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本体论视角下的旧石器技术研究-研究前沿 -

研究前沿

技术本体论视角下的旧石器技术研究

原作者: 周玉端,李英华 | 发布时间：2024-5-6 21:05 | 查看: 86 | 发布者: coolcool |

摘要: 旧石器技术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旧石器考古学界兴起的研究领域，直至当今仍然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近十几年来，旧石器技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被逐渐运用到中国的考古材料上，国内学术界对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旧石器技术研究中最为显著的进展体现在技术本体论方面。然而，由于先前研究者对相关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侧重于解释具体的术语 ...

旧石器技术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旧石器考古学界兴起的研究领域，直至当今仍然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近十几年来，旧石器技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被逐渐运用到中国的考古材料上，国内学术界对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1]。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旧石器技术研究中最为显著的进展体现在技术本体论方面。然而，由于先前研究者对相关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侧重于解释具体的术语含义和展示新的研究方法，对技术演化方面的关注较少，对技术本体论的介绍稍显不足，未引起学者们的充分讨论，限制了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学研究体系认识的深化。在此背景下，本文侧重阐释和讨论技术本体论思想及其相关研究实践，希望借此引起国内同行对旧石器技术研究的深层次思考，从而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

一、从本体论视角观察技术

在旧石器技术研究中，“技术是什么”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操作链”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广泛接受，“石器技术”成为旧石器考古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2]。然而，究竟什么是技术，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样的，它有无演化规则，这些涉及到本体论的问题直到最近20多年才开始得到一些思考与回应。

当面对一批石器资料时，早期研究者从杂乱无章的材料中提取的信息是相对外在的。19世纪的考古学家往往具有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背景，他们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命名、分类和描述[3]。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法国考古学家莫尔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和步日耶（Henri Breuil）对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分期则代表了一种新的做法和认识，即石器可以用来提供遗址的年代信息[4]。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意识到不同的石器组合可能代表不同人群或文化[5]。随着英美史前考古学由文化史描述转向文化过程阐释，又有学者强调不同石器组合可能代表同一人群在不同季节的不同功能组合[6]。20世纪60年代，随着前苏联考古学家西蒙诺夫（Sergei A. Semenov）《史前技术》一书英文版的发表，微痕分析成为研究石器技术和功能信息的重要手段[7]。这些研究方法和阐释角度仍在目前的旧石器研究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不难发现，这些研究都是从外在的、非石器生产者的视角展开的，它们对石器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并不感兴趣。对研究者而言，石器只是古人类用来应对环境的工具，通过分类、命名和功能分析就足以认识它们。

然而，正如研究史上出现的对类型学的批评一样，石器工具的形态并不是稳定的、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被消减的过程[8]，其功能也并非如命名般确定且唯一，因为同一件工具可能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和作用对象，而不同的工具可能有着相同的使用方式和作用对象，因此无法从功能的角度去定义石器工具[9]。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些质疑，既然形态和功能并不总是稳定的，那么它们就是这种技术物的偶然属性。研究者不能通过石制品的形态、尺寸、重量、功能等偶然属性给工具定性，定义工具必须回到它的“本质”，即以一定的方式生产所需刃口并按照意图来使用。将石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是“操作链”理念所关注的，这个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技术学研究体系[10]。技术研究者关注石器生产的整个流程，通过“技术分析图”和“操作链”来展示其技术过程，由此揭示出隐藏在杂乱无章现象背后的人类认知体系。技术本身并不是直接呈现的，而是需要对每件石制品进行阅读，判断每个打击片疤背后的人类意图，并整合所有材料才能得出结论[11]。虽然人造技术物是技术研究的起点，但不能将技术等同于技术物。

技术只有在技术物上才能得以显现，只有技术物才能给予我们对技术的原初感知，技术物是技术必要的载体，但它不是技术“本身”[12]。石器产品即是技术物品，是技术物化的结果，因此研究者实际上无法直接感知石器技术本身以及它的存在状态。这在勒瓦娄哇（Levallois）石核的研究史中得到过充分体现，它从最初被当作某种形态的石核（比如龟背状石核）[13]，到被认为是一种特定的石器打制方法[14]，再到被认为是一种打制概念和结构[15]，并处于特定的结构演化阶段[16]。研究者认识它的方式经历了很多变化，从直观的形态呈现，到技术分析，再到结构分析和技术本体论的认识。这是从现象到本质的探索经历，也是放弃形态类比转向技术-逻辑分析的过程，如此才能够将其还原成一种抽象的“打制概念”。如果仅仅通过外在形态去感知和定义它，就容易将不同打制概念的石器技术产品误作性质相同的技术，因为外在视角的认知方式无法揭示打制者的技术知识[17]。因此，如果要理解技术，就必须回到技术本身，通过内在视角揭示技术自身存在的逻辑，这构成了技术研究的本体论视角，它旨在把复杂多样的外在面貌还原成抽象简洁的技术世界，从而实现对技术本身更加深刻的认知。

以C类简单石核为例，假设遗址中发现了三个整体形态不同的石核（图一，5），从上述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它们，研究者将得到截然不同的认识。类型学研究者往往会根据这些石核的形态或台面数量将其描述为不同的石核，而技术研究者从结构的角度发现它们有内在一致性。首先，打制者选择的原料虽然整体上具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图一，1），但是这三个石核上的某一部分具有相同的形态、结构和技术特征（图一，2），这一部分由于具有合适的台面和剥坯面而被打制者用来剥片，产生一个剥坯序列（图一，3），此时打制者可能会丢弃这个石核，也可能会在石核的其他部位继续寻找合适的台面与剥坯面，以生产所需的石片毛坯（图一，4），最终石核被废弃，直到被考古发现（图一，5）。从石核结构和利用方式的角度看，这三件石核没有本质区别，都属于对石核的简单利用，打制者没有对石核进行整体预制后再剥坯生产，而是通过寻找和利用自然存在于原料上的一部分来剥坯，石核上的一部分是有用的，其余部分是无用的。这类石核被技术研究者称为C类石核，它在整个石核结构体系中被归入分离的结构，因为其“有用部分”与“无用部分”是分开的，各自独立互不干扰，各个剥坯序列之间也是相对独立的[18]。

图一 C类石核的结构特征与利用方式

二、从抽象到具体：技术物演化的内在法则

对于技术物品，哲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内在的视角来审视其存在方式和演化法则，这种视角启发了最近20多年的旧石器技术研究，即对技术谱系的探索。

根据哲学家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对现代技术物品的研究，“技术物的本质和演化只能够在其‘生成’（Genèse）中去定义，个体技术物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有其‘生成’过程，它的‘生成’是其存在的一部分”。“生成”的概念也就意味着“谱系”（Lignée）的存在，而这种“谱系”类似于生物种系[19]。西蒙栋认为技术物的本质就是“谱系”，它是稳定而连贯的存在，因此技术物的本质只能在其“谱系”中被认识，这种“谱系”在技术物上会表现为一系列功能和结构上的内在发展，直到达到饱和（Saturation）状态[20]。技术“谱系”被德福吉（Yves Deforge）进一步定义和发展为“一个历时性框架下有着同样使用功能和原则的技术物”，因此如果要理解技术物，就需要将其放在“谱系”内的“前”和“后”之间来看待它[21]。西蒙栋认为，在一个技术谱系的两端存在两种类型的技术物，抽象的技术物和具体的技术物。“抽象的技术物是原始的，距离构成一种自然系统还有很远的距离；相反，具体的技术物是进化了的，更接近于自然物的存在方式，它会趋向于实现内在的连贯性和封闭性。这种从抽象结构向具体结构发展的过程被称为‘具体化’，通过具体化，最初的人工技术物变得越来越和自然物相似”[22]。在抽象的、原始的技术物品中，它的每一个结构都承担着一个确定的功能，各安其分，而当技术物变得具体化之后，一个功能的实现是通过数个不同结构协同作用完成的。技术物具体化的本质是不同功能结构亚单元的重新组织，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结构。在具体化的过程中，为了维护技术物自身的整体性及其功能的顺畅运行，必须解决各种障碍和问题，技术物会将其外部的、起到均衡作用的“关联场域”（Milieu Associé）整合到自身的运作当中，从而变成自身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此，技术个体内部技术要素之间，以及技术个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形成一个整体的、稳定的系统[23]。

在本体论视角下，技术物的演化是由其内在的技术属性所主导的。抽象的技术物其本身“不完美”，外在的社会、经济等因素能够起到改变演化速率的作用，但不能决定演化的方向，即“具体化”。技术物的抽象结构和具体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两个端点，而是指技术物演化发展的方向[24]。技术物从抽象结构向具体结构发展的具体化现象被西蒙栋称为技术物的演化法则，而德福吉还补充了其他的演化规律，比如技术物的体积会变得更小、质量更轻、反应时间更短和更加便宜[25]。但是，技术物的演化还表现出“过分发达”（Hypertélie）的现象，它会赋予技术物一种夸张的特化结构，对其使用状况或生产过程的稍微改变都会导致其不适应[26]。也就是说，“过分发达”的技术物有着特定的使用环境，其生产对应特定的结构，一旦主体（人）违背其使用环境或改变其生产的结构，那么这种技术物就无法适应了，也就失去了原来的目的。比如，如果用整合结构的石叶石核来生产普通石片，那么就违背了该石核原来的目的，从而导致其结构的失效；再如勒瓦娄哇石核的消失，这种石核只能生产数量有限的石叶产品，无法像石叶石核那样批量生产石叶，因此当古人类的需求转向石叶产品时，勒瓦娄哇石核由于结构特化，并不能够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所以会被逐渐放弃[27]。

技术物在不同时空背景中常常呈现出不同速率的具体化周期。当代技术物的具体化可能在一代人中就完成了，而史前时期可能需要数千年或上万年才能完成，因此这个过程在史前社会中不会被人类个体所感知到。对于相同的技术谱系，具体化的周期在不同时空中也可能有着不同表现。从技术-逻辑的角度看，当达到具体化的阶段后，这个谱系可能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但最终会被其他的谱系所取代[28]。虽然技术物内在的演化“法则”规定着演化的方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决定是否生产、修改、转向或停止该谱系的主体是人类群体[29]，即技术物的演化“法则”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历史事实。

西蒙栋和德福吉关于技术物品存在方式、演化法则与谱系的本体论视角启发了旧石器技术研究者从技术-逻辑的角度来探索石器工具及其生产方式的演化。这种内在视角的特点在于研究者只需要关注石制品本身，而暂时不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技术物（如石核与工具）结构演变的现象。

三、辨析石器技术变化：本体论与历史性视角的结合

虽然从本体论的视角看，技术物的演化方向是从抽象到具体，即从分离的结构到整合的结构，但是人类历史却可能会展示出非常多样的技术事实。一个遗址从早到晚的地层序列可能会呈现出偏离本体论（技术-逻辑）的历史事实，如谱系的中断、融合、分岔乃至退化到更加原始的阶段[30]，这些情况是由诸多外在因素导致的，如社会、经济和环境甚至是人群等[31]。阐释某地的技术变化往往需要宏观的时间尺度，技术研究者采用两种不同视角来看待技术变化，即本体论视角和历史性视角。如果从历史性视角看到的结果与本体论视角一致，那么技术演化就可以解释为本地的演化，而不诉求于外来因素，如外来人群带来了新的技术。如果两者不一致，出现“异常”现象，解释这种“异常”现象就需要从外部角度来考虑，如人口迁移、环境变迁等。因此，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理遗址中观察到的技术变化是本地演化的结果还是外来因素导致的。将石器放入其所在的谱系中去理解，并观察其技术-逻辑上的前、后阶段在遗址和区域内是否存在，那么就可以对技术变化的性质做出判断，如图二展示的六种可能性[32]。

图二本体论与历史性视角结合解释区域性技术变化

在这两种视角的帮助下，旧石器技术研究者对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趋同、传播、演化或停滞等现象进行了更加深刻和富有逻辑性的讨论。关于阿舍利工业的技术研究和谱系分析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阿舍利工业主要以两面器为代表，因此两面器成为许多研究者判断石器工业性质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然而，两面器的技术分析表明这种技术物品存在两种不同的结构-功能特性：一种是两面式毛坯（Pièce Bifaciale-Support d’outils），它具有生产多组技术-功能单元的潜力；另一种是两面式工具（Pièce Bifaciale-outil），它只有一对技术-功能单元组合。从结构上看，这两种类型的两面器有着截然不同的演化轨迹，两面式毛坯实现了从抽象结构到具体结构的演化，变得越来越整合（图三），各个部分的协同作用不断加强，体积变小，甚至出现新的使用方式（装柄）；而两面式工具并不具有结构演化的潜力，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它自身结构特化导致的[33]。从本体论的视角观察世界范围内的两面器现象，可以发现同样的具体化过程在世界多个区域都出现过。非洲两面器的年代最早，但这是否意味着欧洲、近东和东亚的两面器技术都是非洲直立人传播而来的？对于这个问题，技术研究者结合历史性视角考察了世界各地的两面器现象，最终给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回答。

图三两面式毛坯从抽象结构向整合结构演化示意图

两面器在非洲出现的时间大概是170多万年前，最初是分离（抽象）的结构，至距今80万年前发展成整合（具体）的结构，即达到了结构演化的顶点，实现了结构的充分整合，而不再具有结构演化的可能性，但可以向着体积更小的方向发展。西欧最早的两面器出现于70多万年前，是抽象结构的两面器，在距今约30万年前也演化成整合的结构，这里只用了40万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两面器演化的不同阶段。如果西欧的两面器是从非洲传播而来的，那么它在欧洲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应该是整合结构的两面器，而实际上考古发现的却是抽象结构的两面器。所以从技术-逻辑的角度看，西欧的两面器应该是独立发明和演化的。类似的现象也很可能发生在近东地区。但是东亚地区的情况却非常不同，这里的两面器技术出现于约80万年前，它被延续使用到晚更新世晚期，却一直没有出现结构上的重大演化[34]（图四）。因此，从技术-逻辑和历史的角度看，非洲以外的两面器可能并非都是非洲阿舍利工业传播的结果，非洲、欧洲和东亚的两面器有着不同的演化周期，它们在不同大陆、不同时间内的出现可能反映了技术和类型的趋同，而不一定是技术思想或人群传播的结果，其复杂性可能要远远超过传播论。沿着这种思路，也许可以为中国的两面器现象提供一个更加符合逻辑的解释方案。

图四本体论视角与历史性视角下的两面器演化现象

由于中国目前发现的两面器大多属于“两面式工具”而非“两面式毛坯”[35]，“两面式工具”在结构上属于特化现象，其本身并无演化的潜力，所以自然难以出现结构进化，这导致中国发现的两面器技术看起来少有进化，甚至是给人以“停滞不前”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路径的选择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来的技术面貌。另外，进一步的分析还可能对解释两面器之后的石器工业有所启示。如由于整合结构的“两面式毛坯”的制作需要对原料进行整体修型和准备，然后加工刃口，而拥有这种技术水平的人群也具备生产勒瓦娄哇石核的能力。两者的共性是都需要先经过大量的整体准备工作从而获得特定的两面式毛坯或石核结构，考古证据也表明勒瓦娄哇石核的分布区域在更早的阶段往往也存在这种两面器工业[36]，而东亚地区缺乏整合结构的“两面式毛坯”，这也许是该地区没有独立发展出“勒瓦娄哇”概念和技术的重要原因[37]。

技术本体论提供了观察技术变迁的内在视角，结合历史性视角可以帮助解释区域性的技术变化，尤其是涉及到人群交流迁移的问题。不过，该问题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假设前提，即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人群[38]。在考古学史上，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代表或等同于特定人群是一个争议性话题，类似问题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也曾出现过，如博尔德（François Bordes）与宾福德（Lewis R. Binford）等人关于莫斯特文化多样性的争论[39]，虽然他们的争论建立在石器类型学基础上，但是技术研究必然面对同样的问题，因为它也涉及到从物质遗存到人群的推理过程。技术研究者认为技术可以暗示或代表特定人群，那么这种关系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呢？

在技术研究者看来，打制石器的技术实际上是人类对原料的改造方式[40]，它涉及到人群拥有的相关知识[41]，比如打制石器时的概念、方法、工艺和流程等层次的认知[42]。这一系列的知识是打制者从小就学习到的，这些学到的知识很少会被他们质疑，因此会比较稳定地存在于该群体中，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保留下来，成为这个群体的技术-文化遗产和记忆[43]。这种打制石器技术知识在该群体中的代代传承可以被称为这个群体对此的“后种系发生的记忆（Epiphylogenetic Memory）”，技术也就是这种“后种系发生的记忆”的呈现，它通过个体的学习和积累而得以遗传[44]。虽然群体记忆在个体记忆之前就存在，个体会受到群体记忆的影响，但是个体在学习和继承这种记忆的时候，仍然会发展出一些不确定性[45]。因此，技术的多样性表达往往就是人群多样性的体现。

在技术本体论的视角下，宏观的技术演化法则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或否定人的作用，也不是认为技术像生物那样自我发展、独立于人类的选择，而是说技术物有着自身结构的限制和约束，技术演化在这里并非一个历史性或人类学的观念，而是逻辑上的观念，人在技术物具体化的过程中的角色是“操作者”，而不再是“发明者”[46]。虽然技术物的内部要求会使其遵循着一定的演化方向，即从抽象到具体、从分离到整合的结构，但技术物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将会如何演变是无法被预测的，它可能会进化，也可能会遭遇退化或停滞，因此不能将技术-逻辑上的演化“法则”等同于历史现实中的“决定论”。对于技术物来说，其内在的演化法则与历史情境中的外在因素并不是谁更加重要的问题，而是外在因素如何对内在结构发生作用的。因此，对于区域或遗址地层中的石器技术变化的分析不能再简单地归结于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气候环境、外来技术与人群等，而必须要揭示出外在因素究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影响技术变迁的内、外因素的地位并不平等，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即便是拥有相同技术的不同群体，他们在面对相同的人群、社会、经济、环境等遭遇时，做出的选择也可能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当面对相同的技术需求时，不同人群也可能采用不一样的应对方案。比如对于石叶的需求，有的群体使用勒瓦娄哇石核来生产，有的采用非整合结构的石核来生产，有的则采用严格意义上的石叶石核来生产[47]。

因此，解释技术变迁必须要考虑到内、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不能简单地将其原因归结为“环境变化”或“新人群的到来”，还需要考虑技术内在的要求、约束和适应能力[48]。即便传播事件是存在的，也还要考虑传播所造成的结果，传播来的技术是人群的直接迁移，还是这种技术思想被当地人全盘接受并放弃自己原来的技术，抑或是经过本地人对其一定程度的改造？它是否经过长期的传承而被本地人最终接受？这也是衡量传播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然而，研究者常常将技术传播描述为新的技术如入无人之境，理论上这显得有些不符合历史情境，可能忽视了本地人面对新技术时做出的反应。环境变迁对于史前人群的生存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是环境变化传导到技术领域并引起技术的变迁需要更加有逻辑性的论证，环境变化导致的新技术需求是什么样的？原来的技术物，即工具及其生产方式，为何变得不适应了？在相对稳定的环境状况下，技术也会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吗？其实，气候变迁往往有着千年的尺度，这能够给所有纬度的人群留下比较充足的反应时间以应对变化，因此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不同人群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技术知识和传统做出相应技术反应的[49]。

四、讨论与结语

通过对本体论视角在旧石器技术研究中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视角具有独特之处，以及它对于扩展石器研究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流行经验主义研究的英美学术界，技术物常常被当作一个外在的、被使用的工具，而不愿意将技术放在与人对等的地位去看待[50]。在这种认识论的主导下，研究者对石器采取定量分析、微痕分析、实验考古、残留物分析等手段，以及采用外在因素解释技术变迁，而不去探索石器工业的生产逻辑和技术演化逻辑。虽然不能否定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史前人类行为、生计方式的重要贡献，但是从研究过程和结果的角度看，它们却容易使研究者陷入对更新世人类日常生活细枝末节的争论之中，对石制品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偶然属性的比较上，难以获得普遍性的答案[51]。正因如此，旧石器技术研究没有止步于具体的实证研究，而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的讨论是技术研究深入发展和贡献考古学理论的必然之路。

讨论技术演化对于考古学来说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课题，在丹麦史前学家汤姆森（Christian J. Thomsen）提出“三期说”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52]。莫尔蒂耶和步日耶对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分期，克拉克（Grahame Clark）的技术模式[53]，都从不同角度涉及到技术和文化的演化。但是，他们均是从石器（技术物）的外在形态或材质特征来讨论演化的，演化是单线的、自然式的，并向着更加高级的方向发展，其本质是有选择地描述部分石器，以构建一个理想的、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技术进化观。然而，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表述却往往被广泛接受和引用，其背后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简化的模式更加容易让人理解，而20世纪人类技术的快速发展强化了人们对于技术“进化”的信念，所以会认为史前时代也存在技术的不断进化。但是，人类文化和选择的多样性、复杂性是无法用“进步”来简单描述的[54]。

人类已经有300多万年的技术发展史，但是研究者不具有旧石器时代绝大部分的技术记忆，因此感知这些技术的存在及其特征十分困难。不同时代和不同学术传统的研究者采取了不同的研究策略，他们对同一类技术物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对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技术是我们能够讨论文化演化的最佳角度[55]。随着新的认识论，即关于分析和感知史前技术物的方式的出现和运用，技术物本身不宜再被仅仅视为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媒介，即具有某种用途的工具，或通过形态来完成文化分类，还需要看到它们是有着自身内在结构约束和发展潜力的主体。

虽然技术研究得益于“操作链”思想的奠基，但是对技术本体论的探索使得旧石器技术研究超越了“操作链”分析，推动了旧石器技术研究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56]。技术本体论的研究视角对于国内研究者而言是比较陌生的，我们对英美国家的经验主义研究更加习以为常[57]。通过本文的阐述，可以发现这种视角的确提供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为解释世界范围内的旧石器技术现象做出了重要贡献。鉴于该理论在旧石器技术研究中仍然处于发展探索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需要完善和明确的地方，比如，如何区分不同的技术谱系？如何划分谱系中具体化的阶段？从具体化的角度看，衡量技术阶段的标准是技术物的结构整合程度，但它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会存在疑问，这些可能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地方。

附记：本研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资格证书编号201806270228）。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杨濡僖协助制作了部分插图，并对文章进行了阅读和修改，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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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李英华等：《法国旧石器技术研究概述》，《人类学学报》2008年第1期。

b.李英华：《旧石器技术：理论与实践》第15～7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c.周玉端、李英华：《从遗物展示到技术阐释：法国旧石器绘图方式的变迁和启示》，《考古》2019年第2期。

d.周玉端、李英华：《旧石器类型学与技术学的回顾与反思》，《考古》2021年第2期。

e.周玉端等：《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砾石工具的技术-功能分析及相关问题》，《考古》2023年第1期。

f.李英华等：《海南三亚落笔洞遗址石器工业新研究——与东南亚和平文化遗址的比较》，《考古》2020年第1期。

g.李英华等：《越南和平文化石器技术分析及对华南东南亚砾石石器工业研究的启示》，《南方文物》2020年第5期。

[2]陈虹、沈辰：《石器研究中“操作链”的概念、内涵及应用》，《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 De Perthes M. B., Antiquités Celtiques et Antédiluviennes: Mémoire sur l’Industrie Primitive et les Arts à Leur Origine, Vol.2, Paris: Treuttel et Wurtz，pp.1-628，1864.

[4] a.De Mortillet G., Classification des Diverses Périodes de l’Âge de la Pierr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nthropologie et d’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s, Compte Rendu de la 6ème Session, Bruxelles, 1872, Bruxelles: Typ. De M. Weissenbruch, 1873.

b.Breuil H., Les Subdivisions du Paléolithique Supérieur et Leur Signification,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nthropologie et d’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s, Compte Rendu de la 14ème Session, Genève, 1912, Tome 1, Genève: Imprimerie Albert Kündig, 1913.

[5] a.Bordes Fr., Essai de Classification des Industries «Moustérienne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de France, Vol.50, No.7/8, 1953.

b. Bordes Fr., Mousterian Cultures in France, Science, Vol.134, No.3482, 1961.

[6] Binford L. R., Binford S. R.,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Functional Variability in the Mousterian of Levallois Fac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68, No.2, 1966.

[7] Semenov S. A., Prehistoric Technology: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Oldest Tools and Artefacts from Traces of Manufacture and Wear, London: Cory, Adams & Mackay, pp.1-211, 1964.

[8] a.Deetz J., Invitation to Archaeology,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pp.24-52, 1967.

b.Dibble H. L., The Interpretation of Middle Paleolithic Scraper Morph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Vol.52, No.1, 1987.

c.Frison G. C.,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Certain Chipped Stone Tools, American Antiquity, Vol.33, No.2, 1968.

[9] a.Boëda É., Testot L., Les Outils Peuvent-ils Nous Parler du Passé?, Rencontre avec Éric Boëda, Sciences Humaines, Vol.8, No.262, 2014.

b.Simondon G.,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 p.19, 1989.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c.[法]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著，裴程译：《技术与时间: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83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0] a.Audouze Fr., New Advances in French Prehistory, Antiquity, Vol.73, No.3, 1999.

b.Audouze Fr., Karlin Cl., La Chaîne Opératoire a 70 Ans: Qu’en ont Fait les Préhistoriens Français, Journal of Lithic Studies, Vol.4, No.2, 2017.

[11] Inizan M. -L., et al., Technologie de la Pierre Taillé, Préhistoire de la Pierre Taillée, Tome 4, Meudon: CREP, 1995.

[12] a.舒红跃：《人造物、意向性与生活世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年第3期。

b.舒红跃：《面向技术的实事本身》，《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期。

[13] Bordes Fr., Typologie du Paleolithique Ancien et moyen, Paris: Presses du CNRS, p.26,1988.

[14] Bordes Fr., Le Débitage Levallois et Ses Variante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Française, Tome 77, No.2, 1980.

[15] a. Boëda É., Le Concept Levallois: Variabilité des Méthodes, Paris: Editions du CNRS, pp.252-270, 1994.

b.Boëda É., Levallois: A Volumetric Construction, Methods, A Technique, The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Levallois Technology, Madison: Prehistory Press, pp.41-65, 1995.

[16] a.Boëda É., Technogenèse de Systèmes de Production Lithique au Paléolithique Inférieur et Moyen en Europe Occidentale et au Proche-Orient, Université de Paris X-Nanterre, Habilitation à Diriger des Recherches, pp.111-153, 1997.

b.Boëda É., Techno-logique & Technologie: 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France: @rchéo-éditions, pp.38-168, 2013.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7] a.Techno-logique & Technologie: 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pp.20-82.

b.Boëda É., Intégrer le Temps Long Pour Mieux Appréhender le Changement Technique en Préhistoire, Anthropologie des Techniques, Cahier 1, De la Mémoire aux Gestes en Préhistoire, Paris: Éditions l’Harmattan, pp.63-76,2019.

[18] Techno-logique & Technologie: 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pp.99-111.

[19]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20.

[20]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43.

[21] Deforge Y., Technologie et Génétique de l’Objet Industriel, Paris: Éditions Maloine S.A., p.109, 1985.

[22]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47.

[23]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p.56-57.

[24] Château J.-Y., La Technique, Genèse et Concrétisation des Objets Techniques dans“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de Gilbert Simondon, Philopsis, pp.1-36, 2010.

[25] Deforge Y., Postface: Simondon et les Questions Vives de l’Actualité,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 pp.269-333, 1989.

[26]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19.

[27] a.Boëda É., Paléo-technologie ou Anthropologie des Techniques?, Arobase, No.1, 2005.

b.Boëda É., et al., Levallois and non-Levallois Blade Production at Shuidonggou in Ningxia, North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No.295, 2013.

[28] a.Techno-logique & Technologie: 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pp.38-168.

b.同[27]a。

c.Manclossi Fr., De la Pierre aux Métaux: Dynamiques des Changements Techniques dans les Industries Lithiques au Levant Sud,IVe -Ier Millénaire av. J.-C.,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é Paris Ouest Nanterre La Défense, pp.22-31, 2016.

[29] Techno-logique & Technologie: 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pp.38-168.

[30]同[21]。

[31] Techno-logique & Technologie: 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pp.38-168.

[32] a.Techno-logique & Technologie: 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pp.38-168.

b.Manclossi Fr., et al., From Stone to Metal: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Decline of Chipped Stone Tool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from the Southern Levant (5th–1st Millennia B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26, No.4, 2019.

c.Chevrier B., Les Assemblages à Pièces Bifaciales au Pléistocène Inférieur et Moyen Ancien en Afrique de l’Est et au Proche‐Orient: Nouvelle Approche du Phénomène Bifacial Appliquée aux Problématiques de Migrations, de Diffusion et d’Évolution Locale,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é Paris Ouest Nanterre La Défense, pp.752-761, 2012.

[33] a.Techno-logique & Technologie: 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pp.38-168.

b.Boëda É., Dètermination des Unités Techno-fonctionnelles de Pièces Bifaciales Provenant de la Couche Acheuléenne C’3 Base du Site de Barbas I, Les Industries à Outils Bifaciaux du Paléolithique Moyen d’Europe Occidentale, Actes de la Tableronde Internationale Organisée à Caen (Basse-Normandie, France),14-15 Octobre 1999, Liège, ERAVL98, pp.51-75, 2001.

c.同[32]c。

[34] a.同[33]b。

b.Bodin É., Analyse Techno-fonctionnelle des Industries à Pièces Bifaciales aux Pléistocènes Inférieur et Moyen en Chine,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é Paris Ouest Nanterre La Défense et 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des Vertébrés et de Paléoanthrophologie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Chine), pp.547-559, 2011.

c.Boëda È., Prolégomènes, Le Concept Levallois: Variabilité des Méthodes, France: @rchéo-éditions, pp.17-27, 2014.

d.[法]博伊达（Boëda È.）著，侯雪梅译：《旧石器时代东亚、西亚之间的关系》，《第四纪研究》2004年第3期。

e.Moncel M.-H., et al., Assemblages with Bifacial Tools in Eurasia (Third Part), Considerations on the Bifacial Phenomenon throughout Eurasia, Comptes Rendus Palevol, Vol.17, No.1, 2018.

[35] a.同[34]b。

b.高星：《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与意义》，《人类学学报》2012年第2期。

[36]同[32]c。

[37] a.同[1]b。

b.李锋等：《贵州观音洞遗址石制品剥片技术辨析》，《人类学学报》2020年第1期。

[38]技术并不能对应固定的古人类（人种），尼安德特人和智人都可以生产石叶与勒瓦娄哇石核，同样的技术可以为不同的古人类所掌握。

[39] a.同[5]a。

b.同[6]。

c.Binford L.R., Interassemblage Variability-the Mousterian and the “Functional” Argument, 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 Models in Prehistory, London: Duckworth, pp.227-254, 1973.

d.Bordes Fr., De Sonneville-Bordes D., The Significance of Variability in Palaeolithic Assemblages, World Archaeology, Vol.2, No.1, 1970.

[40] Karlin Cl., Pelegrin J., Technologie, Dictionnaire de la Préhistoire, Paris: Quadrig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1074, 1997.

[41]这种知识具有先在性。实验举例而言，假如让不同的人画一台电脑，并且对电脑的具体情况没有任何要求，那么最后得到的画作不一定是一样的，不同人画出来的电脑的形态和结构可能千差万别，还可能有人根本画不出来电脑，因为他从来没见过电脑。这个实验带来的启示有三点：第一，绘出电脑的前提是绘画者大脑中对它的概念，没有这种先在的知识，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第二，每个人绘制的形态和结构不尽相同，说明个体的电脑知识也是存在差别的，受到他（她）所处的环境制约，比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第三，如果观察每个人绘制电脑的过程，可能会发现个体具有不一样的绘图方式和先后顺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和群体绘画技能和习惯的表达。如果把这个实验的内容换成打制石器，也可以得到类似的启示。

[42] Forestier H., Le Clactonien: Mise en Application d’une Nouvelle Méthode de Débitage S’inscrivant dans la Variabilité des Systèmes de Production Lithique du Paléolithique Ancien, Paléo, No.5, 1993.

[43] Boëda È., Approche de la Variabilité des Systèmes de Production Lithique des Industries du Paléolithique Inférieur et Moyen: Chronique d’une Variabilité Attendue, Techniques et Culture, No.17-18, 1991.

[44] a.《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206～209页。

b.Boëda È., et al., New Data on a Pleistocene Archaeological Sequence in South America: Toca do Sítio do Meio, Piauí, Brazil, PaleoAmerica, Vol.2, No.4, 2016.

[45]舒红跃：《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到存在之痛》，《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期。

[46] a.《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86～90页。

b.Guchet X., Évolution Technique et Objectivité Technique chez Leroi-Gourhan et Simondon, Appareil, No.2, 2008.

[47] a.Techno-logique & Technologie: 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pp.170-216.

b.同[27]b。

[48]研究者首先要确认技术确实发生了变化。不同研究者对同一个遗址的早、晚期石器工业的面貌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出现了技术变化，有的则认为技术并未真正发生变化，因此，对于研究者而言，第一项工作必须是准确定义技术，以确认其究竟有无变化。

[49]同[17]b。

[50] Guchet X., Toward an 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French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Classical Readings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New York: Springer, pp.237-256, 2018.

[51] Techno-logique & Technologie: 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pp.21-22.

[52][英]格林·丹尼尔（Glyn E. Daniel）著，黄其煦译，安志敏校：《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27～43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53] Clark G., World Prehistory: A New Out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69, 1969.

[54][美]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 Gould）著，范昱峰译：《生命的壮阔: 古尔德论生物大历史》第243～25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55] David É., Avant-propos, Anthropologie des Techniques, Cahier 1, De la Mémoire aux Gestes en Préhistoire, Paris: Éditions l’Harmattan, pp.15-16, 2019.

[56] a.Audouze Fr., Préface: Une Trajectoire Originale, Techno-logique & Technologie: 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France: @rchéo-éditions, pp.8-13, 2013.

b.Forestier H., Préface: Le Levallois, Eric Boëda et le Concept, Le Concept Levallois: Variabilité des Méthodes, France: @rchéo-éditions, pp.9-16,2014.

c.Forestier H., La Technologie Préhistorique par l’Équipe AnTET, vers une Nouvelle Épistémè?, Anthropologie des Techniques, Cahier 1, De la Mémoire aux Gestes en Préhistoire, Paris: Éditions l’Harmattan, 2019.

[57]姚大志：《当代法国技术哲学概述》，见《第六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2012年。

作者：周玉端李英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 2024年第2期

责编：昭晣　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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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玉端

• 周玉端；李英华：旧石器类型学与技术学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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