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魯番研究，從狹義上講，是指對莫高窟等爲主的敦煌地域的遺址和在莫高窟發現的古代文獻以及對吐魯番地域的古代遺址和在遺址中發現的出土資料的研究。從廣義上講，一般則是指對包括樓蘭、龜茲、于闐、黑城等甘肅、新疆和其鄰接地域的內陸亞洲地域（以下簡稱中亞——譯者）出土的古代文物的研究。本稿的寫作目的，是想對自1970年以來至今我國對敦煌吐魯番研究的成果進行概觀性總結。1979年，在伯希和誕辰一百周年之際，國際敦煌吐魯番研究者在巴黎召開了以“5至11世紀中亞寫本與石刻”爲題的研討會（Colloque），使敦煌吐魯番研究的國際交流開始加深。1985年8月，在蘭州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更使這一分野的研究迅速發展。如今，敦煌吐魯番研究可謂是盛况空前。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的研究者到敦煌吐魯番考察，以及與中國及歐美的研究者共同研究的事例也開始增加，敦煌吐魯番研究正在朝著專門化和國際化發展。到如今發行的專著及論文也逐漸增加，現在將全部的著作和論文網羅收集而進行全面的總結已經接近不可能[1]，所以在此稿中只能對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適當的選録，文獻注釋也只能簡略記其要旨。

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以Young Tonkologyist自稱的五名專門家（熊本裕，1948年生，于闐語；高田時雄，1949年生，漢語；武內紹人，1949年生，西藏語；森安孝夫，48年生，回鶻語；吉田豐，54年生，粟特語）開始了具有活力的研究。如今他們已經成爲了日本研究的推進者。另外，由五名年輕的歷史學家（荒川正晴，1955年生；片山章雄，1957年生；白須淨真，1949年生；關尾史郎，1950年生）組成的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從1987年開始也投入於吐魯番的研究中[2]。

這期間，具有相當規模的作爲基礎性研究著作的《講座敦煌》全九卷（1980~1992年，大東出版社）刊行於世[3]。

1986年（1991年開始簽訂正式協議）以來，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與敦煌研究院爲了對莫高窟的壁畫進行保護與維修，持續至今進行著共同的研究。在對地質、地形、氣象等環境進行調查的基礎上，搞清了壁畫自然損壞的原因，現在正爲確立對壁畫的保存與修復的方法進行著努力[4]。以畫伯平山郁夫爲代表的東京藝術大學東洋美術史的研究者們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與敦煌研究院合作，除定期在日本培訓敦煌研究院研究者外，還特別對西魏時代開鑿的285窟進行了實地調查與模寫[5]。

以長澤和俊爲代表的早稻田大學的研究者們，自70年代開始了對絲綢之路的實地調查。1988年始，由於得到了朝日新聞社的援助，日中共同完成了對樓蘭古城的調查[6]。那之後，在20世紀90年代，早稻田絲綢之路調查隊與新疆考古文物研究所合作，發掘了吐魯番雅爾和卓古墓群[7]。

京都佛教大學的學者們也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與中國同行一同對新疆的尼雅遺址進行了實地調查[8]。

法政大學的伊藤玄三對新疆的克里雅河流域的遺址也發表了調查報告[9]。

考古學者樋口隆康也大範圍地往來於歐亞大陸，并出版了調查研究的成果[10]。岡崎敬的論文集中也包含有關敦煌吐魯番的研究[11]。中國黄文弼的主要著作也被譯成了日文出版發行[12]。

另外，針對20世紀初期，由京都西本願寺的大谷光瑞派遣的大谷探險隊的三次中亞之行，對其參加人員、調查地域以及現存發掘品等各角度的研究調查也在進行著[13]。《西域考古圖譜》（1972年）、《新西域記》（1984年）也再版發行了。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對敦煌進行概括總結的有岡崎敬和大島立子給《敦煌講座》撰寫的論文[14]。最近，土肥義和對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的書寫位置進行探討的論文《敦煌莫高窟供養人圖像題記——以書寫位置的研究爲中心》（《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國家と地域》唐代史研究會編，1999年）已經出版。

70年代後期，中國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旅游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作爲旅游熱點的敦煌和吐魯番，更是招徠了衆多的觀光客。80年代，日本NHK電視臺放映的系列片《絲綢之路》[15]更進一步集中了到中國旅游者的目光。其後，有關敦煌吐魯番的旅行記、圖録、講解書大量被出版。

以敦煌爲主的有關西域美術的圖録出版物很多，其中，以最近發行的小學館《世界美術全集 東洋篇》[16]的水平最高。到現在爲止，此大型系列圖録還在繼續編輯中，其大型圖板及專家的解說是值得讀者一讀的。

有關石窟藝術的內容，由中國各地的石窟管理研究機構協助，平凡社正以日中合作的方式，出版了包括論文、年表等內容的系列圖録《中國石窟》。此圖録除了莫高窟外，炳靈寺、榆林窟、麥積山、克孜爾、庫木土拉諸石窟也被廣泛地收録進本圖録[17]。關於在敦煌發現的絲、麻及紙繪畫品，有上野アキ翻譯、韋陀（Roderic Whitfield）編輯解說的大英博物館收藏斯坦因發掘品的大型豪華圖録[18]。另外，以法國的吉美美術館所藏伯希和發掘品爲中心，在秋山光和與法國學者的共同編輯下，已經由講談社出版了大型圖録[19]。

博物館收藏品的圖録、展覽會的展品目録等印刷品等也成爲研究敦煌吐魯番造型藝術的參考數據。[20]

在美術史的分野，以秋山光和[21]爲主，百橋明惠[22]、鄧健吾（亦名東山健吾）[23]、宫治昭[24]、上野アキ[25]、中野照夫[26]、臺信裕爾[27]、小山滿[28]等爲數不少的研究者進行著多方面的研究考察[29]。其中，以研究玉蟲橱子（即一種用吉丁蟲的翅膀來裝飾的佛龕用櫃橱——譯者注）而著名的學者上原和，對莫高窟壁畫中的佛具的研究可謂別具一格[30]。其實，敦煌美術與日本上代（日本史上的大和、奈良時代——譯者注）美術的比較研究，還有許多課題尚未發掘[31]。此外，對敦煌考古、美術史上的技術方面的研究[32]，東西交通史上的敦煌的研究等，也發表了不少的論文[33]。

被譯成日文的中國學者的論文也有許多[34]。還有以西川寧爲代表[35]的，以出土文字爲書法藝術史研究史料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書法史研究的一個新領域[36]。

從伯希和發掘品中精選并原寸影印的饒宗頤《敦煌書法叢刊》[37]以及藤枝晃按書體的分期對四天王寺出口常順所藏吐魯番寫經進行整理而影印出版的《高昌殘影》[38]，可謂是其代表成果。此外還有書法家從斯文·赫定發掘的樓蘭殘紙、木牘中選擇的墨迹影印的出版物[39]，從大英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樓蘭的簡牘、紙本中選擇的墨迹印刷品[40]，還有規模不大但是以同樣的目的編輯的，從德國考察隊發掘品中選擇編輯的藏品目録[41]，從伯希和藏品中選擇編輯的圖録等[42]。最近，北京的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有關藏品也出版了大型圖録[43]。大庭脩編纂的更偏重於史料學，以斯坦因發掘敦煌、酒泉漢簡爲主的《敦煌漢簡》也已經影印出版[44]。這些出版物印刷精美，圖版鮮明，只有最後介紹的《敦煌漢簡》與沙畹（Chavannes）的書相比圖版顯得質量不佳，這大概是原簡發掘數十年後退色的原因。

敦煌文獻中以漢字漢文最多，其次是藏文，其他的還有梵文（Sanskrit）、于闐文（Khotanese）、吐火羅語（Tokharian）、龜茲語（Kuchean）、粟特語（Sogdian）、古代突厥語（Old Turkic，Rune，Ui-ghur）、希伯來語（Hebrew）（一件）等數量極少的文獻。以語種來分類的話，可分爲漢藏語系和印歐語系及阿爾泰語系三種，而其他的則是一些例外的夾雜物。作爲漢語學專家并致力於敦煌語言文獻研究的是前文已經提到的高田時雄，發表有《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以敦煌文獻爲基礎資料的中國語言史研究）[45]及多篇論文[46]，他的研究爲解明多民族敦煌的複雜語言狀況而作出貢獻。另外還有平山久雄的關於毛詩音殘卷的論文[47]。

研究藏文的主要學者是山口瑞鳳[48]、今枝由郎[49]、武內紹人[50]，研究成果可謂豐富。但是其中的今枝由郎已經入了法國國籍。

在古代土耳其語方面，莊垣內正弘的回鶻語研究成果[51]可稱爲代表。另外，小田壽典[52]、森安孝夫[53]等人的研究也引人注目。伊朗語研究方面，于闐語的熊本裕[54]和粟特語的吉田豐[55]兩氏的多彩研究，給日本的伊朗中古語研究帶來了熱潮。

當我們談及古文書學及文獻學時，作爲研究基礎的史料學當然要受到重視。與一般傳世文獻不同，對封藏乃至出土文獻的使用方法首先要進入討論範圍。在日本大概只有一個人可以稱爲敦煌學專家的藤枝晃，分別在1964年、1967年到歐洲的倫敦、巴黎、柏林、聖彼得堡考察歐洲各國所藏敦煌吐魯番寫本（包括一部分版本），他在考察時，對紙質、紙的規格（包括文書寫本的用紙大小，厚度）、界綫、字體、書風及其他的數據進行統計，并且根據自己拍照的寫本照片進行整理研究，爲確立對敦煌吐魯番寫本的客觀認識進行了努力。他强調Codicology（寫本研究）的重要性，對於鑒別古代珍品及現代僞品有著豐富的知識。他認爲在日本和中國現存敦煌文書寫本中有著大量的僞品，最後甚至認爲斯坦因的第三次考察發掘品中也存在不少的現代僞作[56]。然而國內外學者在尊重他研究成果的同時，認爲他的這些觀點還是有必要繼續探討的。藤枝晃氏在探討李盛鐸藏敦煌寫本時認爲，從李盛鐸的數方不同形式的姓名印出現在多件文書上這一點來判斷，其藏品當爲僞作[57]。此外，他對於敦煌研究的綜合概觀以及寫本的時代區分等問題，也進行了研究探討[58]，晚年的講演也在逝世後不久就刊行了[59]。

關於柏林科學院所藏普魯士探險隊吐魯番盆地發掘佛典殘片，藤枝晃和井ノ口泰淳等龍谷大學的研究者與德國學者經過多年的協作，已將其進行了整理編目[60]。此外，對於佛典以外的漢語文獻殘片，西脅常記將柏林等地的藏品編寫了目録[61]。

對於到20世紀90年代初爲止被公開的敦煌漢文文獻，在《講座敦煌5敦煌漢文文獻》中分別以概觀、書法、標點、儒經、史籍、地志、類書、訓蒙書、占筮書、曆書、本草醫書、法典、官文書、寺院文書、契、書儀諸項，邀請了各門專家進行撰稿，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由於缺少最近十年間的成果，所以在使用時有必要參考中國最近發行的《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

關於敦煌、吐魯番漢籍四部寫本比較好的出版物，是鄭玄注論語（金谷治）[62]和影印版并附有解說的陶弘景的本草集注[63]。此外，研究异體漢字的日本語學者西原一幸的研究[64]、研究吐魯番出土訓蒙書的福田哲之的論考[65]也是不能被忽視的。另外，我國敦煌學研究的先驅者神田喜一郎的相關論文已經收入他的全集并出版發行[66]。

繼藤枝晃對實物原本的研究後，對寫本的外形、字體研究的同時，日本語學訓點（日本人讀漢文時注在漢字旁邊和下方的日文字母標點符號——譯者注）專攻學者石冢晴通對敦煌寫本的實物考察也取得了新的收穫[67]。

有關柏林、倫敦、巴黎現藏的敦煌、吐魯番出土資料的最新情報，森安孝夫在1998年11月至1999年9月初在歐洲考察後所撰寫的《歐洲所藏中亞出土文書、文物的調查與研究》（《東方學》1999，2000年1月）一文可供參考。

在敦煌文學這一分野中，有金岡照光[68]和川口久雄兩位的大量著作。金岡氏在其編著的《講座敦煌9敦煌の文學文獻》的“總說”中，將敦煌文學按照總說、講唱體類（講經文、變文）、散文體類（對話體、正常散文體）、韻文體類分類解說，各說中又按照佛傳、本生譚、地獄譚、孝行譚、講史譚、時事變文等，對高僧傳因緣、邈真贊六種分類解說。在本卷中有過半的內容爲金岡照光親自執筆，可以說金岡照光的敦煌文學觀已經集中反映在此書中。非常惋惜的是，本書刊行的第二年，金岡照光就逝世了。專攻日本平安時代漢文學的川口久雄在敦煌文學研究中專心於敦煌俗文學，編纂有《敦煌資料と日本文學》（敦煌資料與日本文學）四册，這同時還撰寫有大量引人注目的論文和隨筆[69]。川口久雄自1993年病逝後，中國語學、古典文學的權威入矢義高成爲了這一分野的指導者，然而在1998年也以88歲高齡仙逝了。現在對敦煌文學關心的年輕研究者松尾良樹[70]、川崎ミチコ[71]、伊藤美重子[72]等人繼續活躍於這一領域。雖然敦煌文獻是以佛教文獻爲主的，但是其中也混入了不少七八世紀的道教經典。受到馬伯樂（H. Maspero）等先驅研究者的啓發，日本的研究者們也開始了對敦煌出土道教經典的研究，并在近年形成了一股研究熱潮。道教經典寫本的搜集整理編目及其影印本的編纂等基礎作業，首先要提到的是大淵忍爾在繼承父業的基礎上的工作[73]。圍繞六朝道經的研究，要提到小林正美[74]、吉川忠夫[75]的更爲精密的研究，近年來，神冢淑子[76]等人的研究也波及到了這一領域。另外，日本的道教研究的先驅福井康順[77]（1991年去世）和吉岡義豐[78]（1979年去世）的著作集被刊行的同時，以日本道教學會（機關報《東方宗教》）爲中心，也相繼發表了諸多論文、概說、事典等[79]。最近，福井文雅撰寫的包含有學界展望的論集也被刊行[80]。此外，《講座敦煌4敦煌と中國道教》（福井文雅主編，1983年）以道教經類、玄宗注老子、老子化胡經類、太平經類、上清經類、靈寶經類、洞淵神咒經、其他道典類、道教的類書等九項進行分類解說，同時還收録有《敦煌出土道教和佛典》、《敦煌文書與佛傳類》、《從文學文獻中看到的敦煌道教》、《道教話本》、《唐以前的河西宗教、思想狀況》、《關於敦煌文書中所見到的道士的法位階梯》六篇論文。

對於占敦煌吐魯番文獻大約九成的佛教文獻，因爲篇幅的限制，在這裏不可能將其研究成果面面俱到地進行概括。《講座敦煌7敦煌と中國佛教》（1984年）和《講座敦煌8敦煌佛典と禪》（1980年）兩卷中共計有四十余項的解說和論文等，雖然有部分不足，而且因已經刊行了十余年，最新的情報也未收入，但直接參考此兩書的價值還是有的。以下，只想列舉20世紀70年代後的敦煌吐魯番佛教研究的重要成果。首先應該介紹的，是上山大峻多年來以曇曠和法成爲中心進行研究而撰成的《敦煌佛教の研究》（敦煌佛教研究）（法藏館，1990年）。本書是通過對敦煌寺院佛教教學的聽講筆記進行整理分析，解明了吐蕃占領時期到歸義軍初期的敦煌寺院高度發展的佛教教學，并對與西藏的佛教形成的關係進行了探討。

此外，從胡適、鈴木大拙開始的對初期禪宗形成歷史的研究，在田中良昭通過對敦煌資料的細心研究而取得了進展[81]。自《敦煌佛典と禪》（即《講座敦煌8》——譯者注）出版後，這一研究分野中顯著的進展當爲伊吹敦對“心王經”的研究[82]。

這之外，福井文雅對般若心經的詳細考證[83]、西本照真對三階教的考察[84]、京戶慈光對天臺系佛典的詳細考索[85]等不暇枚舉。

在近年的有關各項研究中，有著顯著進展的是通過對收藏在名古屋市七寺的12世紀前後藏經的精查而出現的對疑經及古佚經的研究。1991年，意大利的東亞研究學院刊行了落合俊典的有關研究的英文介紹文章[86]，使其重要性開始受到學界的關注。在研究疑經的代表學者牧田諦亮的監修下，通過日本學者與中國、法國、意大利、美國、德國學者的國際合作，1994年，包含有影印、録文、訓讀、解說、論考等內容的《七寺古佚經典研究叢書》（全六卷出版預定）開始陸續出版[87]，到現在爲止除第五卷外已經全部出版。這批資料中，與敦煌寫經同類的（如十六卷本佛名經等）佛經爲數不少，在日本撰寫的疑經也受到注目，并且作爲廣泛的社會史學的研究綫索，也受到了關心。通過這一系列研究，對5、6世紀至11、12世紀的東亞佛教文化圈的佛教信仰與佛教經典在社會各階層的存在方式得到了生動形象的認識。此外，地域特性所反映的特徵，對我們理解和認識敦煌吐魯番地域的佛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對於有著數量衆多的供養經的敦煌寫經，其中大量的法華經遺品在兜木正亨的努力下被整理編目[88]，這一勞作使學界大受裨益。此外，研究維摩經的有平井宥慶[89]，研究淨土經的有廣川堯敏[90]，研究天臺宗的有京戶慈光。

另外，有關其他夷教的研究，此處還應該提到的是山本由美子的《マニ教とゾロアスター教》（摩尼教與拜火教）（世界史手册4，1998年），森安孝夫《ウェ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回鶻摩尼教史的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30·31合并號，1991年[91]）和神直道的《景教入門》（文教館，1981年）。

與法制史相關的研究，有以山本達郎爲中心的東洋文庫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多年間斷斷續續的研究成果《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文書》（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叢書第一卷《法律文書》（Legal Texts）（〈A〉Introduction & Text，〈B〉Plates，1978年，1980年）一書，此書對在敦煌吐魯番發現的唐代律令、律疏、令、格、式、判等網羅殆盡，其中收録有圖版、録文、解說研究、參考文獻目録，作爲到現在爲止的律令制研究的基礎史料集，同其後出版的劉俊文的《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中華書局，1989年）一起被廣泛地使用著。針對本書所收録法典中的《永徽東宫諸府職員令》殘卷，土肥義和與岡野誠後來又經過對原本的精查，用新發現的文書殘片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復原[92]。這一研究分野的專家岡野誠（1947年生）同山本達郎、池田温共同編寫了上揭書，其中撰寫有律和律疏部分的解說外，還撰寫有《敦煌資料與唐代法典——西域發現的唐律、律疏斷簡的再探討》（《講座敦煌5敦煌漢文文獻》1992年）等多部論文[93]。中村裕一利用敦煌本《開元公式令》斷卷及廣泛的敦煌吐魯番文書而撰寫的《唐代制勅研究》（汲古書院，1991年）、《唐代公文書研究》（汲古書院，1996年）、《唐代官文書研究》（中文出版社，1991年）三部大著，是著者大量論文的集大成之勞作。論著展示了從書式的角度對大量的遺存文書進行體系之認識的途徑，對於文書的研究者是非常有益的參考。只是通讀三大部論著比較困難，而且書中因存有部分瑕疵而另人惋惜。

中村裕一的近作《文書行政》（收録於谷川道雄等共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の基本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7年）可謂上揭書的補篇，作爲一般的參考比較便利。

關於《開元水部式》，通過佐藤武敏、岡野誠、愛宕元的研究[94]對其內容已經有了較深的理解。關於官員的行政及司法案件的裁决文的判，大野仁的概觀性論文[95]提供了基本的情報。對於敦煌本判的介紹，筆者也發表有一文[96]。

法制史和社會經濟史研究因其關係密切，兩者相交叉的地方比較多。上揭文《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文書》（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叢書第二卷《戶籍》（Household Registers）（山本達郎、土肥義和共編，1984年、1985年），第三卷《契約》（Contracts）（山本達郎、池田温共編，1986年、1987年）同樣以〈A〉 Introduction & Texts 和〈B〉Plates 兩册一帙的形式在東洋文庫出版發行。另外第四卷的社文書和第五卷的追補、訂正將分別在2000年和2001年刊行。近年，中國的唐耕耦氏等編纂的《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全五卷（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至1990年）一書，基本包含了本系列叢書的內容，而且網羅了本叢書所收範圍以外的社會經濟關係的敦煌文書。其以上圖版，下釋文的形式印刷出版，本叢書的主題內容可以說已經基本被其涵蓋。然而，從圖版的清晰程度和録文的周到性，特別是英文解說等方面看，本叢書的利用價值在短時期內當是不會消失的。

敦煌吐魯番文書中，作爲社會經濟史研究史料首先被注目的當是與均田制有關的土地制度史料。其中的戶籍類的已受田、未受田記載，退田、欠田、給田簿爲主的數量衆多的文書殘片當屬此類。這些史料可以說給唐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帶來了光明。山本達郎從《關於敦煌地方均田制末期田土四至記載的考察（一）——開元十年籍草案與大曆十年手實的比較》（《東方學會創立二十五周年紀念東方學論文集》東方學會，1972年）開始，到《從敦煌發現的均田制時代的籍帳所看到的已受田記載的探討》（《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紀念東方學論集》，1997年）等一連的十篇論文[97]，對籍帳受田記事中所記載的東南西北的四至進行縝密的分析考證，證明了構成敦煌住民的主要部分的農民各戶除了從縣領到受田外，還保有不屬於均田制範疇的田地。這樣的徹底性研究，使我們擺脫了學界多年間爭論不休的有關田令裏規定的均田制的實施論與虛構論問題，對均田制的實態有了更高的視點進行實態的審視。同時，其對如籍帳文書這樣的史料的批判式的利用方式爲我們利用籍帳文書進行史學研究提供了範例。圍繞著敦煌吐魯番土地制度的研究，20世紀60至70年代，仁井田升、周藤吉之、西嶋定生、堀敏一諸氏可謂是開拓者，有關這一研究分野的許多重要的論點都是出自以上諸氏。但是近二十年來，在上揭的山本達郎的諸論文中，這一研究得到了更進一步的深入。在堀敏一[98]、土肥義和[99]、佐竹靖彥[100]、杉山佳男[101]、竹浪隆良[102]、大金富雄[103]、關尾史郎[104]以及筆者的論文[105]中，均田制的諸形式、租佃的性質、敦煌吐魯番的地域差別、歸義軍時期的土地制度的性質等得到了探討。有關於公課制也有種種的論考，其中關尾史郎關於納稅抄（條記文書）的系列論考[106]，可謂是詳密的研究。

關於租佃方面，與土地租賃相關的契約文書有大量的遺存。由於其主要資料在上揭《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文書》第三卷《契約》中已經出版，所以相關研究比較豐富[107]。成爲山田信夫畢生巨著的回鶻文契約文書的研究，著者去世後在小田壽典、茨默（Peter Zieme）、梅村坦、森安孝夫四人的努力下，出版了包括轉寫（Transcription）、翻譯（日文、德文）、注釋、索引在內的全部三大册[108]，其研究可以稱爲該研究分野的優异成果的典範。關於藏文契約文書，有武內紹人的系列英文論文[109]。關於農業生産方面，有伊藤敏雄[110]、町田隆吉[111]、米田賢次郎[112]的研究，商人和流通經濟方面，有土肥義和[113]、荒川正晴[114]、森安孝夫[115]及筆者[116]的諸論文。圍繞國家財政，大津透的劃期的研究成果[117]。

軍事制度方面，有菊池英夫[118]、西村元佑[119]、氣賀澤保規[120]的研究。關於寺院經濟與寺院組織，除了竺沙雅章的重要研究成果[121]外，還有小田義久的多篇論文[122]。

關於互助扶助組“社”、“社邑”之發達，由於敦煌文書的存在已廣爲所知。作爲社會史的重要研究題目，通過土肥義和[123]、石田勇作[124]的細密的研究，使我們對其有了深刻的認識。關於水利，佐藤武敏等人組織有中國水利史研究會，對屬於乾燥地帶的敦煌、吐魯番地區的水利問題發表有相關論文[125]。

關於交通運輸，通過荒川正晴[126]等人的多角度研究，從河西到西域的當時的交通運輸狀况已經逐漸明晰。社會習俗、風俗，特別是對於出土有豐富資料的喪葬的研究，也發表有相關成果[127]。對於與身份制相關聯的奴婢、部曲等與賤民有關的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研究論文也有發表[128]。

另外，還可以列舉一些個別的研究，有關契約文書，有小口彥太[129]和石田勇作[130]的論文，有關消費借貸文書，有山本達郎[131]的研究，關於李柏文書有片山章雄的論文，片山章雄還對高昌吉利錢有專門的研究[132]，對於高昌墓磚有白須淨真等人的研究[133]。

關於敦煌，《講座敦煌1、2、3》的《敦煌の自然と現狀》、《敦煌の歷史》、《敦煌の社會》三册中所收録的各項研究有參考的價值。此外，還有近年出版有概說和面向一般讀者的解說性質的文章[134]。

關於吐魯番，隨著《吐魯番出土文書》在中國的出版，此方面的研究得到急速進展，在這裏我們以著者爲分別，列舉其主要論文以供參考[135]。

處於盆地中的吐魯番緑洲，由於發掘整理了大量的漢文文書，5至8世紀的國王以下的政府構造、政治狀况以及住民的生産、消費、信仰等當時的歷史、社會狀况漸至明瞭。與敦煌同時成爲我們認識東亞和中亞中古史最基本的兩大據點。現階段，關於敦煌、吐魯番地域史方面的研究大量涌現，我們期望在不遠的將來，能够達成對其集大成的研究。

此外關於樓蘭，伊藤敏雄和片山章雄編輯有研究文獻目録[136]。由此多年來致力於樓蘭史研究的長澤和俊的大著得以重新整理[137]，同時伊藤敏雄的諸論文也在相繼發表[138]。

關於黑城的研究，以中國和俄羅斯爲中心的被稱爲西夏（黨項）學的研究領域已經形成，在日本也有以語言學者西田龍雄爲代表的爲數不少的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139]。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的東方學會，召開有四次敦煌吐魯番學的小型研究會（1991、1995、1997、1999年），每次研究會都有四種不同分野的研究報告，并同時進行了討論[140]。此外，以中亞史學會（內陸アジア史學會）爲主的若干史學會也發表有相關研究報告。總的來講對於敦煌吐魯番學，學界有著較高的關心度，在研究者世代交替的今天，相應於年輕學者的新穎的問題意識，敦煌吐魯番學各分野的研究得以繼續發展著。另外，88年日法東洋學會召集的《中亞出土的文獻與檔案》（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entrale）研究會在京都召開，來自法國的數位一流學者做了報告并參加了討論[141]。此外敦煌研究院也常年間交替派遣有數名學者在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研修和交流，使該研究分野的國際化得到了確實的進展。1998年開始，爲培養石窟研究的專門學者，朝日新聞社與敦煌研究院簽訂協議，每年派遣二到三名年輕的研究者到敦煌進行實地研修。從總體上講，絲綢之路的研究已經開始進入了平穩發展的階段，我們期待著在今後的各項研究中，堅實的研究成果會不斷涌現。爲達成此目的，組織專門的學會與組織以及各組織的獨自的定期刊物的發行也應該同時實現。然而達到這些目標，還須我們更大的努力。

本稿是東方學會出版的《Acta Asiatica》78（2000年3月出版）[142]中發表的〈Recent Japanese Research on Tun-huang and Turfan〉（Rolf W.Giebel英譯）的日本語原稿，其中有部分補筆和訂正。

在本稿校正過程中，收到了荒川正晴的長篇論文《唐朝的交通系統》，《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40，2000年3月。此論文與注釋126中所揭載的荒川正晴的諸研究成果，對唐代西域經營史研究有著重要貢獻。

此外，由於筆者學識有限，此文中有關梵語的研究文獻基本沒有涉及。但中谷英明的《スバシ寫本の研究 龜茲國致隸藍の〈ウダーナ·ブァルガ〉》（人文書院，88年）以及松田和信的《インド省圖書館所藏中央アジア出土大乘涅槃經梵文斷簡集——タイン·ヘルンレ·コレクション》（東洋文庫，88年）等貴重的研究成果及附有大谷探險隊發掘品的解說、録文等的圖録，蔣忠新編《旅順博物館藏梵文法華經殘片寫真版及びローマ字版》（旅順博物館·創價學會，97年）等可供參考。

[1] 包含該分野的網羅比較全面的文獻目録，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文化研究中心（梅村坦、片山章雄等）編《關於日本的中亞關係研究文獻目録1879—1987年3月》（編者刊，1988年），及同書的《索引·正誤》（1989年）。

與藏學有關的有貞兼綾子編《西藏研究文獻目録Ⅱ 1978—95年》高科書店，97年。

每年出版的《史學雜誌》第五號（前年度歷史學界的回顧與展望）裏有專門總結中亞史學研究的一項。其內容是在介紹前年度發表的數十篇論文和報告的同時，還附有簡要的評介性文字。東方學會在到1996年度爲止的年刊《東方學著作及論文》的《中亞、西藏及印度的佛教及印度哲學》中《佛教藝術與考古》的項目裏也將著者、論文目録以日文和英文的兩種語言揭載，單行本的著者名也以英語字母順爲順序揭載在其中。

[2] 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自1987年以來，一直以新聞通信（newsletter）的形式分發著《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到1996年1月共發布了108號），其中1—50號的合刊在1991年被東洋文庫的中亞·伊斯蘭研究室（梅村坦）出版發行。

[3] 榎一雄編《1敦煌の自然と現狀》（敦煌的自然與現狀）和《2敦煌の歷史》（敦煌的歷史）80年，池田温編《3敦煌の社會》（敦煌的社會）80年，編輯委員會編《4敦煌と中國道教》（敦煌與中國道教），池田温編《5敦煌漢文文獻》92年，山口瑞鳳編《6敦煌胡語文獻》85年，牧田諦亮、福井文雅編《7敦煌と中國佛教》（敦煌與中國佛教）84年，篠原壽雄、田中良昭編《8敦煌佛典と禪》（敦煌佛典與禪）80年，金岡照光編《9敦煌の文學文獻》（敦煌的文學文獻）90年。

[4] 三浦定俊〈爲敦煌莫高窟壁畫的保存而進行的日中共同研究〉《東方學》91，95年。高橋英紀、張擁軍等《敦煌莫高窟的氣象（3）——敦煌地域的降水特性，以莫高窟的保存有關的大雨爲中心》《保存科學》33，94年。

[5] 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敦煌學術調查團（代表者平山郁夫）《敦煌石窟學術調查（第一次）報告書》85年。

[6] 長澤和俊《樓蘭古城にたたずんで》（徘徊於樓蘭古城）朝日新聞社，89年。同氏《新疆的日中共同學術調査簡報，同（2）》《內陸アジア史研究》7·8·9，92—93年。

[7] 大橋一章《吐峪溝石窟》《內陸アジア史研究》9，93年。長澤和俊《吐魯番交河古城溝西墓地的發掘調查》《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紀要》42—4，97年。岡內三真《吐魯番雅爾和卓古墓群的調查與研究》《史觀》137，97年。

[8] 《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遺迹學術調查報告書》第一卷，96年。第二卷，99年。各本文2册，圖板1册。蓮池利隆《關於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佛教文獻（一）—（三）》《印度學佛教學研究》44—2，45—2，46—2，96—98年。

[9] 伊藤玄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里雅河流域的考古學遺址》《法政大學文學部紀要》38，93年。

[10] 樋口康隆《シルクロード考古學》（絲綢之路考古學）全四卷，《1イインド·中央アジア》（印度·中央亞細亞），《2西域紀行》，《3敦煌から日本へ》（從敦煌到日本），《4西域發掘誌》法藏館，86年，別册攝影集同年出版。《シルクロードを掘る》（發掘絲綢之路）大阪書籍，87年。《シルクロード學の提倡》（倡道絲綢之路學）小學館94年。

[11] 岡崎敬《新疆阿斯塔那的高昌國張雄家族古墳》《敦煌莫高窟與絲織物》《有關絲綢之路上的敦煌及其藝術》，岡崎敬《增補東西交涉的考古學》平凡社，80年。

[12] 《黄文弼著作集第一卷ロプノール考古記》（羅布泊考古記）田川純三譯，恒温社，88年；《第二卷トルファン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土居淑子譯，恒文社，94年。

[13] 白須凈真《忘れられた明治の探險家渡邊哲信》（被忘却的明治探險家渡邊哲信）中央公論社，92年。本多隆成《大谷探險隊と本多惠隆》（大谷探險隊與本多惠隆）平凡社，94年。山田信夫《大谷探險隊及其現代的意義》《複刻新西域記上·下卷 題解》井草出版，84年。此外，山田遺著《天山のかなた ユーラシアと日本人》（天山的那一邊 歐亞大陸與日本人）山田先生著作刊行會，94年。藤枝晃《大谷收集品的現狀》《佛教東漸——祇園精舍から飛鳥まで》龍谷大學，91年。白須淨真《關於新出現的〈新西域記〉未收録的史料》《關於大谷光瑞及大谷探險隊的新資料》《本願寺史料研究所報》7，8，10，94年，96年。百濟康義、森安孝夫、阪本和子《大谷探險隊收集西域文化資料及相關資料》《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35，96年。小田義久《大谷文書の研究》（大谷文書研究）法藏館，96年（主要是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的論文集，原注）。北村高《關於西域文化資料（大谷文書）的出土地》《龍谷史壇》99，100，92年。同氏《關於第二次大谷探險隊在蒙古的調查》《東洋史苑》（龍谷大學）50，51，98年。

[14] 岡崎敬《考古學意義上的敦煌（上）》，大島立子《考古學意義上的敦煌（下）宋代以後的遺迹》《講座敦煌2敦煌の歷史》80年。另外，可以作爲參考的有關於草原遊牧世界的最新考古學概觀書籍，有藤川繁彥的《世界の考古學6中央ユーラシアの考古學》（世界考古學6中央歐亞大陸的考古學）同成社，99年。

[15] 《シルクロード絲綢之路》叢書12卷。陳舜臣、NHK采訪組（以下同）《第一卷 長安から河西回廊へ》（第一卷從長安到河西走廊），井上靖《第二卷 敦煌——沙漠の大畫廊》（敦煌——沙漠的大畫廊），井上靖、岡崎敬《第三卷 幻の樓蘭·黑水城》（第三卷 幻的樓蘭·黑水城），井上靖、長澤和俊《第四卷 流沙の道西域南道を行く》（第四卷 流沙之路——走過西域南道），陳舜臣《第五卷 天山南路の旅 トルファンからクチャンヘ》（第五卷 天山南路的旅——從吐魯番到庫車），司馬遼太郎《第六卷 民族の十字路 イリ·カシュガル》（第六卷 民族的十字路——伊犁·喀什噶爾），陳舜臣、樋口康隆《第七卷 パミールを越えてパキスタン·インド》（第七卷 越過帕米爾——巴基斯坦、印度），陳舜臣·藤井秀夫《第八卷 コーランの世界イラン·イラク》（古蘭經的世界——伊朗、伊拉克），井上靖、樋口康隆《第九卷 大草原をゆく ソビエト（1）》（第九卷 到達草原去——蘇聯（1）），井上靖、加藤久祚《第十卷 アジア最深部ソビエト（2）》（第十卷 亞洲的最深處——蘇聯（2）），江上波夫、陳舜臣《第十一卷 騎馬·商隊の道 コーカサス·シリア·トルコ》（第十一卷 騎馬、商隊之路——高加索、叙利亞、土耳其），井上靖等《第十二卷 すべての道はローマに通ずイスタンブール·ギリシャ·イタリア》（第十二卷 條條大路通羅馬——伊斯坦布爾、希臘、意大利）日本放送出版協會，80—84年。新袖珍小型版十二册，88—89年。

[16] 《世界美術全集 東洋篇4隋·唐》百橋明穗責任編輯，97年。本卷中有編輯者撰寫的〈敦煌莫高窟繪畫〉的篇章。此外，同圖録的第十五卷《中央亞洲》（田邊勝美、前田耕作責任編輯，99年）中，收録有臺信裕爾撰寫的《西域南道的美術》及中野照男撰寫的《北道的美術》。

[17] 《中國石窟》系列圖録中，《敦煌莫高窟》第五卷，80—82年，《克孜爾石窟》第三卷，83—85年，《庫木土拉石窟》85年，《炳靈寺石窟》86年，《麥積山石窟》87年，《安息榆林窟》90年。

[18] 《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 敦煌繪畫Ⅰ、Ⅱ》（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斯坦因發掘品 敦煌繪畫Ⅰ、Ⅱ）82年。另外，以染織、雕塑、壁畫爲收録對象的同書Ⅲ也在84年出版。

[19] J.-F. Jarrige，秋山光和，J. Giès編《西域美術——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Ⅰ、Ⅱ》（西域美術——吉美美術館·伯希和發掘品Ⅰ、Ⅱ）95，96年。

[20] 《中國の博物館 第二期·新疆ウィグル自治區博物館》（中國的博物館 第二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講談社，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シルクロード文物展（陜西、甘肅、新疆出土漢—唐）》（中華人民共和國絲綢之路文物展）東京國立博物館，79年。《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寶——古代·中世の東西文化交流》（絲綢之路的遺寶——古代·中世紀的東西交流）東京國立博物館，85年。《中國新疆出土文物シルクロード展》（中國新疆出土文物絲綢之路展）中日新聞社，86年。《絲綢の道と探險の記録》（絲綢之路的探險記録）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88年。《スウェン·へディンと樓蘭王國展》（斯文赫定與樓蘭王國展）朝日新聞社，88—89年。《シルクロードの美術——東西交流の精華》（絲綢之路的美術——東西交流的精華）富士美術館，89年。《大英博物館——藝術と人間》（日本放送協會）90年。《トイツ·トゥルファン探險隊西域美術展》（德意志吐魯番探險隊發掘西域美術品展）東京國立博物館等，91年。《旅順博物館藏品展——幻の西域コレクション》（旅順博物館藏品展——夢幻般的西域寶物）京都文化博物館，92—93年。《沙漠の美術館——永遠なる敦煌》（沙漠美術館——永恒的敦煌）東京都美術館等，96—97年。《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ド——三藏法師の道》（西遊記之絲綢之路——三藏法師的路）朝日新聞社，99年。此外，《大和文華》雜誌中還收有絲綢之路美術專集（84 90年）。

[21] 〈牢度叉斗聖變白描粉本（Pelliot Tibétain 1293）與敦煌繪畫）《東京大學文學部文化交流研究施設研究紀要》2·3號，79年。《唐代敦煌繪畫中的山水畫》《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5》82年。《莫高窟的佛教美术——以石窟寺壁画为中心》《敦煌とその光と影》朝日新闻社，88年。《關於神話畫畫面的基本構成——“變文”與繪畫的關係爲綫索》《說話美術》（國際交流美術史研究會第八回專題討論會報告書），90年。《敦煌繪畫的顔色與顔料——以吉美美術館近期的調查結果爲中心》《古代中世紀繪畫史研究會會志》2，91年。關於秋山氏，《學問的追憶——關於秋山光和博士》（（座談會）《東方學》94、97年）一文中有其簡歷及著作目録等可供參考。秋山氏本是以研究日本大和繪、平安時代世俗畫著名的。自58年訪歐後，開始對中亞的美術文物進行研究，80年訪問敦煌後，開始成爲日本的敦煌美術品研究的代表人物。

[22] 百橋明惠《關於敦煌壁畫中本生圖的展開》《美術史》105，78年。《敦煌藥師經變與日本的藥師如來像》《敦煌研究》1988—2。

[23] 鄧健吾《敦煌佛教藝術的支柱》《東洋學術研究》18—2，79年。《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試論》《佛教藝術》133，80年。《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大佛》《國華》1050，82年。東山健吾《敦煌莫高窟北朝期尊像的圖像考察》《東洋學術研究》24—1，85年。《敦煌行》潮出版社，85年。《敦煌三大石窟》講談社，96年。

[24] 宫治昭《關於克孜爾石窟的涅槃圖像的構成》《オリエント》25—2，82年。《敦煌美術與健陀羅、印度美術——有關初期敦煌美術中受西方影響之二三問題》《東洋學術研究》24—1，85年。《克孜爾石窟——石窟構造、壁畫樣式圖像構成的關聯》《佛教藝術》179，88年。《克孜爾第一樣式的半圓筒形天井壁畫（上）（下）——禪定僧、山嶽構圖、彌勒的圖像構成》《佛教藝術》180，88年；183，89年。《克孜爾石窟的涅槃圖像》《美學美術史研究論集》，89年。《涅槃和彌勒的圖像學》吉川弘文館，92年。《關於吐魯番、吐峪溝石窟的禪觀窟壁畫（上）（中）（下）凈土圖、凈土觀想圖、不凈觀想圖》，《佛教藝術》221，223，336，95—96年。宫治昭編著《佛傳藝術的傳播與變容》《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5，97年。

[25] 上野アキ〈克孜尔第三区摩耶洞壁画故事画（上）（续）——勒柯克收集西域壁画调查（2），《美术研究》312，313，80年。《大谷探險隊與米蘭的壁畫》《黄壽永博士古稀紀念論叢美術史學論叢》通文館，88年。《大谷探險隊發掘品拾遺》，《大和文華》84，90年。《绘画作品的诸问题（阿斯塔那出土胡服美人图等）》，《佛教东渐——祇园精舍から飞鸟まで》龙谷大学，91年。

[26] 中野照男《克孜爾17窟（菩薩天井洞）的壁畫》，《Museum》351，80年。《克孜尔石窟故事画的形势与年代》《キジルを中心とする西域佛教美术の诸问题》92年。《庫車地方的中國樣式繪畫》，《美術研究》364，96年。

[27] 台信裕爾《敦煌的四天王像》《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27，92年。

[28] 小山滿《關於敦煌第六一窟“五臺山圖”的一考察》《創價大學アジア研究》4，83年。《東洋的圖像學》《アジア研究所叢刊第二輯》創價大學アジア研究所，88年12月。《敦煌隋代石窟的特徵》，《創價大學アジア研究》13，92年。《敦煌莫高窟第249窟頂壁畫》《創價大學アジア研究》16，95年。《揵陀羅的佛缽與彌勒》，《シルタロード研究》創刊號，創價大學，98年。

[29] 仲嶺真信《關於中亞·吐峪溝遺址佛教寺院壁畫殘片中所表現的“珠寶”》，《別府大學紀要》21，80年。長廣敏雄《中亞佛教美術與克孜爾石窟》，《東洋美術研究》25—2，86年。古瀨珠水《有關大谷探險隊發掘的彩畫舍利容器的一考察》《季刊東西交涉》7—1，88年。本間紀男《敦煌塑像的技法》《Museum》351，80年。川口久雄《金壁的靈巌——有關敦煌石窟佛龕製作的資料筆記》《池田末利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學論集》80年。《鳳樓的風鐸——有關敦煌石窟佛龕製作的資料筆記（續）》《東洋研究》57，80年。尾崎直人《敦煌第二五七窟本生圖與第四二八窟本生圖——初期本生圖對外來表現的接受與展開，以畫面構成爲中心》《哲學年報》40，81年。《敦煌莫高窟的彌勒淨土變相》《密教圖像》2，83年。山岡泰造《敦煌的佛教美術》，《泊園》20，81年。《敦煌莫高窟215前室的磚佛》，《Museum》358，81年。浜田耕生《敦煌莫高窟的佛教意義序說》，《東海佛教》27，82年。《關於敦煌莫高窟的彌勒菩薩》，《同朋大學論叢》46，82年。諸戶文雄《敦煌畫拾遺——關於三度玄奘圖與二度被帽地藏菩薩圖》，《東西交涉》21，84年。奧山直司《關於敦煌莫高窟第四六五窟的壁畫》，《密教學研究》27，85年。須藤弘敏《禪定比丘圖像與敦煌第285窟》，《佛教藝術》183，89年。勝木言一郎《敦煌莫高窟第220窟阿彌陀佛淨土變相圖考》，《佛教藝術》202，92年。吉村憐《關於敦煌石窟天人像的源流》，《國華》99—4，93年。大橋一章《吐峪溝石窟》，《內陸アジア史研究》9，93年。齋藤理惠子《有關敦煌第二四九窟的中國式圖像的影響》，《佛教藝術》218，95年。久野美樹《關於北涼塔基壇的尊像》，《美術史論集》95年。片山章雄《吐魯番出土伏羲女媧圖的整理》，《紀尾井史學》15，95年。山崎淑子《關於敦煌莫高窟唐前期壁畫的製作技法的變化》，《美學》47—3，96年。田邊勝美《有關粟特美術的東西文化交流》，《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0，96年。稻本泰生《優填王像東傳考》，《東方學報》京都69，67年。中川原育子《中亞的佛傳美術》，《中國的佛傳美術Ⅰ》，《シルケロード學研究》5，97年。影山悅子《關於新疆出土的祆教教徒納骨器》，《オリエント》40—1，97年。《關於撒馬爾罕壁畫中所見到的中國繪畫的要素》，《西南アジア研究》49，98年。《關於敦煌莫高窟維摩詰經變相圖中的外國使節》，《神戶市外大研究科論集》1，98年。田中公明《關於敦煌出土的寂靜曼陀羅》，《美術史論文集》91年。《關於敦煌出土的蓮花部八尊曼陀羅》，《出光美術館館報》75，91年。《關於敦煌的不空絹索五尊——以新出土的不空絹索五尊曼陀羅（MG.26466）爲中心》，《出光美術館館報》95，96年。齋藤龍一《中國南北朝時代敦煌莫高窟的中心石柱的研究》，《成城文藝》162，98年。濱田瑞美《敦煌壁畫中的塵尾》，《1998年朝日新聞社派遣敦煌研修報告》99年。

[30] 上原和《敦煌莫高窟壁畫所見佛具的樣式年代——北朝後期窟壁畫中的錣葺式入母屋造的盛行及其與南朝的關係》，《成城大學文藝學部創立35周年記念論文集》89年。《敦煌莫高窟中的“摩呵薩埵本生”圖諸相與佛具中“捨身飼虎”圖》，《美學美術史論集》8—1，91年。《敦煌莫高窟中的“摩呵薩埵本生”圖諸相——特別是吐蕃占領期的樣式變化》，《美術史論集》95年。

[31] 田口榮一《敦煌壁畫佛說法圖的展開與法隆寺金堂壁畫》，《東方學》83，92年。注22中百橋明穗的《敦煌研究》所揭載論文可供參照。

[32] 山口八郎《シルケロード 古美術材料·技法的東西交流》日本書籍，81年。段修業著，杉野榮子譯《敦煌莫高窟壁畫的顔料》，《佛教藝術》175，87年。關於織物、染色等，龍村平藏（第三代）將大谷探險隊發掘品中的《花樹對鹿錦》，《紺地文字入三日月文錦》，《紺地八弁花文錦》等進行了復原，并在89年10月在名古屋舉辦了《龍村平藏的世界展》。此外，橫張和子的《關於複樣平組織的緯錦——大谷探險隊發掘絲綢品的研究》，《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11（Bulletin of 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11），90年。《吐魯番文書中所記載的“丘慈錦”與“疏勒錦”》，《梭的成立》，（《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13·18，92·98年）亦可參照。

[33] 岡崎敬編《シルケロードの佛教文化》（絲綢之路的佛教文化）東洋哲學研究所，79年。耿昇譯爲“布爾努瓦”。（Bruno Richtsfeld，此人係德國慕尼黑人種學博物館中亞部主任，研究中亞出土古物——譯者注）著，長澤和俊、伊藤健司譯《シルケロード絹文化の起源をさぐる》（絲綢之路的絹文化起源問題之探索）河出書房新社，80年。生江義男《シルケロードと宗教の道——西方凈土の起源を求めて》（絲綢之路與宗教之路——西方凈土的起源問題）日本放送出版協會，84年。奧村正二《シルケロードと棉》（絲綢之路與棉）築地書館，85年。布目順郎《絹の東傳——衣料の源流と變遷》（絲綢的東傳——衣料的源流與變遷）小學館，88年。田邊勝美《ガングーラから正倉院へ》（從犍陀羅到正倉院）同朋社，88年。平井宥慶《シルケロードを佛教が往く（上）黎明篇》（通往絲綢之路的佛教（上）黎明篇）大東出版社，96年。

[34] 賀世哲（安田治樹譯）《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東洋學術研究》24—1，85年。樊錦詩、馬世長（安田治樹譯）《莫高窟第290窟的佛傳圖》，《東洋學術研究》25—2，86年。段文傑（劉永増譯）《薩埵（サッタ）太子捨身飼虎圖的美學探討》《東洋學術研究》26—2，87年。王瀧（岡田健譯）《章冶金塔寺與敦煌莫高窟——關於甘肅早期兩石窟之考察》，《佛教藝術》184，89年。此外，還可參考注釋32中的段修業的論文等。

[35] 西川寧《猗園雜纂》興文社，41年，二玄社再刊，85年所收《晉人の墨迹》，1—12葉（原38年5月），《六朝の書道》（六朝書法）東亞研究講座41，31年11月。此外，同人志《春興集》30年4月號給月刊同志寄送的文稿是最初發表的文稿。有關西川寧的此方面的研究，《西川寧著作集》10卷，二玄社，91—92年收録。第一～三卷《中國書法叢考一～三》，中收録的是相關論文，第四卷《西域出土晉代墨迹の書道史的研究》（西域出土晉代的書法史研究）是著者的學位（博士學位——譯者）論文（慶應大學60年3月）。

[36] 在與以往的以書家爲中心的書法家團體不同的全國學會《書學書道史學會》，（90年4月正式開始活動）的活動中，我們可以窺見到這一情況。同學會發表的雜誌《書學書道史研究》（年刊）自91年起開始發行。

[37] 饒宗頤《敦煌書法叢刊》全29册，二玄社，83年5月—86年3月。解說爲林宏作的日本語譯文。圖版爲伯希和發掘品的約5000件中的150件。其中第一册爲拓本，第二册爲韵書，第三—十二册爲經史（一）—（五），第十三册爲書儀，第十四、十五册爲牒狀（一）—（二），第十六册爲詩詞，第十七册爲雜事文，第十八、十九册爲詩文（一）—（二），第二十—二十六册爲寫經（一）—（七），第二十七—二十九册爲道教書（一）—（三）。此後，廣東人民出版社有出版了漢語版《法藏敦煌書苑精華》全8册，93年。

[38] 藤枝晃編《高昌殘影》一帙，32.5×45.5珂羅版65枚，300部限定版，1977年11月，非賣品，出口常順（四天王寺管長）藏吐魯番出土佛典殘片圖録。約130件。編者以1隸楷演變期（北朝·高昌國）33件，2唐楷書41件，3回鶻時期31件，4印沙佛9件，5版本14件分類編成。這其中，漢文寫經占了大部分，另外還包括粟特文佛典和回鶻語文書及西夏文各一件，論語疏、本草、曆、祭法、書儀等外典以及道德經河上公注、業報因緣經等道教、牒狀，西州柳中縣承禮鄉籍斷簡等。佛典的種類包括法華經19件（其中正法華2，法華注2），金光明經6件（序1件），金剛經6（菩提流支譯2），涅盤經4，大盤若經4，（表紙1）等。此外還有十誦律、十誦尼律、四分律、行事鈔、大智度論、俱舍論注、大通方廣經等。在出口管長七十七歲誕辰日印行，并發送給了相關人士。英文名爲《吐魯番佛教殘卷》（Fragmenta Buddhica Turfanica）。此書準備在增加別册解說（總說、釋文、校异、補注等）的情况下預定在法藏館發行。但由於解說的執筆者於98年7月病逝，此書的發行受到了影響。我們期待著龍谷大學的共同研究者爲推動本書的正式出版而繼續努力。

[39] 日本書法教育會議編《スウェン·ヘディン樓蘭發現殘紙·木牘》（斯文·赫定樓蘭發現殘紙·木牘）谷村憙齋責任編輯，26cm×34cm，殘紙9—75葉（原色），參考殘紙78—95葉（孔好古（conrady）書復印），木牘99—128葉，參考木牘130—131葉，殘紙釋文132—141葉，木牘釋文142—146葉。參考圖版146葉下段。《樓蘭文書——關於殘文書的調查報告》，增田勝彥147—176葉，《樓蘭文書的保存處置——以數千條纖維頂端所保持的殘紙》，（遠藤得水軒工房1988年7月8日—9月13日）177—182葉。圖版索引目録183—187葉，編輯後記（谷村意齋）188—189葉。《斯文赫定與樓蘭王國展》1988—89紀念出版。同時刊行的還有日本書法教育會議編輯，與原版同大的《スウェン·ヘディン樓蘭發現殘紙·木牘書法選》97葉。

[40] 西川寧解說《大英圖書館所藏敦煌樓蘭古文書展》朝日新聞社，83年1月，21cm×29.5cm，65葉，收有木簡30件，卷子11件。

[41] 雅爾迪茲編（Dr. Marienne Yaldiz）（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中亞部負責人Message《賀信》），出口常順序，藤枝晃等解說《現代書道二十人展第三十五回·記念トゥルファン古寫本展》（當代書法家二十人書法展第三十五回·紀念吐魯番古代寫本展）朝日新聞社，9年1月，21cm×29.5cm，65葉，收有木簡30件，卷子11件。此外本書還收有展覽會上展出的德國柏林的印度美術館藏品16件，出口常順藏品15件，西川寧臨摹《且渠安周造寺碑》，西川寧手拓《曹天度造塔銘》，以及中國歷史博物館藏《且渠安周碑》，拓本的照片等。除了第26的仁王盤若經1件外，其他都是原色圖版。青山杉雨《且渠安周功德碑與西川寧先生》，收録4葉，陳列品解說，柏林印度美術館的藏品解說收録8葉，出口常順藏品解說（藤枝晃執筆）收録16葉。本書由於沒有與目録相對的頁碼而有所不便，在此只是適當的作了記録。

[42] 《フランス國立圖書館藏敦煌書迹精選付解說》（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書迹精選付解說）每日新聞社，98年（製作委員代表金子卓一）。

[43]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西林昭一日本版監修《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十一卷晋唐寫經·晋唐文書，柳原書店，99年。

[44] 大庭脩《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書迹精選付解說》同朋舍90年。

[45] 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創文社，88年。

[46] 高田時雄《回鶻語字音考》，《東方學》70，85年。《五姓說在敦煌藏族》，《敦煌吐魯番學論集》90年。《回鶻字音史概說》，《東方學報》京都62，90年。《Notations phon étiques à l’aide du zhiyin（直音）à Dunhuang》，《Documents et archives de l'Asie Centrale》Droz，90年。《列寧格勒所藏藏文轉寫法華經普門品》，《神戶外大外國學研究》23，91年。《藏文書寫“長卷”的研究（本文篇）》，《東方學報》京都65，93年。

[47] 平山久雄《敦煌毛詩音殘卷反切的研究（其中的1—6》，《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78，80，90，97，100，105，79—88年。

[48] 山口瑞鳳主編《講座敦煌5敦煌胡語文獻》大東出版社，以山口瑞鳳《藏語文獻——佛教關係以外的諸文獻》爲主，西崗祖秀《沙州寫經事業——以藏文無量壽宗要經的寫經爲中心》，原田覺《吐蕃譯經史》，袴谷憲昭《敦煌出土藏語唯識文獻》，松本史郎《佛教綱要書》，齊藤明《中觀系資料》，平松敏雄《密教儀軌經典》，冲本克己《律文獻》諸論文組成，於85年出版。此書已成爲這方面研究的重要參考書。主要著作《吐蕃王國成立史研究》岩波書店，83年。《斯坦因搜集藏語文獻解題目録》全12册，東洋文庫，擔任77—88年度的主編。此外，《以沙州漢人組成的吐蕃二軍團的成立與mkhar tsan軍團的位置》，《以漢人及通頰人組成的沙州吐蕃軍團編成的時期》，分別發表於《東大文學部文化交流研究設施研究紀要》4，5，81年。《吐蕃王朝外戚支配機構“尚論”制的成立和意義》，《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刀水書房，82年。進入90年代後，山口瑞鳳氏又撰有多篇著作，其研究對吐蕃時代的敦煌歷史和社會的解明有著很大的貢獻。

[49] 今枝由郎主要活動在日本國外的不丹（Bhutan）和法國（France），分別與Ariane Macdonald及A.Spanien合作編著有敦煌西藏文獻的重要資料集 Choix de documengs tibetains， conserveque Nationale···. Paris, B.N. 的第一卷（78年）和第二卷（79年）。此外還撰有《Histoire du cycle de la naissance et de la mort. E tude d'un texte tibétain de Touenhouang.》Drow，81年．《L'identification de loriginal chinois du pelliot tib. 1291-traducion tib étain du 戰國策》Acta Or.Hung.ⅩⅩⅩⅨ—1，3，80年等多部論文。

[50] 武內紹人《Choix de documents tíbétain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tom Ⅲ，90年。《On the Old Tibetan sale Contracts》Proc.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Intrenational Assoc. Of Tibetan Studies（Natita），92年。《Old Tibetan Loan Contracts》MRDTB LI，93年。《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大藏出版，95年。《斯坦因搜集新疆出土藏语文书；概要和目录的做成计划》《内陆アジア语言の研究》11，96年。《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n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volⅠ. Plates.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he Toyo Bunko & The British Library，97年。

[51] 莊垣內正弘《回鶻語·回鶻語文獻的研究》Ⅰ Ⅱ《神戶市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研究所》82，84年。《關於回鶻語文獻中所引用的漢語之研究》《神戸市外大外國學研究》17，87年。《漢語佛典殘片中的回鶻語文字的音寫之研究》《西南アジア研究》46，97年。《羽田亨與回鶻語文獻的研究》，《古代文化》50—8，98年。

[52] 小田壽典《龍谷大學圖書館所藏回鶻語八陽經之殘片拾遺》《內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會と文化》護雅夫編，山川出版社，83年。《回鶻語八陽經“大谷氏所藏殘片”追考》《豐橋短期大學研究紀要》1，84年。《回鶻譯“四十華嚴經”的識語研究》，《豐橋短期大學研究紀要》2，85年。《僞經本“天地八陽神咒經”的傳播與文本》，《豐橋短期大學研究紀要》3，86年。《龍谷大學圖書館藏回鶻語八陽經的版本殘片》，《豐橋短期大學研究紀要》4，87年。《關於回鶻語八陽經寫本中的s/S字形的研究札記》，《豐橋短期大學研究紀要》5，88年。《關於初期突厥語佛典的年代的問題——與“與彌勒的邂逅”爲中心》，《豐橋短期大學研究紀要》7，90年。《突厥語“觀音經”寫本的研究——付編舊“素文珍藏”寫本殘片譯注》，《西南アジア研究》34，91年。

[53] 森安孝夫〈回鶻語文書札記〉（一）（二）（三）（四），《內陸アジア語言の研究》4、5、7、9，89、90、92、94年。《回鶻文字新考——解决回回名稱問題的一基石》，《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97年。T.Moriyasu &P.Zieme《From Chinese to Uighur Documents》，《內陸アジア語言の研究》14，99年。

[54] 熊本裕 Khotanese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10th century.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83年。《于闐語文獻概說》，《講座敦煌6胡語文獻》85年。《Some problems of the Khotanese Documents》《Studia Grammatica Iranica. Festschrift für H.Humbach》86年。《西域旅行者用梵語＝于闐語會話練習簿》，《西南アジア研究》28，88年。《Two Khotanese Fragments concerning ThyaiPadätsā》，《東京大學言語學論集》Ⅱ，91年。《于闐寫本學》，《しにか》2—1，91年。《Some Khotanese Letters in Verse》，《More Khotanese Letters and Verses》，《東京大學言語學論集》12·13，91·92年。《Miscellaneous Khotanese Documents from the Pelliot Collection.》，《東京大學言語學論集》14，95年。《The Khotanese Documents from the Khotan Area》，《MRDTB》54，96年（齊藤達也的漢文資料中附載有Khotan研究的文獻目録）。

[55] 吉田豐《Manichaean Aramaic in the Chinese hymnscroll》， BSOASXVL1/2，83年。《關於粟特語的“究竟大悲經”》，《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27，84年。《On the sogdian formula for receiving the eight commandments Pelliot sogdian 5 and 17》OrientⅩⅩ，84年。《粟特語文獻》，《講座敦煌6敦煌胡語文獻》85年。《關於粟特語的燒印》《Museum》433，87年。《關於漢譯摩尼教文獻中的漢字音寫中世紀伊朗語》（上）《神戶外國語大學外國學研究》17，87年。《關於黑城九姓回鶻可汗碑（Khara·Balghasun）碑文的粟特語版》，《西南アジア研究》28，88年。與森安孝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共著《麴氏高昌國時代粟特文女奴買賣文書》，《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Ⅳ，89年。《On a Manichaean Middle Iranian fragment lost from the Otani Collection》，《アジア諸言語と一般言語學》三省堂，90年。《粟特語雜録Ⅱ，Ⅲ，Ⅳ》，《オリエント》31—2，89年。《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Ⅴ·Ⅹ，90·9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出土粟特語資料》，《神戶外國語大學外國語研究》23，91年。《粟特語的寫本》，《しにか》2—1，91年。《粟特語佛典解說》，《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Ⅶ，92年。《摩尼教粟特語書信文書的解讀》，《三島海雲記念財團研究報告書》29，92年。《中世伊朗語和古代突厥語》《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Ⅷ，93年。與W.Sundermann共著《柏孜克里克、柏林、京都——粟特文字中的摩尼教帕提亞語的贊歌》，《オリエント》35—2，93年。《關於粟特語的Nā fn āmak“同名表”的二，三的讀法》，《オリエント》36—1，93年。《中世伊朗語方言粟特語與周邊語言的接觸》，《平成5年度科研報告》94年。《用粟特語文字記載的漢字音》，《東洋學報》京都66，94年。《粟特語的“涅槃經”的殘片》，《西南アジア研究》41，94年。《講解無常說的摩尼教粟特語文書》，《オリエント》37—2，95年。《粟特語資料中所見到的粟特人的活動》，《巖波講座世界歷史11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97年。《Sino-Iranica》，《西南アジア研究》48，98年。

[56] 藤枝晃《Problems in making phopographic records of paper quality》，1998年7月1日正午前後在IDP組織的《20世紀初的敦煌寫本僞造》，研究會（大英圖書館）上的報告。此外，同月三日，多倫多大學的亞非學院與IDP共同組織的研究報告會上同氏也講演了同一題目。在此會上，California大學（Berkeley校）的Lewis Lancaster 教授和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也作了講演。石冢晴通（北海道大學）和赤尾榮慶（京都國立博物館）兩氏也參加了此會議，并同時分別以《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standards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writing materials》，和《On the changes in the type of paper used and the number of lines per panel as seen in Dunhuang Manuscripts》，爲題作了報告。另外，龍谷大學的上山大峻教授以《How I come to be convinced that the Otani Contains forged manuscripts》，爲題，同龍谷大學的河野博士和江波教授共同以《Physical analysis of the Otani manuscripts》，爲題作了報告。

[57] 藤枝晃《關於〈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京都國立博物館學叢》7，86年。

[58] 藤枝晃《敦煌學導論》天津南開大學油印本，81年。《楷書的生態》，《日本語の世界 3 中國の漢字》中央公論社，81年。《中國北朝寫本的三分期》，《古筆學叢林》1，87年。《敦煌遺書之分期》，《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90年。

[59] 藤枝晃《敦煌學とその周邊》（敦煌學及其周邊）（なにわ塾叢書51）大阪府，99年。（92年9月3日—11月5日，5回的對話講座記録。）

[60] Gerhard Schmitt & Thomas Thilo；《Katalog chinse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Ⅰ, Ⅱ,》（BTT Ⅴ, ⅩⅣ），Berlin，75，85年。

[61] 西脅常記《ベルリン·トルファン·コレクション漢語文書研究》（柏林的吐魯番漢語文書收藏品）京都大學綜合人間學部西脅研究室，97年。其中收録有被忘却的唐初護法家，玄範·文選無注本等。并附有20葉圖版。

[62] 金谷治《唐抄本鄭氏注論語集成》平凡社，78年。《關於阿斯塔那出土論語鄭氏注》，《東方學會創立50周年幾年東方學論集》97年。

[63] 上山大峻責任編輯《敦煌寫本本草集注序録·比丘含注戒本》（龍谷大學善本叢書16）法藏館，97年。解說，藤枝晃·赤崛昭等。

[64] 西原一幸《關於敦煌出土“時要字樣”殘卷》，《東方學》70，85年。《關於敦煌出土“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并正俗釋”殘卷》，《金城學院大學論集國文篇》28，86年。《關於隻體字——以敦煌寫本爲中心》，《月刊しにか》92年4月。大友信一·西原一幸《“唐代字樣”二種の研究と索引》（“唐代字樣”二種的研究與索引）櫻楓社，84年。

[65] 福田哲之《吐魯番出土“急就篇”古注本考——北魏における“急就篇”的受容》，《東方學》96，1998年。《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王羲之書體習書》，《書學書道史研究》8，98年。

[66] 《神田喜一郎全集》同朋社，第二輯·續說東洋學說林，83年，收録《關於敦煌本“李嶠雜咏”》。第三輯·東洋學文獻叢說，舊抄本叢說，84年，收録《佛京國民圖書館的敦煌寫經》等。第九輯·墨林閒話，敦煌學五十年，84年，收録《敦煌學的近狀（一）（二）》等。

[67] 石冢晴通《The origins of the ssu-sheng marks》，《Acta Asiatica》65，93年。《漢字字體的變遷——從唐寫本到南宋版本》，《敦煌研究院創立50周年紀念敦煌學國際學術檢討會論文集》94年。此外還有赤尾榮慶（京都國立博物館）對寫京進行縝密的測量後撰寫的《敦煌寫本書法和料紙的調查研究》，（96—98年科研費成果報告書），99年。

[68] 金岡照光《從敦煌文獻所見彌勒信仰的一個側面》，《東方宗教》53，79年。《敦煌の繪物語》（敦煌繪畫的故事）東方書店，81年。《關於近年中國敦煌研究的動向》，《東洋學研究》16，82年。《唐五代庶民的女性像》，《中國文學の女性像》汲古書院，82年。《敦煌本地獄文獻管窺》，《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13，82年。《關於敦煌寫本中所見到的道觀》，《東京大學文學部交流研究設施紀要》7，85年。《經變與變文》，《東洋學術研究》24—1，85年。《關於敦煌本高僧傳因緣》，《古典文學》7集（臺北）85年。《敦煌本和聲聯章的一個問題》，《東方學會創立40周年東方學論集》87年。《敦煌本“盂蘭盆經”雜感》，《道教と宗教文化》平河出版社，87年。《敦煌文獻目録〈漢文文獻〉スタイン·ペリオ搜集》（敦煌文獻目録“漢文文獻”斯坦因·伯希和收集品）東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91年。

[69] 川口久雄《花の宴 日本比較文學論集》吉川弘文館，80年。《繪畫的世界 敦煌的映象》明治書院，81年。《敦煌資料と日本文學》（敦煌資料與日本文學）1破魔變，天福九年四獸因緣，83年。2敦煌壁畫解說銘文集，83年。3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84年。4于闐國和尚阿彌陀經講經文，84年。以上四卷，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

[70] 松尾良樹《作爲音韻資料的“太公家教”——異文與押韻》，《アジア·アフリカ語言文化研究》17，78年。《敦煌變文口語語彙數則》，《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27，84年。

[71] 川崎ミチコ《關於“佛母經”》，《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40，87年。《佛母贊管見》，《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41，88年。《菩薩唱道文管見》，《大乘菩薩の世界》87年。《敦煌本聖教十二時管見》，《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43，89年。《關於敦煌文書中所見到的盂蘭盆（一）》，《東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紀要》2，94年。

[72] 伊藤美重子《關於敦煌資料中所見的“兒郎偉”》，《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報》7，88年。《關於敦煌的“驅儺文”》，《富山大學文學部紀要》20，94年。《關於敦煌的婚禮資料》，《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24，96年。《關於敦煌本“牙書”》，《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25，96年。

[73] 大淵忍爾《敦煌道經 目録編·圖録編》2册，福武書店，78·89年。此外還有大淵的論考等收録於創文社出版的《初期の道教》（初期的道教），《道教とその經典》（道教及其經典）（91·97年）兩書中。

[74]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創文社，90年。《中國の道教》（中國的道教）中國學藝叢書，創文社，98年。

[75] 吉川忠夫編《中國古代道教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同朋舍，92年。本書中收録了十三篇論文。《六朝道教の研究》（六朝道教的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春秋社，98年。本書收録有《真誥》及有關於陶弘景的論文十九篇。此外，關於《真誥》，在此之前出版的石井昌子《道教學の研究》（道教學研究）（國書刊行會，80年）中也曾收録。

[76] 神冢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六朝道教思想研究）創文社，99年。

[77] 《福井康順著作集》6卷，法藏館，87—90年。

[78] 《吉岡義豐著作集》5卷，五月書房，88—90年。吉岡義豐《道教と佛教（一）（二）（三）》（道教與佛教），56—83年。

[79] 酒井忠夫編《道教の綜合的研究》（道教的綜合研究）國書刊行會，77年。窪德忠《道教史》山川出版社，77年。《道教入門》南斗書房，83年。《道教1道教とは何か》（道教是什麽）、《道教2道教の展開》（道教的展開）、《道教3道教の傳播》（道教的傳播）以上平河出版社，83年。秋月觀暎編《道教研究のすすめ》（道教研究入門）平河出版社，86年。福永光司《道教思想史研究》巖波書店，87年。秋月觀暎編《道教と宗教文化》（道教與宗教文化），平河出版社，87年。道教文化研究會編《道教文化への展望》（道教文化的展望）平河出版社，94年。中村璋八編《中國人と道教》（中國人與道教）汲古書院，98年。野口鐵郎、阪出祥伸、福井文雅、山田利明編《道教事典》平河出版社，94年。

[80] 福井文雅《道教の歷史と構造》（道教的歷史與構造），五曜書房，99年。

[81] 田中良昭《敦煌禪宗文獻の研究》（敦煌禪宗文獻的研究），大東出版社，83年。

[82] 伊吹敦《關於〈心王經〉——粟特語禪宗係僞經》，《駒澤大學禪學研究所年報》93年。《關於〈心王經〉的思想》，《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2，93年。《〈心王經〉的復原》，《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2，93年。《再論（心王經）的成立》，《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50，97年。

[83] 福井文雅《般若心經の歷史的研究》（般若心經的歷史學研究）春秋社，88年。

[84] 西本照真《三階教の研究》（三階教研究），98年。

[85] 京戶慈光《A propos du Tiantai Fenmentu 天臺分門圖 découvert àDunhuang》，《大正大學研究紀要》59，74年。《關於〈敦煌天臺〉》，《山家學會紀要》2，99年。

[86] 落合俊典《七寺的寫本》（The Manuscripts of Nanatsu-dera）《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3》，京都，91年。

[87] 《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1中國撰述經典（一），94年，毗羅三昧經。2中國撰述經典（二），96年，清淨法行經及其他8種。3中國撰述經典（三）95年，十六卷佛名經。4中國日本撰述（四）·漢譯經典99年，大乘毘沙門功德經及其他9種。6中國·日本經典章疏目録，98年。

[88] 兜木正亨編《スタイン·ペリオ搜集敦煌法華經目録》（斯坦因·伯希和搜集敦煌法華經目録）靈友會，78年。大英博物館1938件，印度省圖書館23件，法國國立圖書館220件。

[89] 平井宥慶《敦煌本·注維摩詰經序注釋書》，《大正大學大學院研究論集》3，79年。《敦煌本·南北朝期維摩經疏與注維摩》，《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4，82年。《從敦煌文獻所見到的三論教學》，《三論教學の研究》春秋社，91年。

[90] 廣川堯敏《關於敦煌出土七階佛名經——三階級與淨土教的交涉》，《宗教研究》55—4，82年。《凈土三部經》，《講座敦煌7敦煌と中國佛教》84年。

[91] 森安本論文的單行本已經被京都的朋友書店出版發行。本書以對柏孜克里克石窟的摩尼教窟爲研究主體，從對摩尼教寺院的會計文書進行分析等多角度的研究而逼近主題，可謂成功之作。此書已經成爲了這一研究分野的基礎研究文獻。

[92] 土肥義和《永徽二年東宫諸府職員令復原——大英圖書館藏同職員令（S.11446）爲中心》，《國學院雜誌》83—2，82年。岡野誠《唐永徽職員令的復原——關於S.11446的剥離結果》，《東洋法史の研究——島田正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汲古書院，87年。

[93] 岡野誠《西域發現唐代開元律疏斷簡的再檢討》，《法律論叢》明治大學，50—4，77年。《敦煌吐魯番發現唐代法制文獻》，（與池田温共著）《法制史研究》27，78。《關於敦煌本唐戶婚律放部曲爲良條——P.3608·P.3252的再探討》，《法律論叢》明治大學，60—4，588年。

[94] 佐藤武敏《關於敦煌發現的唐水部式殘卷》，《東洋研究》73，85年。岡野誠《關於敦煌發現的唐水部式的書式》，《東洋史研究》46—2，87年。《關於唐水部式紙背的陀羅尼》，《明治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紀要》26，88年。愛宕元《關於唐代的橋梁和渡律的管理法規——以敦煌發現“唐水部式”殘卷爲綫索》，《中國近世の法制と社會》梅原郁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93年。

[95] 大野仁《唐代的判文》，《中國法制史研究》滋賀秀三編，東京大學出版社，93年。

[96] 池田温《敦煌本判集三種》，《末松保和博士古稀記念古代東アジア史論集》下卷，吉川弘文館，78年。

[97] 另外八篇論文是《關於敦煌地方均田制末期田土的四至記載的考察（二）——現在的戶主與過去的房主》，《東方學》46，73年。《同題（三）——四至的改寫程序》，《東方學》48，74年。《從敦煌發現的籍賬中所見到的“自田”》《東方學》53，77年。《同題（續篇）》，《東方學》56，78年。《敦煌發現大曆四年手實中所見的地段的記載》，《東方學》60，80年。《關於敦煌地區存在的均田制範疇以外的田土》，《東方學》65，83年。《敦煌發現的唐代籍帳中所見已受田的增减》，《東方學》70，85年。《關於敦煌地區均田制末期已受田地段間的距離》，《東方學會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87年。

[98] 堀敏一《關於唐代田土的賃貸借與抵擋、抵押的關係——從租佃契約到典地契約的諸形態》，《東洋史研究》39—3，80年。

[99] 土肥義和《關於唐代均田制下的敦煌地方的田土還受問題——以大英圖書館所藏“天寶年間敦煌縣受田簿”爲中心》，《中國律令制の展開とその國家·社會との關係》唐代史研究會編，84年。《關於唐代均田制的田土給授文書——開元十六年敦煌縣史氾知節請給田衛士某大慶牒的分析》，《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唐代史研究會編，刀水書房，90年。

[100] 佐竹靖彥《魏晋南北朝隋唐期吐魯番田制》，唐代史研究會會報9，97年。

[101] 杉山佳男《敦煌的土地制度——以均田制的施行爲中心》，《講座敦煌3敦煌の社會》收録，大東出版社，80年。

[102] 竹浪隆良《關於“唐西州高昌縣處分田畝案卷”》，《駿台史學》78，90年。

[103] 大金富雄《關於唐西州的地目》，《中國古代の法と社會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汲古書院，88年。

[104] 關尾史郎《關於高昌國田土的研究紀要》，《中國水利史研究》14，84年。《關於對吐魯番發掘出土的唐代田制關係文書的理解》，《集刊東洋學》61，89年。《“田畝作人文書”小考》（上·下）《新瀉史學》26，27，91年。《“田畝作人文書”的周邊問題》，《東アジア歷史と文化》1，92年。

[105] 池田温《中國古代買田、買園券的一考察》，《西嶋定生博士還曆記念 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國家と農民》山川出版社，84年。《初唐西州土地制度管見》，《史滴》5，84年。《唐代敦煌均田制的一考察》，《東洋學報》66—1，2，3，4合并號，85年。《關於神龍元年高昌縣崇化鄉點籍樣》，《中國古代の法と社會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汲古書院，88年。《關於敦煌的土地稅役制度》，《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唐代史研究會編，90年。

[106] 關尾史郎《吐魯番出土高昌國稅制關係文書的基礎研究》（一）—（八），《新瀉大學人文科學研究》74—90，88—98年。此外，《庫車出土唐代稅制關係文書小考》，《平田耿二教授還曆記念論文集 歷史における史料的發見》97年。東野治之《古代稅制與荷札木簡》，《ヒストリア》86，80年。關尾史郎《關於“高昌延壽元年（624）六月勾遠行馬價錢勒符”的諸問題》，《東洋史苑》42·43，94年。《高昌國“丁輸”考》，《小田義久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集》龍谷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95年。荒川正晴《庫車出土“孔目司文書”考》，《古代文化》49—3，97年。

[107] 此方面的研究除注釋98所引堀敏一的論文外，還有池田温《中國古代的租佃契》（上·中·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60，73年；65，75年；117，92年。大金富雄《關於唐西州租佃關係的一個側面》，《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國古代の國家と民衆》汲古書院，95年。

[108] 山田信夫《ウィ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回鶻文契約文書集成）三卷，大阪大學出版會，93年。

[109] 參照注釋50。

[110] 伊藤敏雄《魏晋期樓蘭屯戍中的水利開發與農業活動》，《大阪教育大學歷史研究》28，91年。

[111] 町田隆吉《6～8世紀吐魯番盆地的穀物生產》，《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國古代の國家と民衆》汲古書院，95年。

[112] 米田賢次郎《緑洲農業與土地問題》，《鷹陵史學》11，86年。

[113] 土肥義和《敦煌發現唐回鶻間交易關係漢文文書斷簡考》，《中國古代の法と社會 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年論集》88年。

[114] 荒川正晴《唐帝國與粟特人的交易活動》，《東洋史研究》56—3，97年。《關於北朝·隋唐時期“薩寶”的性質》，《東洋史苑》50，51，98年。

[115] 森安孝夫《絲綢之路的回鶻商人》，《巖波講座世界歷史11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97年。

[116] 池田温《關於盛唐物價資料——以天寶二年交河市估案的斷簡追加爲中心》，《シルクロード研究》創刊號，創價大學，98年。

[117] 大津透《關於唐律令國家的預算》，《史學雜誌》95—12，86年。關於作爲本研究的基礎資料的儀鳳年間旨條的綴和整理，參考榎本淳一、大津透《大谷探險隊的吐魯番發掘葦席文書群的復原》，《東洋史苑》28，87年。

[118] 菊池英夫《關於西域出土文書中所見唐代軍制關係用語的“團”》（一）（二）《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國古代の國家と民衆》汲古書院，95年。《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制度と社會》（中央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編）刀水書房，96年。

[119] 西村元佑《新疆（西州）的唐的直屬統治與均田制》，《隋唐帝國と東アジア世界》（唐代史研究會編）汲古書院，79年。本論文是以軍事管理與土地制度的關係爲研究對象。

[120] 氣賀澤保規《唐代西州府兵制的展開與府兵士兵》，《東洋史研究》56—3，97年。後又收入氣賀澤保規著《府兵制の研究》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99年。

[121] 竺沙雅章《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同朋舍出版，82年。本書中收録的《敦煌的僧官制度》、《敦煌的寺戶》、《敦煌出土“社”文書研究》，等重要論文是在原版（原61年，64年）的基礎上經過細部改訂後的再版。

[122] 小田義久《關於唐西州的僧田和寺田》，《小野勝年博士頌壽記念東方學論集》82年。《關於麴氏高昌國時代的佛寺》，《龍谷大學論集》433，88年。《西州佛寺考》《龍谷史壇》93·94合并號，88年。另外，作爲個別寺院的特別研究，可參考町田隆吉的《唐西州馬寺小考》，《駒澤史學》45，93年。

[123] 土肥義和《關於唐、北宋間的“社”的組織形態的一考察》，《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國古代の國家と民衆》汲古書院，95年。《關於唐、北宋間的敦煌社家親情社追補社條（P.8160.v.）》，《唐代史研究》創刊號，98年。

[124] 石田勇作《敦煌“社文書”研究序說——以轉帖爲中心》，《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 中國古代の國家と民衆》汲古書院，95年。《寧可、郝春文輯校〈敦煌邑文書輯校〉書評》，《東洋學報》80—4，99年。

[125] 佐藤武敏《敦煌的水利》，《敦煌講座3敦煌の社會》大東出版社，80年。荒川正晴《唐代吐魯番高昌城周邊的水利開發與非漢人住民》，《近世·近代中國および周邊地域における灌溉をめぐって》森安孝夫代表平成7·8年度科研費報告，97年。町田隆吉《五世紀吐魯番盆地的灌溉》，《佐藤武敏還曆記念中國水利史論叢》84年。

[126] 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的傳馬坊與長行坊》，《東洋學報》70—3·4，89年。《斯坦因發掘“蒲昌群文書”的研究》，《西北史地》1990年2期。《關於西域出土文書中所見函馬》（上·下）《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40·42，90年。《關於吐魯番、烏魯木齊周邊的史迹》，《內陸アジア史研究》7·8，92年。《關於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ulay》，《內陸アジア語言の研究》9，94年。《關於唐代于闐地域的ulay》，《龍谷史壇》103·104，94年。《北庭都護府的輪臺縣與長行坊》，《小田義久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集》95年。《唐的州縣百姓與過所的發給》，《史觀》137，97年。

[127] 白須淨真《隨葬衣物疏附加文言（死人移書）的書式及其源流》，《佛教史學研究》25—2，83年。小田義久《吐魯番出土葬送儀禮關係文書的一考察》，《東洋史苑》30·31，88年。片山章雄《吐魯番出土伏羲女媧圖的整理》，《紀尾井史學》15，95年。

[128] 前揭注55的吉田、森安等的粟特文女奴買賣文書研究之外，相關研究還有筆者的《口馬行考》，《佐久間重男教授退休記念中國史陶瓷史論集》燎原書店，83年。《中國古代的奴婢觀》，《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刀水書房，86年。

[129] 小口彥太《關於吐魯番發現唐代賃貸借·消費賃貸文書》，《比較法學》10—1，75年。

[130] 石田勇作《吐魯番出土“舉錢契”雜考》，《駿台史學》78，90年。

[131] 山本達郎《關於敦煌的消費借貸的一件史料（S.8443）》，《國際基督教大學アジア文化研究》11，79年。

[132] 片山章雄《李柏文書的出土地》，《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記中國古代の法と社會》88年。《關於高昌吉利錢》，《小田義久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集》95年。

[133] 白須淨真《高昌墓磚考釋》（一）（二）（三）《書論》13·14·19，78年，79年，81年。（其中的（一）（二）与萩信雄共著）

[134] 藤枝晃《敦煌學とその周邊》（敦煌學及其相關問題）（なにわ塾叢書51）大阪府編，99年。池田温《敦煌的歷史背景》，《東洋學術研究》24—1，85年。

[135] 白須淨真《高昌的闞爽政權與緣禾、建平紀年文書》，《東洋史研究》45—1，86年。《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和墓表、墓誌及其編年》（一）《東洋史苑》34·35，90年。《吐魯番古墓群的編年與吐魯番統治者層的編年》，《東方學》84，92年。《麴氏高昌國的王令及其傳達》，《東洋史研究》56—3，97年。《吐魯番社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問題》谷川道雄編，97年。關尾史郎《北凉政權與“真興”奉用》，《東洋史苑》21，83年。《關於“緣禾”與“延和”年號的問題》，《紀尾井史學》5，85年。《“建平”的終結》，《新瀉史學》19，86年。《“白雀”假說》，《上智史學》32，87年。《“龍興”紀年隨葬衣物疏考》，《史朋》21，87年。《文書與正史的高昌》，《東洋史研究》47—3，88年。《關於高昌國的侍郎》，《史林》74—5，91年。《“義和政變”新釋》，《集刊東洋學》70，93年。《關於“西涼建初四年秀才對策文”的一考察》，《東アジア歷史と文化》4，95年。《“承陽”備忘》，《東洋史苑》50·51，98年。此外，陳國燦的《關於吐魯番發現的在長安、洛陽書寫的唐代文書》也被譯成日文發表，《東洋學報》72—3·4，91年。小田義久《關於吐魯番出土沮渠蒙遜夫人彭氏隨葬衣物疏》，《龍谷大學論集》446，95年。町田隆吉《シルクロードの謎》（絲綢之路之謎）光文社文庫，89年。《麴氏高昌國時代的高昌城》，《吉田寅先生古稀記念アジア史論集》97年。森安孝夫《Qui des Ouigours ou des Tibétains ont gagné en 789—792 à bes-baliq》，《JA CCLXIX》81年。《吐蕃的中亞進入》，《金澤大學文學部論集史學科篇》4，84年。《回鶻文契約文書補考》，《待兼山論叢》32，98年。荒川正晴《關於麴氏高昌國的官制》，《史觀》109，83年。《關於麴氏高昌國郡縣制的性質》，《史學雜誌》95—3，86年。《唐代河西的吐谷渾與墨離》，《內陸アジア史研究》3，86年。《唐的中亞統治與墨離的土谷渾》（上）（下），《史滴》9，87年；10，89年。《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墳群墳墓一覽表》，《中央アジア史の再檢討》90年。內藤みどり《“張君義文書”與唐·突騎施婆葛的關係》，《小田義久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集》95年。本間寬之《麴氏高昌國的文書行政》，《史滴》19，97年。

[136] 伊藤敏雄、片山章雄共編《近十年樓蘭、羅布泊關係文獻目録1979—88》樓蘭研究會，88年。

[137] 長澤和俊《樓蘭王國史の研究》（樓蘭王國史的研究）雄山閣，96年。本書是在著者前著《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國書刊行會，79年）一書的基礎上增加了大量篇幅後出版的。

[138] 伊藤敏雄《樓蘭的遺迹》，《大阪教育大學紀要》38—2，90年。《近年的樓蘭調查與周邊的遺迹》，《大阪教育大學歷史研究30，93年。《有關魏晋期樓蘭屯戍的交易活動》，《小田義久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集》95年。

[139] 西田龙雄《西夏王国の语言と文化》（西夏王国的语言与文化）岩波书店，97年。在史學的研究方面，野村博《有關元代的西夏大藏經刊行的一考察》，《東洋史苑》12，78年。《西夏文土地買賣文書的書式》（1）（2）《東洋史苑》14，15，79年。《關於西夏文“新集錦合道理”》，《關於小野勝年博士頌壽記念東方學論集》82年。松澤博《關於蘇聯東洋學研究所列寧格勒支部藏No：2736文書》，《東洋史苑》23，84年。《關於西夏·仁宗的譯經》，《東洋史苑》26·27，86年。《西夏文·穀物借貸文書私見》（1）（2）（3）《東洋史苑》30·31，88年；38，92年；46，96年。《敦煌出土西夏語佛典叙說》（1）（2）《東洋史苑》36，90年；《龍谷史壇》103·104，94年。

[140] 報告題目如下：第一回（91年11月）田口榮一《敦煌壁畫佛說法圖的展開與法隆寺金銅壁畫》，百濟康義《關於伊斯坦布爾大學所藏的吐魯番出土文獻》，白須淨真《吐魯番古墳群的編年與吐魯番統治者層的編年》，熊本裕《關於于闐語寫本的分類》，（以上要旨揭載於《東方學》83）；第二回（95年11月）三浦定俊《以敦煌莫高窟壁畫保存爲目的的日中共同研究》，森安孝夫《歸義軍時代的沙州回鶻》，關尾史郎《麴氏高昌國的統治構造——以對“郡縣制”的理解爲中心》，高田時雄《關於敦煌多種語言使用的狀况》，（以上要旨揭載於《東方學》91）；第三回（97年11月）百橋明穗《關於敦煌隋代窟與壁畫》，伊吹敦《關於以敦煌文書爲背景的禪的研究現狀與課題》，荒川正晴《唐的過所與公驗——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研究爲中心》，吉田豐《柏孜克里克出土摩尼教粟特語書信》，（以上要旨揭載於《東方學》95）；第四回（99年11月）趙聲良《關於敦煌榆林窟第三窟的山水畫》，片山章雄《圍繞著吐魯番出土的伏羲女媧圖的兩三個問題》，落合俊典《日本的七寺寫經與敦煌寫經》，武內紹人《從歸義軍時期到西夏時期的西藏語文書與藏語的使用》（以上要旨揭載於《東方學》99）。

[141] 本次研究會相關報告，全部了收入羽田明編輯的《Document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oentrale》中。收録的20篇的題目如下：（有一些字母打印不出來，參考日文原文注釋141）。

[142] 其內容由編者池田温的序言（foreword），百橋明穗《關於早期敦煌莫高窟的研究調查——有關隋代窟的問題》，（A Tentative Inquiry into the Early Caves of the Mokao grottoes at Tun-huang: Questions regrding the Caves from the Sui Dynasty.）森安孝夫《沙州回鶻與西州回鶻王國》，（The Sha-chou Uighurs and the West Uighur Kingdom。）高田時雄《關於敦煌多種語言的使用》（Multilingualism in Tun-huang.）吉田豐《關於吐魯番出土伊朗語文書的研究 第一次龍谷大學·柏林研究所合同計劃》，（First of Ryū koku-Berlin Joint Project on the Turfan Iranian Manuscripts.池田温：Recent Japanese Research on Tun-huang and Turfan.）及執筆者介紹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