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西北边疆的平定历经康、雍、乾三朝，伴随着历次西域战事的胜利，亦仿汉唐模式，勒石战地。与前代相异的是，清代皇帝不仅要举行胜利庆典，亦向先师孔子举行释奠祭礼，并勒石太学。久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各府、州、县自上而下立碑于孔庙的现象。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教授在内地十多个省区都发现了这些碑刻实物或档案史料。他认为在 ...

　　清代西北边疆的平定历经康、雍、乾三朝，伴随着历次西域战事的胜利，亦仿汉唐模式，勒石战地。与前代相异的是，清代皇帝不仅要举行胜利庆典，亦向先师孔子举行释奠祭礼，并勒石太学。久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各府、州、县自上而下立碑于孔庙的现象。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教授在内地十多个省区都发现了这些碑刻实物或档案史料。他认为在立碑全国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朝廷将西北平定这一“帝王一家之私事”转化为“天下一统之共识”的宣传攻略。它利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与官学二元一体的教育体制，向全体汉族知识精英传达了新的帝国疆域与民族构成，努力构建一个新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体系。所以，清代新疆是一个在江南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始叙述的故事。

封面朱玉麒像：李媛 绘

　　上海书评：作为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武力征服的象征纪念物，边塞纪功碑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朱玉麒：纪功碑这种方式，不仅限于对战争的纪念，也不仅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人类的发明。人们在完成一件事功之后，总是希望通过某种媒介传达给后代，来彰显自己做下的巨大功德。你去伊朗（波斯）、埃及、印度等地，会发现世界各个文明古国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功德记录在一个比人类的个体生命更长久的物质上，从而流传后世。这个物质可能是金属品，可能是石刻。譬如移植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就是三千多年前埃及记载其民族历史的象形文字纪功碑。人类相信“金石永固”，金石上的铭刻体现了延续人类生命的强烈观念；而通过研究金石，来看以往的人们怎样把他们的文化信息、文明传递给我们，这就是金石学。所以，金石学不仅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学问，其实是世界各人类文明的传统学问。

　　中国的古人比较偏好用文字的形式把这种意识记录在石刻上，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纪功石刻是石鼓文，石鼓文之前肯定还有；至少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中国，就有这样的石刻出现了。晚清时期的叶昌炽在《语石》中，根据功能，把纪功碑分成了几种类型，如秦始皇东巡刻石，也是纪功，但它不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战争胜利的纪念碑只是纪功碑的一种，叶昌炽归纳为“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我把它简称为“边塞纪功碑”，因为大量的战争是发生在边疆地域上，发生在西域的战争纪功碑，我们也简称“西域纪功碑”。

　　关于边塞纪功碑，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源头，是燕然刻石。现在蒙古高原上的杭爱山，史书上称燕然山。东汉时期发生在汉与匈奴之间的无数次战争中，永元元年（公元89年）在这个地方有过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使匈奴离开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作为汉军统帅的车骑将军窦宪为了纪念这一场重要的战争，把记载胜利的文字刻在了杭爱山的摩崖上，史称《封燕然山铭》。这一摩崖我们到今天也没有找到，杭爱山现在已经属于蒙古国了，俄罗斯、蒙古国包括中国的学者从阿尔泰山往北找，都没有踪迹。

　　不过，它的文字被记录下来，因为那是当时跟随窦宪参加战争的班固所写，在《后汉书·窦宪传》中保存。因为一直找不到这个摩崖，时间长了之后，人们就觉得燕然刻石只是一种战争神话，是虚构的。不管是不是虚构，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这种边塞战争还有很多，所以这最早的“燕然刻石”就在后来的边塞吟咏中传颂不绝。现在电脑方便了，搜一搜“燕然”这个词，就会有一溜的唐诗出现，宋词也是。如果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唐朝人是“伫见燕然上，抽毫颂武功”（李峤《饯薛大夫护边》），人还没有到达边关，就可以推想到这将来的战争必胜，一定可以提笔来写燕然勒铭的续篇；而宋朝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范仲淹的“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已经驻守在了西北边关，还觉得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丝毫没有凯旋的信念。唐诗宋词，确实有它各自的时代气息在里面。

　　燕然刻石虽然找不到，但并非不存在。从清代以来，陆陆续续在离杭爱山不远的新疆天山的东部，发现了汉人与匈奴战争之后留下来的石刻，有些距离燕然勒铭的时间只有四年。用这些后来的石刻，是可以印证燕然勒铭的存在的。1981年，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当时自治区博物馆馆长李遇春在调研中发现了一块1965年就被搜集来的石刻，字迹斑驳，但李遇春发现里面留下了一些关键字，使得碑文的大概内容已经明了。时间、地点、人物，都有。

　　时间是永元五年——公元93年，即公元89年燕然勒铭以后的四年；有一个叫任尚的人，在巴里坤湖畔留下了这一块碑刻。巴里坤与杭爱山的直线距离不远，在燕然山战争的前后，大部分的匈奴人已经据守在巴里坤湖一隅——汉人习惯把这个湖称作“海”，这块永元五年碑和后面说到的《裴岑碑》都这样表示——与汉军僵持，所以这里是匈奴在东汉后期的大本营。这个碑刻记载的，肯定是任尚跟匈奴余部战争中一场新的胜利。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任尚这个人，在《后汉书》的记载中，出现在永元三年以来历次重要的汉匈事件中。虽然那块石刻只留下了十几个字，但是任尚的名字留下来了，年代留下来了，地点又在汉匈战争非常重要的战场；而任尚呢，恰恰跟随窦宪参加了燕然山战争，因战功被任命持节卫护伊吾，天山东部这一守土的职责就交给他了。因此，可以推想：任尚是在此地的某次胜利之后，学习了他的前首长窦宪的方法，刻石纪功。任尚在刻石纪功形式的发扬光大上作出了贡献，它不仅印证了窦宪勒铭燕然的事实性，也将燕然刻石纪功约定俗成为边塞战争胜利的必然程序。这块碑，后来称作《任尚碑》。

　　比《任尚碑》的年代稍晚，在此地被发现的是另外一方称作《裴岑碑》的纪功碑。这块碑铭刻的时间是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与《任尚碑》相隔四十多年。《裴岑碑》在雍正年间就被发现了，《裴岑碑》的文字保留非常完整，讲的是敦煌太守裴岑带着三千人的部队和匈奴呼衍王作战，“斩馘部众”，把所有匈奴军队都灭了，然后“立海祠以表万世”，就是让世世代代人都能记住战争的胜利。这个事件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后来马雍先生分析，可能是东汉晚期很多史料因为战乱而丢失，加之历史书的编纂本身也有选择史料的问题。《裴岑碑》在雍正年间被发现，在紧接着的乾隆以来朴学兴起、碑学兴盛的背景下，从历史和书法考证的角度，都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因为它是从中国最西部的地方新出现的汉文资料，不仅其由篆入隶的书写轨迹可辨，且也证明了汉匈之间的战争细节。这块碑也因此不断被捶拓、临摹。

　　再后来，又发现一块纪功碑，碑文刻凿的时间距《裴岑碑》仅三年，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它的发现与《裴岑碑》一样，和清代在西域的战争有关。清军在征服准噶尔的战争过程中，常走一些偏僻的山路，这些路在两千年以前也是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非常重要的战争之路。战争的相似性使清军在与汉代重合的行军途中发现了这块叫“焕彩沟石刻”的大石头。碑文写的是“云中沙海侯获”在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发生的一个事件，无疑，它也跟匈奴的战争有关系。

　　所以，这五十年间发现的纪功碑可以反证：燕然刻石是作为一种传统被后世继承下来了，每次战争取得成功，总要刻一段文字在石头上来作纪念——战争纪功碑或者说边塞纪功碑这个类型就形成了。

　　上海书评：汉代形成的纪功碑传统，在后来一直被继承下来了吗？

　　朱玉麒：这是可以从后世的实物和史书记载中得到证明的。

　　以我从事研究的西域史角度来看，中原王朝在汉以后对西域的经营，以唐为盛。唐太宗的时候，要打通整个丝绸之路，征服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是其战略的第一步，于是在贞观十四年（640），派遣侯君集率领交河道行军前往。当时的高昌王麹文泰见过唐初的凋敝，觉得唐军的力量远非隋炀帝时代可比，而且远行沙碛，辎重粮草都是一大难题，根本无法与自己抗衡。没想到唐军轻装捷行，长途跋涉，兵临城下。高昌国掌握了汉地的修城技术，深沟高墙，城门也很牢靠。

　　但是唐军到了已经攻下的伊州即哈密地区以后，才开始制造重型的攻城器械，这是麹文泰没有想到的。唐军用天山的松树造了很多填隍木、撞门车、抛石机，在后来进攻高昌城的决定性一战中派上了用场。这时的麹文泰已经去世，其子麹智盛在唐军的强大攻势下，马上就率众投降了。两《唐书》记载，高昌打下之后，“俘智盛及其将吏，侯君集刻石纪功而还”。近百年来，在高昌发掘出了很多石刻，但是侯君集的纪功碑一直没能找到，然而这也并不代表没有。在伊州境内，即发现《裴岑碑》《任尚碑》和焕彩沟石刻的东部天山南北，我们找到了唐朝进攻高昌前夕立下的石刻，可以旁证《侯君集纪功碑》的存在。

　　当时交河道行军的副总管姜行本，在《唐书》中都有记载。他先期到了伊州，带着自己的小分队上天山砍伐松树做攻城器械。在完成了这些装备之后，看到班超在此地的纪功碑，于是模仿汉代人，也在天山北边的巴里坤和南山口先前提到的焕彩沟汉代石刻上分别勒铭，我们今天统称之为《姜行本纪功碑》；分开来说，巴里坤的是新碑，内容比较完整；南山口的是旧碑，文字残损，但是“贞观十四年”、“姜行本”等关键字都在。它们都是在攻克高昌的战役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立下的纪功碑，表达了对这场战役必胜无疑的信心。巴里坤的新碑在康熙年间就被发现了，碑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昔匈奴殄灭，窦将军勒燕山之功”，可见唐朝人的刻石，确实受到东汉燕然勒铭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战争的纪功碑由汉而唐，实际上是一个系列的。

　　后来的西域史事，我们在史书中看到，随着唐朝的西征，打下了高昌，立《侯君集纪功碑》。继续往西，贞观二十二年，打下丝路北道的龟兹国，即今天的库车一带；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被唐朝派遣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所以征服龟兹之后所建碑就称为《阿史那社尔纪功碑》，《新唐书》的《阿史那社尔传》和《龟兹传》于此事也都明确记载有“刻石纪功而还”、“勒石纪功”字样。高宗年间，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也都纷纷效忠唐朝，唐朝在这些地区建立了羁縻州，龙朔元年（661）派了一个叫王名远的人到吐火罗地区即现在的阿富汗境内立了一块《唐西域记圣德碑》。

　　而在吐火罗北部的草原地区，即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区以碎叶为中心，后来成为西突厥的大本营，也被唐朝征服，调露元年（679）由裴行俭立碑碎叶，后世称《裴行俭纪功碑》，两《唐书·裴行俭传》都强调了“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将吏为刻石碎叶城以纪功”。唐朝在葱岭东侧（后来又以碎叶替代了焉耆）建立的安西四镇，标志着唐王朝取代西突厥对这里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在开元三年（715），唐朝军队还在张孝嵩的带领下出击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击败了拔汗那的国王阿了达，建下了《张孝嵩纪功碑》，《资治通鉴》有“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勒石纪功而还”的记载。

　　从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到，唐朝的疆域一直向西拓展，唐代西域纪功碑随着唐王朝的开疆拓边，形成以哈密为中心的涟漪向西辐射，遍布在西域大地取得节节胜利的任何一个地点，一直到葱岭以西。这些在史书中记载的纪功碑，在今天的刻石中也找到一些旁证，比如《姜行本纪功碑》，就是《侯君集纪功碑》的旁证；王名远立碑，也由赵明诚的《金石录》和更晚近发现的《阿罗憾墓志》得到印证；在碎叶故城周围，也找到了很多汉文碑刻，虽不能确证是《裴行俭纪功碑》，但都是唐代征服碎叶的明证。

　　这些史料记载和石刻旁证都能够说明，汉文化的纪功碑传统被唐朝所继承，在包括葱岭以西的地区被发扬光大，揭示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经营；而且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的约定俗成，影响到了以后西域纪功碑的出现，也为唐以后西域史的研究提供了素材。这些跨越时代的石刻，确实是燕然勒铭的战争纪功碑的延续，它成了中国军事文化和边塞战争的有机组成元素。

　　上海书评：清代作为非汉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他们对西域的征服也采用了汉唐的纪功碑传统吗？

　　朱玉麒：汉、唐、清三代，是中国历史上对西域经营最有力度的时期。如前所述，汉唐时代，纪功碑的出现证明了中原王朝的实力在西域的巨大影响。清代对西域的经营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的，也有更为丰富的纪功碑被建立起来。

　　首先是针对北疆草原上的准噶尔汗国。蒙古高原的喀尔喀蒙古部落和我们称之为西蒙古的卫拉特蒙古部落之间随着各自力量的消长，纷争不断。卫拉特部的准噶尔部强大起来，建立了以伊犁河为中心的汗国，同时控制了西藏，利用藏传佛教的宗教力量在几个蒙古部落之间争夺主宰地位。从康熙时代开始，准噶尔对喀尔喀的战争不仅侵入到漠北、漠南的蒙古部落地区，也对北京造成了巨大压力，迫使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北征朔漠；而在雍正时期，也有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的战争。因此，康、雍两朝都与西部蒙古发生过战争，虽然也取得胜利，也都建立了纪功碑——这个后面我们再说——但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部落又卷土重来。

　　乾隆年间，准噶尔蒙古再次强大起来，造成蒙古部落之间新的紧张。乾隆皇帝决定促使整个蒙古成为一个统一体，完成统一西北大业，于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利用卫拉特蒙古的辉特、和硕特部东来投顺的机会，再次西征。清军分两路西进，一直深入伊犁河谷，在格登山取得了胜利。那时达瓦齐是准噶尔蒙古的统领，达瓦齐及其军队的所有核心力量都在这场战争中覆没，所以格登山大捷是平定准噶尔部落非常重要的战争；达瓦齐本人在亡命翻越天山以后不久，也被乌什的回部首领霍集斯俘获，献给了清朝。这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乾隆皇帝撰写了《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立在格登山，这就是平常说的《格登山纪功碑》。同时在伊犁九城之首的宁远城（今天的伊宁市）也立了《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而在乾隆二十二年，原本归顺并参与平定达瓦齐的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反叛，清军再次出师平定，乾隆帝为此又撰有《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这是北疆草原的平定。

　　从北疆翻过天山以后更大的范围，是南疆，或者称回疆，当时主要是今天称为维吾尔族的族群生活的地区，是叶尔羌汗国的范围。准噶尔汗国兴起之后，兼并回疆，其部落宗教首领也被作为人质扣押在伊犁。准噶尔部被平定后，清军将已经去世的酋长玛罕木特二子布拉尼敦和霍集占放回南疆统帅回部。这两个人就是清代史籍中的大、小和卓，当时的清军把维吾尔语后缀的“我的”的发音“木”也理解为称谓，所以乾隆皇帝的诗文中称之为大、小和卓木。这两个曾经表示要率回部归顺清朝的头领回到南疆之后，就领兵叛乱。

　　这当然是清朝所不能同意的。清朝对整个西域的经营管理，还是受到了汉唐的影响，即是说，葱岭以东的地区，从地缘上是一个整块。从汉武帝建河西四郡、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葱岭以东地区与中原内地必须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王朝，才能成功地经营、管理。所以平定回部的战争接续准噶尔的平定而再起硝烟。到乾隆二十四年，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帕米尔高原上巴达克山的伊西洱库尔淖尔——一个高山湖泊畔，现在属于塔吉克斯坦东部地区的巴达赫尚地区，现在多翻译作叶什库里。乾隆皇帝得到捷报之后，也御制了《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平定回部勒铭叶尔奇木碑》，分别立在战争之地伊西洱库尔淖尔和当年回部的叶尔羌汗国都城——今天的莎车城中。

　　立在战争之地的纪功碑，在新疆史的研究当中都被充分地讨论过，甚至每一个字都被作过注释、今译。《格登山纪功碑》非常有意思，晚清衰落之际，在同治四年，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四十四万平方公里都割让了，伊犁西南边的格登山也为俄罗斯所占；恰好又发生民变，连伊犁也被俄罗斯代收代管。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俄罗斯谈判归还伊犁，格登山因为有乾隆御碑在，所以光绪与慈禧都坚持要把老祖宗立碑的地方划回来，所以现在看伊犁的边界，在昭苏县的格登山上下与哈萨克斯坦的国界是锯齿状的。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探险家从俄罗斯进入中国时就说：格登山像一艘军舰的舰首一样驶进了俄罗斯的大地——这个话当然应该反过来说。晚清的政治家对收回伊犁谈判中中国方面的这一点点胜利很不以为然，《新疆图志》说：“自中俄分界以来，西北山川蹙削数千余里，而格登以碑故仅存。所谓能让千乘之国，而见色于豆羹箪食者也。”他们说，我们已经让出了千乘之国，却为了一块小小的地方争执不休；意思是即使把它争取回来，它仍然是国家弱小的象征，因为连它在内的四十四万平方公里本来就是我们的。

　　但就是这点胜利也是难能可贵的。平定回部的巴达克山纪功碑——《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英俄争夺中亚的势力范围之际，帕米尔高原的划界于1895年被他们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时候的中国刚刚结束了甲午战争，丧权辱国，哪里还顾得上西部的分界，要求暂时搁置。但是俄罗斯和英国径直分割了帕米尔。伊西洱库尔淖尔就在这时被划给了俄罗斯，这块碑在当时的纷争中被砸碎。一个英国的探险家经过此地，看到了几块碎石，拓下来找认识汉文的人看，才知道就是乾隆平定回部的纪功碑。光绪年间，中国的军人在那里驻守，又重新立了一块。但当这一地区划归俄罗斯之后，新的纪功碑被运到了塔什干的博物馆。

　　清代的这些纪功碑毫无疑问是对汉唐传统的继承，它和汉唐碑刻不同的地方，在于同一块碑上用了多种文字来记录相同的内容，如留存下来的《格登山纪功碑》就用了汉文、满文、藏文和蒙古文，这说明乾隆皇帝对统一的大清帝国新的民族构成的自觉性。这其中，汉文应该是最早完成的文字，而其余则由汉文翻译而来。一方面，我们从赵翼《檐曝杂记》记录其在军机处所见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碑文情况可以印证；另外的旁证是，我的同事党宝海曾经研究过一块乾隆满汉碑，是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皇帝驻跸京城南郊的良乡迎接出征准噶尔和回部凯旋的将士而写的《郊劳诗》，他也证明了这一碑文是先有汉文、后有满文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汉文化传统作为东方文化的一个制高点，成了清朝政治文化的主体，已经是根深蒂固了。纪功碑的传统，无疑也应该作如是观。

　　上海书评：可是，平定西域的纪功碑陆续在内地被发现，这是怎么回事呢？

　　朱玉麒：我本来觉得，研究清代西域史，西域纪功碑有上述各种研究成果，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写过《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但是清朝的西域纪功碑，一直想不到很好的角度来写。很久以后，我读到一篇文章，论述在河南镇平县的一方《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河南会出现跟准噶尔有关系的碑？上网查阅之后发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文庙（因为祭祀的对象是孔子，也作“孔庙”），清代的府、州、县学所在地，陆续公布了一些平定碑，比较完整的是在一个庙里可以发现四方平定碑，最早的是《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是雍正三年（1725）发生的平定和硕特蒙古叛乱的碑，接下来乾隆十四年的《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再下来，才是《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即所谓“四大平定碑”，这在很多文庙里都被发现了。

　　这些告成太学的碑，都与西部边疆的平定相关，也是一种纪功碑，只是它的立碑、告成地点，不在战争的发生地，而是京师的太学。但是又有不对的地方，所谓的“太学”只有一个，即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怎么会在内地的县学、州学、府学有这些碑呢？所以我觉得，纪功碑在清代不仅发生了上述的使用多语种文字的变化，还有一个形式上的巨变。因此我去看《清实录》和清代前期的上谕档和地方奏折，去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档案，还有翻地方志等史料。然后发现，一场战争发生之后，怎么样做好后续的宣传工作，这是清朝皇帝所考虑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平定中国西北边疆的过程中立的纪功碑，确实形成了一个比历朝更为丰富的系统，形成了一个广告天下的宣传攻略。

　　清朝从康熙以来，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川、格登山、宁远城、伊西尔库尔淖尔、叶尔羌这些战争发生和经行之地立纪功碑，是对汉唐纪功碑传统的继承，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被保存下来。譬如平定金川的一方纪功碑，全称《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噶喇依之碑》，在今天金川县的安宁乡保存下来了，怎么保存的呢？文化大革命期间，要建一个红军烈士陵园，找不到好的碑材，于是把那块平定碑用砖砌起来，外面写上红军纪念碑的文字，逃过了一劫。现在把它剥落以后，这块碑才重见天日。继承之外，最重要的是，通过追查档案史料和地方实物之后才发现，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皇帝首先写的是平定该地而告成太学的碑文，然后才是战争之地所立的纪功碑文。

　　最早的平定朔漠战争，在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皇帝写了《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立于京师太学；到了四十二年，才御制了《敕赐归化城崇福寺碑记》的纪功碑文，分别立石于曾经驻跸的崇福寺（小召）和参加诵经法会的席力图召寺（延庆寺）。乾隆年间的情况与康熙时候一样，格登山之战发生以后，乾隆皇帝写了《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等到同年六月达瓦齐被俘，被押解京师献庙，这块碑已经在太庙立起来了。此后又按传统在格登山这些地方立碑，虽然撰写碑文的时间也在当年，但立碑的时间拉得很长，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碑材再立。最后据说是乾隆二十五年找到合适的碑材之后才开始施工，二十七年完成，因此《格登山纪功碑》是在平定准噶尔战争结束多年以后才在格登山立的，它只是一种继承传统的象征，纪功碑的真正意义，已经为在太学立碑所替代。

　　乾隆十四年，在平定金川之后，皇帝就规定了每次战争功成之后的凯旋礼仪，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祭告天地、庙社、陵寝，释奠于先师孔子，并勒碑太学，然后是编定方略。在战争胜利之地和战争经行之地都可以立碑，是到了平定准噶尔战事结束，才在完成以上仪式之后增添进去的。平定准噶尔、回部而告成太学的纪功碑，因此也更为隆重。甚至，乾隆帝在平定西域的战争之后，比起乃祖、乃父做得更多，如制作包括西域在内的《乾隆内府舆图》，甚至拿到法国去刻版；同时也绘制了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也拿到法国制成铜版，刷印之后分赠王公、大臣。而告成太学的纪功碑，也在乾隆年间被大规模地仿制到地方的文庙中。

　　上海书评：这些纪功碑是有意识地传播到各地的吗？是否代表了皇帝的某些意图，这些意图达到了目的吗？

　　朱玉麒：如上所述，乾隆年间，告成太学的平定碑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历次的告成碑完成后，拓片都要分赠给封疆大吏，各地布政使以上的大臣都能得到。拿到拓片的封疆大吏，都心领神会，一边上折谢恩，一边也在琢磨应该在地方学宫中立碑，让当地士人都了解皇帝的旨意。所以本来是一块告成太学碑，最后被总督、巡抚、布政使按照拓片，原形摹刻在了各地官学的文庙里。这个过程也是有变化的。乾隆二十五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在接到《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的拓片后，曾经上奏要在“畿辅九府、六直隶州”的文庙各摹勒一碑，但皇帝说在保定立一块即可；方观承又回复说要将《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一并立了，皇帝应允了。按照以上的奏折和批复，地方竖立的这些告成碑，也只有在总督府所在的府学立碑，全国也不会有几块。但是上行下效，很快这个限制就被打破。

　　四年之后的乾隆二十九年，记录了一则有关各地造碑的谕旨，它是在回复苏州布政使苏尔德奏“平定准噶尔碑文各省学宫地势不一不必拘定尺寸并遴委通晓清文旗员摹写刊刻”一折的。显然，苏尔德及其部属在立碑过程中发现了问题而上报：第一，如果按照原拓摹勒，碑石太大，而各地文庙和学宫形制不一，能不能缩小尺寸；第二，南方找不到书写满文的人，能不能专门选派通晓满文的旗人前来摹写。乾隆觉得这是个问题，于是决定，“各省、府、州、县、卫学宫”可以根据其形制酌量随宜制作，而外省士子不谙满文，可以省略满文的刻入，并且要求各省周知。从这一谕旨可知，乾隆帝默许了地方州、县学宫立碑的事，反映了乾隆皇帝对于地方建立告成碑只要达到为外省士子阅读目的的实用态度，以及急于求成、务必周知的迫切心情。告成太学碑隐藏着的“告成天下”、特别是告成于汉族知识分子，才是乾隆皇帝所代表的清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而且，这一谕旨也帮我们确立了乾隆二十九年的坐标，根据各地平定碑的形制，了解到它们制作的大体年代。

　　地方文庙立这个告成碑能够达到这样的宣传目的吗？我们知道，从唐朝开始，建立在都城的国子学或称太学，其中一定要建孔子庙，逐渐形成了“左庙右学”的庙学制建筑群。士子入学，必四时释奠于孔子。这个形制在唐朝前期也逐渐普及到地方州学、县学，并一直被沿用到清代。所以，希图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每一个读书人，都必由各地的学宫开始其人生旅程。当告成太学碑逐渐造作于各地文庙的时候，它不仅确立了我们现在所见文庙的空间格局，而且这个格局必使各地汉族精英知识分子在祭拜孔子的时候熟悉了平定碑。所有平定西北而告成太学碑的内容，主要是张扬大清的武功使得西北边疆已经成为中华一统的地理疆域。如《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以批驳放弃边疆的“守在四夷、羁縻不绝、地不可耕、民不可臣”论调，而强调“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宣告清代中华帝国建立的新的疆域与民族概念。这个新的“共同体”概念如何成为知识精英、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的共识，正是这一告成太学的凯旋礼仪最终达到的目的——由告成太学而实现告成天下的宣传攻略。所以，从乾隆年间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新疆的认识跟原来读到的汉唐的西域连结在一起，让他们形成了西域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非常明确的概念。

　　这种概念我们可以从清代士人的心态中看到。乾隆皇帝为了巩固西域，在平定天山南北之后，把流放地从东北扩展到了西北。大量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在犯了过失以后就被流放到西北，但他们思想里没有丝毫的惧怕，因为他们觉得去的地方还是中国，而且从精神上又觉得回到汉唐时代“为国戍轮台”的盛世了。

　　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嘉庆四年，洪亮吉因为言事获罪被发配到新疆，不到百日即赐还。他后来写《天山客话》，说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常州温习举业，半夜三更睡着了，梦见自己身轻如燕，从窗户飞出去，飞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万松棱棱，下面是沙丘，忽然之间又醒过来了。等到晚年发配新疆的时候，从哈密翻天山到巴里坤，果然是“千松万松同一松”的景象，而山下沙海无际，他感觉这和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梦境一模一样，觉得这是命中注定。后来开创西北历史地理学的徐松，也在嘉庆十七年发配到新疆。他走进伊犁被指定的房子，进去一看，惊呆了，这个院子和他十三岁时梦境中的小院也分毫不差。他晚年回到京师，还专门把这个院子画了下来。在洪亮吉和徐松这些人看来，自己命中就该来西域，因此毫无怨言。到了稍晚的魏源，他写过《海国图志》，写过《圣武记》，很多内容都跟西域有关，但他没有去过西域，所以在一首诗里感叹说：“平生第一伤心事，未见天山万里雪。”这种对于西域的亲切感，我想是与乾隆以来一统江山的宣传攻略有关的。

　　流放西域的诗人王大枢撰《西征录》，友人蔡世恪写序说：自乾隆年间“春闱发策，始识新疆”，可见在科举试题中以西域为题，也是与告成太学的平定碑一样，达到使士人普遍认识新的中华疆域的宣传目的。作为举子而熟悉新疆的例子，还有浙江仁和的龚自珍，在嘉庆年间写了一篇文章《西域置行省议》，他认为要保证西域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跟内地一样置行省，而不是当时的军府制度。六十年以后，左宗棠实现了他的理想。浙江湖州附郭有两个县，乌程与归安，现在都已经撤销而属于湖州市了，这两地在清代考取功名的士人很多。其中有个人叫沈垚，他在还没考上举人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新疆私议》，谈的是新疆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光靠内地的协饷，还应该实行屯垦。徐松看到后，觉得沈垚这个人非常了不起，足迹还没跨过长江，就能写出这么有见地的文章来。后来他去京师考进士未果，就留在徐松家里，一起研究西域史地。沈垚虽然四十岁英年早逝，但他对新疆问题有非常深刻的研究。这些深刻的见解从哪来？就是从那个宣传攻略来，长期以来大一统的概念已经完全植根在汉族人的头脑里了。从这里可以看到，乾隆平定告成太学碑的方略实际上是成功的。

　　上海书评：这些在各地州府县的纪功碑，您目前发现了多少？

　　朱玉麒：对平定西北边疆的告成太学碑这一清代独有的纪功碑形式的发现，使我的研究将书本记录和实地考察结合了起来，因为清代的文献档案很难将这一宣传攻略在地方上的表现一一记录出来，这就需要田野调查。而我发现，在很多地方，这些碑被意外地留下来，但是当地都还没把它太当回事。譬如说苏尔德担任布政使的苏州，苏州沧浪区2000年的大事记里面讲到，沧浪区在重新建文庙为苏州碑刻博物馆的时候，拆危房时发现了四块平定碑。

　　苏州是当年江苏布政使的驻扎地，而学政驻扎在江阴，那时候江阴有很大的文庙，去年年底到江阴调查，发现这四块碑也存在，被砌到了明伦堂的墙上。不仅这些府、州的文庙里有，江苏的丹阳、宜兴、溧阳、吴江等县学也都有发现。过去属于江苏的上海地区也有，上海宝山区的陈化成纪念馆就是当时宝山县的文庙大成殿，宝山区的吴淞中学网站上公布他们的乡土教材，提到了三块平定碑。我去找的时候，发现很多碑都被摞起来了，字面朝下，以防日晒雨淋的破坏。我找最大的几块碑，从侧面或者把地下的泥土掏空，拿相机伸进去拍摄，也只能照到最边缘的字迹，但一看，写着“平定回部”、“平定青海”等字样，就明白了，是这几块碑。

　　嘉定区有一个思贤堂，《嘉定碑刻集》记载有平定回部的告成太学碑，去年“十一”陶喻之先生陪同我去访问，也看到了砌在墙上的属于嘉定县文庙的原碑。所以我说，我们今天是因为对新疆的援建，而使江南许多人了解了新疆。但是在清代，各地学宫的纪功碑，就让江南士人在寻常生活中熟悉了整个西北。因此，用文学一点的说法，是：清代新疆，是一个在江南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始叙述的故事。

　　不仅江南，在西南地区的云南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一个很偏远的地方，那里有个建水县，县里有一个文庙，文庙里面也竖立着高大的平定青海、平定回部的告成碑。陕西西安碑林，大家都很熟悉，最辉煌的并不是碑林后面的三个室里面放了几百个汉唐的碑刻，而是前面的六方平定碑，它们各自立在六个碑亭里，可见当年西安府学的文庙形制。陕西的黄陵县，半截《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也留下来了。我跑到陕北的米脂县，米脂的东关小学是过去的文庙所在地，大成殿被保存下来，有一块乾隆三十年刻的《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仆倒在那里做台阶。乾隆二十九年，皇帝曾经说过，各地平定碑上不用刻满文，碑也可以根据当地文庙的情况缩小尺寸，米脂县的这块碑确实如此，当年县令刻的时候用的当地人的书法，没有满文，碑也小。

　　根据我目前不完全的调查，今天的十四个省区都有这些碑文，北到山西、河北，南到广东、广西，西到四川、甘肃，东边的山东、江苏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地方文庙平定碑的存在，有时是地方志的记载，有时是实物，有时又是图书馆的拓片等等。如山东的青州文庙已经不存，遗址盖成了青州宾馆，但是北大图书馆保存了一份青州的《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拓片，证明那里肯定是有过。碑刻之学，多重古昔，缪荃孙编《金石分地编目》，只收各地元代以前的石刻。所以明清的碑刻，并不在过去的研究者视线之内，现在从我们研究清代边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笨重而晚近的、书法水平欠佳的平定碑石刻，其实也还是历史学研究的富矿。

　　上海书评：清朝纪功碑的传统在汉唐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告成于太学而不是告成于太庙，这是清朝的发明吗？

　　朱玉麒：在中国平定边疆的过程中，这种纪功碑的文化是延续的，是完全按照汉文化的系统来运作的，不过到了清朝，它更加重了用纪功碑昭告天下的含义。过去的皇帝功成归来，奏凯献俘，一般都是告成于太庙，即告成于他们的祖宗家庙，甚至祖陵，确实从来没有告成于太学的。魏源注意到了这点，他在《圣武记》中说：“古帝王武功，或命将，或亲征，惟以告于庙社，未有告先师者，在泮献馘，复古制，自我圣祖始。”圣祖就是康熙皇帝，他在平定朔漠碑中提到：“考之《礼·王制》有曰：‘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复周礼的古制，成为其平定碑“礼先师以告克之遗意，而于六经之指为相符合”的目标。这个《礼记》中的“告成太学”礼仪，确实从魏晋以来就没有在军礼当中实现过，是清代皇帝的发明。

　　康熙的这个复古制，是他表明正朔、力求正统的表现；而它带来清朝纪功碑告成太学的方向改变，实际上是把地方区域的平定从帝王一己之私事变成了天下一统的共识。过去的地方平定，只是告于帝室的祖宗，因为这是帝王的私事；但是现在告于太学，便要让天下景仰先师孔子的文化精英都通晓此事：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大清臣民都需要周知的事实——当然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个概念当时是没有的，而《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中“皇清之中夏”所包含的意思就是这样。

　　从康熙时的《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开始，到乾隆皇帝诸多平定碑的宣传攻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宣传一个统一中国的民族共同体。从它的宣传里面看到的肯定是“一个中国”这个概念。光绪十年（1884）新疆放弃了过去的军府制而建行省，此后的发展与内地同步，堪称突飞猛进。晚清的时候全国实行新政，新疆的表现非常出色。如果不是辛亥革命重新开始新的制度，新疆渐渐走到中国各省市的前列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们从1911年编订的《新疆图志》里面看到，晚清新疆的官员已经提出了很多改革的理念，包括因地制宜发展经济、重视工业、建设铁路、双语教育等等，这些很超前的意识，我们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才开始逐步实现。清朝对新疆包括其他边疆地区的管理确实在与时俱进，虽然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由此探讨一个统一中国如何去完成一个近代国家的演变，对于我们今天正在热烈讨论的清代民族边疆区域经营理念、对于今天的边疆建设，也是具有启发性的。

　　上海书评：清朝是异族入主中原，告成太学碑这种形式，是否也反映出他们在心态上和汉唐的不同？

　　朱玉麒：这是一个老问题，前面也已经点到。可以说，相对于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政权，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作为异民族的警惕性还是有的，这是出于族群自身利益的考虑。入关以来，他们也不断在调整自己的意识，儒家文化政治制度的接受就是重要的表现。为了建立这种王统继承者的身份认同，他们也采取了很多的办法。我的导师启功先生晚年写过一组《清代学术私议》的文章，其中讲康熙、乾隆的下江南,不要以为是去寻找一种繁华的享受，而是蕴藏着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他们下江南的时候去曲阜祭孔，又祭明孝陵，以儒家文化和明朝王统的继承者自居，使得汉族知识分子反清复明的追求无所适从。它也用科举考试的方式使汉族知识分子走上执掌国家、地方的仕途，满族统治者的这种文化的认同使汉族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出仕清廷。

　　这种在正统追求上有意为之的警觉心态，是清史研究早已揭示了的事实。从纪功碑在战争之地的确立，到发展出告成太学碑在京师和全国各地的建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就是要突出他们比之前的王朝在继承周公、孔子的理想国方面更为正统的境界。而这个有意为之的心态，带来的实际效果，确实是使大一统中国的新局面，成为了普遍的共识。我想，通过纪功碑的演变，以及在清代的影响，是我们充分认识清史以及边疆、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

　　实习生吴越安对此文亦有贡献

　　采访人黄晓峰、钱冠宇，文载2015年7月1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