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新 唐云鹏

一

中亚是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演讲时提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十年之后，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2023年5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中亚峰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就如何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四个坚持”，并就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提出“八点建议”，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全面深入合作指引了方向。

作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举措，2020年5月21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殡葬文化遗产名录和谱系（国外部分）》编撰出版项目协调会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召开，项目责任单位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学者和编辑人员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确定了本项课题的若干事项和要求：通过搜集、翻译、整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古代墓葬文化遗产的状况，以墓葬文化的概念入手，通过其葬式、葬俗和随葬品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因素，展现出中华文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及其遗产面貌，让遗产和文物说话，为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服务。

依照区域划分组建几个团队，从中国周边国家入手，抓紧开展遗产名录的翻译和确认工作；共同商讨确定写作内容及框架，以距今5000年至公元1911年为时间范围，按年代、级别、族属选择当地有代表性的墓葬，每个墓葬辞条编写2000～3000 字的谱系内容，每个区域拟最终出版一部20万字以上的成果。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响应我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收集丝绸之路沿线历史上与中国文明因素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墓葬（高等级墓葬和一般平民墓葬均可），即在葬式、葬俗、随葬品中包含中国文化风格的墓葬材料。在内容选择上，可以包括在当地搜集到的资料及国内外已出版和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根据商定，每个词条的具体结构及撰写内容是：名称、位置、年代、解题四个方面。其中解题内容包括：首先，该墓葬或墓地整体情况的概述；其次，与中国文明因素相关的葬式、葬俗、随葬品的年代、来源、功能、外观含义的介绍等，并辅之以相应的图片和线图；再次，从人群交往、政治、社会、经贸交流乃至军事行动等方面进行概括性的对比分析，进而得出基本的结论，即强调中国文明与当地文明的互动。词条中所有纪年均用公元纪年来表示，如公元前2000～前1500年、公元755～763年；词条的注释均采用页下注，这样就不再列出参考文献。词条的最后注明该词条的编写者(该段引自：魏坚、孙危主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殡葬文化遗产名录和谱系（国外部分·中亚卷）》前言部分)。

二

本卷所使用的“中亚”概念是相对狭义的范围，主要包括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所涉地理范围大致为：东起西天山南脉、南至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一线、西抵里海东岸、北近西西伯利亚南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代国家行政区划的复杂性，行政区域与上述自然地理界线并不完全吻合。另外由于古代区域间文化紧密联系，为系统地展现中亚地区古代丧葬文化面貌，在挑选典型墓葬时适当地将所涉范围进行扩展和延伸，如将俄罗斯南部、蒙古国西部、阿富汗北部等相邻地区也纳入其中。

中亚地区地处亚欧大陆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方文明和连接南北方文化的通衢之地，在古今亚欧大陆文明交往和互鉴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符合中亚国家政府和的人民共同发展需求与美好愿景，使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亚地区自然地貌复杂多样，从西南至东北大致为荒漠、绿洲和山地草原，具体到局部区域这些地貌交错分布，这也决定了该地区古代人群、生业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考虑到中亚地区的古代文化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我们将收集、编译和整理的词条按照所在区位划分为：哈萨克斯坦草原-七河地区、帕米尔地区、费尔干纳地区、粟特地区、巴克特里亚地区、马尔吉亚纳地区共6个区域；然后各区域内的词条大致按照时代早晚顺序编列。

纵览中亚卷词条数量分布，其中巴克特里亚地区24条、哈萨克斯坦草原-七河地区19条，费尔干纳地区15条，数量位居本卷词条数量前三。其他三个区域词条数量为6～12个，数量相对少一些。从时代分布上来看，整体上覆盖了公元前5千纪至公元15/16世纪这一相当长的时段，当然各区域的词条年代不一定从早到晚都能覆盖，存在词条年代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如马尔吉亚纳地区主要词条年代集中在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仅有1个墓地词条涉及早期铁器时代，其余均为伊斯兰化以后的陵墓。再如地处草原地带的哈萨克斯坦草原-七河地区就没选取晚于公元2世纪～公元3世纪的墓葬遗存。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与既有考古资料的丰富程度直接相关，已发掘和公布的墓葬材料较为丰富且类型多样的区域，遴选的代表性墓地与典型墓葬自然也就较多。其二，地域相隔的远近与古代文化联系的密切程度呈正相关，相近的区域古代文化的联系性就强一些，如哈萨克斯坦草原-七河地区与我国西北地区在地域上相邻，从考古资料来看至少自青铜时代开始就存在密切联系；而费尔干纳、帕米尔地区虽然也相邻，但是存在天然的地理屏障，联系就相对较少；再往西的区域联系就更少了。其三，与编纂人员研究方向和知识结构有关，目前参与编写词条的人员大部分都在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开展过国际考古合作研究，对于这些区域的材料也就掌握的相对全面一些；但在其他区域的考古工作与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基础还是比较薄弱，对整个区域的考古资料掌握的不够全面、研究不够深入。

三

本卷词条收录虽然不很均衡，但已经是按照相关标准能够收集到的大部分资料，接下来就各区域词条收录情况、缘由、学术意义和存在的不足进行简要陈述。

哈萨克斯坦草原-七河地区共收录19个词条，年代涵盖公元前3400～公元3世纪。除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波泰文化外，前半部分主要是青铜时代的比加泽-丹迪拜、彼得罗夫卡、安德罗诺、阿拉库尔等文化的代表性墓地，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哈萨克斯坦草原及周邻区域青铜时代文化框架与文化联系，以及相应的墓葬文化特征。哈萨克斯坦草原-七河与我国新疆相邻，从青铜时代开始东西方的人群就已经在天山沿线进行互动交融。从考古资料来看，在青铜时代哈萨克斯坦草原-七河地区与中国境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交流、驯化动植物的传播。以本卷涉及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当然近年也有人将之成为“Complex/综合体”）为例，其文化因素已经广泛见于天山沿线的其他区域，如阿姆河北岸区域、东天山地区。在如此广阔的区域内发现相似的文化因素值得我们反思，是人群迁徙、文化交流、技术传播？毫无疑问的是青铜时代亚欧大陆中部区域已经开启了交流与互动，对各区域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对于该区域青铜时代文化的分析，目标并不是单纯地探讨起源与影响，更要探究青铜时代人群交互促进的驱动力，为当今边疆地区古代文化研究与和谐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后半部分则介绍了别斯沙迪尔、伊塞克塞人王陵、布拉宁等墓地，代表了斯基泰与塞人时代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该时期游牧人群可能已经掌握了马匹乘骑技术，加速了人群流动的速率与活动范围，整个天山沿线的草原地带呈现出强烈的文化共性。对相邻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虑我国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游牧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深入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同时还收录了少量丝绸之路“凿空”之后时期的墓葬遗存，根据汉文史料记载这一地区曾是塞人、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人群的活动地域，这些墓葬应该与上述人群有联系，但是想要将这些墓葬划归于文献记载的某特定人群，目前来看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该地区发现的墓葬葬俗、随葬品来看，虽然存在普遍的相似性，但是到了各区域又有自身鲜明的特征。这些现象启示我们重新思考物质遗存与古代族群的联系，如何有效地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古代人群进行联系，做到真正的“透物见人”。该地区词条中唯一的缺憾就是未收录公元2/3世纪以后的材料，还有待后期不断补充和加强。因为丝绸之路贯通之后哈萨克草原-七河地区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愈加重要，除了文献记载的嚈哒、西突厥等人群活动于此，也是佛教、景教等宗教向东传播的路线之一。目前在新疆发现的隋唐时期的地上墓穴、景教遗存等都与中亚地区存在密切联系，只有在系统了解广域范围内相关遗存的基础上开展对比研究，才能讲清楚这些文化的来龙去脉。

帕米尔地区仅收录6个词条，是本卷收录数量中占比最小的区域，年代涵盖公元前8～前1世纪。这与该地区考古工作匮乏的现状直接相关，也与高原地区本身古代遗存数量较少有关。这些墓葬基本都是苏联时期伯恩施坦姆、李特文斯基等发掘的，墓葬地表均修建石构地表标志，多为圆形石圈/石堆，少量为方形石圈和近似“工”字形或折角的压腰形；墓葬形制相对统一，均为竖穴土坑。由于这些墓葬发掘时间较早，发掘者仅给出了墓葬的相对年代，并认为这些墓葬属于早期塞人遗存。从近些年在塔吉克斯坦东帕米尔地区、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发掘的类似遗存来看，从青铜时代晚期帕米尔高原上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人群；并且早晚时期的考古遗存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别。如果简单的将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考古遗存全部归为塞人，也并不妥当。只有在系统了解境内外帕米尔地区考古遗存特征的基础上，结合阿姆河中游、塔里木盆地周缘区域考古学文化，才能讲清楚帕米尔高原地区文化来源与性质。该区域确实存在考古工作欠缺与研究匮乏的现状，但是不能因为这些现实而忽视该区域的重要性。根据国内外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和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帕米尔高原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和不可逾越的障碍。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类已经开始登上“世界屋脊”，希腊化时期军事防御体系的触角已经沿着山间河谷延伸到高原腹地，历史时期的玄奘东归、马可波罗入华等也都是途径此地。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学界忽视了帕米尔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价值，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跨区域文明比较研究深度和广度。随着近年我国学者对中亚南部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文明研究兴趣的增加，是时候考虑加强帕米尔这一衔接地带的考古学研究。

费尔干纳地区收录15个词条，年代涵盖公元2千纪末～公元19世纪，涉及到费尔干纳盆地从青铜时代至近代的墓葬或陵墓。费尔干纳盆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但其地处北方草原牧业文明与中亚平原绿洲农耕文明的中间地带，不可避免的受到农牧文化的双重影响，同时费尔干纳盆地自身的地理环境也决定了农牧交错分布的形态。从该地区的楚斯特文化、阿克塔姆类型等青铜时代遗存出土的石棺墓，彩陶、铜器等遗物，反映出青铜时代的费尔干纳盆地已经融入到了亚欧大陆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从早期铁器时代的卡拉布拉克文化到公元前后洞室墓遗存，费尔干纳盆地的文化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地域性特征，其中当然也包含汉文史料记载的“大宛国”的相关遗存。对于古代“大宛”的关注近年来逐渐增多，国内有学者在讨论“大宛”考古遗存，也有学术团队在费尔干纳盆地开展相关的考古工作。再往前追溯，大致在上个世纪末，日本和中国学者就已经关注到费尔干纳盆地出土的大量汉镜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交流。费尔干纳盆地紧邻我国西北地区，无论是具体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还是农牧互动模式方面，该区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粟特地区收录12个词条，年代涵盖公元4千纪末～公元15世纪。粟特是中国的翻译，在西方文献中将其称为“索格底亚纳”，作为中亚地区最核心的区域，按说所能遴选的词条应该是数量最多的，但事实上能够查阅到的墓葬资料却非常有限。这与该区域注重古代城址的发掘与研究有很大的关系，以往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着平原绿洲内的大型城址，对于墓葬类遗存研究较少。另外由于历史时期农耕活动和自然因素影响，大型墓地发现的数量也比较少。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泽拉夫善河流域，如青铜时代的萨拉兹姆墓地、扎曼巴巴墓地、达施提-克兹墓地等，铁器时代的奥拉特墓地、撒扎干遗址、考克特佩遗址等；当然在锡尔河中下游、卡什卡河流域的绿洲区域也有少量相关墓葬。如果说粟特地区墓葬反映出与古代中国的联系，我们认为有三点值得重点关注：其一，青铜时代中亚南部的绿洲农耕文化向北扩散，粟特地区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从萨拉兹姆墓地及其对应的居址可以看出，在公元前三千纪初南部的农业文化已经开始了跨区域的传播，而达施提-克兹墓地则反映出北方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南下。这些遗址的发现为讨论早期动植物的跨区域传播路径提供了立足点。其二，丝绸之路开通前后，铜镜、玉剑具等具有汉文化特征的物品传入此地；并且汉文史料也清晰地记载了汉王朝与康居等中亚政权的交往。最后，作为琐罗亚斯德教的核心区域，丰富的纳骨瓮及其附带的图像材料，为探讨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人群及文化提供了标尺。但是目前这一地区的词条编纂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铁器时代的墓葬不够典型，在泽拉夫善河中下游的绿洲边缘曾发现大量的土丘墓，其代表了该区域较为连续的游牧文化。虽然与古代中国的联系不明显，但是在从更广阔的亚欧草原游牧人群迁徙浪潮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些墓葬所代表的人群对于天山沿线游牧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讨论新疆地区的塞、乌孙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其次，对于粟特时期的墓葬材料介绍的不够详细，这是中亚地区为数不多的可以直接与中国考古发现进行对比研究的，但没有完整的介绍一个典型墓地的情况，缺少了关键的遗址背景信息。最后，所涉区域不均衡，缺少对布哈拉绿洲、卡尔希绿洲等区域墓葬材料的涉及。

巴克特里亚地区收录24个词条，年代涵盖公元3千纪下半叶～公元15世纪。巴克特里亚（Bactria）是古波斯、希腊、罗马等西方文献对阿姆河中上游两岸区域的统称。其大致范围包括兴都库什山以北、帕米尔以西、西天山以南、卡拉库姆山脉以东的区域。较上述几个区域巴克特里亚地区与中国的距离更远一些，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该地区的文化与中国境内的直接联系也就相对较弱。选取该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遗存，主要是考虑到巴克特里亚地区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在动植物驯化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在萨帕利遗址内出土的粟、丝绸残留物等都证明了青铜时代的巴克特里亚与中国是存在联系的，虽然还无法确定这种接触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但至少说明两个地区都融入到“史前丝绸之路”的网络中。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我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新疆地区与欧亚草原和中亚绿洲区域的联系。最新的古人类遗传基因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人群的形成与中亚南部的绿洲农业文化存在一定的关系；但目前两个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比较研究还没有展开，相信这些译介成果能为今后开展这些研究研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古代文献所见巴克特里亚与古代中国的联系，始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将巴克特里亚地区称为“大月氏、大夏”，并介绍相关政权和人群的基本情况，自此之后《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等均对此地有记载。除此之外，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明代陈诚《西域行程记》等都记述了他们途径该区域的路线与风土人情。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巴克特里亚地区与古代中国保持着较为连续的接触。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发现的汉镜、漆器、方孔圆钱、口含钱葬俗等，在中国西北出土的悬泉汉简记载的大月氏和双靡翕侯、休靡翕侯的使节出访汉朝，都证实了古代中国与巴克特里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巴克特里亚地区一直是古代中国熟知但却遥远的异域。以巴克特里亚地区墓葬遗存为切入点，虽然不足以立体地展现其与古代中国的联系，但仍然为探究两地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马尔吉亚纳地区收录12个词条，时代涵盖公元前6千纪末～公元16世纪。马尔吉亚纳（Margiana）也是古波斯、希腊等西方文献记载的名称，指以穆尔加布、捷詹河中下游绿洲为中心的区域。其既是东西伊朗的过渡地区之一，也是花剌子模、索格底亚纳、巴克特里亚、伊朗高原等周邻文明区的衔接地带。该区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强盛，辐射和影响着周边地区，最明显的就是公元前3千纪开始的巴克特里亚地区青铜文明；由于巴克特里亚与马尔吉亚纳文化上的亲缘性，以维克多.萨瑞阿尼迪代表的学者直接将两个地区的文化命名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区（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或奥克斯文明（Oxus civilization）。正如上文对巴克特里亚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介绍，马尔吉亚纳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自然也属于“史前丝绸之路”交流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墓葬出土的彩陶、金属器具、聚落布局等都为开展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东西文明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无论是文献中记载的张骞、甘英出使西域，还是境内外考古发现的各类遗物，均证实了之后的安息（帕提亚）帝国、萨珊王朝等与古代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本卷中对于马尔吉亚纳地区墓葬材料的收集也存在的明显的不足：首先，缺少公元前后至伊斯兰化初期这一时间段内的典型墓葬遗存，从年代上来看跨度较大，整个区域的墓葬遗存出现了较大缺环。其次，墓葬词条内容详略不当，没有清晰地凝练出墓葬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及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

其实在本卷中花剌子模地区应该单独设置一个区域，但是由于缺少专门的研究人员和其他现实因素的限制，只在粟特地区中有少量涉及，这肯定是无法系统地展现花剌子模地区古代殡葬文化及其与古代中国之间的联系的。目前编写小组也在正在努力收集和整理基础资料，相信随着对相关信息的不断完善和补充，在未来再版或增订中可以补充该地区的材料。

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殡葬文化遗产名录和谱系（国外部分·中亚卷）》撷取词条绝大部分来源于中亚地区苏联和各国独立时期发表的俄文考古资料。在组织该项编纂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中亚地区的考古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编译工作亟待深入开展。有以下几点必要性：

其一，中亚地区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国山水相连的近邻。从石器打制技术的传播与交流方面来看，至少自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中亚地区就与中国境内的古代文化产生了联系。青铜时代联系就更加密切，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小麦、小米（粟）、绵羊等动植物的传播，还有金属冶炼制作技术传播等都显示出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之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众多中国与中亚地区互动交流的信息。所以说通过考古资料揭示中亚地区古代文化面貌与历史进程，是探讨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探究“丝绸之路”产生、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进入21世纪后，国内众多科研院所开始走出国门与中亚国家合作开展考古合作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发掘明铁佩古城遗址；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进行考古调查，并发掘萨扎干、拉巴特、谢尔哈拉卡特、德赫坎、卡什卡尔等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发掘拉哈特遗址、吉尔吉斯斯坦发掘红河古城遗址；复旦大学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发掘克孜尔台培；当然还有北京大学、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研究人员已经陆续开展了相关考古工作。总体来说，国内学界已经认识到中亚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科研院所和研究人员在中亚地区开展考古工作。如果从长远规划来看，必然要求从业者了解和掌握最基础的考古资料，此时对于考古资料的整理、编译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便利。

其三，当今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日渐明显，无论是开展开区域性的专题研究，还是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研究，都要求研究者掌握一定的境外考古背景资料。特别是中亚地区作为东西方文明与南北方文化的交汇地带，在物质流通、技术传播、宗教传布、文化交流、人群迁徙等方面均扮演者重要角色。对于中亚地区考古资料的了解，是深入研究亚欧大陆古代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这一区域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将为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其四，目前学界对于中亚地区历史与考古研究成果的编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多是结合个人研究趣旨开展的，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是由非考古专业的人员翻译的。虽然保证了译作的流畅性和可读性，但对于其中考古学专业知识的解读则存在一定的偏差；其次是遴选著作的角度也与专业人员的现实需求有差异。

结合上述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建议：

1.正如魏坚教授和孙危教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殡葬文化遗产名录和谱系（国外部分·北亚卷）》前言中所倡，目前中国学界亟需编纂一本较为专业、全面和系统的中俄考古学辞典。除了有助于对俄文类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的编译外，还能够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初学者提供一本专业性的工具书。当然这项工作也并不是一两个学者能够完成的，仍然需要汇聚众人力量；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够完全做好的，需要几代人接力补充完善。但无论如何，可以尝试组织考古专业、俄语专业人员合力编纂先出版一本，然后再召集国内外学者根据自身研究领域提出修改意见，不断更正、补充和再版。

2.针对本卷所涉中亚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我们初步遴选出以下6部考古学论著予以关注：（1）《贵霜巴克特里亚葬礼的崇拜和仪式》（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4）；（2）《高加索和中亚的古代国家》（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5）；（3）《斯基泰—萨尔马泰时期苏联亚洲部分的草原地带》（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92）；（4）《古代粟特文化：根据公元前7世纪～公元7世纪的考古资料》（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92）；（5）《塔吉克斯坦南部考古遗迹研究史：20世纪～21世纪初》（拉普·兰伯特学术出版社，2011）；（6）《南哈萨克斯坦的早期中世纪墓地》（鲍尔出版社，阿拉木图，2005）。

3.除了出版相关书籍，应该以此为基础建设相应的数据库，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殡葬文化遗产名录和谱系的保存和展示手段。我们身处大数据时代，数据库除了发挥基础资料的存储功能，更应考虑到其后期的展示共享功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众多的古代文化遗存，我们不可能将其全部编译和出版介绍给学界。但可以在本项目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搭建数据库，不断地补充、更新数据，逐步地积累一定规模的数据量和构建系统的知识图谱，适时地向学界和公众开放浏览与下载权限。这项工作将极大地促进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也为公众提供了解世界文化的窗口，同时也与国家“加强文物科技创新”政策相合，是促进“一带一路”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新契机。

可以说上述工作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考古学者结合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进行长远规划，既要满足当下专业研究的需求，也要考虑未来搭建文化纽带的责任。随着沿线国家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我们更加需要主动去了解和深入研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为建设“一带一路”做好学术支撑。

中亚卷由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担任主编，负责人员组织、事务协调、前言撰写、区域划分、次序编排、词条审核等工作。参与本卷内容撰写的11位成员基本上都是近年参与中亚地区考古合作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对于自身所涉区域和时段的考古资料有较为深刻地理解和深入地研究，甚至个别遗址是他们自己参与发掘出的；他们以自身的研究为基础，遴选出最典型的遗址和展现出最新的研究成果，保证了编纂内容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同时拥有较好的俄语、英语和中亚国家语言背景，参与过外文考古资料数据库建设和俄语著作编译出版等工作。编纂人员有：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孙危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丁岩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李雨生副教授、刘翔副教授，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讲师唐云鹏博士，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化遗产学院博士后梅子霖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林铃梅博士，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邓晨、陈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李伟为，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韩烁。

五

百年来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深刻改变了国人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也向世界系统地揭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 5000 年文明史。要认清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了解中华文明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必须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特别是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比较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揭示中华文明在形成演变过程中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关系。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通、交流、交往的通道，我们需要不断发现和研究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实物证据，全面揭示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和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人类共有、共享的人文精神。

今天，丝绸之路考古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殡葬文化遗产名录和谱系（国外部分·中亚卷）》的编撰出版，促进从事丝绸之路考古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以更广阔的视角审视中华文明的特征和形成演变过程。以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作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和文明互鉴，推动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与进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王建新 唐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