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埃联合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理念与实践-研究前沿 -

研究前沿

中埃联合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理念与实践

摘要: 2018年10月27日，在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见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和埃及文旅部部长哈立德·阿纳尼在开罗总理府签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文物部合作和互助协议》。同年11月29日，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组在埃及卢克索的卡尔纳克孟图神庙正式启动田野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派出考古队到埃及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本项 ...

2018年10月27日，在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见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和埃及文旅部部长哈立德·阿纳尼在开罗总理府签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文物部合作和互助协议》。同年11月29日，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组在埃及卢克索的卡尔纳克孟图神庙正式启动田野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派出考古队到埃及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

本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创新项目。中埃两国各自派遣考古团队联合开展工作，由中方团队主导工作，总负责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委员、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研究员，执行领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研究员。埃方团队负责人是埃及文旅部古物司司长艾曼·阿什马维博士，卡尔纳克研究中心主任穆斯塔法·萨基尔博士为执行领队。中埃联合团队及相关合作单位成员共50余人，研究领域包括田野发掘、铭文研究、科技分析和文物保护等。

一、遗址简介

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位于埃及卢克索市的北侧，北纬25°43'12"、东经32°39'40"（图一）。卢克索市即古都底比斯，在中王国时期与新王国时期，曾经是古埃及文明的首都。1979年，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将古都底比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Ref：87）。作为王权与宗教的中心，底比斯拥有两处大型宗教建筑：卢克索神庙和卡尔纳克神庙。其中后者尤为重要，是古埃及最大的神庙建筑，总占地面积约70万平方米。卡尔纳克整个北部区域（简称卡尔纳克北）即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的工作地点，总面积达10.6万平方米。现已探明的建筑遗迹共有22处，以石质建筑为主，大部分都与宗教礼仪活动有关。

图一古城底比斯所在地理位置及其周边重要遗存位置示意图

遗址区内，由大型的泥砖围墙划分出了一处2.4万平方米的方形神庙区。神庙区内大体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建筑包括孟图神庙、哈普拉神庙和“高台建筑”，它们由东至西依次排列；孟图神庙的西侧还有一个小型圣湖。南部建筑包括玛阿特神庙以及沿着神庙区南围墙修建的6座奥西里斯小神殿，它们的入口一致朝南。孟图神庙和哈普拉神庙正门朝北，与神庙区围墙北边塔门和斯芬克斯道对应，是宗教庆典时的主要通道。神庙区内大部分的主要建筑都拥有独立的附属建筑，如柱厅、塔门、方尖碑、院落围墙等（图二）。

图二孟图神庙区遗迹分布图

现阶段研究表明，孟图神庙区始建于古埃及新王国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公元前14世纪）。在之后的大约1500年里，神庙区内经历过数次规模不等的修补、改建、扩充和破坏。尤其在托勒密时期（公元前3~公元1世纪）有过一次较大的修复重建，现保存最完整的北大门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建筑。在罗马时期晚期，整个区域逐渐荒废，虽保留小部分人类活动的迹象，但宗教活动已停止。

二、研究概况

1858年，法国人马里埃特（A.Mariette）成为第一任埃及文物部的部长[1]。他重视对文物的保护，杜绝一切非法盗掘的活动，并着手制定文物法和考古发掘许可制度，将埃及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在任期间（1856~1860年）在卡尔纳克北地区开展了首次的田野工作，对孟图神庙区南侧的6座奥西里斯小神殿进行了简单的清理，并编写了报告[2]。1880年，法国东方研究院（IFAO）在开罗成立，开始加强法国团队在埃及的考古工作。1895年，法国人勒格兰（G.Legrain）在孟图神庙西围墙外25米处清理了另一座奥西里斯小神殿[3]。随后1921~1925年，皮耶（M.Pillet）也清理了北大门外的斯芬克斯道以及北部的码头[4]。早年的这几次工作仅对建筑的轮廓进行了简单的清理，所发表的材料也不够清晰准确，而且当时法国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在古埃及铭文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英国人又给埃及考古学注入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并且让埃及人民重新认识了他们的历史。这是被后世称为“埃及考古学之父”的皮特里（Sir William F. Petrie，1853~1942年）。他在埃及田野发掘中运用类型学、地层学、统计学等科学方法，并创建了“序列断代法”，推动了埃及考古在技术手段上的第一次革新，也提供了埃及从史前至希腊罗马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科学序列。他为埃及考古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的工作。

1940~1943年，法国东方研究院的瓦利耶（A.Varille）分别清理了孟图神庙、哈普拉神庙、玛阿特神庙、高台建筑、圣湖等遗迹。这也是法国团队首次使用科学方法在卡尔纳克北地区开展工作。1943年，卡尔纳克北考古报告第一册发表[5]。这本仅40页文字描述的报告，对整体发掘情况只进行了简单的梳理。而原计划详细描述发掘工作的第二本报告（卡尔纳克北第二册）也因瓦利耶的不幸早逝而一直没有整理出版。他工作期间的大量手稿与发掘记录如今存放在意大利米兰大学的档案馆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人罗比雄（A.Robichon）接手了卡尔纳克北地区的工作（1945~1951年）[6]。他依次清理了孟图神庙的门厅、与其相接的北大门和西侧的围墙区等地点。考古报告分别于1951年（卡尔纳克北第三册）和1954年（卡尔纳克北第四册）发表，其内容主要围绕建筑遗存和出土铭文。作为建筑学领域的学者，罗比雄首次对孟图神庙主体建筑的演变进行了梳理。然而在1951年之后，工作又再次停滞。

20世纪60年代由于第二座阿斯旺大坝的始建，大量的考古学家奔赴埃及南部和苏丹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和地面文物的保护工作。受到当时“新考古”学派浪潮的影响，精细的考古学方法与理论被广泛运用在这些田野工作中，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最著名的文物保护工作无疑当属阿布辛布神殿的搬迁与重建（1966~1968年）。这是以法国团队为主导，结合当时国际一流人员，并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而完成的伟大项目。

在这个大背景下，1968年，雅凯（J.Jacquet）再次重启了卡尔纳克北的发掘工作，并将重点放在神庙区外侧的一座图特摩西斯一世（公元前15世纪）的建筑；田野工作于1978年结束[7]，1984~2013年，雅凯和他的团队一共发表了六本报告（卡尔纳克北第五册至第十册）[8]，分别对建筑遗存、出土器物、出土铭文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也是卡尔纳克北地区唯一通过精细发掘且完整发表的田野工作。

在雅凯之后，法国人基本结束了在这里的发掘工作。实际上从1951年至2018年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的正式启动，围墙内的整个神庙区已荒废了数十年。虽然期间有学者开展了个别的研究工作，但也只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建筑和区域，例如贾宝德（Luc Gabolde）和朗杜（Vincent Rondot）对孟图神庙主体建筑的研究[9]，阿什顿（S.-A. Ashton）团队在神庙区边缘开展的磁力勘探[10]等。

简单总结一下，法国东方研究院在卡尔纳克北地区的发掘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1940~1951年瓦利耶和罗比雄在神庙区内的工作，区域内的主要建筑都是在这个时期清理出来的；第二阶段是雅凯1968~1978年在神庙区外开展的工作。第一阶段所清理出的大部分重要建筑严重缺少相关的文字、图像资料。主要原因是大量的发掘资料很遗憾没有获得妥善的发表，相关的研究（如陶器、小件、建筑构件等）也没有得到推进。早期的工作理念过于集中于建筑本身，忽略了各建筑间的相互关系，整个区域在演变过程中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等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探索。

三、田野发掘工作

中埃联合考古队的首要田野工作以填补遗迹密集区内考古资料的缺失为切入点，从而解决各遗迹间相互关系和区域布局等问题；在开展发掘工作的同时，对早期工作与旧有材料进行重新整理，并开展文物保护等相关工作。按照此理念，将首次田野发掘工作的重点放在两个区域。

1.区域一奥西里斯小神殿区

作为始建年代较晚的一组建筑，神庙区南侧的六座小神殿所处的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位于连接卡尔纳克阿蒙神庙的主要通道上，但此区域的早期研究又非常薄弱。联合考古队通过两个季度的工作，依次对第一、二、三座小神殿进行了清理。在第二座小神殿的柱厅内发现了一段雕刻完整的圣书体铭文，结合小神殿门前发现的另一座雕像残块上的铭文，基本确定该座神殿是由第25王朝的圣女阿蒙尼尔迪斯为奥西里斯“生命之主”所建的；为该建筑提供了有力的年代标尺。第三座小神殿的主体轮廓与布局是首次揭露；其结构非常独特，分东西两室，南侧有泥砖修建的附属建筑，以及一条石板坡道与东室相连。在东室内发现的浮雕与残块展示出一位女性王室成员（圣女）向卡尔纳克的三位主神阿蒙、穆特和孔苏献祭的场景。在这三座小神殿的北侧还发现一条东西向的泥砖围墙，推断小神殿区极可能拥有一个独特的院落布局，将这六座建筑划分在一个独立区域内，凸显其在当时的重要性。

2.区域二孟图神庙西南角与玛阿特神庙相连的区域

这两座建筑是整个卡尔纳克北区域内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然而，了解他们之间的早晚关系和各自的功能演变一直是学术界内悬而未决的重要课题。通过发掘清理，距孟图神庙南墙约6米处，发现一条东西向的泥砖地面，在每块泥砖上还发现一个椭圆形印章留下的印记，并且中间印有圣书体铭文“Neb Maat Ra”，即孟图神庙的始建者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登基名。此次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孟图神庙由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修建的这个假设；而且对认识孟图神庙周边的早期建筑布局提供了有力材料。印有阿蒙霍特普三世王名且保存如此完整的泥砖建筑在底比斯地区是首次发现。在此工作的基础上还做了局部的解剖，并在新王国时期的地层下，发现了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前22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文化层。出土的器物暗示了在更早的时期此区域可能是渔猎营地或村庄。

四、文物保护工作

随着工作的开展，对遗址的深入了解，文物保护工作很快成为联合考古队关注的重点。文物保护与田野发掘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由于20世纪田野工作对文物的保护意识不足，孟图神庙遗址区面临很多问题，急需开展相关的工作。中国团队将“边发掘、边保护”的发掘理念和保护意识应用到了埃及考古的工作中去。

1.主要问题

回顾孟图神庙遗址区田野工作的发展，最早的清理工作可追溯至19世纪末期，随后就是20世纪40~60年代几次系统性的发掘工作。这些早期的工作缺乏科学的文物保护意识和妥善的保护措施，直至90年代才对遗址个别地点进行了加固和保护。整个遗址区长达数十年的荒废状态致使区内文物的保存状况存在较多的问题。

（1）孟图神庙区内现存的主要建筑都以砂岩修建而成。作为一种易于加工的石材，砂岩在新王国时期被广泛应用在大型建筑、雕像等领域。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包括孟图神庙、玛阿特神庙、哈普拉神庙等已揭露的大型建筑的保存情况都不理想。埃及特有自然环境的高温、风蚀、返潮、盐碱化等因素，加速了石材的恶化[11]。大部分的砂岩建筑在早期发掘清理后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随后荒废了长达数十年，期间野生植物的大量滋生也对石质文物有较大的损坏。较多墙体内的浮雕、铭文存在开裂、脱落、腐蚀等情况。由于石构件的损坏与缺失，导致稳固性失衡，墙体倾斜、变形，甚至存在坍塌的可能。

（2）发掘过程中出土的建筑石构件（如柱础、门梁、墙壁等）与雕像残块等文物也急需开展加固、修复、保护等工作。自20世纪上半叶田野工作结束后，仅有极少数出土的精美石块存放在临时库房内，绝大部分的这些石质文物在出土后被随意地摆放在遗址区内。90年代，法国人修建了3座露天石台用于放置部分重要的残块。但至2018年，遗址区内的多处地点仍能发现早期发掘出土的大量石块。由于与土壤直接接触，此类型文物在没有获得妥善的保护措施下，保存情况较差，铭文图像破损、脱落等情况较多，甚至部分已无法识别。这些散落的石块占据了神庙区内的大量空间，同样为开展田野发掘与勘探工作造成了阻碍。

（3）早期法国考古学家所记录的铭文残块信息不全，有些已经遗失，而大部分的石构件和残块没有经过集中统计与系统记录：缺乏档案管理机制；大量文物的考古学信息缺失，如出土地点、层位等相关信息；石块上的图像铭文也没有统一拍照、绘图与抄录。

（4）与卡尔纳克中心区相比，孟图神庙遗址区的所在地点较为偏僻。20世纪40~70年代修建了几座临时办公用房。但因年久失修，现已不再适合继续使用。文物库房和相应的管理设施也较落后，整体条件不理想，文物保护工作进展缓慢。加之邻近村落早期盗掘情况较严重，也为保护工作增加了困难，直至今日仍然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

2.具体措施

在这一背景下，当联合考古队于2018年正式开展工作的时候，既要迎接发掘工作所带来的多方挑战，也要面对文物保护方面的迫切需求。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联合考古队制定了保护方案和措施，并围绕以下几个重点开展工作。

（1）遗址区的整体维护。从2018年开始，在遗址区开展大面积的清理维护工作，其中包括清除遍布四处的杂草和野生植物，减少其对遗址的破坏；同时也清理了多处因早年发掘工作而形成的现代土堆，拆除几处临时且已破旧的简易设施和清理地表上的现代垃圾等。通过两年的工作，神庙围墙区内已清理完毕，极大地降低了野生植物对区内文物的危害，也基本恢复了原始的地形地貌（图三）。这项工作有助于考古团队对整个遗址区建立更清晰且直观的认识，为开展和计划后续田野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基础。考虑到整个区域的面积，整体的维护工作也将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

图三神庙区清理前后的对比

（2）古建筑的保护与修复。为了应对古建迫切需要修复和保护等相关问题，联合考古队决定与卡尔纳克神庙文保修复团队合作开展相关的工作。首要工作选择修复神庙区南侧的第二座奥西里斯小神殿。此建筑早在19世纪末的时候便已清理出轮廓，20世纪40年代又进行了一次简单的清理工作，但一直没有开展妥善的保护工作。整个建筑现只保留了约一米高的墙体，原始的上层建筑构件已基本缺失，无法实现整体建筑的复原；但就现存墙体的情况来看，石材的保存状况较好。故修复工作的难度不大，工程量与进度较好掌握，有助于我们了解埃及在古建修复领域的方法与理念，为将来开展大规模的工作提供有力的参考，也为促进此领域的交流互鉴提供基础。

埃及文保团队主要按照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修复工作：①建立修复档案，记录每一面墙体的情况，并对修复过程进行详细的记录（影像和文字）；②结合保存情况的诊断结果，对墙体进行细致的清理，去除腐朽、粉化、破碎的部分，保留保存较好、较牢固的；③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量的化学试剂对石材进行加固与维护；④借助考古观察复原墙体，扶正倒塌的墙体石块，缺失较多的部分用碎石进行填补，然后用石灰砂浆修复墙立面与接缝；⑤修复缺失的石板地面，由碎石填充并找平。小神殿的主体建筑以及相应的大门都在修复计划中。通过三个季度的合作（2019-2022年），第二小神殿的修复工作已基本结束（图四）。

图四初步修复后的第二小神殿

（3）边发掘边保护。文保团队在开展修复与保护工作的同时，也在有需要的时候协助发掘与研究团队开展现场工作，推动边发掘边保护的工作理念。2019年，在清理第二小神殿的柱厅时发现了4座仍在原始位置的花岗岩柱础，并且发现上面刻有铭文。文保团队及时介入，开展细致清理工作和现场的加固与修复，为铭文的识读提供了便利。结合与他们参与修复的另一座雕像上的铭文，明确了小神殿的修建年代及其供奉的主神。2020年，在发掘第三小神殿的过程中，发现主体建筑部分墙体损坏情况严重，存在坍塌的可能。文保团队与发掘团队通过工作，一边继续清理，并配合进度对已清理部分进行加固与修复。这次的合作确保了整体工作的顺利进行，主体建筑得以及时保存（图五）。

图五发掘清理后的第三小神殿北外墙的加固保护

除了协助发掘工作，文保团队同时也参与了对出土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工作，如上述所提到的第二小神殿门前出土的花岗岩雕像残块，以及小神殿周边出土的奥西里斯小铜像的修护（图六）。团队的理念是根据出土文物的保存情况与需要，能及时地开展保护与修复的措施，从而确保后续的工作顺利进行。

图六第二小神殿门前出土的花岗岩雕像残块的现场保护

（4）库房与保护设施。针对遗址区内保护设施较缺乏的问题，联合考古队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包括修建水泥石台与库房。在埃及文物库房有着相当严格的管理机制，所有的国际团队都必须拥有各自的库房用于存放出土的文物。

水泥石台（mastaba）在埃及是一种常见的文物保护设施，普遍用于存放出土的大型石构建和雕像残块，达到隔绝土壤、缓解石材恶化的目的，也起到了一定的展示效果。这种石台子一般2~3米宽，长可达几米至几十米，离地表20~30厘米高。直至今日，我们在遗址区内的3个区域依次修建了共14座水泥石台，目的是安置早年发掘出土且散落四处的各类残块：北区6座大型石台用于存放孟图神庙前的2座方尖碑的残块（2019年建），东区2座长条形石台主要用来存放孟图神庙内出土的石构件与雕像残块（2021年建），南区的6座主要存放来自其他建筑内出土的石块（2020~2021年建）。重新规划后，遗址区内的空间得到了合理的改善，也为将来开展田野发掘工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法国团队在20世纪40年代，为了配合当年的田野工作，在神庙区南围墙的旧址上修建了3座临时建筑。在修建过程中还破坏了一部分当时保存于地表的墙体。这些建筑现因年久失修，已不适合继续使用；而且建于古代围墙之上，对开展发掘研究与保护修复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应埃及文物部的请求，联合考古队于2019年拆除了这些建筑，并在神庙区外修建了新的设施。新设施为了满足日常田野工作的基本需要，由文物库房、多功能修复室、工作室和办公室等部分组成（图七）。其中，库房与修复室采用了相互连通的设计，实现了考古发掘与现场保护同步进行的理念。新的设施也有利于开展资料整理、三维建模、研究分析等工作。旧的建筑拆除以后，遗址区在视觉上豁然开朗。从卡尔纳克阿蒙神庙区经过普塔门进入孟图神庙区后，整个遗址区将映入眼帘，一览无遗。这次的改建也为将来遗址区的开放展示做好了准备。

图七联合团队的现场讨论，后方即新建的办公用房

（5）资料信息系统。新建的库房、水泥石台等保护设施使早期出土文物得到了合理的安置，数字化信息系统的工作也因此随之展开。考虑到文物数量多、体量大，且前期摆放无序、记录混乱等问题，项目组制定了一个长期的工作计划，设立专项课题，逐步推进。首要工作以新建水泥石台为单位，对从新归置的铭文与雕像残块进行统计与录入（编号、拍照、建模、记录等）。信息系统的录入工作首先对每一块残块进行编号；随后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应的表格，并且最大化地收集数据，拍照、建模、存档；最后将所有数据合并，建立数据库。

使用的表格以及填写的规范都是由中埃双方团队共同制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体现各团队的优势，将先进的方法与理念融会贯通。双方开展过多次的工作会议，就工作方法中的诸多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比如在记录系统的问题上，埃方学者普遍使用西方的“最小单位（context）记录法”，中方团队通过详细的介绍，实地模拟应用和深入探讨，我国的“遗迹记录法”得到了埃方团队的肯定，最后一致决定作为联合考古队的记录标准。在另一方面，由于古埃及铭文书写及其语法的独特性，我们借鉴了埃方团队的经验，制定了专门针对象形文字的记录表格（图八）。

图八填写记录表格

（6）疫情期间的工作。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无法继续赴埃及开展田野工作，但考虑到遗址区内文保工作严峻，且已发掘出土遗迹与器物需妥善保护，中方团队积极与埃方团队沟通，协调并落实工作计划，确保联合团队的工作持续开展。工作重心主要围绕文物保护。首先是遗址区的日常维护从未间断，防止野生植物滋生持续破坏遗址；并且在此期间（2020~2021年）修建了共8座水泥石台用于存放散落四处的残块，也借此机会清理出了将来的发掘区。

其次是修复工作。在完善第一、第二座奥西里斯小神殿修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对其南侧砂岩大门的工作。第二座小神殿的大门于2021年完成了保护加固的工作，2022年初第一座小神殿的大门的修复工作也顺利完工。与之同时，大门两侧的泥砖围墙也是本次修复工作的重点。2019年在拆除完三座临时建筑后，发现仅泥砖围墙墙基部分保持完好。于是2021~2022年期间，我们对其中的一段墙体进行了保护与修复。以展示为目的，修复后的墙体仅一米高，由泥砖堆砌而成。所用的泥砖是由考古队按照古代工艺制作而成的，并且在每块砖上印有项目的简写“MTP（Montu Temple Project 孟图神庙项目组）”，此举将有助于明确区分修复部分与原始部分的墙体（图九）。

图九修复后的第三小神殿大门和两侧复建的墙体（左），使用的泥砖都印有项目简写MTP（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西方团队暂停了在埃及的工作，而中埃联合团队的持续运作体现了中国考古队在埃及开展工作的决心和态度，有利于加强中国团队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为将来持续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小结

作为第一支赴埃及开展考古工作的中国团队，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有两个方面极为重要：一是对古埃及考古理论与实践的了解，二是对其文物制度与管理的认识。我们的工作既要突出中国考古学的优势，也要尊重埃及本土的工作模式与规范。只有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达到预期的效果。就中埃联合考古队的情况，我们最后做出以下总结：

（1）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在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殖民考古史后，埃及对西方团队“只发掘不保护”的情况非常抵触。在埃及开展田野工作必须要具有文保意识，将保护计划列入项目中去。我国的“边发掘、边保护、边阐释”的工作模式是埃方团队极力寻求的，这样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埃方以及其他国际团队的肯定与赞扬。

（2）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埃及，基本大部分的遗址或墓葬，在不同程度上，都曾被发掘或简单地清理过。这些早期的工作可能追溯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前。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及的文物部门会要求项目团队协助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旧有库房的维修改建、搭建水泥石台、遗址区的维护等工作，并且寻求一个最终开放展示的方案。提前准备好工作预案，有助于将来工作的开展。

（3）持续的国际影响力。以卡尔纳克神庙为例，法国团队从1895年开始在那里工作，此后工作从未间断。1967年，更与埃及古物部共建了“法国·埃及卡尔纳克研究中心（CFEETK）”，极大地加强了考古研究、文化遗产等方面工作的管理与规划。这一系列的举措也使法国在埃及考古学上的地位根深蒂固。作为中国首支在埃及的考古队，我们希望将这个项目作为一座与国际学术界连接的桥梁，将中国考古学的优势和魅力传播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考古学。过去两年虽然受到了国际局势的影响，但我们的工作部署向埃及人民展现了中国团队克服困难将埃及考古进行下去的态度与决心。

五、结语

境外考古是中国考古百年历史上空前的壮举。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古来有之。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境外项目的开展，有助于我们全面开拓国际视野，加强国际学术话语权，促进国际文化交往，从而更清晰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

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作为中国首次在埃及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也受到了中埃双方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卢克索孟图神庙遗址不仅是一处埃及考古的学术研究基地，更是中埃两国在文化交流领域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展示平台。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的合作已进入第五年，田野考古工作与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极大地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在国际领域的优势，而且这种国际合作模式推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发展。

附记：本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旅游与文物部联合展开工作，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古埃及文明与中华文明对比研究”项目的支持下参与了发掘工作。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埃及考古专题十三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4-35.

[2]Mariette A. Karnak, étude topographique et archéologique[M]. Leipzig：J. C. Hinriches, 1875.

[3]Legrain G. Notice sur le temple d'Osiris Neb-Djeto[J].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1904（4）：181-184.

[4]Pillet M. Rapport sur les travaux de Karnak（1923-1924）[J）.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1924（24）：84-86.

[5]Varille A. Karnak I[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43.

[6]a. Robichon C, Christophe L. Karnak-Nord III（1945-1949）[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51.

b. Robichon C, Barguet P, Leclant J. Karnak-Nord IV（1949-1951）[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54.

[7]Jacquet J. Karnak-Nord V,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83.

[8]a. Jacquet J. Karnak-Nord V.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83.

b. Jacquet-Gordon H. Karnak-Nord VI.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 La décoration[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88.

c. Jacquet J. Karnak-Nord VII.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 Installations antérieures ou postérieures au monument[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94.

d. Jacquet-Gordon H. Karnak-Nord VIII.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 Statues, Stèles et blocs réutilisés[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99.

e. Jacquet J. Karnak-Nord IX[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2001.

f. Jacquet-Gordon H. Karnak-Nord X.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 La céramique[M]. Cairo：IFAO, 2012.

[9]Gabolde L, Rondot V. Le Temple de Montou n'était pas un temple à Montou（Karnak-Nord 1990. 1996）[J].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égyptologie, 1996（136）：27-41.

[10]Ashton S-A. Karnak-Nord[C]. Travaux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2008-2009.2009：576-583.

[11]Masson E. Nouvelles données sur la dégradation des grès de Karnak[J]. Revue d'Archéométrie, 1985（9）：31-43.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赴埃及考古项目组

执笔：文臻高伟贾笑冰

原文刊于：《边疆考古研究》第3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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