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

段晴

探讨古代于阗王国的国名，并非学术界崭新的话题。自上世纪初敦煌、和田地区出土的于阗语写本、文书进入学术研究范畴以降，已经有国际国内学者展开对于阗王国国名的各种探讨，其中尽是著名学者，例如法国的伯希和（Pelliot），英国剑桥的贝利（Bailey），以及汉堡大学的恩默瑞克（Emmerick）等。[1]但是，近年来发现了更多新的文书，涵盖佉卢文、梵语、于阗语等。其中新发现的于阗语文书，其年代早于斯坦因等所获文书。以新材料为佐证，似可重新考察于阗王国所谓“雅言”“俗谓”背后的语言现象，以及之间的关联。

于阗王国，历史悠久。除汉文史料外，能够证明其存在的最早的胡语文字是佉卢文。20世纪初期，匈牙利人斯坦因四入新疆，曾经在距离民丰县城180公里处的安得悦古城遗址找到一件佉卢文尺牍，这就是编号KI661的佉卢文尺牍。尺牍纪年显示，所谓于阗写作Khotana。这里说的佉卢文，是一种拼音书写字体。古代印度使用过两种书写体系，即佉卢字的书写体系，以及婆罗谜字的书写体系。佉卢文字曾主要流行于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即所谓大犍陀罗地区。佉卢文仅仅是文字。使用佉卢文作为书写载体的语言叫做犍陀罗语，是印度西北方言。简而述之，佉卢文作为贵霜王朝的官方文字曾经流行于公元1~3世纪，而犍陀罗语曾经是贵霜王朝的官方语言。3世纪，贵霜王朝覆灭，佉卢文/犍陀罗语退出历史大舞台。在我国新疆，丝路南道沿线的绿洲王国鄯善、于阗等，也曾使用佉卢文作为官方文字，使用犍陀罗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在尼雅遗址等处，有大量佉卢文木简出土。

Khotana是佉卢文木牍的“于阗”拼写，其实发音与今天“和田”一致。换句话说，和田之称谓，虽几经换代，却始终未变。但是在古代的汉文记载中，却多写作“于阗”。这是唐之前的故事。

时光来到唐初。取经回国的玄奘带来了不一样的于阗王国的称谓。在《大唐西域记》，于阗是“瞿萨旦那”。《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有更多分类项下的说法：

瞿萨旦那国(唐曰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谓涣那国，凶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壑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CBETA，T50，251)

古人的点评，更多是基于真实的观察，提供了线索之端，可以抽绎出丰富的内容。短短一行字，从“雅言”到“俗语”，又点出匈奴（凶奴）以及“诸胡”“印度”。这些提示，牵引出一系列问题。看似纷繁的头绪，但依据和田地区出土的各种胡语文书，可以梳理得明白。

讨论语言，必然有时代、地域的差异。《大唐西域记》所指“雅言”，是玄奘所熟悉的梵语。公元644年，玄奘从西天取经返回大唐。那时，玄奘从西天取经返回大唐，在于阗王国逗留了数月之久。而玄奘显然具备对于语言的超强敏锐的感知能力。所以，他能区分出“雅言”以及与之不同的其他语言。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以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信息化的今天而回看那一段历史，已知当时当地通用至少两种语言：佛教寺院使用梵语，梵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语支；于阗国的百姓说于阗语，而于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中古伊朗语支。现代语言学认为，任何语言可以其语法结构等相比较，在此意义上，任何语言皆平等，何谓“雅”？何谓“俗”？

玄奘毕竟不是现代意义的语言学家。玄奘对于“雅言”的判断标准，必然基于其本人的教育背景。玄奘是佛教高僧。玄奘所处的时代，中亚等地多见流行佛教。而玄奘所见于阗王国，是笃信佛教的王国。佛教诞生于古代摩揭陀，即现在印度比哈尔地区，恒河之畔。虽然当年佛陀从未使用纯梵语传法，但是到了玄奘留学印度的时代，距离佛涅槃已经过去千年。千年之间，沧海桑田。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佛经，学习的却是纯正梵语。所谓纯梵语，有正字、语法的详细规则。现今世界上大学里印度学系教授的梵语，就是纯梵语。以玄奘留学那烂陀寺以及佛教的背景而观，玄奘笔下的“雅言”，应指纯梵语。所以，当季羡林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大唐西域记》作注释时判断出，于阗王国雅言“瞿萨旦那”，是梵语词Gostana[2]。由此可以认为，在佛教背景之下，是否使用了纯梵语的正字，便是玄奘判断雅与俗的依据。

有些判断，因为学养丰厚而自然得出，但其实季羡林的判断仍然需要真凭实据的佐证。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写本中，有一件收藏在巴黎图书馆的梵语、于阗语的词表，写明了于阗王国的雅言以及其俗国号，如下：

梵语                     

Gaustana-deśa agatta

于阗语

hvanya kṣīra ᾱnaka vᾱṃ ᾱvūṃ[3]

依据于阗语翻译，句义如下：

我来到了您的于阗国

梵语gaustana与季羡林等恢复的几近一致，正是玄奘笔下雅言“瞿萨旦那”的梵语词。而玄奘所谓“俗谓涣那国”，可以是hvanyakṣīra的翻译。“涣那”是音译。gaustana对应于阗语hvanya。在玄奘，雅言是梵语，而于阗国其俗说的是于阗语。雅俗之说，反映出古人对于汉语以外的语言的判断。无论是属于中古伊朗语一支的于阗语，还是属于古代印度语一支的梵语，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除了很多词有共同的源头之外，其鲜明特征还在于语词的屈折变化。时态、情态、人称，以及参与行为的单双复数等，皆体现在词的变化中。在玄奘看来，于阗语是当地世俗人说的语言，而梵语是专门接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懂得的语言，所以是雅言。玄奘那时并不知有语系的区分。

虽然明确了玄奘的雅俗所指：雅，指梵语；俗，指于阗语。这一阶段性解题，似乎又是一系列谜题的起点。

首先揭示hvanyakṣīra所隐含的内容。hvanya，单数依格，词基hvania-，形容词，“于阗的”。如果直译于阗语hvanyakṣīra，译作“于阗之国”。于阗语有早、晚期之分，这是晚期于阗语的词形。上文引用出自敦煌藏经洞的梵语、于阗语的对照，其年代大约属于9~10世纪。所书写的于阗语，纯粹是晚期的。而早期于阗语的于阗写作hvatana-。那么，依据玄奘的音译“涣那”，其相应于阗语也是早期的吗？语音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

一般来说，文字是语言的载体。但文字创造出来，便不同步于语音的发展。于阗字，是拼音文字。经过官方厘定的于阗字，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语音的变化则更加活跃，尤其是在方言的干扰下，不同地域的语音自然有差异。综合观察来自公元7世纪中期的现存于阗语世俗文献，可以认为，玄奘在于阗王国逗留时代的于阗语，如果以存留的文字判断，尚属于早期阶段。

那是公元644年，玄奘来到于阗王国。此时当朝的于阗王是《新唐书》以及《旧唐书》里都提到的伏阇信。伏阇信给予了玄奘很好的礼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师未到于阗时，“于阗王闻法师到其境，躬来迎谒。后日发引，王先还都，留儿侍奉。”在于阗逗留期间，玄奘曾为王室宣教佛法。听过玄奘讲经的于阗王，正是伏阇信。当玄奘收到唐太宗的勑，终于要踏上回归大唐之路时，伏阇信给予了玄奘丰厚的“资饯”[4]，以备玄奘在路上使用。贞观二十二年（648），伏阇信动身前往长安，入见唐太宗。伏阇信的寿命比唐太宗更长。650年，唐太宗薨，年仅22岁的高宗继位。恰逢伏阇信在唐朝。这一年，他的形象被雕刻成石。伏阇信正是《旧唐书》所谓“太宗葬昭陵，刻石像其形，列于玄阙之下”者。目前已知，伏阇信继位于7世纪初，至少统治了49年。

新疆博物馆收藏有伏阇信时代的于阗语案牍，皆是涉及人口买卖的契约。老百姓之间买卖，使用于阗语作契约。其中一件记载了来自中亚古国的一队人马，他们路过于阗，将出生后不久的婴孩儿交与于阗的一家富户收养。这一队人马，来自石汉那。提起石汉那古国，恐怕没有多少现代人知晓。但是，如果说石汉那正是图兰朵的故乡，则鲜有人不知晓。这队人马，互相是亲戚。他们大约是不愿意让出生不久的婴孩儿经受长途跋涉的辛苦吧，所以把婴孩儿留在了于阗，并立下于阗语的契约，明确此孩儿是被收养，而非卖出，或者典押。每一件契约上面都有写于何时，写于某个国王的明确记录。石汉那人的婴儿就是在伏阇信49年时被交付收养的。在这件契约的纪年中，“于阗”写作hvaṃnä[5]。如此拼写，汉译“涣那”，恰如其音也。

但是，伏阇信49年，并非玄奘在于阗的时间。那时玄奘早已经离开[6]。好在新疆博物馆还有一件伏阇信时代的案牍，那是一件双重案牍，一件写于伏阇信38年，一件写于伏阇信的继任者，于阗王伏阇雄的12年。两件契约，书写年代相差20年以上。而伏阇信38年那一件，买方是于阗王子封地的住户。由此判断，书写者代表了于阗贵族的书写习惯。作为语言的对比材料，再好不过。

在同一块案牍上，伏阇信38年的那件契约，虽经过刮擦，却仍可辨认。这件上，“于阗”写作hvatana。又过了大约20年，写在同一块木牍上的是伏阇雄12年的契约，其上的“于阗”则写作hvaṃnä。以时间为量，玄奘与伏阇信38年更近。那么，玄奘的“涣那”应该是hvatana的对音。这一对比揭示出，当年于阗国将于阗语转变为书写文字时，有正字的考量，其中包括对字中间的-t-音的处理。

对于阗语-t-音的观察，原汉堡大学伊朗学教授恩默瑞克有真知灼见。我曾经引用，这里再次引用。他发现：首先，t是［d］。“因为元音间的［d］发展成为［δ］，所以不能再用d来表现［d］。但是当元音间的［t］变成［d］时，t合适替代。”其次，（同一词）“会有t/g/y/v不同的拼写已见于早期于阗语，意味着位于元音间的［t］和［g］早已经消失，所以t和g可以填充在连续元音之间，当只需要喉音的停顿时。y和v相应出现在颚音或者唇音后，所以表现的是一滑音现象。”三者，以t起始的词罕见[7]。这里还应补充前辈学者未能见到的新材料。在早期，当于阗王国的官方语言还在使用梵语时，于阗人已经意识到于阗语位于元音间的-t-与梵语的t有明显的发音的差异。在Śata´王10年的梵语契约上，可以读出王的名字，其中ta´拼写作 ，下面的笔划，是在于阗语写本中转写作的原始写法´。下面的笔划强调，这里的-t-是个浊音，应读作［d］[8]。

回到上文的探讨。以恩默瑞克对-t-音的洞见为依据，可以发现，玄奘来到于阗国，听到的是hvaṃnä，所以照发音写入汉语是“涣那”，而在于阗语的书写正字，则是hvatana。语言形成文字后，各自有独立的发展空间。书写正字hvatana，而在于阗百姓口中，则已经发音作hvaṃnä，即玄奘听到的“涣那”。

正字与发音不同例词，还有“萨波”。8世纪最后三十年，于阗王国杰谢（今丹丹乌里克）地区有位著名的首领，汉文文书记载下他的名字，他就是“萨波思略”，于阗语spᾱtaSīḍaka[9]。其中spᾱta-有故事。研究于阗语的前辈，英国剑桥大学贝利教授曾经探讨该词的词源，认为源自*spᾱdapati“军队首领”[10]。而从*spᾱdapati到spᾱta-之间，还应有类似spᾱvata-作为过渡。这一处在过渡阶段的spᾱvata-最终在洛浦博物馆藏古代氍毹上得到验证。制作于公元560年前后的三件方形氍毹上有织入的字[11]，如下：spᾱvatämeri sūmähoḍä“苏摩献给萨波梅里。”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古老的于阗字。同一词，在8世纪中唐时期普遍可以见到的拼写是spᾱta-，但其末音节的-t-在实际口语中并不发音，而spᾱta-的-ᾱ-与末音节的-a-之间应该有短暂的喉音的停顿。所以在于阗王国的唐人听到的，仅仅是spᾱ的音，所以仅以“萨波”音译。但是于阗语的正字，至少是在思略的时代，即公元8世纪最后三十年，仍然写作spᾱta-。

回到玄奘的“瞿萨旦那”，即敦煌卷子里的gaustana，以及众学者笔下的纯梵语gostana。玄奘说，此国名之义，“地乳”也。关于“地乳”背后的故事，也记载于《大唐西域记》中。《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梗略的复述：

王之先祖即无忧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罗国，后被谴出雪山北，养牧逐水草，至此建都，久而无子，因祷毘沙门天庙，庙神额上剖出一男，复于庙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而养子，遂至成长。王崩，后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诸国，今王即其后也。先祖本因地乳资成，故于阗正音称地乳国。(CBETA，T50，251)。

玄奘记载的相关于阗的传说，总是得到其他版本的印证。例如关于地乳的传说，又见于藏文《于阗国授记》。藏汉材料互为印证，说明关于于阗国建国的传说，至少在玄奘的时代已经开始流传。

在我之前讨论gaustana/gostana的学者尽是具有洞见的著名人物，但他们似乎都怀疑“地乳”之译名的正确性，因为该梵语复合词的前词go-第一层词义真实是“牛”。实际上，怎么可以忽略梵语的go-是多义词呢？其中一个义项，正是“大地”。我还是赞成贝利的观点，[12]他认为：古典梵语的艺术诗，常用go作为“大地”，尤其针对国王。国王征收大地上的税，好比从牛身上挤奶，所以go的义项下，有“牛”“大地”。这是在任何一部梵语词典中都可以查阅到的。而stana即“乳房”。所以玄奘翻译作“地乳”，或者所谓“正音称地乳国”，并无不妥。

尽管玄奘认为，gaustana/gostana“瞿萨旦那”或者“地乳”才应该是于阗国的正经国名，因为这才是雅言。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雅言国名，从未出现在任何一件于阗语的社会契约文书，或者是官方文书。而且，新的材料证明，这一国名出现的时间最早没有超过《大唐西域记》者。

我曾经刊布了两件民间收藏的书于帛的梵语契约文书，[13]两件产生于同一时代，皆在于阗王厦德在位时期。其中一件有明确的纪年：

saṃvatsare daśame 10 mᾱse ekadaśe 11 divase viṅśe 20 asmiṃ kṣuṇe khottana  mahᾱrᾱjño rᾱjᾱdhirᾱjño humero-deva-vijita-śata´sya

十年，十一月，20天。逢此于阗大王，王中王休谟天，尉迟厦德之朝。

首先应说，这一梵语的纪年所表现的于阗国王的尊号，其传统与佉卢文时代的一脉相承。所谓佉卢文时代的，是指上文所言斯坦因在安得悦古城所获编号为661的佉卢文尺牍[14]。本文重点关注于阗王国的国号，佉卢文尺牍上拼写作khotana。而这件梵语契约上，拼写作khottana。关于这件写于尉迟厦德在位时的梵语契约，还应说明，这是一件买卖人口的契约。书写者，是宫廷的御医。无论以正字还是语法判断，这位御医撰述用的梵语，是地道的纯梵语。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御医唯独在于阗国国名处使用了俗语。换句话说，出现在御医所撰述的梵语契约上的于阗国国名，其实是所谓“雅言”的于阗国名。但是，此处khottana显示了与佉卢文尺牍上所用国名的一致性。不同之处在于-tt-的拼写。而这一处恰好反映出于阗王国厘定文字时的正字理念。恩默瑞克教授曾经针对于阗语的辅音tt做过分析。他认为：“tt的发明是为了表示［t］，因为元音间的t已经发展为［d］，以用来再现俗语的d，例如pata-是俗语形式，即梵语的pada-‘句’，praysᾱta-来自俗语，即梵语的prasᾱda-‘净信’。tt表现梵语词的［t］，例如ttathᾱgatta-，即梵语的tathᾱgata（佛的称号），但是也见到t，例如写作pratyeka-，也见写作prattyeka-。”[15]

“tt表现梵语词的［t］”一句，恰好是对梵语契约文书上出现的khottana的权威阐释。撰写梵语契约的御医特别使用-tt-书写于阗王国的国名，这显示出，御医通于阗语，并且了解于阗国厘定语言文字时的规则：-tt-用来表示清音的齿音。

依据已知于阗王在位年代的推测，厦德王应是公元6世纪前半到中期在位。而于阗语从语言到文字的厘定，就应该发生在他在位时期，或者紧接在他的时代之后。这是因为，已经发现了六件帛书契约，属于同一个家族的文件。其中两件是梵语撰写，全部在厦德王时代。其他四件，是于阗语撰写的。也就是说，距离玄奘到来的一百年前，那时的雅言国名是khottana，而并非gostana。

现在看来，至少在玄奘之前，有两个厘定国名：于阗语的hvatana，以及梵语的khottana。二者同指一国，必然源自同一词，不过有于阗人发音与印度人发音的不同罢了。但是，从汉语保存的资料分析，这里面有孰前孰后的历史顺序。

于阗国的国名，正如玄奘所言，在他之前，“旧曰于阗”。中国史籍，自《史记》起[16]，于阗国便以“于阗”闻名。玄奘认为，“凶奴谓之于遁”，说于阗之发音，来自匈奴。这也是现代学界普遍接受的意见。问题在于，玄奘在于阗时，匈奴早已无踪影。如果说其他于阗国名的口音，曾经是他亲耳判断。这匈奴“于遁”之说，不应是玄奘现场听到的。但是必须说，玄奘之于于阗国名的论述，至少帮助理清了历史的以及于阗之内外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历史的变迁，于阗周边族群的变迁。

所有于阗国的国名中，最古老的说法，是保存在汉语史籍中的，起始于《史记》的“于窴”，直到《汉书》的“于阗”。这古老的译名，甚至凝固了古代于阗国名的发音，至少在那个时代，hvatana的［ta］还是发音的，而不似到了唐代，只剩下“涣那”。

但是，“于窴”或者“于阗”是否归属匈奴的遗产？答案应是否定的。其主要依据，汉文化早已进入丝路南道。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其王室使用汉简。考古发现证明，丝路南道绿洲最早使用的官方文字，是汉文字。[17]《汉书》的作者班固，其兄弟班超治理西域长达31年。班超在于阗，与于阗王等有过面对面的交道[18]。熟悉西域诸国的班超等，怎么会从敌对方匈奴的语言而转述于阗的国名呢？另外，如果“于阗”借道匈奴语而进入汉语，其他西域国名也应如此。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例如“精绝”音译caḍota，“楼兰”对krorayina，等等。这些地名、国名，皆显示了直接的对译。

既然汉语“于阗”或者“于窴”之名最为古老，那么“于阗”反映的正是于阗国最初的国名。这就是说，后来见于佉卢文木牍的拼写khotana，6世纪梵语的khottana，以及玄奘时代的hvatana“涣那”，全部源自与汉语的“于阗”所对音的那个词。焦点在“于”字。著名加拿大籍汉学家蒲立本曾经构拟，早期中古汉语的“于”发音作［wuă］[19]。而中国音韵学家的构拟似乎更接近真实。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向筱路指出：郭锡良把“于”的上古音拟作*ɣǐwɑ[20]。显然，［ɣǐwɑ］的构拟与于阗语hvatana最为接近。由此可以认为，至少于阗的“于”在《史记》、《汉书》的时代，发音应作［ɣǐwɑ］。除此之外，另有佐证。

这里先要议论尼雅出土的佉卢文文书当中的kh音，这是佉卢文/犍陀罗语khotan的起始音。kh音在纯梵语中，是送气舌根塞音。但是，布洛（Burrow）在比较了khotan与hvatana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尼雅出土佉卢文文书的kh，不是纯梵语的kh，而在当地方言读作x，即相当于现代波斯语的x[21]。布洛所言x，是国际音标中的［x］，即舌根摩擦清音。这个［x］音，是粟特语用来称呼“于阗”的起始辅音。粟特语的“于阗”，拼写作xwδn´，或者´xwδ´n[22]。这一词，应是玄奘笔下所谓“诸胡谓之壑旦”之“壑旦”的来源。

实际上，khotan并非孤例。另有一词，反映了相同的语音现象。这就是汉语史籍记载的“扜泥城”。《汉书·西域传》在鄯善国之下写道：“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23]其中“扜泥”，音译佉卢文/犍陀罗语的khvani，该名词又写作kuhani，而形容词作khuvaneṃci[24]。该词的起始辅音，如同khotan，也是kh。这两个以kh起始的词说明，尽管犍陀罗语是印度西北方言，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一支，鄯善国人却拥有地方发音特色。《汉书》的“扜泥”的“扜”在当时也应读作［ɣǐwɑ］，可以与尼雅佉卢文书上khva-或者khu-互为佐证。

尼雅出土佉卢文/犍陀罗语之方言，还有一个特色。依旧是布洛观察发现，凡是梵语里带送气的辅音，在鄯善方言中有丢掉送气成分的趋势[25]。例如上文khvani，其形容词khuvaneṃci，但名词也写作kuhani；又例如saṃga= saṃgha，等等。这一现象，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玄奘说“印度谓之屈丹”，因为kh会被读作［k´］。

还应指出，于阗语也有kh字符。但是，于阗语没有使用kh来拼写“于阗”，其中也有缘故。恩默瑞克曾经构拟了于阗语辅音字符的发音。他原以为，于阗文字的kh相当于国际音标的［x］[26]。但是后来，恩默瑞克与蒲立本合作，研究了出自敦煌藏经洞的于阗字母拼写的汉语《金刚般若婆罗蜜经》。此时他们发现，其实于阗的kh念作［k´］[27]。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于阗语不直接用kh字来拼写于阗的国名，而使用hvatana，因为于阗文字的kh是个舌根送气音，而hv才是［hw］[28]。

分析过来，终于发现，无论佉卢文书上书写的Khotana，还是于阗语的Hvatana，抑或是汉语的“于阗”，这三种使用的字不同，但其实发音几近一致。

接着再论“瞿萨旦那”。上文以三种古老的语言证明，自古以来，于阗就是《史记》《汉书》中的“于阗”，对应于阗语的hvatana，对应佉卢文木牍上的khotana。这一古老的国号，虽在于阗语经历了语音的演变，从hvatana演变成hvaṃna等，却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于阗王国灭亡。即使在玄奘之后，以现存7世纪后半叶8世纪时的于阗语契约为据，所有于阗语契约一致以hvatana或者hvaṃna称自己的王国。那么，何来瞿萨旦那？何来gostana？

上文已说，大约在玄奘到来一百年前，于阗王国流行以纯梵语写作世俗契约。写纯梵语者，来自佛寺，来自宫廷。所以，梵语在当时绝对是高雅的语言。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御医书写梵语契约时，还是将“于阗”拼写作khottana。而这一词或许是后来玄奘笔下“屈丹”的基础词，因为该词的起始辅音kh，无论在梵语的语境下，还是在于阗语的发音中，均应读作［k´］，即所谓送气舌根塞音。不过，在玄奘看来，“屈丹”没意思，拼写也不规范，非雅言也。

以目前发现的资料为判断的基础，“瞿萨旦那”滥觞于玄奘，而且是玄奘力挺的国名。这国名，之前不曾见，之后仅在敦煌藏经洞的三二件文书上见到，例如梵语对于阗语的卷子上见到。疑惑之下，再查阅关于玄奘在于阗逗留的记载，却有些值得回味地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写道：

于阗王闻法师到其境，躬来迎谒。后日发引，王先还都，留儿侍奉。行二日，王又遣达官来迎，离城四十里宿。明日，王与道俗将音乐香花接于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于小乘萨婆多寺。(CBETA，T50，251)

这里亲自来迎谒玄奘法师的于阗王，正是后来入唐，并留下石雕立像在唐太宗墓前的伏阇信。目前看来，伏阇信是统治于阗王国最长久的于阗王，至少统治49年之久，生前历经两代唐皇。但是，当玄奘到来时，伏阇信还未躬逢唐王朝的盛世，还在安享他的太平岁月。而玄奘此番到达于阗，正是他历尽艰危万重，前程未卜的时刻。玄奘甚至有些狼狈，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CBETA，T50，251)。此时的于阗王，一定不是因为大唐皇风之德泽而礼敬玄奘。另外，还有蹊跷处。公元400年前后，当法显来到于阗，住在瞿摩帝寺，深为那所大乘佛寺的威仪所感动，留下了语句不多却充满了感慨的记载。玄奘到来时，瞿摩帝寺依然存在。一般以为，玄奘是大乘佛教的拥趸者，于阗王却把他安置在小乘萨婆多寺。其中缘故何在？

“萨婆多寺”是关键所在。“萨婆多”，梵语Sarvᾱstivᾱda，这是法显、真谛、玄奘的音译。而在汉译佛经，也有基于词义的翻译，叫做“说一切有部”[29]。简单说来，在佛教东渐的过程中，说一切有部在中亚曾经是最有影响的一派。至少在贵霜时代，说一切有部在犍陀罗地区得到蓬勃发展。例如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宏大的塔克提巴赫（Takhti-Bahi）佛寺遗址，便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另外，白沙瓦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著名的舍利盒，1908年出土于沙吉祁德利（Shah-ji-ki-Dheri）遗址。这处遗址，传说正是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迦膩色迦王之所建塔之处(CBETA，T51，879)。舍利盒铜制，镀金，并点缀几行佉卢文。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法尔克（Falk）的译文如下：“在此迦腻色伽城之城，此香函是大王迦腻色伽（所建）之精舍中火厅建筑师‘大军’、‘僧伽护’的法礼，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安乐。说一切有部法师接纳。”[30]这里明确提到了“说一切有部法师”。由此，于阗王国的萨婆多寺与犍陀罗地区说一切有部的传承是清晰的。

关于玄奘与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渊源，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朱竞旻博士有精彩的评述。他说：“玄奘自己是唯识宗的。但唯识宗的理论大多基于萨婆多部。所以学唯识的人也需要好好学习萨婆多部的论典。日本古代学问僧有个规矩叫‘八年《俱舍》，三年《唯识》’。按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本人对部派佛教的理论也是很感兴趣，尤其是有部，花了大量的功夫去学习。现在全世界有部的学者，就靠玄奘翻译的这些文本了。全世界搞有部研究的学者都得学汉文。”[31]

说一切有部另有显著特点，这就是以梵语作为著述的语言。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亚，佛教弟子先是以当地俗语传教，所以在和田地区，曾经发现佉卢文的《法句经》。但是，当说一切有部在西北印度、犍陀罗，以及克什米尔地区发达起来之后，这一部派使用梵语著述、传教[32]。这里只要举一例便可知晓。说一切有部最著名的存世梵语著作是《阿毗达摩俱舍论》，作者世亲。按照玄奘的记载，“世亲菩萨于说一切有部出家受业，博闻强识，达学研机。”[33]而这部《俱舍论》有玄奘的全译本。

毋庸置疑，玄奘精通梵语。不仅精通梵语，而且可以用梵语作为口语交流。看来玄奘下榻于阗国萨婆多寺，一方面是于阗王的安排。那是以梵语显示知识水平的年代。在那个年代，梵语代表了知识界的用语，而高僧是知识的代表。于阗王安排玄奘入萨婆多寺，是为了方便玄奘与当地僧人交流。另一方面，大约也是玄奘自己的选择。玄奘熟悉说一切有部即萨婆多的理论，住在那里确实方便交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曾在此寺开讲，“讲《瑜伽》、《对法》、《俱舍》、《摄大乘论》，一日一夜，四论递宣。”(CBETA，T50，252)这些佛教著作，全部是梵语的著述。遥想当年，这些梵箧，是玄奘从当年印度佛教中心携带回来。在到达中原之前，玄奘正是依据这些梵箧，为于阗的僧人日夜宣讲，“王与道俗归依听受，日有千数。”

翻看《大唐西域记》，他对于阗国的记述十分详尽，记载传说十几种。有些传说，例如《于阗建国传说》《龙鼓传说》[34]，写得如此生动，一切场景仿佛历历在目。那么，玄奘以何种语言接受了这些讲述？Pelliot 5538，即上文提到的出现了gaustana一词的梵语/于阗语写卷。这件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双语文书，以互致问候的语句开始，然后问所到、所来、将往之处。其中有语句问：您在于阗国住在哪里，答曰：住在佛寺。又问，是否见到国王。答曰：见到国王了。诸如此类，展现了学习语言的过程，反映出古代于阗人有教授外来人通过梵语学习于阗语的传统。我甚至怀疑，这件文书正是玄奘在于阗寺庙居住时学习于阗语的记录。

那是梵语通行的年代。看来于阗国的建国传说，至少在萨波多寺应该有梵语的版本。“瞿萨旦那”国名就藏在这梵语的版本中，玄奘给出国名词源：“地乳所育，因为国号。”[35]幸运的是，这一于阗建国的传宗立嗣的传说，有更为详尽的藏文本，记载在《于阗国授记》。虽然传说几近一致，但是获得“地乳”之名者，不是于阗国。藏文本于阗国建国之传说，也记载了于阗国开国国王的后嗣是饮吮地乳长大的神童。这个国王因此而获得了“地乳”之名。他的藏文译名sa-nu。如果按照藏文传说的记载解释，如果较真，敦煌的那件梵语/于阗语写卷上出现的gaustana-deśa，可以译作“瞿萨旦那之国”，复合词前词gaustana可以被看作是那位饮吮地乳长大的国王的名号。在藏文，于阗国被称作li-yul，音译加意译：“李域”。至于藏文为什么叫做“李域”，本文不再讨论[36]。但是藏文本于阗建国的传说、建国者后嗣的名字，以及藏文对“于阗国”的称谓，这些可以证明，所谓雅言“瞿萨旦那”的国名，并未得到广泛认可，未得流行。

综上所述，汉文史籍的“于窴”“于阗”是最古老的于阗王国的译名，佉卢文的khotana以及梵语的khottana继承了古老的发音。到了玄奘的时代，虽然于阗语正字保留了古老的国名hvatana，但其实-ta-已经丢了原有的音质，成了玄奘听到的“涣那”。至于“瞿萨旦那”，我目前所能得出的结论：该说起源自于阗建国传说，那应该是萨婆多寺的梵语版本，而这一版本并未被俗界、官方以及其他佛教派系所继承传播。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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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