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石窟寺保护论坛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我国的石窟寺规模大、数量多，很多石窟寺文物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目前石窟寺保护的难度和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复旦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金华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业界面临的困境。孙英民认为，石窟寺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当前，石窟寺保护面临着地质灾害、环境灾害和旅游带来的威胁，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有专家们提到，对文物保护理念的不同理解，是许多争议的来源，尤其是当业界的理念也没有完全统一的时候，对公众做出解释就更难了。比如，如何理解“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最小干预”和“有病不治”的界限又在哪儿？一旦引发舆论争议，又由谁来向公众解释？

　　

　　在具体操作中，完整性、真实性、可逆性、最小干预等原则，很难做到兼顾。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就在主旨发言中提到这样一件往事。1995年，国家文物局在大足召开了一次“防风化保护方案”论证会。有部分专家提出，直接使用化学材料对石刻表面裂化部分进行防风化加固。这个方法已经被证明效果很好，但因为折中措施“不可逆”，遭到了反对。另一些专家则十分焦急，他们提出，目前大足石刻风化已经十分严重，再不加固，就要眼看着文物消失。最终，国家文物局依然决定采用化学材料加固的方案。这种做法现在依然被证明十分有效，但黎方银还是觉得有些惋惜，因为“依然晚了30年”。

　　

重庆大足石刻。图片来自网络

　　

　　同样是在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是近两年一个颇受关注的热点。大足石刻千手观音是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千手观音像。这项始于2007年的工程，足足持续了8年。2015年，当这座800岁的、早已斑斑驳驳、主体十分脆弱的贴金塑像终于完成修复，“焕然一新”、“重现金光”之时，各方争议也纷至沓来。争议主要集中在全新的金箔和被修改了的主尊面容上。很多人认为，专家们把千手观音修得太新、太鲜亮了，失去了文物应有的古朴之美，也可能损害了文物的真实性。

　　

2014年，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抢救性修复工程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但在黎方银看来，首先修复是迫在眉睫的，不修是不负责任的。2008年修复工程开始之前，千手观音的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手”都不稳定，有的已经粉化，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其物质状态将面临极大损坏。

　　

　　从外观上讲，当时观音像已经斑斑驳驳、满目疮痍，可以回贴的金箔不足20%。而且这部分金属也已经失去了金的属性，只是一层金皮。如果不改变这个外观，只加固本体，不再贴金箔，也有问题。“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观音像，没有把胎体暴露在外面的。况且本体外貌远远望去面目全非，宗教尊严又如何体现？”黎方银说，考虑到川渝民间有“上朝峨眉，下朝宝顶”之说，最终，专家还是决定新贴金箔，以延续观音像在历史上的面貌。

　　

　　“（修旧如旧的理念）在为非专业领域人士和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时候，公众往往把这些理念都当成审视文物保护成效的标尺，甚至有时候成为唯一的标尺，被这些理念所框住。” 黎方银说。这位有着30多年基层文保经验的专家还强调，在实践工作当中，抽象性、概念性的文物保护理念和原则，难以涵盖文物保护对象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他提出，要客观评估文物受到现实安全威胁的程度，坚持思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根据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对文物保护理念的价值要求做出取舍，树立动态、发展的保护理念。

　　

　　王金华则在发言中提出，目前业界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理念不完善外，还有标准和规范模糊不清、技术达不到要求、评估标准还不完备等。北京大学李崇峰教授就印度、中国石窟寺中常见窟型进行了对比分析，他强调，石窟寺保护不仅要关注表象的物质的层面，也要关注贯穿其中的历史文脉和人文因素。石窟寺保护人员除了要对文物价值有一定的认知外，还要对文物的保存环境和历史状况进行研究，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质量。

　　

　　论坛开幕式上，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孙英民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系主任陆建松共同签署了“中国石窟寺保护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协议书。该联盟由王金华发起，旨在联合国内相关机构和企业，强化学术研究和交流，共同为攻克石窟寺保护难题提供的人才及技术支持，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推动石窟保护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