下部饰数周波浪纹，肩及上腹饰凸弦纹，下腹旋出瓦棱纹。耳饰叶脉纹，其上贴附云纹。灰白色胎，内口沿、肩部及系施青绿色釉，未施釉处呈赭红色。口径15.3、底径14.2、高33.4厘米（图三：1）。

图三 汉代山东出土原始瓷器

Ab型 形制与Aa型相似，唯腹略收，整体较修长。染山汉墓M1：4-1，颈下部饰波浪纹，上腹饰三组弦纹，下腹瓦棱纹。腹上部施豆青色釉。口径12.8、足径11.4、高28厘米（图三：2）。

Ac型 形制与Aa型相近，腹部较鼓。土山屯M8：1，双系为叶脉纹柄下有圆环。口沿及颈部饰波浪纹，上、下各有两道凹弦纹，耳上、下及中腹部饰凸弦纹。口径16、足径18.8、高40.4厘米（图三：3）。

B型 盘口。又可分为二亚型。

Ba型 短束颈，溜肩，肩部双系，鼓腹，圈足或平底。土山屯M147：4，盘口外壁饰两道凹弦纹，颈部两道弦纹间饰波浪纹，双系上饰叶脉纹，腹部旋出多道瓦棱纹。口沿内及肩部施青釉。口径11.4、底径12.5、高31厘米（图三：4）。

Bb型 长束颈，溜肩，肩部双系，腹扁鼓，平底。殷家庄M3：4，系上部饰凹弦纹，腹部旋出数道瓦棱纹。口径5.2、底径7、高14.6厘米（图三：5）。

瓿 小口，平沿，鼓腹，平底，肩部贴塑兽面形双系。微山西汉墓M18：1，肩、腹部饰三组弦纹，每组三周。口沿及上腹部施青绿釉。口径9、底径17、高31厘米（图三：6）。

长颈瓶 直口，圆柱形长颈，溜肩，鼓腹，圈足。染山汉墓M1：41，颈部饰三周波浪纹，腹上部饰二周弦纹。腹上部施灰绿色釉。口径6.5、足径12.5、高32.7厘米（图三：7）。

罐 直口，矮领，溜肩，肩部双系，鼓腹，平底内凹。殷家庄汉墓M1：9，肩腹有多重瓦棱纹，肩部施青釉。口径10.6、底径12.4、高15厘米（图三：8）。

钫 方体，方口，束颈，溜肩，肩部贴塑铺首衔环双耳，鼓腹，正方圈足底。殷家庄汉墓M1：10，口沿内、肩部及上腹施青釉。口边长10.4、底边长16、高35厘米（图三：9）。

鼎 双立耳，鼓腹，平底，三足。青岛西海岸新区六汪镇出土鼎，带盖，耳残，盖和器身施黄褐釉，足不施釉。口径18、高21厘米。

此时期在器形上与以前又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流行的均是之前不见或少见的器类，在组合形式上也是前代所没有的。壶成为最常见的随葬器形，基本每座墓都有出土，壶、瓿的组合形式也时有发现。

三、相关问题探析

（一）使用阶层

大辛庄遗址是一处从商代早期晚段延续到商代晚期的大型遗址，在商代早期晚段和商代晚期均发现有高等级墓葬，其墓葬埋葬习俗、随葬器物组合，以及出土的铜器、陶器、卜骨、卜甲等与商王朝王畿范围相同或相近，并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显然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处高等级聚落，应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重要基地。结合遗址的性质推测，遗址中发现的原始瓷器应为贵族拥有。

除大辛庄遗址外，其他时期的原始瓷器多出土于墓葬之中。区分墓葬等级主要依据墓葬大小、葬具和随葬器物等信息综合判断。据表一所列墓葬信息可推判，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随葬原始瓷器的墓葬主人均为贵族阶层。如济阳刘台子M6保存完好，出土有鼎、簋、鬲、爵、觯等铜礼器和大量陶器、玉器；前掌大BM3、BM4分别为甲字形大墓和中字形大墓，两座墓虽然被盗，但仍出土大量陶礼器、铜车马器、玉器等。此时小型墓中也有出土原始瓷器的，不过这些墓虽然面积小，随葬品却很丰富，如前掌大M13、M30面积仅三四平方米，却随葬有铜礼器、玉器等，显然墓主人也属于贵族阶层。综合判断，此时期原始瓷器主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

战国早中期，曲阜鲁国故城遗址M52、M58均为一椁两棺，为墓葬面积达到30平方米的大墓，且均随葬有陶、铜礼器及玉器等，属高级贵族无疑。邾国故城西岗墓地M1墓室面积近30平方米，规模大，虽遭多次盗扰，仍出土大量陶器、印纹硬陶器、玉器以及贴金箔漆器，说明墓主人为邾国高级贵族。可见，这一时期原始瓷器的使用者还是贵族阶层。

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原始瓷器仍见于高等级贵族墓中，如滕州染山西汉画像石墓M1，墓中除随葬有铜车马器、玉器外，还发现有玉衣，文献记载“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30]，所以该墓主人应是诸侯一级的大贵族。此时的一大变化是小型墓中出土原始瓷器的情况明显增多，如土山屯汉墓M5、M13、殷家庄汉墓M3等随葬品除原始瓷器外，仅有几件陶器和铜镜，考虑到原始瓷器在北方的稀缺性，这些墓的主人应是小地主或富农阶层。综上，这一时期原始瓷器不再被贵族阶层所独占，使用范围已经下沉至平民阶层。

确认了原始瓷器的使用阶层，还可以依据其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进一步确认原始瓷器在墓主人心中的位置，即社会功能。据表一可知，在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原始瓷器主要摆放于墓主人头部附近，即头箱或棺椁之间，前掌大M119所出两件原始瓷豆更是直接放置在墓主人头的两侧。此时的原始瓷器还常与青铜礼器放在一起，个别如前掌大M30，原始瓷器放在了棺的南部，即墓主人腿部位置，也是与青铜礼器同在南部。青铜礼器是墓主人社会身份的代表，原始瓷器与其放在一起，可知原始瓷器与青铜礼器在墓主人心中有着相近的位置。在战国早中期，原始瓷器的摆放位置有了一定的变化：曲阜鲁国故城M52所出原始瓷器位于椁室西南角，与铜盘、铜锛、陶罐等放置在一起；M58所出原始瓷器置于椁室东面，与铜器、玉器等放在一起。邾国故城西岗墓地M1原始瓷器则置于器物箱内。到了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原始瓷器主要出土于器物箱或壁龛之内，与其他随葬器物放置在一起，显示此时原始瓷器的地位和功用发生了改变，与使用阶层的变化具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常与青铜礼器同出，多放置于墓主人的头部位置，属于高等级器物，为贵族阶层所独享，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体现。到了汉代，原始瓷器虽然仍被贵族阶层所使用，但是其在平民阶层中的应用变得普遍，与商周时期的地位相比发生了质的改变，其“明贵贱、辨等列”的功能已经弱化。

（二）使用族群

前面已经对大辛庄遗址的性质进行了讨论，同时，该遗址还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存在商文化与地方文化。由于在商王朝统治中心出土有大量精美的原始瓷器，而当地文化发达的山东东部地区并未发现原始瓷，所以笔者认为，大辛庄遗址原始瓷器的出现当为商文化东扩的结果，使用族群应为商人或受到商文化影响的土著。

商代末期至西周中期，以滕州前掌大、济阳刘台子、滕州庄里西三个遗址为代表。

滕州前掌大商代青铜器在形制特征、纹饰内容、组合形式等方面与殷墟所出青铜器均有较高的一致性，西周时期青铜器与商后期的文化有较强的继承关系，但已开始具备周文化的因素[31]。方辉先生综合历史文献、铜器铭文以及商末周初的政治形势和聚落形态考证前掌大墓地为薛国墓地[32]，这也与前掌大墓地青铜器特征变化相符合。前掌大墓地出土“史”字铭文最多，此地应是以史族为主的墓地。史族为殷商望族，在殷墟也发现有“史”字铜器，时代早于前掌大，推测为商末期由王都附近迁至此地，西周时期被封为“薛”。

济阳刘台子所出青铜器与关中、洛阳地区所出青铜器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属于周文化系统，但保有商文化的特征[33]，刘台子曾出土多件铸有“逢”字铭文的青铜器，应属于逢国。逢国为商代诸侯国，《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杜预注：逢伯陵，殷诸侯，姜姓。”[34]

滕州庄里西村出土过多件带有“滕”字的铜器以及贵族青铜器，该地距滕国故城仅1.5千米，所以庄里西遗址应是西周的滕国墓地。另外临淄河崖头齐国贵族墓中也发现有原始瓷器。可知，该时期原始瓷器主要出土于西周诸侯国贵族。

以上发现有原始瓷器的墓葬中多数都有腰坑和殉狗，个别还发现有殉人，而腰坑、殉狗，包括殉人的习俗是商人墓葬区别于周人墓葬的一大特点。因此，上述墓葬虽多属西周早期，但综合葬俗和随葬青铜器，出土原始瓷器的墓葬主人多为殷遗民或受到商文化影响的贵族。

战国早中期的鲁故城遗址M52、M58同属“乙组墓”即周文化系统，两墓并列，墓室结构和葬具一致。M58略打破M52墓圹东壁，其中M52出土有铜弩机、戈柲、斧、矛、箭等兵器，而M58并没有；推测两墓墓主人为夫妻，M52为男性，M58为其夫人；M58出土有越式青铜鼎，其墓主可能是越国贵族之女。邾国故城西岗墓地M1位于邾国故城西北部，时代也处于城址使用时间范围内，墓葬等级较高，墓主人为女性，应为国君夫人，墓葬中除原始瓷器外还发现有印纹硬陶，随葬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为当时越国贵族墓葬常见习俗，推测墓主人可能也是越国贵族之女。

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逐渐趋同，该时期出土原始瓷器的墓葬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地域上，以青岛为中心的鲁东南地区出土数量最多，鲁南地区次之；二是鲁东南、鲁南地区的部分墓葬存在随葬漆木器现象，其比例相较于山东其他地区高；三是墓葬形式上，墩式封土墓占有较大比例，特别是在青岛一带。墓葬中随葬漆木器是楚地的一大特色，土墩墓是吴越文化的代表性墓葬，山东南部在东周时期曾为吴、越、楚所统治，长期的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使得这一区域汉代墓葬制度与东南地区有许多相近之处。

综上，原始瓷器在商代主要为商人贵族所用；商末及西周早中期多使用于薛、逢、滕、齐等周代诸侯国的殷遗民中；战国时期随原始瓷器常伴出有其他典型的越式器物，墓主应是越国贵族或是受到越文化影响的当地贵族；到了汉代则是受到越、楚文化的影响而被应用于以鲁东南为中心的广大山东地区。

（三）来源问题

河南是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同时也是该时期北方原始瓷器发现最多、质量最好的地区。对比山东与河南的原始瓷器，两地原始瓷器胎釉特征一致，器形方面，商代早中期均以大口尊为代表。我国北方暂未发现有原始瓷窑址，现在已知的原始瓷窑址主要集中在以江西吴城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和以浙江省东苕溪流域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多位学者通过考古类型学分析以及科技手段论证了商代早中期的北方原始瓷器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35]。东苕溪流域虽然发现窑址最多，规模最大，但是在商代早中期器形以豆、罐为主，不见北方常见的大口尊。此时原始瓷器应是从以江西吴城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传入商王朝，再由王室赏赐给各地。

商末至西周中期西安、洛阳一带的两京地区是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与山东出土原始瓷器相比，同样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如胎多为灰白色，胎质坚硬；釉以青绿、黄绿、灰绿色为主；纹饰常见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器形豆占据绝对优势；山东出土的器形在两京地区基本都有发现，且两京地区原始瓷器出土数量更多、类型更丰富、制作更精致（图四）。黎海超通过全面对比认为，西周北方地区的原始瓷器主要来源于东南地区[36]。根据前面的介绍，此时原始瓷器多出土于西周各诸侯国贵族墓中，推测应是与商王朝一样，由周王朝赐予获得。

图四 商周时期河南、陕西出土原始瓷器

山东地区暂未出土春秋时期的原始瓷器，所出战国时期器形在浙江德清亭子桥窑址均有发现，如鲁故城M58所出罐（M58：105）与亭子桥窑址Aa型罐（T303⑤：8）相同、邾国故城西岗墓地M1所出碗（M1：8）与亭子桥窑址Ab型碗（T304③：135）相同、钵与Aa型盒（T304③：158）相近，滕州庄里西遗址所出罍与亭子桥窑址出土的瓿（T304⑤：15）相同[37]等（图五）。浙江德清在当时处于越国统治中心，越国是当时原始瓷器主要生产和使用者，这些原始瓷器应是在越国强势期间由越地直接传入山东。战国时期山东原始瓷器的分布特点也与文献中记载的越国势力变化以及其与山东诸国关系相吻合。

图五 德清亭子桥窑址出土战国时期原始瓷器

据文献记载，春秋早中期，越国与山东诸国几乎没有交集，直到春秋晚期，随着越国逐渐发展壮大，与山东诸国往来增多。“（哀公）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来。”杜注：“越既胜吴，欲霸中国，始遣使适鲁。”[38]在山东诸国中，越又与鲁国、邾国的关系尤为密切。鲁哀公曾想借越国势力消灭三桓。“（哀公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39]越国曾两度废立邾国国君。《左传》载：“（哀公）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隐公自齐奔越，曰：‘吴为无道，执父立子。’越人归之，大子革奔越。”[40]“（哀公二十四年）邾子又无道，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公子何。[41]”越国还曾调停邾鲁两国的边界纠纷。《左传》记载：“（哀公）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杨伯峻注曰：“鲁曾侵夺邾国之土田，越以霸主身份派舌庸来与鲁谈，协定以骀上为鲁邾交界处。骀上，据杜预《土地名》，即襄四年《传》之狐骀，在今山东滕县东南二十里。”[42]

越国在战国早期势力达到山东南部，越王朱句时灭滕国、郯国[43]，越王翳时灭缯国[44]，并与齐国多次发生冲突，莒国还因依仗越国被齐国兼并[45]。

据史料记载，吴国夫差为北上争霸修建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46]邗沟既能运兵，也必然可以运货，越国取代吴国霸主地位后，完全可以利用邗沟北上与山东诸国往来。

汉代江浙地区仍是原始瓷器的最主要产地，发现的窑址有东苕溪流域的鸡笼山窑址、馒头山窑址和坑门水库窑址等[47]，西汉以后制瓷中心转到了曹娥江流域[48]。此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南北方所出原始瓷器也较为统一。汉代山东地区所出壶、瓿、钫等原始瓷器在江苏[49]、浙江[50]地区极为普遍，如山东所出Aa型壶（土山屯M147：1）与浙江汉墓A型Ⅴ式壶（龙游东华山M29：11）相同、Ba型壶（土山屯M147：4）与浙江汉墓A型Ⅳ式盘口壶（08湖州白龙山G4M30：3）相同、罐（殷家庄汉墓M1：9）与浙江汉墓A型Ⅰ式弦纹罐（07余杭义桥M29：30）相同，其他如长颈瓶、瓿、钫等也都有发现（图六）。考虑到此时原始瓷器使用阶层扩展到平民阶层，原始瓷器很可能是作为商品进行买卖。结合山东出土原始瓷器的区位特征，笔者推测有两条运输路线：一是通过水路经苏北运至鲁南，《尚书·禹贡》记载“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孔安国传曰：“顺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51]。泗水是连接鲁南地区与江浙地区的重要水路。苏北的徐州、淮安等地汉墓中均出土过大量原始瓷器[52]，原始瓷器极有可能通过淮水、泗水经苏北传入鲁南。二是通过海运传入青岛等地，青岛琅琊是当时重要港口，青岛也是山东汉代原始瓷器出土最多的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巡游时“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53]《汉书·武帝纪》：“五年冬，行南巡狩……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54]原始瓷器也可以经此路线传入青岛琅琊。这两条路线也与原始瓷器多出土于鲁中南和鲁东南地区的考古发掘现状相吻合。

图六 江浙地区出土汉代原始瓷器

四、结语

原始瓷器不仅是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也是历史发展变化的见证，透过原始瓷器的兴衰，我们能看到其背后的国家兴衰、历史变迁。原始瓷器作为“明贵贱、辨等列”的器物，在殷商贵族中使用，在商代中期随着商王朝经略东方而传入山东。后周革殷命，西周的统治者将由南方生产的原始瓷器分配给滕、薛、齐等诸侯国的贵族，其中殷遗民占有较大比例。西周晚期以后，周王室势力衰落，对南方各地的控制力变弱，外来的原始瓷器变得罕见。直到春秋末期，越国逐步崛起，北上逐鹿中原，与山东诸国交流增多，作为越文化的代表性产品，原始瓷器重新出现于山东地区。战国早期以后，越国渐渐衰亡，原始瓷器也随之在山东地区消失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55]进入西汉中期，汉王朝统治逐步稳固，国家经济不断复苏，越地的原始瓷器生产重新繁荣，原始瓷器又重新传入山东，但此时的使用者已经不局限于贵族阶层，其社会功能也发生了转变，更多是作为重要商品经由苏北和海上两条路线被销售到山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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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年第11期；

b.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c.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

d.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大辛庄遗址1984年秋试掘报告》，《大辛庄遗址研究》（资料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

［2］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

b.滕州市博物馆：《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1998—2001）》，《海岱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3］a.山东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b.吕常凌主编：《山东文物精粹》，山东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4］临沂文物收集组：《山东苍山县出土青铜器》，《文物》1965年第7期。

［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3期。

［6］a.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等：《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

b.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年第12期；

c.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第12期。

［7］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发现滕侯铜器墓》，《考古》1984年第4期。

［8］临淄区文物局、临淄区齐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淄齐国故城河崖头村西周墓》，《海岱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第144—145页。

［10］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考古》2020年第9期。

［11］刘延常、刘智：《齐鲁文化的考古学解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传承与创新：考古学视野下的齐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57—258页。

［12］a.山口县立萩美术馆、浦上纪念馆：《瓷器的诞生——原始瓷器》，2000年，第70—71页；

b.吕文兵、葛海洋：《滕州出土先秦原始瓷器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11期。

［13］a.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b.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市土山屯墓地的两座汉墓》，《考古》2017年第10期；

c.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编著：《琅琊墩式封土墓》，科学出版社2018年。

［14］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城阳区玉皇岭汉代墓地发掘简报》，《青岛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15年。

［15］同［13］c。

［16］同［13］c。

［17］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唐家莹遗址发掘报告》，《青岛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

［18］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城阳文阳路汉墓发掘报告》，《青岛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

［19］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胶州盛家庄汉墓发掘报告》，《青岛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

［20］莱西县文化馆：《莱西县董家庄西汉墓》，《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5—187、196页。

［21］翁建红、郝智国编著：《西海岸文物瑰宝》，青岛出版社2019年，第160—167页。

［22］滕州市汉画像石馆：《山东滕州市染山西汉画像石墓》，《考古》2012年第1期。

［2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鲁中南汉墓》（上），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59—60页。

［24］马玺伦：《山东沂水县牛岭埠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93年第10期。

［25］a.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汉代墓葬》，《考古》2009年第10期；

b.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西汉画像石墓》，《文物》2000年第10期。

［26］海阳市博物馆：《山东海阳市开发区发现一座西汉墓》，《考古》2007年第12期。

［27］栖霞市牟氏庄园管理处：《山东栖霞市观里汉墓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11年第4期。

［28］日照博物馆：《山东日照市大古城汉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29］资料现藏于齐文化博物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3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礼仪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3152页。

［31］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66、1384页。

［32］方辉：《滕州前掌大墓地的国族问题》，《东方考古》（第13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3—38页。

［33］同［31］，第1384、1392—1396页。

［34］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21年，第1579页。

［35］a.黎海超、耿庆刚：《黄河流域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产地研究——以郑州商城和殷墟为中心》，《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

b.陈铁梅：《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

c.陈铁梅：《商周时期原始瓷的中子活化分析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03年第7期。

［36］黎海超：《论南方地区西周时期原始瓷器的生产分区及其与北方原始瓷器的关系》，《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5期。

［3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编著：《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38］同［34］，第1918页。

［39］同［34］，第1939页。

［40］同［34］，第1920页。

［41］同［34］，第1924页。

［42］同［34］，第1936页。

［43］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8—89页。

［44］汉·刘向集录：《战国策·魏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89页。

［45］汉·刘向集录：《战国策·齐策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32页。

［46］同［34］，第1844页。

［47］《余杭文物志》编纂委员会：《余杭文物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14—115页。

［48］秦大树等：《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越窑的历史与成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叠翠：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藏青瓷精品》，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49］刘勤：《论仪征出土的汉代原始瓷》，《东南文化》2005年第2期。

［5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浙江汉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

［51］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0页。

［52］程保增：《北方地区汉代原始瓷的考古学研究》，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53］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第260—263页。

［5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页。

［55］同［53］，第1751页。

作者：么彬 张冲（淄博市博物馆）

原文刊于：《东南文化》 2023年 第3期

责编：昭晣　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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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区出土原始瓷器及相关问题探析

作者：么彬 张冲（淄博市博物馆)  原文刊于：《东南文化》 2023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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