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绵长久远、神秘而灿烂的巴蜀文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在更广阔文化背景下审视巴蜀地域在丝绸之路文化中的作用，特别是探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的关联、天府文化与丝路文化的交汇。　　一带一路的西部枢纽　　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丝绸的起源地之一，对深入开展四川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相关课题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研究员认为，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始源国。中华丝绸文明是整个中华文明起 ...

     绵长久远、神秘而灿烂的巴蜀文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在更广阔文化背景下审视巴蜀地域在丝绸之路文化中的作用，特别是探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的关联、天府文化与丝路文化的交汇。

　　一带一路的西部枢纽

　　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丝绸的起源地之一，对深入开展四川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相关课题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研究员认为，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始源国。中华丝绸文明是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同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起源模式一样，丝绸文明也是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具有多源、多地域、多样化的特征。“天府之国”的四川，也是中华丝绸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四川应承袭它奉献给各条丝绸之路的文明理念和历史经验，起到应有的作用。

　　谭继和特别举例介绍说，在北方丝绸之路上吐鲁番的尼雅墓地发现蜀锦护膊，其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与当时其他地域织锦物往往只有家庭吉祥语的民俗不同。这体现了蜀人对文化中国共同体的理念与对凝心聚力于大一统的追求，还证明蜀人具有把这种理念传播于丝绸之路的认知能力和宣传手段。即使是工艺品制作，也要在华丽物质世界中以高超技艺绣出精神境界。

　　通过在雪域高原长期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的学术积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认为，“高原丝绸之路”指代西藏高原古代与外界联系和交流的途径及方式。它是一个网络，不是指单一的某条路线，但却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内的各条路线。“高原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史前时期，而西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便与西藏高原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成都则是高原丝绸之路东端最为重要的起始点与中心城市。

　　“成都是一带一路上很重要的中心城市，从南北方向可纵贯连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路。”霍巍认为，成都也是“高原丝绸之路”和“喜马拉雅文化带”的东端起始点，从东西方向上可横贯青藏高原，并且连接中亚、南亚。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大十字”网络，历史上成为一带一路的西部枢纽，不可缺少，更不能忽视不见。在今天打造新的“南亚通道”、继承和发扬一带一路历史传统的新的历史时期，成都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核心都市，必将发挥其更大的现实作用。

　　沟通各地域商贸与文化

　　丝绸之路各通道沟通着各地域的商贸和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兴衰发展，成为各地当代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随着对丝绸之路各通道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每个通道的具体路线、演变历程、文化传播、民族文化、历史作用等展开探索、分析和讨论，对相关问题都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梳理丝绸之路“河南道”沿途史前文化遗存及研究现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叶茂林认为，丝路河南道极为艰险，却是四川北通西域的重要交通通道。考古发现它可上溯至史前时期古人类流徙和史前文化传播的路线，有诸多考古文物资料为证。河南道还是民族流动和南北交流孔道，川西北民族走廊或藏彝走廊亦缘起史前。

　　在联系西北与西南及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上，四川独具重要性。叶茂林认为，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四川考古必将跟进，扩大研究，再启多学科调查，加强考古发掘。期待并有望发现更多异象纷呈的史前文物遗存，让历史与现实相映。世界可从考古的史前遗产中，重新感知古文化的张力和活力，从中获益史前经验与先见启示。

　　“岷山道”是历史上连接四川盆地与河西走廊的重要经济文化通道。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喇明英、徐学书认为，“岷山道”自新石器以来就成为沟通长江上游与黄河上游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往大通道，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成为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直通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南线主干道重要路段，唐宋明清以来沿用为汉藏“茶马古道”的重要干道。“岷山道”对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川甘青交界区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晓东等组织专家学者，以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和当地实际文物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在四川南部和贵州多地对“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即西南出海丝绸之路进行了系列考证与考察。通过实地考察，他们认为，汉代唐蒙因寻觅牂牁江而出使夜郎的枸酱道（西南出海丝绸之路）是符合文献实际的，且是南方丝绸之路网格状布局当中最具通江达海特质的一条主要线路。泸州与黔北的赤水河是古夜郎道的有机组成部分，探究了牂牁、夜郎、枸酱之间的关系，为国内丝绸之路研究开辟了新课题。

　　传播古代科技医学文化

　　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与巴蜀文化有关的材料较为丰富。特别是老官山汉墓出土的一系列重要新材料，推动了学界对古代科技、医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刷新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其中，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一组织机模型备受关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等学者认为，老官山汉墓提花机在机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仅证实西汉时期已掌握比较复杂的提花技术，还说明中国人那时在探索采用不同的传动机构来制作提花机。L186型的踏板滑框机构和L190型的踏板连杆机构为后世纺织机械和连杆机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看来，中外提花机的技术特点不同，而中国提花机出现的时间早于境外。中国提花织物及相关技术可能通过丝绸之路影响到亚欧大陆的西部，或者说中国“提花”的技术思想“激发”亚欧大陆西部的匠人制作出他们自己的提花机。

　　在医学相关领域，老官山汉墓出土了人体经穴漆木俑和大批医简等，这是继马王堆之后出土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医简医学文物，引起学界浓厚兴趣并展开研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柳长华认为，这些医简为仓公所传的扁鹊医书。扁鹊经脉医学经由仓公传至墓主人，而由齐入蜀，是汉代医学传承的一大关键环节。这为探索西汉时期成都与齐鲁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史料和视角。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曾江 赵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