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峡文物的早期调查对于三峡文物的调查，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开始，只不过规模较小，属于零散的探查。1925—1928年，中亚探险队考古主任、美国学者纳尔逊（N. C. Nelson）在三峡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石器地点37 处，其中12 处地点采集到了陶片。1930年，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 H. Edgar）也在三峡地区采集到了一定数量的石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三峡文物的早期调查

对于三峡文物的调查，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开始，只不过规模较小，属于零散的探查。1925—1928年，中亚探险队考古主任、美国学者纳尔逊（N. C. Nelson）在三峡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石器地点37 处，其中12 处地点采集到了陶片。1930年，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 H. Edgar）也在三峡地区采集到了一定数量的石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配合三峡工程的前期论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四川两省的文物考古机构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前身）考古队，陆续进入三峡库区，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发现并确定了大量遗址和墓葬，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文物，为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比较重要的调查有：1954年，四川省博物馆在巴县冬笋坝发掘了20余座战国时期的船棺墓，初步发现了巴文化的遗存。1957年3月，四川省博物馆派出川东调查小组，对长寿县下游的8 个县市的文物进行了调查。1958年10月，由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历史系合作，组成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队，对数百处古文化遗址和墓群进行了调查。1959年，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两次发掘大溪遗址，掀开了峡江地区考古发掘的序幕，此后，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1972年，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和涪陵县文化馆联合发掘涪陵小田溪战国墓群，后经1980、1983和1993年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对川东地区新石器和商周时代的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配合葛洲坝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部门对受工程影响的区域进行了两次考古调查和小面积发掘。1984—1986年，湖北、四川两省为配合三峡大坝的前期工作，对三峡库区海拔150米以下的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同时，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单位对坝区的部分遗址进行了发掘。

 

1988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对175米水位线以下地区的文物进行了调查，调查出文物数量44 处，其中地面文物29处，地下文物15处（遗址与古墓葬较多，报告只列了其中著名的地点）。按保护级别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涪陵白鹤梁题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忠县石宝寨、丁房阙、无铭阙、云阳张桓侯庙、秭归屈原祠），市县文物保护单位10余处，其余为一般性文物。

 

经过多年的调查，对三峡地区上至旧石器时期，下至近现代的文化脉络有了一定的认识，长江流域也是华夏民族发祥地的观点在调查中得到了实物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先规划，后实施”的形成

由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动议一直未确定，虽然在20世纪50—80年代对三峡地区的文物调查一直未中断，但这种调查属于局部的、小规模的，还没有形成全面保护下的大规模调查。三峡工程临近开工之际，三峡文物状况仍不十分明朗。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决议的通过，对于三峡文物保护来讲，压力非常大。按照三峡工程进度，自1998年起至2009年，三峡水库将要进行四期蓄水，海拔175 米以下的峡江沿岸将要在四期蓄水后全部淹没。按照国务院三峡办的工作部署，包括文物保护工作在内的淹没区所有的搬迁性工作，必须在2009年全部完成。这是一项浩大的文物保护工程，所涉及的文物保护项目达1000余处，对于如此多的文物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保护，在我国还是首次。因此，制定一套适合三峡文物保护的策略或模式非常必要。为此，国务院三峡办与国家文物局进行了会商，依据三峡工程的模式，对三峡文物保护实行“先规划，后实施”的保护方略。也就是先对文物进行总体规划，待规划批准后，再按规划的内容实施。这是一套符合科学发展的管理模式，其优势是以发展的角度提前将保护工作的内容进行周密的设定。

 

在三峡文物保护之前，“先规划，后实施”的模式还没有在我国文物保护中普遍运用，这是因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一直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对于文物，特别是地下文物，抢救是第一位的，包括裸露、损坏、人为破坏的文物，也包括基本建设中不能避开的文物。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国力所限，基本建设规模都相对较小，所涉及的文物也不是很广泛，如涉及有文物，也多以立项的形式保护，系统地进行规划，再按规划内容进行保护的模式还没有先例。三峡文物保护就有所不同了，它是为配合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而开展的文物保护工程。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除进行三峡大坝的建设外，还要建成浩大的三峡水库，22个区县，660千米的沿江区域均是水库的蓄水区，移民、环保、地质、道路、交通以及文物保护等都是水库建设的基本内容，要完成庞大的建设任务，建立一套科学有序的管理模式非常必要。“先规划，后实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国务院三峡办、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开发局会同国家文物局根据三峡工程建设需要制定的基本管理模式，被应用在了包括文物保护在内的三峡各附属工程。

 

“先规划，后实施”的意义

“先规划，后实施”在当今看来，或者是从当时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建设角度来看，是非常普通的基本模式，但对于当时的三峡文物保护而言，有着现实的需要。

 

第一，按照三峡工程的建设目标，坝区上游的区域将形成1084平方千米的三峡水库，延绵660千米的22个县（区）的沿江区域均是淹没区。对于如此大范围的文物进行保护，没有周密的先期规划，很容易出现无序的局面。

 

第二，有着绮丽风光的三峡地区，作为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文化通道，保留有大量自远古以来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不仅具有不可再生的珍贵性，还蕴含有贯穿中国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古代元素和浓郁的地方文化元素，它们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保护这些文化瑰宝，必须采取慎之又慎的保护策略，规划先行的模式是最谨慎的保护模式。

 

第三，由于三峡地区的交通不畅和经济落后等原因，使三峡地区的文物长期处于封闭和不明朗状况。在三峡工程开工之际，淹没区有多少文物，文物的具体位置等都没确定。因此，先期探明文物“家底”的模式，适合三峡文物保护。

 

第四，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对文物的认识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不可再生的珍贵性还没被社会广泛认同。客观上，三峡文物保护需要有一个提高认识的过程，规划先行模式的运行正好为实施阶段预留了提高认识的空间。实践证明，在规划阶段进行的文物保护观念讨论，解决了意识形态的认识问题，一些对文物保护不利的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一些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政策得到了初步的确定。

 

总之，“先规划，后实施”管理模式的运用，不仅顺应了三峡工程建设的管理体制，也为三峡文物保护建立了一个科学有序的保护平台，这个平台既有发展的预期性，又有解决问题的时效性，使繁缛复杂的保护工程变成了井然有序的程序工程。“先规划，后实施”的模式不仅适用于三峡文物保护，也适用于其他大型文物保护工程。自在三峡运行后，被全国各大型文物保护工程借鉴和应用，如南水北调工程和西气东输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大遗址文物保护、大运河文物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的文物保护和各大城市的文物保护等，都在以规划先行的模式运行。如今，“先规划，后实施”已经成为我国大型文物保护工程的基本管理模式。

 

本文由孙莉 摘编自 郝国胜 著《三峡文物保护研究》“ 第三章 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内容有删节、调整。

 978-7-03-057401-5

本书以作者参加三峡文物保护全过程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以课题研究的方式对三峡20 余年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内容包括三峡文物状况和价值，《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三峡文物保护管理体制的特点和效能，三峡库区19 个受淹区县的地面、地下文物保护状况，白鹤梁水文题刻、张桓侯庙、石宝寨、屈原祠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概况，三峡文物保护特点、经验和创新内容等。本书以翔实的文物保护数据、精美的文物图片和文物保护现场照片，展现了三峡文物保护成果，回溯了三峡文物保护历程；并以“文物工作者的奉献”为题，彰显了文物工作者的奉献精神。

三峡文物保护不仅是一项跨世纪的文物保护工程，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通过三峡文物保护，凝聚了三峡文化软实力，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实现中国文化强国梦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