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考古学

1942年，黄文弼在《读书通讯》上发表了《考古学与金石学》［11］。他论述了现代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之间的区别。近代考古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先民遗迹并推论其活动程序，在研究范围广度、年代精确程度、地域来源分明等方面均胜于金石学。由此，认为考古学是科学的、现代的、世界所共同的，才是现在值得称述的。

次年，他在同一刊物上再次发表了《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之关系》一文［12］。上一篇文章通过考古学与金石学的纵向比较，肯定了考古学作为新兴科学独特的优势；该文则将考古学与其他现代学科作横向比较，突出说明考古学与这些学科之间密切的联系，论证其在学术上的地位。一共列举了五个相关学科，包括历史学、地理学、言语文字学、地质学、人类学。在介绍各个学科与考古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时，主要以自己在西北的考古发现为例。 

他认为考古学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反过来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材料与问题。现代学术的发展趋势是各研究领域的融合，必须借助多种学科视角方能对具体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学者需要拓展自己的视野，与其他专业学者紧密合作。因此，考古学并非是一门孤立发展的学科，而是一门综合性学问。

1927年，黄文弼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自此，开启了与新疆的不解之缘。1935冬至1938春，黄文弼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赴西安整理碑林，“在这一段事务繁忙的时间里，他还担任西北科学考查团专任研究员，挤出夜晚的时间，继续整理西北考察的资料”［13］。抗战开始后，他辗转大后方，陆续担任西北联大历史系教授、四川大学教授。1942年，任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主任，“他教课的范围比较广泛，曾开过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美术史、蒙元史、西北边疆史等课程。除编写讲义外，主要从事西北史地的研究，不少有关西北史地的文章是在那个时候写出的”“先生却有夜间工作的习惯，通常是晚间八点后开始工作直到凌晨二三点，一灯如豆的黯淡之夜，先生是从不轻易放过的。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抗战胜利”［14］。这两篇发表在《读书通讯》上的介绍考古学的概论性文章或许就是他在西北大学任教时的讲义。

《读书通讯》于1940年创刊，是一本大中学生课外阅读和辅导青年自修的刊物，鼓励青年多读书，增加各方面的知识。一如发刊词所说，这个刊物的任务是“集合全国专家，提倡读书运动，领导青年生活，指示求学途径，解除读书困难”［15］。该刊汇集了众多学术界专家和知名人士，栏目既有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论著、学术讲座，又有通俗性的读书指导、图书评介、生活指导、文艺园地等。由于刊物具有面向全体青年学生普及知识的性质，内容不至于艰深。黄文弼的两篇对考古学相关认识的文章深入浅出，正符合刊物的受众。

1942、1943年的这两篇文章写作时，他已经进行了两次新疆考察，正准备进行第三次考察。文章篇幅虽小，内容却十分丰富，加之自身考古学实践的例证，使得观点极有见地。相较于之前，他对考古学的认识无疑加深了。这也是目前仅见的黄文弼系统论述考古学观念的文章，可与他的考古实践与学术研究互相印证。

两篇文章反映了他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与学术研究中所形成的考古学思想的发展。“三记”是黄文弼西北史地研究代表性著作［16］，具有总结意义，在学术视野的广度与深度上均超越前期，一个突出的发展便是主张多学科融合。罗布淖尔地区是他用力甚深的领域。1948年，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推出了《罗布淖尔考古记》。作为一部综合性研究罗布淖尔地区的著作，它体现了黄文弼的多学科融合的考古观念，尤其注重考古与历史的结合。

当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罗布淖尔水道变迁与楼兰的兴衰。黄文弼敏锐地看到了河流水源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及与沙漠之移徙》［17］一文，从罗布淖尔的含义出发，运用语言学知识及古代文献解释词汇的含义。接着，他介绍了探查水道变迁的经过。黄文弼在该地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涸海北岸发现了古烽火台遗址，将其定名为“土垠”，并在其中发现了汉宣帝“黄龙”、成帝“元延”年号木简。这一考古成果证明了罗布淖尔在西汉时期的位置与史书记载无误。由此，他进一步探究水道变迁的年代。在这一问题的论证中，他综合运用了考古学、古物学、水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充分参考了斯坦因、橘瑞超等人的考古发现及自己的考察结果，利用实物与文书的纪年信息，又援引丰富的古代历史、地理文献，判断水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位置。最后，他又别出心裁地将罗布沙漠移徙作为海水迁移的旁证，沙漠与海水此消彼长。这篇文章主要以考古与历史学的方法分析水道变迁，又参以自然科学方法。

《楼兰国历史略述》［18］《楼兰及鄯善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19］ 二文的史学性更强。通过爬梳理古代典籍，勾勒出楼兰国历史。从中原历代对西域的经营出发，注重它与周边国家、中原的交往。在不同历史时期，楼兰（鄯善）与匈奴、突厥、吐谷浑、吐蕃、回鹘、蒙古关系匪浅。由此，楼兰的兴衰和与周边国家息息相关，这一情况由楼兰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决定。接着，他又探讨了极为重要的楼兰国都具体位置的问题。根据文献与考古成果，辨析斯坦因、藤田丰八等人的论断后，他提出一个重要论断，研究楼兰的国都必须讲究时间与空间的配合，需考虑楼兰在迁移前后国都不同。西汉元凤四年以前都楼兰，当西域北道，在北河之北，今库鲁克河之北，距古烽燧亭遗址不远；鄯善后都伊循，当南道，今密远。第二部分即论述它在西域交通上的地位，从历史中考证不同的交通路线。交通路线的变迁反映草原与中原不同政权的盛衰。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窥见楼兰的兴衰，更可以一窥中原的变迁。

多学科融合的观念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也意味着开拓考古学研究的范围。除传统的历史研究外，黄文弼对西域土著民族的起源与文化也有研究。《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20］一文的研究方法是文献记载与语言学、人种学等多学科结合。以楼兰民族研究为例，《楼兰文化与中国之经营》［21］一文主要从考古发现的石器、墓葬出发，结合文献记载的土著民族形貌习俗，参考人种学研究成果，以推测生活状况与社会文化发达程度。他根据实地考古发现的石器、铜器、陶片等器物，墓葬的埋葬方式、死者服饰形貌、殉葬物，并参考斯坦因、柏格曼、白鸟库吉关于人种的研究，联系文献希罗多德、《史记》、《汉书》所记塞种人资料，推测楼兰土著民族为塞种人，即羌戎。

他对新疆的文化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佛教之传入与其文明》［22］一文认为西域文明主要由本地固有文化、汉文化、印度、波斯、罗马、希腊文化掺合而成。新疆佛教洞窟在不同历史时期各具特色，充分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原佛教通过新疆传入，但在传入后与本土文化融合创新，接着再西传入新疆。黄文弼反对将西域佛教文明视为完全属于由印度、希腊混合的犍陀罗艺术系统。他列举了大量考古实物，如文具类的木牍、封函，织品的花纹样式，建筑及雕饰壁画风格。通过这些佛教遗物，以证明新疆文化的混合性。

由此可见，黄文弼的考古学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具有综合性。他在考察与研究时借助历史学、地理、地质学、人类学、语言文字学的知识与方法，为自己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背景。这不仅是黄文弼个人卓越的学术眼光，也符合现代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三、考古学与历史学

（一）什么是考古学

考古学的基本目标是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重建古代先民从日常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演变的历程。考古学的发展以研究方法的精进、材料解释的深度为标志［23］。考古学发展史本质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科学考古学的诞生以三期论为标志。19世纪，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石的进化论考古学盛行。主要目标是断代，强调时期、阶段，采取单线直线解释的方式。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发展到极致是殖民主义考古学。20世纪初，建立在文化规范论基础上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兴起，方法上从地质学方法转向历史学、人类学角度，用传播迁移论来解释文化的变迁。二战后，以文化生态学、文化系统论为基础的过程考古学大兴，主张研究动力机制，关注点从环境决定论发展到关注社会、个人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过程所发挥的作用。要之，考古学从一门断代的学问，发展到开始解释物质文化产生的原因、注重生态环境、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从追求寻找规律到反对普遍性，从单一进化论到多样性。黄文弼的考古学实践与研究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前，但他的学术眼光却能超越同期主流考古思潮。他对古代国家具体位置、土著民族人种的研究是进化论考古学内容，对古国历史文化及与中原交通、东西方文化影响等问题的讨论则属于文化历史考古学范畴。过程考古学主张研究社会内部动力与生态环境对文化演进的思想，后过程考古学进一步提出要关注人类主观能动性对文化的作用。黄文弼在对塔里木河水道变迁、罗布泊水道变迁问题研究中，敏锐地关注到河流水文变迁对城市文明的影响，并主张从自然地理与人力两个角度探究河流改道原因，兼具过程、后过程考古学的优点。这充分展现了他的考古学眼光，并非囿于简单的器物描述，而是在断代后又进行了人类社会演进的探究。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始于安特生在仰韶的发掘。继之，李济主持发掘了夏县西阴村。1928年起，中研院史语所开始发掘殷墟。1930年，吴金鼎发掘城子崖。李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张光直将李济的考古学研究途径归纳为两条：综合各种学科与兼顾中外的眼光、推动新资料的寻找与搜集。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面来研究。特色是具有人类学的特点，是广博的，不是狭隘、专业化的；是重比较、向外开放的，不是闭关自守的［24］。夏鼐也谈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25］。这些与黄文弼主张多学科融合的观点如出一辙。可见，注重考古学与其他科学的综合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在发展初期就有的共识。这种多学科融合的观念不但与考古学本身就诞生于自然、人文科学进步的前提下有关，也与考古学者自身的教育、实践经历息息相关。李济、梁思永均在哈佛学习人类学、考古学。夏鼐早年对自然科学兴味甚浓，又赴英国学习考古学。这些考古学家均有丰富的其他学科背景。黄文弼在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又从事目录学、壁画研究。他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考古学训练，但在长期考古实践与研究中，也开拓了学科视野，难能可贵。他参加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参与并起重要作用的西北考古活动。考查团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学术团体。中方团员中，除了作为考古学家的黄文弼之外，徐炳昶是哲学家，袁复礼是地质学家，丁道衡是地质及古生物学家，詹蕃勋是地图学家，李宪之、刘衍淮是气象学专业的学生。外方成员的组成更为多元，斯文 · 赫定是地理学家，此外还有地质学家、人类测量学家、考古学家、气象学家、医生、会计、电影技师等。这样一个学科出身迥异的考查团在应对野外突发、复杂的状况时也不至于手忙脚乱。黄文弼必定对这一次历时数年的考察活动印象深刻，他谈到的多学科综合的观点也必与这一次集体考察经历有关。由于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考古学在不同地区具有各自的特色。近代科学考古学诞生于欧洲，得益于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在它诞生后，在世界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差异，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考古学。在欧洲，与地质学、生物学结合更为紧密；在美洲则归于人类学。中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又有悠久的金石学传统，故与历史学息息相关。

此外，早期的考古实践也加深了历史学的取向。如张光直所言，中国近代考古学始自安特生在仰韶的发掘，但对中国考古学界影响最大的是由中研院史语所领导的殷墟的发掘。殷墟成为年轻考古学者的训练基地，“殷墟的发掘历史也几乎是那一段时间中国田野考古的历史；殷墟发掘每进一步，也便是中国田野考古经验每进一步”［26］。张光直认为，在把新的考古学和传统的历史学及其古器物学的分支结合这一点，殷墟的发掘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殷墟是历史时期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文字材料。对殷墟出土材料的任何研究，虽然用考古学的方法给予描述，却必须在传统的历史学和古器物学的圈圈里打转。这使得考古学成为一门人文学科和更新了的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27］。

黄文弼的考古学思想具有与历史学紧密结合的突出特点。这与他的学习经历与考古活动息息相关。他早年接受过旧式私塾教育，旧学功底深厚。又在北大学习哲学，从事宋明理学、目录学研究与古物整理。黄文弼在新疆地区的考古成果有石器时代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也有历史时期的简牍、卷子、壁画、墓葬。相较于殷墟出土的灿烂青铜器，这里出土了更多汉唐时期的遗迹遗物。这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中西交通的历史有关。在众多考古发现中，他对历史时期的遗物研究最深。

早期的《高昌砖集》就流露出鲜明的历史学取向，主要关注墓砖文字所反映的高昌国纪年、官制问题。他在对石碑、汉简释读基础上，研究西域的诸多历史问题。如通过对罗布淖尔古烽燧亭遗址发现的汉简的释读，研究西域官制、地理、历法、屯戍、廪给、器物、古籍等问题［28］。此外，对西域古城、古国的位置考证也是他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四、结论

黄文弼的考古学事业由西北科学考察开其端，这也是他学术转向的关键。五四运动、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胡适“整理国故”运动是重要时代背景，在北大的学习及在考古学会的工作又成为参与西北科学考察的直接原因。他以近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在新疆从事艰苦的调查、发掘、记录工作。他的考古学思想也在长期实践与研究中发展。从“两集”到“三记”，考古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是最鲜明的特点，强调多学科融合的思想是后期重要发展。他的考古学观念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的一个侧影，考古学走上与历史学紧密结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