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滨

新疆呼图壁人，陕西师范大学西部边疆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新疆警察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新疆问题研究。

摘 要：中国传统的边疆研究经历了“西北史地之学”“边政学”“边疆学”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对中国的边疆研究形成很大的影响， 当前， 中国的边疆研究中出现了“内亚边疆”“区域研究”的新取向， 以及“生存交互性”“多史叙述”“跨体系社会”“完整的天下观”“边疆”话语的解构等新的研究取向与话语， 试图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资源与西方理论整合起来， 为中国的边疆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关键词：边疆 中国 西北边疆研究 新取向

自清中叶始，中国的边疆研究大致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是20世纪20~40年代，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后。三次高潮分别对应着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之学”、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出现的“边疆学”研究热潮。本文以西北边疆研究为例，主要关注近年来在中国边疆研究中出现的新话语和新取向，认为不同于以往从中心看边缘、从国家视角看待边疆的研究取向，时下在边疆研究中出现了“从边疆看中国”、从基层社会看国家的新路径。这些新路径丰富了边疆研究的视野，为边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内亚史”视角下的边疆研究

姚大力指出，中国以往的民族史研究采用的是一种“溯源式”叙事范式，这种范式将民族历史追溯到起源，注重“结果”和“开端”，忽略了研究对象在历史时期的文化心理及其与环境、其他人群之间的互动，从而造成一种历史“线性”发展的表象。换言之， “溯源式”的民族史叙事范式以单线的时间观主导历史书写，以历史目的论为历史研究的主旨，忽视了边疆社会在边疆史叙事中的“主体性”。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往往以强大的国家或力量为主角，以“中心”的叙事模式格式化“边缘”，而使得边缘地区社会文化的主体性得不到重视。

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美国学者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的一个贡献在于他把“边疆”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或者说“边缘—中心”互动对中国历史的塑造带回了中国史研究的视野。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过程中着力于“揭示汉地社会和非汉族的中国各边疆地区之间互动与整合的复杂历史过程”。姚大力指出，拉铁摩尔对中国“长城边疆”诸地域的论述中存在可被称为“内亚性格”的共同属性，并指出这种内亚特性是“历史上的北方和西北各少数民族通过主导或参与历史上中国国家的构建活动，铸就在中国的实体之中的”。在历史上，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现代中国版图的形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一些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往往趋向于在所统治的疆域内保持政治、文化的多样性，这一类统治模式留下了极具积极意义的成果。

罗新在其著作《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正可与上述“内亚性格”的观点相印证。在对古代北方游牧社会权力更迭的仪式进行详细考证之后，他认为这些仪式过程体现出一种“内亚传统”。内亚传统具有连续性，可从不同时期、不同政体的可汗即位仪式的流传与延续得到证明。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内亚与以长城以南农业地区为中心的古代中国形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历史单元。这两个历史单元之间长期交叉、重叠和互相影响，“正如决不会有人同意中国历史可能是附属于内亚历史的，我们也不应该把内亚历史视作中国历史的一个附庸”。罗新认为，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内亚性” (Inner-Asia-ness) 。对中国历史中的“内亚性”的关注，相当于“获得了一个新的工具、新的方法、新的处理史料的手段”，有可能“使得之前受压抑的声音，被隐藏的叙述，逐渐地浮出台面”，呈现历史的另一种迷人景象。

袁剑认为，拉铁摩尔在研究中国边疆时体现出一种边疆研究的“内亚范式”，其特征是以边疆作为论述的重心，并以游牧—农耕的互动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拉铁摩尔的多学科融会贯通的治学方法、实地考察的经验研究、开创性的内亚研究模式、跨国视野和比较史的思路，使得他跳出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框架下观察和思考历史的偏见；并且拉铁摩尔的内亚研究“贯穿了中国史与世界史，成为中国视角与全球视野相互交融的绝佳范例”。

在以往的边疆研究中，边疆人群往往被认为是“待开化”的，边疆是“待开发”之地，边疆地区的历史叙事方式也往往是将各民族的历史集合在一起进行机械地累加，对于不同民族内部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及影响变迁的各种因素的呈现则显欠缺。这种叙事方式受到西方“进化论”史观的影响，把边疆地区以“生产力水平”标准衡量而定义为“落后”地区。因此，存在的问题:一是忽视了边疆地区的主体性表达，无法表述边疆地区独有的文化内蕴和历史发展的内在复杂性， 边疆社会文化的地域、生态特征容易被掩盖；二是将边疆各民族的历史单列书写，形成一系列民族史，忽视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生活史，仅以“民族”为历史叙事单元，无法体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融和共生共存。

边疆问题“不是一个‘边缘问题’，而是事关我们生存基盘的全局性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中边疆地区再次体现出沟通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枢纽作用，当前对边疆地区的社会文化、历史进行深入的了解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拉铁摩尔的理论对于今天重新反思边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史观视域下的西北边疆研究

黄达远将西北史地研究的传统与拉铁摩尔的区域研究视角相结合，提出了西北边疆研究的区域史视角。在这种视角中，主要强调边疆研究的在地化和本土化，以区域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在边疆研究中纳入边疆社会和人群的主体性，注重吸纳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以此重新阐释西北边疆的历史，并以此阐释边疆的“中国性”。

基于拉铁摩尔关注古老的“长城—天山”传统商路的考察， 黄达远认为，这一思路超越了中国历史注重政区的传统，其贡献在于提出一种边疆形态的“区域”——“长城边疆”。在这一过渡地带，地理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和历史原动力综合作用，形成了“草原之路”和“绿洲之路”。通过这些商路，形成了中原、草原和绿洲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正是这种动态平衡过程形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草原、绿洲和中原之间“南北互动、东西交通”的形成过程中，历史的中国形成了灿烂文明。在这个阐释框架中，有几个相关的面向构成边疆历史叙事的立体之维。

第一个面向是游牧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将游牧社会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 意识到边疆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这种思想取向从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大中国”概念，使我们认识到文化的多元性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个面向是区域研究视角。新疆多样化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多样化的空间，多样化的时空结构形成了多样化的历史图景。天山作为新疆的地理重心，就是这幅历史画轴的“轴心”，成为连接南北的“过渡地带”，生活在这个“过渡地带”的人群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长城过渡地带是一个文化类型混合的地带，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中原政权与游牧社会之间不仅有商业贸易、生活资料的互补关系，还有一种社会文化的“共生关系”。传统的“王朝史”叙述范式往往只见政治关系， 而不见区域，就抽掉了历史发生的地理基础，这种历史观至少是不全面的。基于对民族主义知识的反思，重新观察和解读以天山为背景的各种事件，体会新疆历史的复杂性、生动性和模糊性。注重沿“长城—天山”过渡地带的“内亚—中原”互动，从而具有了整体眼光。

第三个面向是基于国家战略的考量。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主权边界以内的领土空间的控制。冀朝鼎提出的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理论是对国家建构的空间因素的经典论证。拉铁摩尔则指出这一理论背后有“中原中心观”的影响，因而将长城以北地区称为“战略区”。南方经济区与北方战略区的统合，成为中华帝国生长的强大动力。基于此论， “长城—天山”之间的区域关系不仅标志内地和“边疆”关系的紧密，而且“内地与天山南北经济联系的加强也显示出国家命运开始从南北轴向转为东西轴向的摆动”。

第四个面向是地缘政治的影响。从内亚史的眼光来看，这一部分地区的现代转向发生在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 “传统的南北关系 (游牧民与定居民的关系) 改变为新的南北格局 (清朝与俄国定居国家对峙下的南北格局) ”。内亚成为西方殖民帝国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 清朝也在这个过程中被迫向现代国家转型。内亚的大变局不仅带来边界问题，也带来“忠诚争夺”问题，与之伴随的是民族主义在内亚的兴起。因而，今天中国边疆问题的讨论不能离开内亚历史上留下的遗产和经验。

与“区域史”研究取向相响应，李建宗将河西走廊与天山衔接起来纳入内亚视野。李建宗认为游牧文化圈与农耕文化圈互动，形成了河西走廊的“胡商”在发生“汉化”的同时，河西走廊上的汉文化在另一个侧面发生“胡化”的现象。位于天山走廊与河湟走廊“接点区域”的河西走廊，是一个多族群的走廊， 多元文化共生是其主要特征，而阳关、玉门关等关隘随着国家疆域和边界的更动， 其“边界意象”仅存于文学领域，不再有“华夷之限”的作用，实为流通中的关卡。

　　“边疆—中国”的再阐释

除上述由拉铁摩尔的理论所引申出来的新的边疆研究取向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其他视角进行的思考也为中国边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边疆”话语的多重意涵。关凯认为，“边疆”兼具两层含义：一是政治的边疆，即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区域，二是文化边疆，即与主流社会不同的文化。边疆的这种文化隐喻，实质是国家内部的文化分类及其等级秩序。“边疆”是贫穷、落后、野蛮、传统的，而“中心”是富裕、发达、文明、现代的。这种文化差异在“进化论”史观中被视为经济与社会结构性差异的表征，而导致文化有优劣之分的社会偏见。当下的边疆叙事以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为关注的中心点，对于边疆社会精神世界的关怀却是缺失的。只有主流社会将这种关怀纳入边疆叙事中，才能消除“边疆”的传统隐喻，从而在国家内部消除“边疆—中心”所对应的文化上“主流—边缘”的界定，建立基于公民身份的“人的共同体”。

第二，“生存交互性”。纳日碧力戈基于人类学的视角指出，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边疆”的主体性往往被忽略。唯有通过“中心”与“边疆”的角色互换，将地方性知识置于本土相关知识的核心，才能深刻理解边疆发展的本质，看出边疆发展的问题所在。应以“千灯互照， 光光交彻”的眼光看待不同文化，允许它们共生互补，从历史经验、本土经验中寻找生存交互性，培养社会成员的重叠共识。

第三，跨体系社会。汪晖认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内陆和海洋关系发生逆转的时刻，“跨体系社会”的多元性的清帝国要把自身转变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就必须面对“中心—边缘”逆转所带来的内在张力。所谓的边缘性， 实际上是由海洋史观主导的历史叙述。今天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其实包含了一种历史观上的转变， 即对近代海洋史观的逆转，内陆重新回到历史叙事的中心，而新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再一次成为战略中心。

第四，“多文明共生体”的多史叙述。王东杰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文明共生体，包括华夏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藏传佛教文明。相较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多文明共生体”的概念更倾向于以文明的视角看待中国，在多文明的中国内部理解多文明的世界。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对边疆地区的描述主要是从“地域”而非“文明”出发，因而边疆地区人群的文化以及多种文明在边疆地区的融汇、共生并未得到应有的展现。王东杰提出不妨采用一种“多史”叙述的取径，采用多个文明的“视域”来观察中国历史，以突破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

第五，文明板块理论。于逢春认为中国疆域可视为由“五大文明板块”构成。所谓“五大文明板块”，系指大漠游牧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海上文明板块。西域位于大漠、泛中原、雪域文明板块的交叉点上，在历史时期崛起于“五大文明板块”上和各种势力征服西域的过程中，也改变着西域的面貌。

第六，“天下观”与夷夏之维。韦兵认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和族群与广义的中国——包纳夷、夏二维的天下——联系更密切。天下观念具有丰富的维度和层次，唯有兼顾了夷、夏的不同角度，才构成关于天下的完整的中国经验。在完整的天下观念中，夷与夏是阴阳共生、共存的关系，既保持了相互独立，而在事实上已经融为一体。因此，在面对现代国家建构中的“边疆”时， 完整的历史经验应包括认同、感觉、价值感等“软”维度， 而不是仅从国家层面的因素着眼。

第七，区域关系史。李如东认为，对西域的历史叙述中存在两种单向的叙述模式，一种是“西方中心观”影响下的“自西向东”的模式，另一种是“中原中心观”影响下的“自东向西”的模式。这两种单向模式都遮蔽了研究对象的内部丰富性及其与外部的多远互动关系。因而，有必要以“区域关系史”视角来认识和表述“西域”。

　　结语

一部复线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然而对这一观念的体认在当下的中国史书写中却是欠缺的。以今日的观念来看，中国现在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大体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官方的历史教材中充斥着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负面评价，比如已经成为习惯用语的“老少边穷”。在“进化论”史观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对财富、生产力和国家实力的追求成为主流的价值取向，因而对经济不占优势的“边疆”有了东方主义式的“异域想象”。边疆在历史叙事中的主体性无法体现，是今天的中国边疆史研究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

从西北史地之学、边政学到边疆学，都被统合在国家建构的知识体系中，其坐标系也要保持与国家主义视角的一致。然而当代边疆问题的集中爆发，已经体现出国家主义视角在边疆研究中的单薄。

总体来看，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因应着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受到来自西方哲学、社会学和史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内亚边疆”“区域史研究”等新取向，以及“边疆”话语的解构、“生存交互性”“多史叙述”“跨体系社会”“完整的天下观”“文明板块论”“区域关系史”等新的取向与话语出现在当下的边疆研究中。这些新的取向与话语受到来自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提出这些思想和观点的学者都试图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资源与西方理论进行整合，而不是片面地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如何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转型，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当前边疆研究中出现的这些新的取向与话语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注】 文章刊登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