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黄文弼先生的帝陵保护事业
说起来，被各位先生不断提及的黄文弼先生在西安（当时名“西京”）期间主持碑林整理的工作，大体源自1948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罗布淖尔考古记》的“自叙”：
二十四年冬，余又奉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命驻西安整理碑林。西北科学考察团亦因余故，在西安设研究分所，继续编纂工作。时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及碑林监修委员会事务颇繁……二十七年春，碑林工作告竣，余遂赴城固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其年秋又接受中英庚款会协助，赴成都借四川大学工作［8］。
这篇黄文弼先生对自己在西安期间工作梗概的“自述”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这虽不是他当时工作的全部内容，但后来却一直被看作其主要工作，而不再被言及于其他。此后，作为著名考古学家的黄文弼先生，学界长期关注的是先生“对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研究卓有贡献”［9］，而其在西安从事的整修碑林之外的一系列文物调查与保护的工作就罕为人道。无论是学界对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研究［10］，还是有关黄文弼先生的介绍和研究［11］，提到的先生在西安期间的工作，最多的都是上述的碑林整修［12］——且非常简短——甚至先生在西安工作之事有时还完全不提，误解颇多［13］。
这样，究竟黄文弼先生在整理碑林外，在其任职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期间还做过哪些重要的工作，几乎已被遗忘［14］。于是，我们不仅不能完整了解黄文弼先生的学术经历与学术成果，且也不能深刻认知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外敌日侵、家国渐碎情况下众多学人从事的古物保护过程——无论对中国考古史，还是对陕西考古史而言，这当然都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有感于此，我曾从相关文献出发，梳理、阐发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的成立过程，和黄文弼先生任职西安办事处主任期间的古物古迹调查［15］，并陆续揭示了黄文弼先生在任职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期间的一系列提案［16］，希望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重现”一位“躬耕田野”考古与“青灯黄卷”著述之外具有超越时代“超前”文保意识、卓越管理能力的黄文弼先生，希望能把那一代学人更加丰满后展现出来，让今人缅怀。今天，在母校纪念黄文弼先生学术会议召开之际，我想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再就黄文弼先生任职西安办事处主任期间的一系列有关帝陵保护事业的提案略加铺陈，不妥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帝陵保护提案
1935年1月，在提案设立西安办事处之时，滕固、黄文弼先生提案开展古迹保护，提案的对象为秦始皇、汉武帝陵墓的保护与经营。
据《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记录（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载：
黄文弼提案：茂陵辟为公园问题、秦始皇陵辟为游览区问题［17］。
到是年6月18日，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九次常务会上，此二事被开展讨论。据《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九次常务会议记录（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载：
审核科请示两项……
二，本会对于培修陕西茂陵昭陵一案，应如何补助，敬请公决。
决议，由本会事业费结余项下，拨助一千元，交西京筹备委员会办理［18］。
当时即有决定，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出资“培修”汉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并讨论了茂陵、秦始皇陵的保护、经营问题：
五，茂陵辟为公园问题
函西京筹备处，如建筑公园，应注意茂陵，及其附近一带原来之规模及遗址，动工时应注意地下古物之损坏与散失。
六，秦始皇陵问题
1，由本会请款及募捐建亭立碑，并函陕西省政府，饬临潼县政府加以保护，并建议陕西省政府，由华清池至秦始皇陵，辟为游览区，善为经营［19］。
后到1935年11月2日，有关事项还续有延伸。据《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记录（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报告事项……
三 培修陕西茂陵、昭陵一案，业经本会第九次常会决议，由本会事业费结余项下，拨助洋一千元，交西京筹备委员会领用，在卷。现经呈奉行政院转呈中央核准，令知到会。当已函达张溥泉先生黄委员文弼查照，并函知西京筹备委员会备具收据来会，照数拨给［20］。
而在1935年黄文弼先生拟定的西安办事处年度工作计划中，第二项即是修整唐陵：
修理唐陵事，悬案许久，亟待实施。本处前已绘就各县唐陵之详图，一俟清理绘出，即拟提前决定，并早日兴工［21］。
表明在此之前，黄文弼先生已经为开展所有唐陵的保护派员完成了“各县唐陵之详图”。虽然相关的图纸后来再未被提及——至今未见，但在唐陵保护史上这应是第一次开展的专题测绘，自有非常值得大力“表彰”之处。
二、帝陵保护的特点与前瞻
黄文弼先生提出上述提案时的身份是中央古物委员会委员，据相关文献，古物委员会的前身为由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后改隶于教育部。据古物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继《古物委员会工作汇报》序：
迨国民政府成立，蔡孑民先生长大学院，设各种专门委员会，本会始获成立，聘委员若干名而属继主持之。嗣教育部成立，本会即直隶于教育部。其初会址设于上海，至十七年北伐成功，更设北平分会，以代当时私人组织之北平文物临时维护会。时军事初定，北平文物赖以保存者尤多。嗣以北平为数百年故都，众议迁本会与北平，即以分会团城会址为本会会址［22］。
1932年5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23］，以条例的形式规定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隶属关系、职权范围、工作内容、组织方法、人员编制及所司职责等各项内容。1934年7月12日行政院聘李济、叶恭绰、黄文弼、傅斯年、朱希祖、蒋复璁、董作宾、滕固、舒楚石、傅汝霖、卢锡荣、马衡、徐炳昶等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指定傅汝霖、滕固、李济、叶恭绰、蒋复璁为专门委员，傅汝霖为主席，11月1日启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关防”［24］，教育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正式运行。
1935年1月12日滕固、黄文弼先生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上提案设立西安办事处［25］。2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各地办事处暂行组织通则》颁布，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为谋各地工作进行便利起见，特呈准行政院，酌在各地设立办事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得以择地设办事处，以便就近处理当地的古物古迹调查、保管、发掘、纠纷及相关事宜［26］。
据《中央古物委员会各地办事处暂行组织通则》，各地设立办事处的职责，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一、古物古迹之调查；二、古物古迹之保管；三、古物发掘之监察；四、有关古物纠纷之处理；五、其他有关古物之各种事宜［27］。
因此黄文弼先生的前述提案，不仅本身是其作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行为，而且还经过了古物保管委员会的专门讨论，因此无论从其内容本身，还是从之后讨论的结论而言，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前述的第一次站在国家高度提出的秦汉唐陵的保护意见和措施，就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国家级意义。
概言之，黄文弼等先生的前述提案，具有以下特点：
（1）在对茂陵、秦始皇陵的陵墓保护中，第一次提出在陵墓区建设公园或游览区问题，并在秦始皇陵的保护中，首次将经营（或开发）问题明确提及。这种在陵墓区设立的如今天“遗址公园”般的做法，具有非常明显的超前性特征。
（2）从提案看，其明确指出，在进行遗址公园或游览区建设前，应注意保护遗址及周围及其他遗址，此点也与今日逐渐流行的“大遗址”保护概念有异曲同工之效——在中国古遗址保护理念史上具有非常珍贵的标本价值。
特别是其提出在建设遗址公园时，应“注意”陵墓“附近一带原来之规模”，体现的正是对陵墓所在山形水系的整体考虑。这一思想，也与在今日开展大遗址保护规划制定实施的过程中，对遗址环境风貌保护等等的理念异曲同工，显示出超越时代的明显特征。
（3）提案提出，在建设遗址公园或游览区过程中，可以将相近位置不同时代的遗址进行共同经营。他提案将秦始皇陵与唐华清宫连片开发的意见，明显与今日遗址“片区”的概念甚为近似。而我们知道，直到今天，早已分别得到巨大开发的秦始皇陵遗址和华清宫遗址，依然“各行其道”，尚未达到黄文弼先生提案所言。
（4）提案提出，在建设遗址公园前应注意地下古物，不致损坏散失。此点，与今日在进行大型保护工程项目建设前应先期开展考古勘探、发掘的做法类似，具有非常明显的思想传承。
（5）古物保管委员会决议提出，帝陵等大遗址保护之责归当地政府，如秦始皇陵的保护就函陕西省政府，饬临潼县政府保护；在遗址所在地应设立明显的保护标志，如建亭立碑。同时，中央政府，应出资补助归属地方的遗址保护工作，如在茂陵、昭陵的培修中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出资补助。这条所体现的，应是直到今天仍在不断调整和改进的中央与地方于遗址保护上的权责及经费划分。从一系列决议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经费划是下拨给“西京筹备委员会”，而非陕西省政府或当地县政府，也非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推究其原因，应与茂陵等属“西京筹备委员会”负责有关。
1937年10月27日，因抗战经费紧张，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被撤销，其业务转由内政部礼俗司兼办［28］，西安办事处应即停止工作。于是1938年春在碑林整修工作大体完成后，黄文弼先生即赴城固任职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告别了他为之努力奋斗3年之久的故都西安。而后，他和滕固等先生长期酝酿并努力推进的一系列提案和意见，就随着日军侵华的日益加剧，随着中国越来越被卷入战争而沦为“一纸空文”，慢慢为世人所遗忘，再不被提起。
我想，黄文弼先生任职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期间的一系列工作，和其蕴含的一系列超越时代的措施和意见应被我们永远铭记。
注释:
［1］刘观民《悼念黄文弼先生》，《考古》1982年第1期，第112转11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黄文弼”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216页；王世民《黄文弼》，《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3～48页。
［2］刘观民《悼念黄文弼先生》，《考古》1982年第1期，第110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黄文弼”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16页。
［4］王世民《黄文弼》，《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5］刘观民《悼念黄文弼先生》，《考古》1982年第1期，第112转11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黄文弼”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16页。
［6］刘观民《悼念黄文弼先生》，《考古》1982年第1期，第112页。
［7］王世民《黄文弼》，《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3、44页。
［8］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大学出版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第1页。
［9］《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黄文弼”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16页。
［10］苏勇《论国民政府时期的文物法令与文物保护》，《文博》1991年第2期，第86～89页；史树青《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802页；罗桂环《试论20世纪前期“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立及意义》，《自然科学史杂志》2006年第2期，第137～144页；马树华《中华民国政府的文物保护》，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第27～31、36～37页；马树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小考》，《文博》2007年第5期，第72、73页；周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名胜古迹保护（1927—1937）》，《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18～122页；郑滨《1860—2009中国文物保护历程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王新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张九辰、徐凤先、李新伟等《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专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罗桂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李曾中《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气象出版社，2011年。
［11］刘观民《悼念黄文弼先生》，《考古》1982年第1期，第112转110页；易漫白《黄文弼传略》，《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第83页；肖俊杰《黄文弼》，《汉川县志资料》1985年第2期，第26、27页；卢桂森《怀念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新疆民革》1986年第3期，第7～10页；黄烈《纪念西北考古的先驱——黄文弼教授》，《文物天地》1987年第6期，第2页；〔日〕前田耕作著，黄正健译《黄文弼与丝绸之路的考察》，《文物天地》1990年第2期，第46～50页；黄烈《艰辛的历程丰硕的奉献——黄文弼先生与西北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第30～36页；沈颂金《黄文弼与西北史地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36～42页；张九辰《中国科学院接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经过》，《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年第3期，第238～246页；王新春《近代中国西北考古：东西方的交融与碰撞——以黄文弼与贝格曼考古之比较为中心》，《敦煌研究辑刊》2011年第4期，第145～154页；《黄文弼》，《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1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314页。
［12］路远《1937—1938年整修碑林始末》，《文博》1987年第5期，第46～50页；李晓东《民国文物法规史评》，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13］如《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专论》第三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工作》第四节“考查团考古资料整理发表情况”二“中国考古资料整理发表情况”中，即误以为要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黄文弼离开北京到西安、四川任教”，并以为要迟到“1939年开始了《罗布淖尔考古记》的编写”。不仅对黄文弼先生赴西安的时间有误，且不提黄文弼先生到西安乃是赴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而以为乃“任教”，且在《罗布淖尔考古记》的编写过程中有不确。见前注中张九辰、徐凤先、李新伟等《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专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14］马树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小考》，《文博》2007年第5期，第72、73页；罗桂环《试论20世纪前期“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立及意义》，《自然科学史杂志》2006年第2期，第137～144页。
［15］刘瑞《黄文弼先生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的古物古迹调查》，《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眼——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
［16］刘瑞《民国时期的出土文物奖励》，《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5日7版；《从“黄文弼提案”到〈文物保护法〉“四有”（一）》，《中国文物报》2015年8月14日7版；《从“黄文弼提案”到〈文物保护法〉“四有”（二）》，《中国文物报》2015年8月28日7版；《从“黄文弼提案”到〈文物保护法〉“四有”（三）》，《中国文物报》2015年9月11日7版；《从“黄文弼提案”到〈文物保护法〉“四有”（四）》，《中国文物报》2015年9月25日7版。
［17］《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记录（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议记录》，民国二十四年六月，第11页。
［18］《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九次常务会议记录（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议记录》，民国二十四年六月，第34页。
［19］《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九次常务会议记录（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议记录》，民国二十四年六月，第45页。
［20］《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记录（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议记录》（第二册），民国二十五年六月，第8页。
［21］《本会西安办事处二十五年度工作中心计划》，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议记录》（第二册），民国二十五年六月，61页。
［22］古物保管委员会《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大学出版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23］《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公布）》，《立法院公报》1932年第38期，第213～215页。
［24］《令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启用关防日期》，《河南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185期，第2页。
［25］《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记录（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议记录》，1935年，第11页。
［26］《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各地办事处暂行组织通则》，第64页。
［27］《中央古物委员会各地办事处暂行组织通则》，第64页。
［28］《国民政府关于裁撤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其业务由内政部礼俗司兼办的指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604、605页。
作者：刘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章来源：“丝绸之路考古”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