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林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祝丰镇唐林村北，西南距常德市约50公里，南距西洞庭管理区约3公里。遗址南接杭瑞高速，北近白芷湖，东距澧水约12公里。遗址所在地为平原地貌，周围河网、池塘、湖泊密布，水系发达，地表种植观赏树木、橘树及农作物等(图一)。图一 唐林遗址全景（航拍）　　2010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2012年定为常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3月，当地村民在遗址西部

　　唐林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祝丰镇唐林村北，西南距常德市约50公里，南距西洞庭管理区约3公里。遗址南接杭瑞高速，北近白芷湖，东距澧水约12公里。遗址所在地为平原地貌，周围河网、池塘、湖泊密布，水系发达，地表种植观赏树木、橘树及农作物等(图一)。

图一 唐林遗址全景（航拍）

　　2010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2012年定为常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3月，当地村民在遗址西部修建鱼塘，挖出大量新石器晚期石家河文化和西周、宋元时期的遗物，对遗址造成破坏，2016年4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对该遗址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发掘之前对遗址进行了整体钻探，采用按点打孔的方法，先用RTK布设钻探点，点与点之间间隔5米，布点区域略大于遗址范围，再用洛阳铲按照钻探点的实际位置依次钻探，根据现场钻探发现，在可能存在遗迹区域适当增加钻探点，确定遗迹边界。每个探孔均填写钻探记录表，拍照留档。通过钻探，得出以下几点认识：1.确定了遗址范围和面积，遗址西部和南部被现代民居、道路、池塘等破坏或叠压，南部地表还有桔园，北部被现代墓群叠压，东部不超过杭瑞高速公路。唐林遗址大致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60米，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2.遗址西部可能存在一条南北向的壕沟；3.遗址东北部疑似建筑区；4.堆积最厚的区域位于遗址中部偏北。

　　遗址发掘工作始于2016年3月31日，止于2016年8月25日，历时148天。发掘分两个阶段进行，先后布方两批。共发掘探方17个，探沟1条，实际发掘面积316平方米。

　　第一阶段工作截止于2016年5月14日，我们根据钻探结果，在遗址堆积最厚的中部布设4个探方进行试掘，规格5*5米，采用象限法编号，分别为T1621、T1622、T1721、T1722。布设这批探方的目的是初步了解遗址地层堆积情况和文化特征及年代。该批探方发现了一批灰坑，但由于早期遗存被破坏严重，出土文化遗物并不丰富，不能充分揭示遗址的文化特征，有必要扩大发掘面积。

　　总结第一阶段的发掘经验后，2016年7月21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民族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三家单位组成唐林遗址考古队，再次对遗址开展发掘，在遗址中部偏东的位置布设探方13个，规格5*5米，编号T1918、T1919、T2018、T2118、T2019、T2120、T2119、T2219、T2220、T2320、T2319、T2419、T2420。布设这批探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采集更多标本，进一步明确遗址文化内涵；二是整体揭露遗址建筑区域，了解房屋建筑形式、布局结构等。另外，还在遗址西部疑似壕沟的位置布设一条探沟，宽2米，长20米，编号TG01，目的是弄清楚壕沟是否存在以及其形制结构等。该批探方除发现一批灰坑、灰沟外，在遗址东北部揭露了一大片用黄土和红烧土堆筑的土台，并在其上发现有柱洞、祭祀坑等遗迹现象，初步判断是一处建筑遗迹。通过TG01的发掘，确认了原先钻探怀疑的区域并不是早期壕沟，而是宋元时期的坑状堆积。

　　本次发掘共发现灰坑114个，灰沟17条，柱洞47个，房屋建筑基址2处，并获得大量实物标本，发掘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从揭示出来的文化遗存综合分析，该遗址文化因素特点鲜明，包含宋元时期、商周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时期三个阶段的文化堆积。

　　下面将今年发掘的主要收获介绍如下：

　　一 地层堆积

　　以T1918北壁为例(图二)

　　第1层：耕土层。浅棕色砂质粘土。土质疏松。有较多瓷片、瓦片、陶片等。

　　第2层：黄色砂质粘土夹杂少量灰色砂质粘土。土质疏松。出土少量青花瓷片、砖瓦片和早期遗物。该层年代应为明清时期。

　　第3层：灰色砂质粘土夹杂棕色或褐色细砂土。土质疏松，包含较多红烧土颗粒、碳屑等。出土遗物有各种瓦片、瓷片、陶片等，瓷片已不见青花瓷，代之以各种釉色的瓷片，器形有碗、盆等。该层应为宋元时期文化层。

　　第4层：棕色细砂土夹杂灰色、黄色砂质粘土。土质较紧密，含较多红烧土颗粒及炭屑等。出土遗物有陶片、石器等。陶片以泥质灰陶、黑陶为主，少量夹砂红陶，纹饰有刻划纹、绳纹、方格纹、圆圈纹、云雷纹等，器形有罐、壶、鼎、盆等。该层为周代文化层

　　第5A层：灰色砂质粘土夹杂大量黄色细砂土。土质疏松，包含较多粗砂、矿物质结核等。出土遗物有陶片、石器等。陶片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灰陶和黑陶。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弦纹、刻划纹等，器形有罐、壶、鼎等。该层年代为石家河文化时期。

　　第5B层：灰色砂质粘土夹杂大量暗绿色细砂土。土质疏松，包含较多粗砂、矿物质结核等。出土遗物有陶片、石器等。陶片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灰陶和黑陶。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弦纹、刻划纹等，器形有罐、壶、鼎等。该层年代为石家河文化时期。

　　第5B层之下即为黄色生土。

图二 地层堆积剖面

　　二 重要遗迹

　　本次发掘共发现灰坑114个，灰沟17条，柱洞47个，房屋建筑基址2处（图三）。

图三 发掘区内部分遗迹航拍图

　　建筑基址：位于发掘区东北部，包括T2120、T2220、T2320、T2420、T2419、T2319、T2219全部，以及T2119东部和北部，并延伸至发掘区外，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开口耕土层下，可分为3层。第1层黄色细砂土夹杂较多灰色砂质粘土，包含物有红烧土块、红陶碎片等，土质紧密；第2层黄色细砂土夹杂少量灰色砂质粘土，包含物较少，土质紧密；第3层灰色砂质粘土，仅包含少量陶片，土质紧密。该建筑基址应是一大型建筑的垫土地基，由于后期破坏严重，垫土之上仅残留少量柱洞和1个祭祀坑。祭祀坑编号H75，直壁，平底，坑内堆填大量红烧土块，结合建筑基址夹杂较多红烧土块的现象，我们认为在垫土中大量使用红烧土块能起到稳固地基的作用，而用红烧土块祭祀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常见，很可能和祈求建筑坚固长久的祭祀行为有关（图四）。

图四 H75现场图

　　H42，大部分位于T2219东北部，并跨T2220、T2320、T2319三个探方。开口第3层下，直接打破建筑基址及生土。平面近圆形，斜壁，底不平。坑口直径约4.8米。坑内堆积可分两层。第1层，深0.86米。堆积较杂乱，由黄色粗砂土、褐色粗砂土、灰色砂质粘土和黑色砂质粘土等组成，包含物有陶片、红烧土块、碳屑等。出土遗物有鼎足、罐、壶、盘以及石器等。第2层，深0.42米。灰黑色砂质粘土夹杂大量炭屑，包含物有陶片、红烧土块、石器等，出土遗物有罐、鼎足、壶以及石器等。从出土文化遗物判断，该灰坑内废弃堆积的年代为西周时期，灰坑口部被宋元时期的堆积破坏（图五）。

图五 H42现场图

　　三 出土遗物

　　本次发掘出土文化遗物以陶瓷器（片）数量最多，另有少量石器和极少的青铜器残块、铜镞等（图六）。石器均为磨制，有石斧、石锛、石镞、石球等。

　　宋元时期的遗物以瓷器（片）为主，釉色多黄釉、酱釉，器形有碗、盆、罐等。

　　商周时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其次为泥质黑陶，少量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等。素面占多数，纹饰主要有绳纹、方格纹、圆圈纹、云雷纹等。可辨器形有罐、壶、盆、盘等。

图六 部分文物出土照片

图七 石家河文化鸟形陶塑

　　石家河文化时期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红陶，另有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夹砂褐陶等。素面占多数，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刻划纹、按窝、镂孔等。可辨器形有罐、壶、豆、圈足盘、鼎、陶塑动物等。其中尤以表面装饰刻划纹的宽扁鼎足、方格纹罐、磨光黑陶粗豆柄以及各种动物陶塑(图七、图八)最具代表性。

图八 石家河文化动物陶塑

　　四 小结

　　唐林遗址被破坏严重，大部分区域被现代房屋、道路、池塘、墓地、果园等叠压或打破，受此影响，此次发掘面积有限，发现的遗迹现象仅有房屋基址、灰坑、灰沟、柱洞等。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发现了延续时间超过4000年的地层堆积，该遗址从新石器晚期的石家河文化开始，历经商周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延续至今。

　　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家河化时期，气候条件比现在更为温暖湿润，雨水更多，洪涝灾害频繁。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当时人们是如何选择居住地、建造房屋的呢？唐林遗址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实例。该遗址地处洞庭湖西岸，海拔28米，据当地百姓介绍，遗址所在地原为一处岗地，高出现在地表约5米，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开展农场建设时才被推平。由此可见，先民们首先选择了本地地势较高岗地作为居住地，不仅如此，通过钻探和发掘我们还认识到，房屋基址建于遗址东北部，属遗址中地势最高的位置。这表明，先民们不仅要居住在岗地上，还要选择地势最高的位置建造房屋。而建造房屋之前，则要先整平地表，堆筑房基，人们用黄色砂土掺杂细泥、碎陶片、红烧土块等修建了坚固结实的地基，房基建好后可能还举行了祭祀活动，祈求神明或祖先保佑他们建造的房屋经久耐用。地基建好之后，再在其上修建房屋。可惜房基顶部破坏严重，仅残留少量柱洞，已不能完整复原当时的房屋建筑形式[1]。但这种选择地势较高的岗地居住，将房屋搭建在最高处，先堆筑地基，再在之上搭建房屋的建筑形式充分显示了先民们的智慧，在与恶劣自然环境做斗争的过程中先民们不断积累经验，发挥聪明才智，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遗迹。

　　唐林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西洞庭地区的文明史推进到4000年前，尤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地层剖面的揭露，表明该地区的文明发展是基本连贯的，而中间的缺环如秦汉、唐代地层的缺失，则可以结合历史文献做更深入的研究。二是出土了一批十分重要的文物，填补了西洞庭地区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三是揭露了一些商周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迹，这对研究当时的建筑形式、聚落布局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有很重要的价值。

　　[1]该时期房屋建筑形式的复原可参照周边地区其他遗址，如城头山遗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