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郑学檬:印度佛教向东而非向西传播的原因
印度佛教为什么向东而不是向西传播?也就是印度佛教为何能传入中国,而后“道源东注”,流被韩、日;或经斯里兰卡,东播东南亚诸国,就是不能传入欧洲呢?这是笔者多年来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也曾就此请问过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教授,施教授认为佛教一些教义和制度曾被基督教部分吸收,并说:“佛教向东而不是向西传播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首先要联系早期佛教自身的发展历史。佛陀自己在他临终时曾预言说,他的学说要从印度传播到东方。这是十分著名的预训并被广泛传颂的。事实上,早期佛教也曾传到波斯,后来影响基督教。基督教的早期制度,或许受到佛教的影响,这是可能的,值得注意”。他还举出艾塞尼派为例。据说艾塞尼派是存在于公元前3至2世纪基督教派的早期雏形。它实行集体生活 (有类出家) ,一切皆平等分享;没有富人或穷人;不吃肉饮酒,也主张人世轮回等,可视作接受佛教影响。在施氏所作解答基础之上,笔者认为佛教东传虽然是佛陀的遗训,但传播仍需有客观条件和文化上的因素。
公元545年,波斯王居鲁士曾俘虏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并将其带到印度。波斯帝国鼎盛时,其统治区域东至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起东进,征服了波斯帝国,也到达印度河西部,打通了地中海、小亚细亚和南亚的通道。据学者研究,自亚历山大王来过以后,“希腊文化的因子就此深深植入中亚和印度的土壤”。印度自此便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文化有了直接和大规模的交流。按理说,佛教应该首先向西方传播。但是,就在佛教传播到波斯、埃及甚至希腊时,在接触早期基督教之后,似乎被基督教这堵墙挡住了。笔者认为,随着基督教合法化和壮大,并成为罗马国教,佛教再传欧洲已无可能。此后顺丝绸之路经巴米扬东传,又顺张骞通西域的路径,悄然于东汉明帝时,白马驮经,到达洛阳。那么,促使佛教东渐及佛教未能西传,究竟还有哪些具体因素呢?
一、兼通梵汉语文的中亚、西域是佛教东渐的过渡地带
兼通梵汉语文的罽宾、大夏、大月支等地区的一些佛教徒、商人,是佛教东传的首批传播者。中亚和印度河西北地区,广泛分布着雅利安人。他们是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代从里海西岸分批南下进入伊朗高原的,称为伊朗雅利安人;公元前2000年代以后进入北印度、讲梵语的,称印度雅利安人;其他分布在中亚各地。他们统称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公元前3 2世纪佛教从北印度传入中亚的安息、大月支等欧亚语系各国,并扎下根。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曾有过简要说明:“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 5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支,并越过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地区。”
仅从慧皎《高僧传》等高僧传记看,这一概括大体上是正确的。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使安息 (今伊朗、伊拉克) 、大夏 (吐火罗,北至今阿富汗北部) 、大宛 (今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吉尔吉斯) 、大月支 (大夏衰落后,据有其地,东汉时属贵霜王国) 、康居 (粟特故地,今哈萨克斯坦西南部,咸海东部) 、罽宾 (今克什米尔) 等国和汉朝有了通道。中亚各国是雅利安人,语言上属印欧语系,但因和东方的秦、汉王朝有通商往来,不少僧人、商人既懂梵文又略懂汉语,早期译经均是他们完成的。举例来说:
竺法兰,中天竺人,是和蔡愔 (东汉时的郎中,受命赴天竺访佛法) 同到洛阳,他“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子。东汉桓帝初年到中国,“通习华言”,“宣译众经,改胡为汉”。他译的佛经“义理明析,文字允正”。当时天竺语号为“天语”,“言训诡蹇,与汉殊异”,唯其所译,“为群译之首”。支谶,即支楼迦谶,月支 (今河西走廊地区) 人,传译《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三部经。东汉灵帝时,天竺僧竺佛朔到洛阳,在译《般舟三味经》时,支谶“传言,河南洛阳张孟福、张莲笔受”。又,安息人优婆塞安玄和沙门严佛调译《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孙吴时,月支人支谦受业于支亮 (支亮受业于支谶) ,他“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 (佛经) ,译为汉语”。
康居人僧会于赤乌十年 (247) 到建邺,促使孙权建“建初寺”。僧伽跋澄,罽宾人,前秦时入关中。时邀释道安等名德译经,“跋澄口颂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赵正又组织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佛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昙摩耶舍,罽宾人,东晋隆安中到广州,其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最著名的鸠摩罗什,天竺人,其母为龟兹王妹。少随母至温宿国 (今新疆温宿) ,他在温宿国因辩赢一高僧而“声满葱左,誉宣河外”。龟兹国王亲往温宿迎什回龟兹,他在龟兹“博览群经,特深禅要”,成为名僧。后来到了长安,主持译经。佛教传向东土,他的贡献最大。
由此可知,罽宾、大夏、大月、安息、康居及我国西域的龟兹、温宿、疏勒等国,早被佛教,这一地区成为印度佛教东渐的过渡地带,商路、婚姻和语言的沟通,为佛教东传提供了西传所没有的媒介。
二、宗教信仰的“类同”是佛教东传的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汉朝初期,人们当作黄老之教供奉。汉代人开始接触佛教时,把佛经中的“空”,套用老子的“无”来理解;佛教的水、火、地、风四种物质及“天地始终谓之一劫”说亦与汉代方士“五行始终说”近似,这样佛教就易“混淆视听”,易为广被儒学影响的官民所包容、接受,使这一“异教”能在中国流传。
其一,早期佛教教义表现为释迦牟尼的“四圣谛”:苦谛 (人生皆苦) 、集谛 (苦之原因) 、灭谛 (彻悟苦的原因,达到“涅槃”的境地) 和道谛 (通过修道达到“涅槃”的途径) 。人们通过修行、断惑、涅槃,最终成为阿罗汉 (“不生”的意思) ,而不再堕入人世的轮回。“四圣谛”重在修行,奠定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并组成了传教僧团,标志着佛教的正式形成。
其二,大乘佛教第一传人是龙树,他创建大乘佛教约在中国的东汉明帝至三国时期。学者认为,支谶所传译的《般若道行》这部经,“把本无当作它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的至高概念”,“与魏晋玄学提倡的‘以无为本’,‘有生于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是很相似的”。大乘佛教在中国传播最重要僧人是鸠摩罗什,他主持译出《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百论》等经。除《百论》是提婆所著外,其他都是龙树所著。《妙法莲华经》“以慈修身,善入佛慧,通达大智,到达彼岸”的思想,与孔孟思想中“仁”的含义也有某种相通之处。《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离娄下》:“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所说社会道德境界与佛教宣传的“彼岸”世界很难区别。老子思想中,也有某些与佛教思想相通之处,如第八章讲“心善渊” (思想深邃宁静) ,第十章讲“涤除玄鉴” (清除内心污染) ,第十六章讲“致虚”、“守静”等等。但老子不讲“真空实相”。
这种“类同”因素,导致佛教(大乘佛教)能和流行的儒道思想“通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康居人僧会于赤乌十年(247)到建邺,他对孙皓说:“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僧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及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之以明劝沮,不亦大哉。”可见,“类同”因素可以消除相互理解的鸿沟,促使作为“异质”意识形态的佛教传播。康僧会其父经商,移居交趾(今越南)。来华高僧还乐于学习儒家经典,如竺法护(竺昙摩难刹),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笃志好学,“博览六经,游心七籍”,随师之西域各国,遍学其语言文字,带回佛经,译为汉文,为佛经广流中华出力。孙绰《道贤论》将天竺七贤比作“竹林七贤”,将他比作山涛(巨源)。
“类同”因素的存在,往往会导致“异质”向“同质”转化。细究之,佛道与佛儒有很多区别,佛学家冉云华指出:佛教的宗教方向以出世为主,“无论是早期的部派或是后期的佛教经典,都是为出家人写的,多是以出家修道为解决烦恼的最后法门。因此之故,佛教在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领导过社会运动”。冉先生举出中印佛教徒对大乘名著《维摩诘经》的态度,说明印度佛教徒注重的是《维摩诘经》的经义,中国佛教徒则注重维摩诘居士此人,“前者重点是智慧,后者的重点是人,自然也是以人的社会为主”。可以认为,佛教重点在人的主旨是融入中国社会后的变化,是和儒家思想交融后,“异质”向“同质”转化的结果,从而成为印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区别之一。
三、佛教未能西传的文化因素
施舟人教授指出:佛教传到小亚细亚,当地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佛教“一些教义和制度被早期的基督教部分吸收了。所以佛教西止于此”。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个“文化因素”。早期基督教的教义讲“十诫”(《出埃及记·传十诫》),原罪和赎罪 (《出埃及记·赎罪银》、《利未记·代罪羊》等) ,信灵魂会因信仰而重生,信地狱、天堂。《圣经·箴言》教人“智慧、仁义、公平、正直”;但其处世讲聚妻生子、种地养羊、生生不息。而佛教(尤其禅宗)没有这种强烈赎罪感、入世感;汉魏两晋南北朝儒、道也无这种强烈赎罪感。随着欧洲工业化和社会制度变革,清教徒非常注重个人的良知。清教徒所说的良知即灵魂的花园,与禅宗精神难说一致。清教徒很顾家,世俗化,与佛徒空灵化思想大不同。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共同点,都很入世,讲仁义,但儒家无“神”主宰观念。佛教与基督教没有前面所说的“异质”向“同质”转化的“文化因素”,至少可说不明显。何况,基督教已是罗马帝国的国教。此后基督教又自行分蘖出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诸派别。
总的来说,佛教传东不传西,有其文化差异原因:基督教的至高无上的“神”,与佛不同;基督教“原罪”与佛教“轮回报应”不同;基督教的“忏悔”与佛教的思过、“禅”以及儒家的“自省”不同;佛教空观与老子的“虚”近似;佛教的“法相”与老庄的“道”,儒家“仁”、“礼”近似等等。浅见如此,敬请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