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8年7月10日下午，应我院科研处的邀请，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和副教授孙砚菲在我院小报告厅进行了两场学术报告。赵鼎新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2012年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引进并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他提倡在宏观结构条件约束下以机制为核心的多因变量的解释框架，并提出以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视角为出发点来理解和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他此次讲座的题 ...

2018年7月10日下午，应我院科研处的邀请，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和副教授孙砚菲在我院小报告厅进行了两场学术报告。赵鼎新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2012年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引进并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他提倡在宏观结构条件约束下以机制为核心的多因变量的解释框架，并提出以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视角为出发点来理解和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他此次讲座的题目是“农业政体和草原政体的冲突发展规律”；孙砚菲副教授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百人计划研究员。2010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Society of Fellows博士后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她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宗教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她的研究关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宗教变迁、宗教运动、基督宗教的全球扩张、宗教宽容与宗教冲突以及帝国研究，她此次讲座的题目是“传统帝国与宗教宽容”。

赵声良副院长主持了此次学术报告。

赵鼎新教授在讲座中首先提出了七个问题，分别从“为什么秦末汉初中国北方产生了强大的匈奴帝国？”、“为什么世界上的超级游牧帝国大多数都是在东北亚形成”到“为什么十五世纪后游牧政体在整个欧亚大陆走向衰败？”来展开自己的讨论。随后分析了现有的理论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视角：贪婪理论、自然战士理论、需求理论、解构视角，并且分别分析了这些理论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片面性，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赵鼎新教授从环境机制加历史动态机制两大特征入手分析，认为机制规定了行动者的舞台的特征。比如气候（雨量和温度）会影响着生产方式、食物链和人口的因素，而生产方式又决定着稳定政体的形式是农业帝国或是游牧部落联盟等。再比如，农业政体和草原政体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农业文明具有一定的积累性，草原文明则相对具有遗忘性；农业政体具有组织技术优势，游牧部落具有军事技术优势。赵鼎新教授分析，正是在这两类政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才有了互相促进的发展。他认为，一个区域内草原政体的“发达”程度决定于该区域内农业政体的“发达”程度。

随后，赵鼎新教授从中国不同时期游牧政体强盛的时间节点及其统治者的思维方式等方面分析了西汉匈奴、唐突厥和清葛尔丹不能入主中原的原因等问题。从古代帝国的历史演变中引申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话题，认为我们应当用三套话语体系同时来消解在西方率先形成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第一，以传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来消解西方的清史和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第二，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来抵抗各种分裂主义的话语体系；第三，用后民族主义国家的话语来消解当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赵鼎新教授的讲座既代表了学术研究的高度，又关心国家命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话语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使在坐者听得热血沸腾，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提问讨论中结束。

在第二场讲座中，孙砚菲教授首先解释了“什么是帝国？”、“什么是宗教宽容？”，她认为，不论国家对某一宗教团体和信徒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是赞赏、憎恶，还是中性，只要容许它们的存在，即被认为是对它们施行了宗教宽容。她将考察范围限定在18世纪宗教宽容思想影响到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并且资料比较丰富的帝国来进行研究。

孙砚菲教授从以下四个角度对这些帝国的宗教政策进行对比：对被许可或压制的宗教政策、对被许可宗教的歧视、对不被许可宗教的压制程度、强迫改变信仰。将这些帝国从对待宗教政策最宽容到最不宽容帝国，分成了六个梯队。比如最宽容梯队有蒙古帝国、阿契美尼帝国（尤其居鲁士时期）、安息帝国，它们包容、吸收甚至支持各类宗教，无宗教歧视。再比如最不宽容梯队有萨法维帝国、西班牙帝国，它们往往采取独尊一教，迫害异端、叛教者，强迫改变信仰等宗教政策。

孙砚菲教授考察这些不同帝国不同宗教政策背后的原因，发现仅仅用国家能力大小来解释宗教宽容程度有太多的偏差。最后，她从一个帝国的国教性质是多神教（Hume），还是一神教（Gibbon）的角度出发，以传教动力强弱和“非零和”（Non-zero-sum)、“零和”(Zero-sum)的双向交叉对比，提出了“零和扩张”的概念。她认为越是“零和扩张”性强的宗教（比如基督教“零和扩张”性强，伊斯兰教“零和扩张”相比弱一些等），或宗教派别，或是具有一定光复动力的帝国，对宗教的宽容程度就越弱。从这一结论出发，能够解释一系列相关的帝国宗教政策问题，比如：为什么萨珊帝国比阿契美尼德帝国不宽容？为什么罗马帝国在奉基督教之后变得不宽容？为什么萨法维帝国在伊斯兰国家里那么不宽容？……

除了宗教性质的考察之外，她还从政权与教权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帝国不同宗教政策背后的原因。认为政权凌驾于教权之上的国家与神权国家和政权受教权极大牵制的国家相比，更不受宗教意识形态左右，对非主导性宗教的政策更能从实用主义出发。

最后，孙砚菲教授从国家掌控能力的角度分析，她认为国家掌控能力等于核心族群的人口、基础设施、军事实力、官僚集团、精英文化的同质性等。分析国家掌控能力越弱，越倾向宽容，尤其在帝国形成期。这也就能解释，同样尊崇多神教或儒教，为什么蒙古帝国（第一梯队）比罗马帝国、明清帝国（第二梯队）对宗教更为宽容？为什么在伊斯兰帝国中，以奥斯曼帝国、科尔多瓦哈里发、莫卧儿帝国最为宽容？

总结来说，对帝国的统治者来说，宽容与多元是实用主义的选择。不同帝国的宗教政策会受到国教性质（宗教“零和扩张”性的强弱）、教权力量的牵制。樊锦诗名誉院长、赵声良副院长、复旦大学哲学系孙向晨教授、考古所、美术所、信息资料中心、科研处等我院业务人员都参加了此次学术报告，并向两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两位教授的讲座都非常的精彩，内容非常丰富，但是由于时间限制，不得不在一片掌声中结束。虽然他们的讲座结束了，但是他们的研究视角非常的新颖独特，也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带入中国、带到敦煌，希望更多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启发下，能够有新的进展和成果出现，这也是本次讲座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