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敦煌的中唐时期也称吐蕃时期（781~848年）。在唐朝兴盛的同时，强大的吐蕃王朝在西部兴起。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起，唐朝政府被迫将河西精锐部队调往中原平定叛乱，吐蕃大军乘虚而入，很快占领河西各州。沙州（敦煌）军民奋力抵抗，坚持抗战十一年，最后寡不敌众，于建中二年（781年）沦为吐蕃属地，河西走廊全部为吐蕃所占领。这以后，蕃汉之间，民族矛盾相当尖锐，时有汉人起义。但是在压迫、反抗的同时，人民之间也存 ...

敦煌的中唐时期也称吐蕃时期（781~848年）。在唐朝兴盛的同时，强大的吐蕃王朝在西部兴起。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起，唐朝政府被迫将河西精锐部队调往中原平定叛乱，吐蕃大军乘虚而入，很快占领河西各州。沙州（敦煌）军民奋力抵抗，坚持抗战十一年，最后寡不敌众，于建中二年（781年）沦为吐蕃属地，河西走廊全部为吐蕃所占领。

这以后，蕃汉之间，民族矛盾相当尖锐，时有汉人起义。但是在压迫、反抗的同时，人民之间也存在着团结、融合的一面。吐蕃统治者控制这一地区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起用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为各级行政机构的官吏。

吐蕃本来信奉佛教，统治河西以后，支持当地的佛教活动，放回被俘僧尼，鼓励民众出家，于是佛教大为兴盛，寺院林立，僧尼日增。同时，吐蕃统治者还不断派人到中原求取佛经，加以翻译，当时便有许多汉藏文佛经互译流行。

天请问：求安稳无诸灾厄

八世纪后期，是敦煌弥漫战火的年代。河西诸州被吐蕃占领，敦煌与中央王朝的联系被切断，一个仅四、五万人（包括东来的流亡人口）的弹丸小邑，孤立无援地抵抗强大骠悍的吐蕃军队，虽然吐蕃赞普亲自督战，仍难以攻克这一孤城。敦煌人以非凡的勇气，坚持抗战十一年，战争进行得空前惨烈，最后“弹尽粮绝”，不得不以“勿徙他境”为条件，开城出降。

中唐时期的敦煌壁画，便以极其复杂的心情记录了相关历史。

如莫高窟中唐第159窟东壁南侧的《维摩诘经变》，图中吐蕃赞普戴红毡帽，佩腰刀，穿乌靴，与其侍从在各国王子听法场面中占领先地位，非常醒目。显然，这是当时河西地区社会政治形势在敦煌壁画中的直接反映。

又如盛唐末年的第148窟出现的《天请问经变》，到了中唐，这一题材迅速增加到10幅。该经变之所以大规模出现在吐蕃围攻和统治沙州的时期，恐非偶然。经文中说：“福能与王贼，勇猛相抗敌。”反映了敦煌军民的抗蕃决心，而在一定程度上将战争的胜败寄托在开窟种福上，实际上也是一种反抗方式，抗战时，它表现了沙洲人民在城破家亡之前将要誓死一战、祈求保护的决心；沦陷后，则表现了不得已而降蕃的人民从未放下武器，停止斗争。如敦煌文书中便记载吐蕃统治初期，被发配的驿卒“千里为谋，重城夜越”、“聚众逃走，劫马取甲”、“衣甲器械”，从发配地披甲驰马，千里奔腾，杀吐蕃节儿，焚官署，竟能烽烟不举，畅行无阻，说明他们的正义行为有百姓支持。

《天请问经变》宣传“忍辱”，也倡导“智慧”，经文中强调“忍为坚甲胄”，“慧为利刀杖”，如此等等，都是沦蕃后敦煌人民真实思想的反映。

又如新出现在吐蕃统治时期的《金刚经变》，除了阐述佛教的“实相者则是非相”的世界观之外，还特别宣扬“忍辱波罗蜜”。如莫高窟中唐第154窟东壁门北的《金刚经变》，在“法会图”图左侧条幅的下部，绘有两人揪打一人的“忍辱”内容。在吐蕃统治下宣传“忍辱”思想，其用意不言而喻。

吐蕃统治时期新出现了不少《金光明经变》，如莫高窟中唐第154窟便出现两幅，位于南壁和东壁门南。在一个洞窟内绘相同的两幅经变实属罕见情况，但联系经文内容也可理解，如经中特别强调如果“恭敬供养”《金光明最胜王经》，就会有四天王来帮助护国，使“他方怨敌，不来侵扰”，“人民皆蒙安稳，国土清泰，无诸灾厄”。

也正如敦煌遗书P.3490《修佛刹功德记》中所渴望的：“各自宗亲，共保长年益算。狼烟罢灭，小贼不侵。路人唱太平之歌，坚牢愿千年不坏。”

给民众以希望的瑞像图

在中唐第231、237窟西龛内四披，绘有一圈排列整齐的瑞像图，分别多达40、41身。这些瑞像图的内容来自天竺（印度）、犍陀罗（巴基斯坦）、狮子国（斯里兰卡）以及我国于阗、酒泉、张掖等地的佛教传说。

吐蕃时期新出现大量的瑞像图也决非偶然。所谓瑞像，即作为祥瑞吉兆从天而降的或能现灵异的佛菩萨像、高僧像，与我国传统的祥瑞和谶纬有某种程度的结合。人们对瑞像的期望，就像古代社会人们对侠客剑士等高人异士的希冀，但瑞像所具有的谶纬意义，有时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和号召性。

如于阗的天空中，曾出现释迦牟尼佛和迦叶佛的瑞像。据说当时有突厥、回鹘和其他不信奉佛法的队伍浩浩荡荡赶来此地，企图毁灭于阗国。战火逼近，情势危急，尔时释迦牟尼佛、迦叶佛等瑞像突然从各地来到于阗，守护此国边境；随后又有众多菩萨、天人、龙王也接踵而来，共同与入侵之敌作战，保卫其国土安全，保护众生免遭敌人杀戮。这时又有一佛名富那生的瑞像，来到于阗国西二百里处的边关西城，立于城上，守护城池固如金汤，后来此地便叫固城。

显然，此故事中的内容与吐蕃围攻敦煌时的情势很相似，也反映了孤城中的敦煌民众渴望外援的迫切愿望。

第231窟壁画中，迦叶佛身着袈裟，右臂置于胸前，左臂垂直向下，手提袈裟，赤脚立于莲座上。旁有墨书榜题：“迦叶佛从舍卫（城）腾空于固城住瑞像。”

又如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在犍陀罗大窣堵波（佛塔）西南百余步处，有一尊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面向北而立。此像经常显灵异，时而放射光明。偶尔有人看见此像夜晚出来行走，围着大窣堵波旋绕。有一天，一群盗贼企图进入大窣堵波偷盗，佛像立即出现在盗贼面前，盗贼们顿感恐怖，惊慌逃跑；佛像依然返回原处站立。这群盗贼也因此改过自新。

这尊瑞像也绘在莫高窟第231、237等窟中，榜题名曰：“南天竺国弥勒佛瑞像记。”大概，敦煌民众盼望佛像哪天夜晚能突然出现，吓得盗贼般的吐蕃入侵者胆战心惊，魂飞魄散，或像盗贼们一样改过自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河西诸州被吐蕃统治长达约七十年，民众更是渴望佛祖显灵，解救人民。这时，果然酒泉、张掖、凉州等地相继出现瑞像，如“酒泉郡释迦牟尼瑞像”奇异不可思议，有人遇到求愿，便“获无量福”。该瑞像在壁画中为裸上身，双手捧钵，下穿犊鼻裤。又如张掖郡出现的瑞像，在莫高窟第231窟中榜题为：“张掖郡佛影像月支王时现。” 居然和河西走廊的古老民族大月氏族、大月氏王有关，在瑞像传说中掺杂强烈的原住民族感情，可以说是一种反蕃意识。又如第231窟西龛东披绘的“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盘和县北圣容瑞像”，说的是一高僧刘萨诃西行来到凉州番和县（今甘肃省永昌县），遥望御谷山，预言此山以后会有佛像出现，如佛像完整无缺，则世乐时康；如其有缺，时乱民苦。后来出现的情况果然应验。

预言，在“时乱民苦”之时，往往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和号召性；瑞像，在“时乱民苦”之时，不仅给民众以希望，同时也坚定民众的信心。——尤其是在异族吐蕃统治的日子里。

思念中原：凿窟为报君亲恩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用这首歌来描绘吐蕃时期敦煌人民思念中原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新出现的《报恩经变》则是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莫高窟的《报恩经变》是盛唐晚期，即吐蕃陷河西后之大历初，才首见于第148窟，吐蕃陷沙州后骤然增多，如第112、154窟北壁、第231窟东壁门南等，共多达三十多幅。

壁画所描绘的内容，主要选择《大方便佛报恩经》中有关忠孝仁义的内容：

序品：叙述阿难路遇一婆罗门沿途乞讨，所得美食供养父母，所得恶食则自用之；六师外道奚落佛祖不孝，于是引起佛说《报恩经》。

孝养品：讲述须阇提太子割肉济养父母，使其父母得以借兵复国。

论议品：讲述鹿母夫人前世供养辟支佛，而今世得生五百太子，致使“国土安稳”、“不起四兵”、“人民丰穰炽盛”。

恶友品：讲述善友太子为救众生不畏艰险，入海求取摩尼宝珠，使人民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亲近品：讲述金毛狮子被猎人伪装沙门射杀，但临死仍不生恶念，不施报复，最后成佛。

据说，《大方便佛报恩经》是汉僧编撰的“伪经”，经中的内容都是从《涅槃经》、《贤愚经》等经典中截取而来。其实，是否“真经”“伪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经中所宣传的上报佛恩、中报君亲恩、下报众生恩的思想适应中国广大人民的需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经。

以忠孝仁义为主题的《报恩经变》在吐蕃时期大量出现，并非偶然。特别是其中的孝养、论议、恶友三品，它们都不是单纯地讲孝，而是将孝与忠有机结合于一体，强调以孝事君。儒家的孝道观念是和忠君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民族存亡之秋，敦煌民众不会忘记传统的思想：“战阵无勇非孝也。”更何况，外国孝子须阇提尚能割肉供亲，牺牲自己，成全流亡的父母复国，难道为了保护祖先的庐墓和拯救父母、妻儿、兄弟、姐妹的生存，还能吝惜自己？

同样是忠孝的内容，在不同时期的出现有不同的意义。早期洞窟中所绘制的须阇提太子割肉奉亲、善事太子入海求珠，是反映佛教进入中国初期与本土儒家思想的合流；而敦煌中唐时期出现大量的《报恩经变》，则反映了吐蕃统治下的人民对民族压迫的不满和仇恨，以及思念中原、渴望回归祖国怀抱的民族感情。

如绘有《报恩经变》的第365窟，建于吐蕃鼠年至虎年（832—834年），该窟的《吴僧统碑》就曾大不敬称吐蕃占领为“虎噬”，碑文说：“复遇人经虎噬，地没于蕃。元戎从城下之盟，士卒屈死休之势。桑田一变，葵霍移心。”公然表示对吐蕃占领的不满。

又如建窟于唐开成四年（839年）的第231窟，也绘有《报恩经变》，其造窟《功德记》怒斥吐蕃为“豺”、“枭”，文中说：“陇上痛闻豺叫，枭声未殄，路绝河西，燕向幕巢，人倾海外。”又满怀悲愤地控诉：“熊罴爱子，拆襁褓以纹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 吐蕃统治者对被征服者黥面纹身，并强迫学说蕃语、易服辫发。人们平常穿吐蕃装，每年祭祀祖先时偷偷穿上唐服，痛哭一番，祭后再秘密收藏起来。

第231窟《功德记》还不无自责地说：“岂图恩移旧日，长辞万代之君？事遇此年，屈膝两朝之主。”但是他们并不甘屈辱，也通过凿窟绘画以明志，在《功德记》中明确自己造窟是为了“报恩君亲也”。这种向往中原、忍辱负重、凿窟明志、倾诉民族压迫之苦的文字，真是声泪俱下，感人极深。

盼望摆脱吐蕃统治，怀念大唐王朝的情感，敦煌曲子词中有更多的流露：

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

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

融合：蕃汉诸族亦一家

尽管民族矛盾尖锐，但“本是同根生”，加上长期的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的宗教信仰需要，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也是必然。

作为政治需要，吐蕃统治者推崇佛教；作为精神支柱，敦煌汉人依赖佛教。在吐蕃人和汉人的共同努力下，敦煌的佛教更为兴盛。而佛教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汉文化与吐蕃文化之间的交流。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曾对汉文化采取过排斥的态度，但因为对佛教极为热衷，于是，敦煌的汉文化被披上了佛教的外衣，在寺院的庇护下保存了下来。

敦煌的寺学非常发达，寺院成了主要的文化场所。寺学教学的内容有佛经，也有传统的儒家经典，还有实用的社会契约文书写作。此外，吐蕃占领敦煌后，在寺院设立“译场”和“经场”，把大量的佛经、儒家经典、诗歌等译成藏文。当时的敦煌，有许多人都精通汉藏两种文字。在敦煌藏经洞，就出土有当时的流行的“蕃汉词汇表”和“汉蕃词汇表”，显然它们是汉人和吐蕃人交往的必备工具。一些流行的汉语读物，如《千字文》，也附有吐蕃文注音；还有一些则不书汉字，干脆将读音以吐蕃文记录下来，以供吐蕃人使用，如乘法九九表。

吐蕃文的推行，并没有使敦煌的汉文消失，汉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仍旧是汉文，主要是在和吐蕃人交流时才使用吐蕃语言。尽管河西各地都被强令易俗，但“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所以，吐蕃的蕃语政策，实际上只是促成了吐蕃人与汉人之间的更好沟通。

吐蕃占领沙州时，因有“勿徙他境”的承诺，所以当时的粟特等少数民族被保留下来，敦煌原有的各种信仰习俗也被保留下来。这时，除了佛教大为兴盛之外，景教、摩尼教、苯教、祆教等都有人信仰。特别是敦煌作为世界性的贸易都市，大量中亚、西亚、南亚甚至欧洲的商人、使者往来其间，所以，敦煌当时出现多民族融汇聚集在一起的场景。对此，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生动形象的描绘。

第158窟是吐蕃占领时期最大的洞窟之一，窟中塑绘大型《涅槃经变》。长达15.6米的释迦牟尼涅槃像周围绘菩萨、天人、比丘、天龙八部及各族王子举哀像计八十八身，在各族王子举哀图中，有头戴红毡高帽、辫发结于两鬓的吐蕃赞普，也有头戴冕旒、身穿大袖裙襦的汉族皇帝，还有突厥族、南海昆仑以及中亚、南亚与西域等地各族王子；他们或戴卷沿毡帽，或扎头巾，或卷发，或垂许多小辫，或饰耳珰璎珞；或身穿大团花锦袍，或穿圆领窄袖袍，或上身袒裸；或浓眉虬髯，或面貌棕黑，或深目高鼻，显然表明其属于不同民族，来自不同地区。他们对释迦牟尼的涅槃都表现出深切悲哀之情，但表达的方式却各不相同：有的割耳，有的割鼻，有的剖腹，有的剜心；汉族帝王哀不自胜，由两个宫女搀扶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和伦理观念，和谐完美地融汇在这一幅画之中。

这一时期的许多经变画中也出现了不少反映民族关系的画面。如榆林窟中唐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中的“嫁娶”场面，新郎着吐蕃装，新娘穿汉装，宾客衣着亦有不同；新郎在青庐内面向宾客伏地行礼，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则站立一旁。该画面既反映了当时吐蕃统治河西一带时汉藏联姻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男拜女不拜”的民俗。

看来，对立、统一规律也适合敦煌吐蕃时期的民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