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澎湃新闻获悉，“历史之遇——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交流展”今天（1月11日）在故宫博物院开幕，将于明天（1月12日）正式对外展出。展出10家国内外考古文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及图片266件（组），包括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出土仰韶文化牙雕家蚕、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刻花蓝色玻璃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唐代骑士纹锦、故宫博物院藏商代青铜龙首刀、伊 ...

 澎湃新闻获悉，“历史之遇——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交流展”今天（1月11日）在故宫博物院开幕，将于明天（1月12日）正式对外展出。展出10家国内外考古文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及图片266件（组），包括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出土仰韶文化牙雕家蚕、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刻花蓝色玻璃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唐代骑士纹锦、故宫博物院藏商代青铜龙首刀、伊朗国家博物馆藏青花海水白龙纹天球瓶等众多精美文物，呈现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在技术、艺术、文化与思想等方面的交流互鉴，讲述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故事。

地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与西亚自古相识。从史前时代开始，两地农牧与手工业的互通，艺术与文化的互鉴，典藏于史集，融汇于生活。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共建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带动了亚欧大陆文明的共同繁荣。

展览分“东西辉映”和“大路相连”两个单元。“东西辉映”单元，通过文献展示中国与西亚相遇相知的历史，用文物展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基本特质，揭开文明交流的历史序幕。“大路相连”单元，以使者、冶金、玻璃、丝绸、家具、青花瓷六个板块，呈现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在技术、艺术、文化与思想等方面的交流互鉴，讲述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故事，展示中华文明包容、创新的文化特质。

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出土仰韶文化牙雕家蚕  澎湃新闻资料 

展品以故宫博物院典藏为基础，汇集大同市博物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合浦县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共10家国内外考古文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及图片，总数达266件（组）。展品年代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涵盖青铜、金银、玉石、玻璃、陶瓷、织物、家具、雕塑等门类。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秩序与和谐：中国与世界展开交流的精神基点

中华文明的起源以农业、手工业高度发展，早期城市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礼制的形成为主要标志。古代中国自“满天星斗”走向“多元一体”，最终形成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秩序与和谐，是中国礼乐制度的根本，也是中国与世界展开交流的精神基点。

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材质新颖、工艺复杂，且凝结巨大的社会劳动。它们多造型卓奇、纹饰富丽，具有庄严肃穆的面貌，逐渐成为商周礼器系统的核心。按礼制功能的不同，青铜礼器分为盛器、乐器、仪仗器三个主要类别，以盛器中的酒醴、牺牲之器占据最高的地位。

展览的第一部分展示了玉猪龙、各种青铜器、青铜戈等代表“秩序与和谐”的文物。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一件玉石葡萄枝剔红花卉纹盆景将大家的目光汇聚到一种中西交流的重要植物身上——葡萄。

中国是东亚种葡萄的主要原产地，新石器时期开始被驯化，至先秦时期已成为酿果酒的原料，少部分作为食用。现今食用葡萄的主要品类是欧亚种，其原产地在地中海东岸及西亚地区，最早被驯化于伊朗。约公元前 2000 年以后，欧亚种葡萄经草原与沙漠两条路线传入中国新疆。此后，新疆成为汉唐时期葡萄的生产中心。此盆景为清宫旧藏，原存清宫如意馆。

展览现场 清乾隆剔红漆盆玉石葡萄盆景

先秦时期，葡萄等作物自两河流域传至中国新疆。两汉时期，原产自伊朗、外高加索地区的苜蓿、石榴等作物先后入华;来自北非、西亚的狮子，以及可能源自当地动物的天禄、辟邪等神兽形象同时流行于中国。晚唐五代以后，阿拉伯香料与医药文化东渐，原产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乳香，盛产于伊朗的番红花，均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而来到中国。

各种材质的瑞兽形象

冶金技术的出现，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加速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国青铜器，铁器及金银器制造业的产生，有着本土发源的基础，同时受到西亚的影响。青铜礼器、兵器和金银器上呈现的浓郁西亚艺术元素，留下了中国与西亚文化交流的印记。

各种青铜礼器、兵器

各种青铜礼器、兵器

金银器、丝绸：文物中的交流与创新

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由大路相连，使者与物产往还，艺术与文化互鉴，思想与心灵相融，穿越山岭、横跨草原、远渡重洋。这条大路，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的使者，传递着文明之间相知的渴望与互信的期许。中国先民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借鉴源自西亚的工艺；以勤勉创新的品质，将丝绸、陶瓷等回馈世界。丝绸之路精神由此凝结，历久弥新。

极具可看性的金银器就体现着这种交流的痕迹。中国金银器的制造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迅速发展，至两汉时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工艺体系。这一时期，西亚金银制品与工艺不断东来，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裂瓣纹银盒、广西合浦汉墓中出土的多面金珠串饰，且在来华后不久便开始本土化仿制。

西汉 多面金珠串饰

南北朝时期，西亚正值萨珊波斯王朝的鼎盛期。北魏平城出现多曲长杯、高足杯、高足长颈壶等萨珊式金银器，河西地区多见萨珊波斯的银币。

隋唐时期，萨珊波斯文化特有的多曲长杯、高足杯、动物柄壶等器物，经唐代工匠不断重塑，发展出新的长杯、胡瓶、花瓣口器等金银器类型，并被陶瓷、玉器等各行工匠加以仿制与改良。

唐代 鎏金錾花杯

唐代 三彩鸭式杯

宋代 玉龙柄花瓣式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并使用丝绸的国家。轻柔华美的中国丝绸一经西传，引得西亚、欧洲人民竞相求索，以至于用丝绸指代东方。中国又广纳来自西亚的织造工艺，将本土丝织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峰。

丝绸柔美、亲肤的品质，是古代中国留给世界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因此，中国与世界联通的大路以丝绸命名。中华文明传续至今的包容与创新的文化特质，更在丝丝缕缕之中得以彰显。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先民在约五千年前已开始养蚕缫丝。汉晋之际，来自中原或南方的丝织品已传至中国新疆、蒙古高原、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这些地区均发现织有汉字的平纹经锦。中国丝织技术随丝织品一同西传，各地工匠将其与自身文化传统相结合，逐渐织造出特色鲜明、异彩纷呈的丝织物。

汉晋 菱格阳字纹锦

唐代 鹿纹锦

北朝至隋唐时期，波斯生产的织物已来到中国。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曾出土提及“钵斯锦”“波斯锦”“婆斯锦”的文书，还发现大量具有波斯风格的丝织物。在此基础上，中国工匠模仿异域图案、吸纳外来题材，设计出符合本土审美的新式纹样。波斯织锦所用的纬线起花工艺从北朝起在我国开始普及。唐代以后，斜纹纬锦取代经锦，成为我国提花织物的主流产品。

唐代 骑士纹锦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丝织业达到鼎盛，织工们创造出种种精美夺目的丝织品。以丝为代表的织物是此时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同时，众多独特的异国织物作为贡品、礼物或商品输入中国。新疆地区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凭借其悠久的丝织传统，创制出独具民族特色的织物。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蚕桑丝织技艺”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彰显了经过数千年发展，不断包容、创新的中国纺织手工业的世界影响。

明清时期各种织物

明清时期各种织物

“和阗”即指今新疆和田地区。作为“丝绸之路”要道，和田地区在汉晋时期就已接触到来自中原及南方的丝织品与丝织技术，并发展出独具地方特色的丝织业。《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载一则“东国公主”将蚕种带往“瞿萨且那国”的故事，其发生地即应在今天的和田地区。而从考古证据看，和田地区在公元3世纪左右就已开始种桑养蚕、织造丝绸。悠久的丝织历史使得和田地区成为新疆丝织业的中心，其生产的织物至今仍在新疆人民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  和阗绸

器具、饰品的新面貌

丝绸之路的繁荣，不仅为中国带来了丰富的物产，更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今天使用的桌、桥等高制式家具，自西亚经汉唐丝绸之路东传，在辽、宋之际逐渐普及。新式家具，引起了人们生活起居方式的变革，与之密切相关的器具、服饰和建筑也随即呈现出新的面貌。

展览中的部分展品则展示了中国由席地而坐到“高坐”的转变。

汉代以前，中国人室内起居的传统是席地坐卧，对应的家具以低制式为主，座位前置几案，褥垫下铺席，房间内部以幄帐分隔。东汉以后，随着土木建筑间架结构的成熟，室内出现屏风以及低制式床榻。西亚地区自古有使用高制式家具的传统。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西亚地区惯用的凳、椅、桌等高制式家具沿丝绸之路逐渐传至中国。俄罗斯巴泽雷克墓地曾出现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高座椅形象。中国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了约3世纪的木桌、椅残件。敦煌莫高窟相继出现北朝时期的绳床、唐代的高台床榻以及唐人垂足坐姿形象。

陶俑中的“席地而坐”

陶俑中的“席地而坐”

黑漆髹金雕云龙纹交椅

隋唐时期，来自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玻璃制品受到贵族阶层珍视，在长安、洛阳两京及扬州、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多有出土。这一时期，中国本土铅钡玻璃工艺体系，逐渐转变为高铅玻璃与钠钙玻璃并存。本土玻璃制品普遍呈现“西方技术、东方形式”，具有中国传统器型、纹样与功能的玻璃器成为主流。受佛教流行的影响，符合佛经寓意或佛教仪轨的玻璃制品不断涌现。

辽宋时期，西亚伊斯兰玻璃制品在中国流布更广，重要城址、贵族墓葬及佛塔基址中多有出土。中国本土玻璃制品则开始呈现世俗化的趋势。

东汉 水晶、绿柱石混合串珠

公元7—8世纪玻璃瓶

元明 玻璃彩绘描金双耳瓶

此次展览展期持续至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