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奥登堡游历新疆时期的中国外交状况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S. F. Oldenburg，1863-1934）于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间，曾经两度以游历的名义，率领俄国中亚考察队赴中国新疆和敦煌考察。这两次游历，正好处于中国两个不同的时代：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时期。1840年以来面对海外世界的强烈碰撞，中国政府与士人开始思考和处置越来越重要的国际交涉。与中亚扩张中的俄罗斯成为接壤的国家之后，新疆地方政府面临的海外交涉成为中 ...

一 奥登堡游历新疆时期的中国外交状况

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S. F. Oldenburg，1863-1934）于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间，曾经两度以游历的名义，率领俄国中亚考察队赴中国新疆和敦煌考察。这两次游历，正好处于中国两个不同的时代：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时期。

1840年以来面对海外世界的强烈碰撞，中国政府与士人开始思考和处置越来越重要的国际交涉。与中亚扩张中的俄罗斯成为接壤的国家之后，新疆地方政府面临的海外交涉成为中国西北省份中的当务之急，以至于有所作为的新疆地方官员打算为新疆建省以来的地方历史留下百科全书式的地方志书时，这一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撰述的《新疆图志》不得不增添了内地省份所没有的、长达六卷的《交涉志》。《新疆图志》这一煌煌巨著付梓于1911年，正好成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新疆图志·交涉志》在中俄西北问题方面反映最多的，是边界分划、边民纠纷、商业贸易。在这些地方，以新疆布政使王树枏（1851-1936）为代表的新疆地方政府官员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对于以往不平等条约带来的边疆领土丧失、商业贸易中的俄商单向免税、边民纠纷中的司牙孜会晤，都给予了认真的总结和严肃的反思。

在纷繁的交涉事务中，西方游历官员进入新疆，在当时还不是最让地方官头疼的事件。当大量的西方游历人员来到乌鲁木齐拜会当地官员时，只要持有合法的出入境手续，中国官员总是尽可能地以礼相待并沿途护送、安排。代表官方态度的《新疆图志·交涉志》记录下新疆地方官对于西方游历行为充满了褒奖的态度：

查西人嗜奇揽胜，若出性生，不惮万里裹粮，探讨名物，以扩其见闻，助其学识，不尽关乎国际交涉者，往往有之[1]。

以上的文字表彰了西方人不怕牺牲、万里远行、格物致知的探险精神。《交涉志》在光绪十三年（1887），还专门提到了俄国地理学会康穆才甫斯基（ГромбчевскийБ. Л., 今译格罗姆别切夫斯基）在新疆的游历：

是年，俄国地理会会员康穆才甫斯基为大、小帕米尔之游，俄储赆七千卢布以宠其行，归国后地理会复赠以勋章，所著游记珍秘不传于世，他国之人罕得而睹焉。核其游踪，自帕米尔外北至喀什噶尔，南至叶尔羌，东南自和阗入后藏，折回至坎巨堤一带，尤详于喇斯库穆河旁云。……凡游历西人，多出其国之地理会，旅行资斧咸取给于会中，归则出其游记、报告于会。会长得叙其劳肄，赠之勋章以旌其功。其所记述，则会中醵资为之刊行；若关于国界之尤秘密者，则录而上于政府。国家常悬不次之赏，以矜宠之。以故其人常受国人之欢迎，虽蒙犯霜露、触冒寒暑，而无少于恡，盖名誉之心胜之也[2]。

以上的记录，不仅表彰了康穆才甫斯基本人的探险精神，甚至还对西方国家鼓励探险的制度进行了揄扬[3]。

许多游历人士在乌鲁木齐的短暂访问，往往成为新疆地方官员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他们讨论时政、切磋学问，似乎真的达到了“不尽关乎国际交涉者”的境界。《新疆图志》引用西方人撰著的新疆游记以及西方社会制度进行新政改革的内容，比比皆是，这些都是游历者对新疆地方政治影响的一个侧面。他们之间在学问方面的共同探讨，也有很多例证。以俄罗斯而言，1909－1911年间，俄罗斯回鹘语专家马洛夫（S. Ye. Malov, 1880-1957）率领的考察队对新疆和甘肃进行考察时，往返途经乌鲁木齐，都受到了当时担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枏的接待，一起讨论吐鲁番文书中的回鹘文文献，对马洛夫自称“五大洲识西域畏吾儿字者只有二人，彼其一也”深感佩服[4]。王树枏将马洛夫翻译的回鹘文内容请人从俄文翻译为中文，还专门写进了自己的《新疆访古录》中[5]；而马洛夫当时的手稿，也辗转收藏在日本的书道博物馆中[6]。

中国官员对于西方游历人员的礼遇，一方面是出自儒家本性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礼宾传统，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在历次不平等条款之后贫弱的外交导致的息事宁人态度之表现。《新疆图志·民政志》有关设立巡警的章程中，对于外国人的礼遇有专门的条例，如“省城各区巡长警赏罚章程·应拔升之事项”有“遇有人加害外国人，而登时救护、不致毙命者”条[7]，“各区巡警职务章程·当差巡警应竭力保护各事”有“外国之官民、兵弁经过街市”条，“当差巡警应绝对禁止各事”有“聚集围观外国人者；外国人对中国人，或中国人对外国人横暴无礼者”条[8]。

对于在华游历的外国人士，中国政府还寄寓了通过他们来缓和中外关系的希望。如《交涉志》在宣统二年条记载：

本年，有英国《泰晤士报》馆访员莫理循来新游历，考察商务、交通及学堂以增智识。外务部以该访员学问素优，且能联络中、英交谊，饬令以礼接待[9]。

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是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曾长期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后来又担任过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1912-1920），是一位与中国近代历史关系密切的政治家。其1910年对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向西方正面报道了中国新政在新疆的建树。得到新疆地方政府的礼遇而带来外国游历者及海外各国的赞誉，确实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10]。

辛亥革命后的新疆，在民国的前17年中，是由在清末新疆担任镇迪道兼提法使的杨增新（1864-1928）执掌新疆大权。其主政方针在其《补过斋文牍》中得到体现，他奉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多方折冲，保证领土主权的独立，基本上沿袭了晚清在中外交往方面的原则；而对外国游历人员，则采取了保护与监督的双重职责。

新疆地方政府在检验外国人士获得外交部门护照后，即行保护和监视的职责，并且随时上报其出入境的情况。据民国二年新疆外交公署《为呈赍各国游历人员报告事卷》的说明，我们了解到晚清、民国外国人员游历新疆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和监督情况：

查前清军咨处文开：外人游历各处，实地调查，极有关系。嗣后凡各国人员持有外部护照赴该省及各口岸游历者，希将一切情形详报，以备查考等因。当经前交涉总局通行在案。查民国二年本署成立后，迭经令行各属：凡外国人员游历到境，照约保护并侦察有无参观何项要所，及拍照、测绘要地，暨有无交涉事宜去后，据各属呈报各国游历人员入境、出境并一切情形前来[11]。

在以上的陈述中，对于外国人的保护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对中国要所、要地进行参观、拍照和测绘的限制。而由于对国家机密和权利认识的不足，以及地方官吏的腐败无能，带有特务性质的外国游历者确实从中获得了大量有关新疆地区的重要国情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方面在文物保护方面带来的严重损失了。

奥登堡的两次新疆和经过新疆的考察，正是这样一个被中国地方官善待有加的时代，从目前能够见到的汉文档案史料中，他的新疆之行许多细节得以浮现出来。

二 新疆档案馆的奥登堡游历文献

200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公布了467件有关近代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历史档案，编辑为《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出版。荣新江教授最早引用这些资料，发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的文章，系统梳理了俄国考察队的调查活动，阐明了俄国考察队对西域研究的意义，钩稽了1893－1895年俄国罗博罗夫斯基（V. I. Roborovsky 1856-1914）和科兹洛夫（P. K. Kozlov, 1863-1935）考察队、奥登堡所率俄国第二次中亚考察队和新疆地方官府之间的交涉过程，以及地方官府对于外国考察队的安排情况[12]。

但是，这些公布的档案中，属于俄国考察队的材料其实很少，有关奥登堡的材料，仅仅夹杂在一份呈交民国三年各国游历人员的表册中。

随着新疆档案馆对档案史料不断规范化的管理和数据库建设，一些新的档案被陆续整理出来。有关奥登堡的材料，新近又发现了两件，恰巧分别属于其第一、第二次考察期间的报告，因此让我们对其考察过程中的细节有进一步的了解，特为整理公布并解释如下：

1、《甘肃新疆镇迪道转饬抚宪联札开外务部咨准俄国翰林院士额勒敦布等二人前往新疆游历饬属该员持照到境照约保护并将入出境日期具报给吐厅知照之札文》（图一）：

钦命二品衔	甘肃新疆镇迪兵备道兼按察使陆军督练处	荣 为
参议官兼参谋处总办随带加六级记录二十次

札饬事。案，奉

抚宪联 札开：宣统元年八月初九日承准

外务部咨：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准俄国廓使函称本国翰林院学士额勒敦布偕带随员二人，前往新疆一省游历，请缮发护照，等因。除由本部缮就护照一张、标硃盖印讫，并函复廓便（使）转给外，相应咨行查照饬属，于该学士额勒敦布等持照到境时，照章妥为保护，并将入境、出境日期声复本部可也，等因到本部院。承准此，除咨行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道即便查照转饬所属，俟该学士额勒敦布偕同随员等到境时，照约妥为保护，仍将入境、出境日期随时具报核咨，切切，此札。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所即便遵照，俟该学士额勒敦布偕同随员等到境，照约妥为保护，仍将入境、出境日期报查。此札。

宣统元年九月十二日。

本件文书中提及的“翰林院学士额勒敦布”，就是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此次游历即由他组织的第一次前往新疆的中亚考察行动。其所带随员二人，即画家兼摄影师杜丁（S. M. Dudin）、测绘师斯米尔诺夫（D. A. Smirnov）[13]。文书内容则是有关奥登堡游历新疆而由新疆镇迪道署下达给所属地方机构的一件公文。所谓“札饬”，即旧时官府上级对下级的训示公函。在文书的开头，是发放公文的机构官员的职衔；它和纸张结尾部分的发放时间一样（除了发放的日期需要填写外），是用预先制版了的模子刷印在上面的。现在印制好了单位名称的公文纸，即是这种方式的继承。在纸张的衔接处和日期签署处，则钤盖了防止伪造和具有官方印信意义的“甘肃镇迪粮务兵备道加按察使衔兼管全疆刑名驿传吏务之关防”长方印，在纸张的最末端，也有在镇迪道署值班管理印章的“监印官候补知县□□□”的钤记。

新疆的地方官府设置在光绪十年（1884）建省之后，和内地省份一样，设立了巡抚为全省最高长官，并下设分管财赋、民政的布政使署和分管刑名案件的按察使署。其中的按察使未设专职，而由全疆四个分巡道之一的镇迪道员兼任。本件文书的“荣”，就是自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长期担任镇迪道兼按察使的荣霈[14]。荣霈字华甫，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三十二年四月由甘肃兰州道转任镇迪道，宣统二年调补山西河东道，但是直到宣统三年三月才卸职离任。从这件文书的抬头和关防印中列出的荣霈职衔来看，举凡镇迪道的巡查、粮务、兵备，一省之刑事、交通、边防、军事，均在其管辖范围之内。所以较之一般省份的正三品衔按察使，荣霈的从二品官阶体现了它的重要性。而外国人进入新疆境内游历，自然在其所属范围，因此以他的名义下达了对于奥登堡游历新疆各地时“照约妥为保护，仍将入境、出境日期报查”的命令。

荣霈保护奥登堡游历的札饬，并非最高一级的命令。从文书中可以看到，这一命令是经由新疆巡抚下达给镇迪道兼按察使署荣霈的。文书中的“抚宪联”即联魁，字星桥，满洲镶红旗贡生。光绪三十一年由甘凉兵备道补授新疆巡抚，三十二年闰四月到任，宣统三年五月卸事。联魁担任新疆一省的最高长官，也长达五年之久。

同样的，联魁的札饬，也还不是最高一级的命令。它仍然是贯彻了清帝国中央部门——外务部下达给新疆巡抚的指示。外务部是在接到了俄罗斯公使的护照申请函之后，于签发护照给奥登堡一行的同时，下达了给新疆地方的公文。文书中的“俄国廓使”即廓索维慈（Иван Яковлевич Коростовец），他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四日（1908年8月30日）莅任俄罗斯帝国驻大清国公使，1912年离任[15]。

从外务部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三日（1909年5月13日）受理俄国大使申请函，到八月初九日（9月22日）新疆巡抚接到外务部公文，再到九月十二日（10月25日）新疆按察使署下达新疆各地公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晚清中国行政系统中受理外国人游历新疆的一般过程。而奥登堡的这一次新疆游历，已经于1909年7月22日从楚呼楚（Chuguchak, 塔城）入境，7月29日到达了乌鲁木齐[16]。从这一拖沓的公文运转程序中，可见政府官员对于外国人游历新疆，只要有外务部签署的护照，即可放行；且不待公文札饬，便视保护、接待为必然。在这里，公文函的进行只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过场。

而在这一件文书中，除了不断申饬“照章妥为保护，并将入境、出境日期声复”，还没有向民国时期那样特别交代需要防查其拍照、测绘等等有损国家利益的行为。因此后来奥登堡到达吐鲁番、焉耆（哈喇沙尔）、库车地区从事的挖掘活动，似乎就更无人干预了。仅就新疆文物考古事业而言，清政府对于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无知，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有目共睹的。

2、《试署塔城县知事鲁效祖为游历外人出境入境日期事呈报新疆交涉公署文》（见图二）：

详为呈报游历外人出境、入境日期事。中华民国三年十二月五日，准塔城□交局报称有巴西人喀尔维之子帕倭里孟特外尔特于是日由省来塔□因，知事当即前往查问来历。见其持有钧署外字第捌拾玖号护照，并挟照像机器；沿途有无测绘情形事□，未奉钧署饬知，未及防查。惟到塔城以后，尚无违约情事，已于十二月十七日出境赴□。正呈报间，又准外交局报俄人斯米勒诺夫、都丁、毕尔肯别尔格三名，于十□月十九日由省来塔等因，知事如前往查。该游历人等系前由塔城过境前往甘肃敦煌考查古迹之俄国文学博士鄂尔典布尔格同行之人。讯悉该博□与绕曾别尔格二人尚未返转等语。已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塔入俄。理合具文呈报钧署鉴核、查考、施行。谨详。

新疆交涉公署

试署塔城县知事鲁效祖（钤“效祖之印”白文印）

中华民国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钤“塔城县印”朱文印）

本件文书中提及的“俄国文学博士鄂尔典布尔格”，还是前件文书提及的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此次游历是由他组织的第二次中亚考察行动，目的地是甘肃敦煌；因此对于新疆地方而言，属于“过境”。文书内容是有关奥登堡游历敦煌的同行人员从塔城出境而由塔城县地方官上报新疆交涉公署的一件公文。其中提及的“斯米勒诺夫、都丁、毕尔肯别尔格”，即在第一次考察队中就曾出现的斯米尔诺夫（D. A. Smirnov）、杜丁（S. M. Dudin），以及此次加入的艺术家宾肯堡（V. S. Birkenberg）。而与奥登堡留驻敦煌、未及同行出境的“绕曾别尔格”，即民族学家罗谟伯格（B. F. Rombeg）。鲁效祖上报的文件中对考察队分为两批出境的的描述是确凿的。奥登堡与罗谟伯格直到1915年1月28日才离开敦煌[17]。

公文的上报人鲁效祖，字绳伯，甘肃临夏人。清末诸生。曾就读甘肃文高等学堂，任导河县立初级中学首任校长，后随杨增新赴新疆，担任县知事、道尹，历任新疆省政府秘书长、高等法院院长、驻苏公使、省农牧厅厅长等职。此时鲁效祖由直隶州州判升任署理塔城知县。“试署”即非正式任命的试用期知县，但是它可以行使知县之职，因此在文件最后签署的时间上，钤盖了“塔城县印”的公章。这件文书呈交给新疆交涉公署后，就归类到了题签为“外交部特派直隶交涉公署公函”的“三年派字第二百十二号”文件档案中。文件上面还有一些贴签如“贵特派员查照转饬各属并知照西宁、青海、叶尔羌、乌鲁木齐”以及批字如“通移并呈报并函甘肃民政长”字样。可见由于奥登堡考察队兼跨甘肃、新疆两省，以及仍有队员留在境内活动，所以需要将这一文件内容转达给相关地方和机构。

从文件的上报程序来看，地方官员对于游历者的关注程度还是非常严密的。鲁效祖一旦接到塔城外交局的通知，便以官方身份前往慰问并侦讯来历，待其出境后又具文呈报。不过即使如此，对于游历人员的防备态度还是不太主动。如该件文书中对于帕倭里孟特外尔特携带挟照像机器入境，因为“未奉钧署饬知”，所以“沿途有无测绘情形事□”而“未及防查”。对于过境的斯米勒诺夫等三人，大概也因为“尚无违约情事”，所以这一呈报文件在他们21日出境之后一个星期，才上报交涉公署。自然，这一文件到达迪化（乌鲁木齐），已经是民国四年的事了。恰恰由于这个拖拉的工作，使我们看到在新疆档案馆最初公布的民国三年各国游历人员表册中，斯米勒诺夫等三人在塔城的情况是缺失的。为资料对勘方便起见，兹将该件文书相关内容抄录如下（图三）：

俄国博士额登布格、画工都定、工师毕仍伯格、舆图秀才司米诺夫、图绘罗谟伯格，随带马兵八名，持外交部护照，赴甘肃敦煌考查古迹。三年六月廿六日，由塔城苇塘子卡入新疆境，是日抵塔城，七月七日到乌苏，十三日到绥来，十五日到昌吉，十六日到迪化，二十六日到阜康，三十一日到孚远，八月一日到奇台，十五日到哈密，即由该县护送出境，入甘肃。查额登布格居留敦煌外，其画工都定等四人于十一月十六日复由安西入新疆哈密，廿六日到奇台，廿七日到孚远，十二月一日到阜康，二日到迪化，七日到昌吉，十日到绥来，十三日到乌苏，十八日到精河，廿四日到伊犁，由尼堪卡出境讫。前后据各县详报前来，均称格外保护，该游历亦无测绘暨各项交涉。俟额登布格抵境，再行详报。理合登明[18]。

这件文书钤盖“外交部特派新疆交涉员之印”，是由直属外交部的新疆交涉署根据各县详报材料登明民国三年全年各国游历新疆人员的情况总结。毫无疑问，塔城县的详报当时还没有递到，因此其中12月19日到23日期间的行踪消失了。现在根据鲁效祖的上报，斯米勒诺夫等三人19日从精河到达了塔城，21日从塔城出境。与本件文书相勘，似乎在24日又由境外转入伊犁过境了，这在今天属于签证类型中的“多次入境签证（multi-entry visa）”。总之，塔城上报文书的迟缓，使这件总结文书留下了缺陷。

从记录奥登堡第二次游历经过新疆的档案文件来看，新疆地方各级政府对于外国游历人员仍然给予了特别的优待以及“格外保护”；息事宁人的态度，大概也让他们在上报文书中遮掩了原本其实出现的“测绘暨各项交涉”。

余论

有关奥登堡两次西北游历的细节探寻，虽然也还有望竭泽而渔地获得更多的当时、当地文献来丰富，如从来自中国方面的与奥登堡交往人士的资料、甘肃地区的档案，以及俄罗斯的奥登堡档案等等；但是历史的筛汰，终究无法复原当时的完整运作材料。因此历史研究期待获得当时所有的文献而展开，无疑是一种奢望；而由历史遗留的碎片去还原现场，虽不能至，仍是接近真相的有效途径。

以上新发现的两件档案材料，不仅正好属于奥登堡的两次西北游历；而且一件是从上至下的札饬，一件是从下而上的呈文，体现了中国官府在清末民初对待外国游历人员涉足西北地区的管理过程。从其公文书的运转机制来看，我们不能说新疆官府对待西方游历者的到来没有克尽职守；只是由于国家贫弱的外交，以及知识界暂时对国家利益和国家文物的意识还没有自觉，导致了对待游历者尽保护之责而但求无过的纵容心态。

对于文物保护的重视，一直要到北平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等民间组织起来干预，中央政府行文西北，才逐渐使得游历探险中的种种国家利益得到挽回。我们看斯坦因在民国四年杨增新治下被妥为保护、捆载而西的放行，到民国十九年金树仁（1879—1941）治下被严加限制、勒令出境的监督，即可见民国前期与后期对待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察的不同态度[19]。然而这个时候，新疆探险与考察的黄金时代行将结束，奥登堡所代表的西方游历者已经绝尘而去，将新疆地区的大量历史文化遗产带向了世界各地。

（本文中文版刊载于《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2月，720-729页；英文版发表于Sergey Fedorovich Oldenburg: Scholar and Academic Research Organizer, Stpetersburg, 2013）

注释：

[1]王树枏等纂修《新疆图志》卷五七“交涉”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东方学会1923年排印本，1999页。

[2]《新疆图志》卷五六“交涉”四，1961-1962页。

[3]根据现在所公布的材料，我们知道康穆才甫斯基的帕米尔游历并非如此单纯的探险活动，他在当时也是受俄国陆军大臣的派遣，由皇太子捐赠经费，率考察团潜入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将近两年的政治、军事侦察活动。此后再度前来探察，撰有《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на Памире, 1891）一书，为俄罗斯在帕米尔地区的扩张政策张本。

[4]《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第119号“畏吾儿经卷残片”王树枏题跋，矶部彰编集，东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亚出版文化研究〉总括班，2005年，中册，244页。

[5]《新疆访古录》卷二“畏吾儿残字”条，1919年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印本，叶二四背至二五正。

[6]参笔者撰《王树楠的西域胡语文书题跋》，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8-137页

[7]《新疆图志》卷四○“民政”一，1497页。

[8]以上二则，分见《新疆图志》卷四一“民政”二，1533、1536页。

[9]《新疆图志》卷五七“交涉”五，1999页。

[10]如王楠《伯希和与裴景福的交往：以中法学者有关敦煌藏经洞最初研究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427—450页；高杏佛《至高无上之赞誉：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成员的一封致谢信》，波波娃、刘屹主编《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研究视角与问题》，75-83页。（Cordula Gumbrecht, “Beyond all praising”-a letter from the German Turfan Explorers,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ed. Irina Popova & Liu Yi, St. Petersburg: Slavia, 2012, pp. 75-83.）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等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299页。

[12]荣新江《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最初以俄文、英文双语发表于波波娃主编《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之中亚探察》论文集中，英文题名Russian Expeditions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ed. by I. F.Popova, St. Petersburg: Slavia, 2008, pp. 219-226. 中文修订本发表于《西域文史》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295-301页。

[13]I. F. Popova, S. F. Oldenburg’s First Russian TurkestanExpedition(1909-1910),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ed. by I. F. Popova, St. Petersburg: Slavia, 2008, p. 152.

[14]《新疆图志》卷二七“职官”六，1097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36页。

[16]I. F. Popova, S. F. Oldenburg’s First Russian Turkestan Expedition(1909-1910), p. 153.

[17]参I. F. Popova, S. F. Oldenburg’s Second Russian Turkestan Expedition(1914-1915),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pp. 158-175.

[18]《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图版与录文分见3、301页。兹据图版重新校勘。

[19] 《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134-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