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后，前秦的崩溃造成了北方地区的动荡，拓跋氏的南下、柔然草原霸权的建立，引发了族群地理分布的变更。原本是拓跋氏附庸的柔然占领大漠以北，控制了东起朝鲜、西抵焉耆、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域。柔然的崛起进一步迫使游牧族群西迁。6世纪中后期，中国北方出现了六镇起义、北魏分裂、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对峙，以及与之关联的柔然的衰弱与突厥的崛起，同样引发了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可以说，中国北方的政治变动，特别是草原地区游牧霸权的变动造成了新一波的族群迁徙，这是欧亚草原上游牧族群常常是自东向西迁徙的原因。东方游牧族群向西迁徙，固然有欧亚草原经济条件差异的原因——欧亚草原西部的地理条件更有利于畜牧经济，但源自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动却是最重要的推力。之所以如此，与中国游牧地区政治体的体量巨大有关。中国农耕区的统一不仅促使游牧地区结合成政治体，而且为其提供了建构大型政治体的制度与文化。由此，相较于中亚及欧亚草原西部的游牧族群，来自中国游牧地区的政治体具有组织上的优势，这是他们能够发起并成功西迁的关键因素。

 欧亚草原东部的族群凝聚

与隋唐史的地缘叙事

6世纪中叶，突厥取代了柔然在蒙古高原的霸主地位。突厥的崛起是游牧世界上一件重大的事件。从此以后，众多游牧族群便以突厥的名号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从中国史的视角出发，无论是突厥的兴起与衰弱过程，还是其疆域范围、政治体系、核心地带，均与此前的匈奴、鲜卑、柔然有诸多相似之处。历代史家也将突厥视作中国北方游牧政权谱系中的一个环节。然而，突厥衰弱后西迁的经历，却与匈奴、柔然不同。匈奴、柔然西迁之时，中亚及更西的地区少有与之相抗衡的力量，而突厥、突骑施兴起之时，却正逢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积极往东扩张的时期。这使得突厥的迁徙更多受制于中外关系视域下地缘政治的变化，而非如匈奴、柔然西迁时由中国内部的游牧—农耕关系及游牧霸权更迭等因素所决定。

阿拉伯帝国控制中亚地区的重要历史后果之一是西突厥部落进入阿拉伯帝国内部，迁徙到北非、西亚、南亚各地。突厥人开始成为世界性的民族，其活动范围超出了原来的蒙古高原、中亚草原地区。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突厥人处于阿拉伯帝国的阶级底层与社会的边缘，向阿拉伯人缴纳赋税，大批人沦为阿拉伯人的奴隶。747年开始的呼罗珊起义摧毁了倭马亚王朝，新建了阿拔斯王朝。在阿拔斯王朝中，哈里发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依赖突厥人摆脱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钳制，突厥男童奴隶被训练为战士，按其功勋升级为各级官吏。9世纪以后，突厥后裔已经随着军队分布到呼罗珊、阿富汗、伊拉克、埃及等地。突厥人政治上崛起后，占据了中央政府的要害职位，甚至可以废立哈里发。

阿拉伯帝国的出现改变了自大月氏、匈奴以来欧亚草原上民族大迁徙的模式，民族大迁徙的动力由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动转为中外关系的变动，民族大迁徙的内涵也由全族群的地理迁徙变为在帝国内的移民与阶层流动。阿拉伯帝国与唐朝对峙所塑造的地缘格局成为唐朝历史与外部历史的天然分野，中国历史的范围也随之更加明晰。

场域叙事与中国史的重构

由于历史上的政权变动及族群迁徙等因素的存在，中国史叙事重构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历史主体性。无论是探寻中华文化的连续性，还是阐释王朝谱系的正统性，皆是缘于这一叙事任务。如果从场域，即宏大历史的演进空间来看，中国史叙事的完整性与正当性并不完全出自研究者的主观认同，它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中国历史场域东至大海，西南囊括青藏高原，西北越过葱岭，与外部的联系主要通过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因而具有空间上的相对独立性。历史上诸多势力的兴衰更迭，诸多族群的聚散离合，大多以这一场域为历史范围。中国历史的活动者是多元的，但因其历史参与所共同造就的历史实体却是一元的。这或许能够成为重构中国史的一个叙事角度。

中国的历史场域大致可以分为游牧区与农耕区，分别位于“黑河—腾冲”胡焕庸线的两侧。游牧区与农耕区的二元关系是中国历史场域中的核心关系，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间的关系，其实是游牧区与农耕区二元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虽然在历史现象层面，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常常表现为政治及军事冲突，但冲突之所以存在，其实缘于双方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社会交往乃至文化联系。中国史的场域范围，便是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所控制的区域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