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轱山遗址最早阶段遗存的性质，报告认为大溪文化和堆子岭文化“在车轱山遗址中共生共灭，在该遗址中都具有鲜明特色，相较而言，堆子岭文化的特色似乎更胜一筹”。具体来说，2016-2017年发掘的第7-10层及开口在这些层位下的遗迹、1983年发掘第6层大部分遗存和第5层少部分遗存，都属于堆子岭文化遗存。常见陶器组合为鼎、豆、钵，有少量白陶和彩陶。2016年第7层器形统计表显示，鼎占50%，豆钵类占34.1%，白陶占1.3%。鼎足形态多样，多为宽扁高足，常在足根部饰按窝、弦纹、戳印纹、刻划纹等，以弓背鼎足最具特色。豆柄和圈足特色鲜明，豆柄常分节，又或呈算珠形，装饰弦纹、镂孔、刻划纹等。有少量饰戳印纹的白陶盘或豆，彩陶纹样以条带状或网格状居多。大溪文化因素较少，主要见于1982年发掘简报公布的早期遗存，典型器物有宽折沿圜底彩陶釜和曲领彩陶罐。也有少量油子岭文化因素，如TS03W04第7层有一件壶形罐，口部虽残，但腹部特征与油子岭文化的细颈壶极为相似。1983年发掘的T4⑥：1陶瓶、T4⑥：2石铲（钺），T4⑤、T5⑤出土的瓶、壶、罐、簋等也是典型的油子岭文化器物。总之，车轱山遗址最早阶段遗存以堆子岭文化为主，同时包含少量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因素。

距今6000年左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澧阳平原和峡江地区所在的西部是大溪文化的势力范围，北部江汉平原分布的是油子岭文化，东南的湘江流域则主要是堆子岭文化的分布区。三种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流、碰撞，湘东北地区是三种文化的交汇之处，也是碰撞的中心。车轱山遗址同时出现三种文化因素，正是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具体体现。

这点在车轱山遗址表现得尤为明显。该遗址共有200多座油子岭文化墓葬。多数墓葬缺失层位关系，无法提供具体层位学依据，但若干随葬陶器具有鲜明的油子岭文化特征。陶器绝大多数是非实用的小型明器，而且有固定的组合，以泥质黑陶或灰陶的鼎、豆、罐、壶、瓶、簋和曲腹杯最为常见。随葬的实用器主要有石钺和纺轮。随葬品数量有差异，最多的十几件，少的仅1件或没有随葬品。

值得注意的是，车轱山遗址只发现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墓葬，而不见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地层和其他遗迹。我们注意到，2016-2017年的中部发掘区堆子岭文化时期遗存相对较厚，包含第7、8、9、10四个文化堆积层，而目前发现的堆子岭文化其他遗址文化堆积普遍比较单薄，以邻近的青山遗址为例，只包含两个文化层，而且出土遗物看不出明显的早晚关系。

因此我们大胆推测，车轱山遗址目前归入堆子岭文化的部分遗存很可能是油子岭文化人群使用的，这部分人群是外来的族群，他们在生活上融入了当地，使用本地生产的陶器，但是在葬俗方面坚持自己固有的传统，使用小型明器随葬。这表明文化交流、碰撞之后的文化融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旧有的传统仍然会存在，新的文化因素只能逐渐渗透。油子岭文化作为稍晚的、外来的文化因素，从江汉平原扩展到湘北地区，一方面在生活上适应本地堆子岭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葬俗上带来了北方新的文化因素。新旧传统交锋的结果，是新的文化因素占据上风，逐步完成文化融合。

车轱山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居址和墓葬出土遗物面貌上趋于一致，典型器物组合是弦纹高领罐、双腹豆、双腹碗、圈足杯和斜腹杯。也有少量壶、瓶类器，这延续了油子岭文化的因素。车轱山遗址中豆和壶的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特征鲜明。如豆除了双腹豆之外，还有折壁浅盘豆、内折沿敛口豆、外折沿盘形豆，豆柄或圈足多装饰圆形、椭圆形、三角形或月牙形成组镂孔。壶有小口、大口、细颈、粗颈、圆鼓腹、扁腹、折腹、平底、圈足等多种不同形态。这些特征与汉东平原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屈家岭类型有差异，而与澧阳平原和汉西地区屈家岭文化相似，应当归属为屈家岭文化划城岗类型。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长江中游，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统一，但各个地区又有自己的特色，“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个时期社会内部的具体组织机制我们还不是十分了解，但无疑是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发展力的组织模式，使得屈家岭文化成长为非常强盛的考古学文化。北上逐鹿中原，东进渗透到江淮下游地区，向西深入到峡江和沅水中上游的山区，分布范围广阔，是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鼎盛时期。最显著的表现是这个时期在长江中游发现了20余座史前古城，以石家河古城规模最大，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车轱山遗址东北十余公里处的长江南岸，此时也新建了一座七星墩古城，这座古城具有“外圆内方”的双城结构，出土漆木器、船桨等极具江南特色的精美文物，是湘东北地区5000年文明的典型代表。

前一个阶段车轱山遗址与洞庭湖周边的其他遗址同属于一个地方类型，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个区域独立成为一个单独的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车轱山类型。这个类型流行足面饰凹槽或凸棱或刻划纹的宽扁鼎足、夹砂红褐陶厚胎的大口尊或缸、宽折沿绳纹圜底釜等，夹砂红褐陶数量占比较多（车轱山遗址第6层夹砂红褐陶占16.2%，第5层夹砂红褐陶占22.3%）也是这个类型区别于其他石家河文化地方类型的显著特征。

石家河文化时期车轱山遗址诸多文化面貌尤其是陶器特征体现出守正创新的特点。一方面延续本地堆子岭文化以来的传统，如宽扁鼎足足面上的各种纹饰。另一方面，在足面装饰上创新，发展出刻划短浅槽的“麻面”、凸棱、凹槽等纹饰。夹砂陶缸自大溪、堆子岭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并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除了数量增多，更为常见外，形态也更加多样，有直口直腹、折沿直腹、圜底、平底等多种不同形态。圜底釜同样在本地有悠久的传统，车轱山遗址这个时期的陶釜周身装饰绳纹或篮纹，与之前有明显区别。陶鬶、陶塑动物等也是新出现的器型，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并非本地独有特征。

报告把车轱山遗址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遗存暂时归入孙家岗类型，但也注意到车轱山遗址所在的湘东北地区与孙家岗类型存在不同，如孙家岗遗址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车轱山则流行瓮棺葬，车轱山遗址出土较多夹砂红陶管状筒形器，仅在相邻的七星墩遗址有所发现，而不见于同时期其他遗址。七星墩遗址还发现铜矿石、类型多样的玉器等一批新的文化因素，代表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文化创新。

总之，车轱山遗址各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的缩影。距今6000年左右，长江中游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堆子岭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融合，可能存在军事冲突，但更多的可能是文化互鉴。距今5500年左右，来自江汉平原的油子岭文化，成为三方角逐的胜出者，以墓葬明器为代表的典型油子岭文化因素逐步渗透到长江中游大部分区域，初步完成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整合。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出现文化一统的局面，其内部虽然存在若干地方文化类型，但似乎通过某种方式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并且不断向北向东扩张，“逐鹿中原”，盛极一时。距今4500年左右，长江中游内部地方类型分化更加明显，车轱山遗址所在的湘东北地区独立成为石家河文化车轱山类型。此时的石家河文化内部凝聚力减弱，对外自然也无力扩张，其对外影响力明显不如屈家岭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不断交流互鉴过程中，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继续创新，发展出以玉人像、玉蝉为典型代表的肖家屋脊玉文化系统，并进而影响中原、北方和东方的诸文化，成为华夏文明整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