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也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通过考古工作者长达20余年的勘探与发掘，可以确认遗址的分布面积超过五平方公里。在遗址内发现了大型房屋建筑基址、大型祭祀遗迹以及生活居址、墓地等重要遗存，出土了金器、玉器、石器、铜器、漆木器、象牙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数量巨大，内涵丰富。大量与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相关的遗存发现，表明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在成都 ...

　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也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通过考古工作者长达20余年的勘探与发掘，可以确认遗址的分布面积超过五平方公里。在遗址内发现了大型房屋建筑基址、大型祭祀遗迹以及生活居址、墓地等重要遗存，出土了金器、玉器、石器、铜器、漆木器、象牙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数量巨大，内涵丰富。大量与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相关的遗存发现，表明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极有可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代蜀国的都邑所在。

　　自金沙遗址发现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便积极与国内外各学术机构及科研院校合作，对出土文物开展多学科、多领域的鉴定、分析、测试与研究，不断丰富对金沙遗址文化内涵的了解和认识，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玉器2000余件，是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也最富特色的一类器物。其种类丰富，色泽多样，工艺复杂，许多器物上还保留了制作加工痕迹，这为研究古蜀国的制玉工艺、手工业技术发展等创造了条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玉器在西南地区的起源、发展、演变提供了机会。为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先后与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省珠宝玉石首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就金沙玉石料材质鉴定、玉器稀土元素特征鉴定、玉料玉矿产地调查、玉料标本采集等多方面研究进行了合作。2014年，为深入研究金沙玉器的制作工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又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由双方选派专家学者共同组建了“金沙遗址玉器微痕工艺研究课题组”，利用高清微距拍摄玉器之制作和使用痕迹、微痕工艺观察比较等方法，特别是将古蜀玉器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乃至东亚地区相关器物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深入探讨金沙玉器的造型特点、工艺技术以及来源特色，这是三星堆、金沙玉器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与实践。

　　“技术”是由物质手段和经验技能等要素所构成的整体系统，是经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之积累总结而得以建构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技能及相应工具、材料、工艺流程等因此积淀为传统并不断发展。作为具有目的性的成套知识体系：一方面，技术内涵属历史范畴，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内容；另一方面，早期有关“技术”的创造与发展又因与使用主体所处的自然与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而表现出相应的地域性特征。技术与文化连袂并驾，交融互摄。文化视野中的“技术”由技术器物、技术制度和技术意识形态三个层次而构成为“技术文化”1。在此意义上，技术史亦即文化史。因此考察金沙玉器及玉文化的技术传统，亦正是了解其文化内涵的重要途径之一。

　　玉器研究课题组成立后，我们双方即展开了积极友好并有效的合作研究，在此期间双方研究人员就合作所得的研究资料，联合或分别撰写了〈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起源和扩散〉、〈金沙遗址出土石璋及初步认识〉、〈金沙石璋工艺技术〉等论文，并先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东亚牙璋学术会议”、《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玉器》等刊物发表或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在学术界取得了较好的反响。此次藉金沙遗址博物馆开馆10周年之际，我们又特别遴选了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石牙璋的研究资料合作出版这本《金沙玉工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这是双方近年来在玉器合作研究领域的一次阶段性成果的集中汇报，也是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金沙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研究报告”（批准号：12&ZD1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此学术专著的出版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我们双方还将继续加强合作，在不久的将来，再陆续推出“金沙玉工II”“金沙玉工III”等系列合作研究成果，从而将古蜀玉器、金沙玉器的研究引向深入，并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审视成都平原乃至整个东亚早期玉器的发展源流。

　　最后，在此书付梓之际，我们谨向为此不辞辛劳的全体同仁表示最由衷的感谢！

　　1 张明国：〈“技术—文化”论——一种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新阐释〉，《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15卷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