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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京宁老师：漫谈北京考古史
2019年4月8日，受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邀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郭京宁研究员为首师大师生带来题为“漫谈北京考古史”的讲座。
郭京宁老师首先向大家阐明选择北京考古史作为讲座题目的缘由，北京处于华北大平原北端，山地约占总面积的2/3，总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北京小平原居于中原、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界地段，自古为南北交通枢纽。其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使得北京历史悠久，遗迹众多。郭老师长期从事北京考古的相关工作，希望通过本次讲座让同学们思考学习与工作的意义。
郭老师将北京考古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存在四个阶段。两个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前与新中国成立后。分为两个时期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前北京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工作的工作地点位于周口店，主要发掘时代为旧石器时期，发掘情况单一，资金来源自外国的基金会，并且由外国学者进行主导。例如我们熟知的安特生与1918年对周口店第六地点进行试掘。
新中国成立后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66年，新中国百废待兴，北京考古事业的发展与共和国同步，1951年北京市文物调查组成立，有了真正意义上负责北京考古工作的机构，北京考古由此进入独立自主的发展时代，文物调查组成立后不久，就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在这一时期北京市开展了许多考古工作，例如昌平雪山遗址，是北京第一次进行新石器遗址发掘，其次主动发掘定陵，并且对云居寺藏经洞进行调查。由于北京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明清时期考古工作具有优势，第一阶段同样开展了对万贵夫妇墓和李莲英墓的发掘工作。
定陵发掘
第二阶段（1967-1976年）为缓慢发展阶段。文革期间，北京市的文物考古事业受整个社会影响，发展缓慢，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考古工作主体，考古队伍建设缓慢，二是在此期间，考古工作的客体，即大量的古代建筑和文物被毁。但是面对如此艰巨的环境，北京的考古工作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1969年拆除背景西直门箭楼时，发现压在明代箭楼下的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建筑。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的发掘，其建筑规制整齐，为我国建筑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1974年发掘大葆台汉墓，是我国发现最早结构清晰的黄肠题凑墓。其次在鼓楼大街发现元青花凤首扁壶，琉璃河墓地发现带有燕侯铭文铜器和30余座车马坑，平谷刘家河商墓发现铁刃铜钺，铁刃由陨铁铸成，表明商人可能对铁已经有了一定程度认识。
和义门
第三阶段（1977-1999年）改革开放后，考古工作逐渐走入正轨。1984年，为了响应全国文物普查，北京市率先开展了第二次文物普查，配合各类工程建设依旧是北京考古工作的主要任务。平谷上宅遗址是在这一时期发掘，除了典型陶器外，上宅遗址的雕塑艺术发达。房山镇江营遗址出土陶器年代与上宅遗址相仿，但又独具特色，典型器型为圜底器与支脚组合。延庆军都山墓地，墓向基本一致，排列规律有殉牲现象，以羊为主，将羊置于其中，将狗置于前和两侧，其主人可能是中国先秦历史上畜牧和游牧为主的山戎部族。这一时期对延庆古崖居遗存也进行的一定发掘，但目前为止仍未有确切共识。
上宅遗址
第四阶段为2000年发展至今，北京的城市化建设飞速发展，田野考古工作全面展开，为了更好的面向公众，编写了大量的考古遗址报告。同时强调行政立法方面有所作为，保护地下文物。在科学发展的新时期，有大量的女性考古工作者参与到考古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参与到外省市工作，重发掘轻保护的理念发生了转变。田野工作规范，考古资料的记录和整理遵循田野考古规程，科学仪器也广泛应用于实际发掘。2013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4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是第一次以省级单位名义发布的相关法规。此外，面向公众开展活动，圆明园宣传讲解，老山汉墓的直播等，都丰富了公众的日常生活。
圆明园公众活动
郭京宁老师认为北京考古工作的历程，从最初的认知考古资料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构建文化史的时空框架，发展到以历史文献的记载联系考古资料，再到有意识用考古资料来研究复原历史，可以用认史-证史-补史-研史的历程概括。考古学自身不仅仅满足与以事物资料填补历史的空白，也蕴含着历史研究的内在动力。获得实物资料不是目的，而是我们构建时空框架的手段。随着国内外学术思潮的涌进、反思与讨论，考古学理论界呈现出活跃态势也推动了北京的考古工作发展。
郭京宁老师本次讲座为我们详细梳理了考古学科在我国建立以来北京市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工作，并希望以此告诉在座的学生们，通过考古资料的发掘是希望认识人类的过去，认识人们各个时期的行为习惯，不应只局限于物的层面。学科发展应该是与时代发展相符合，服从于总体发展需要，为人民服务。郭老师精彩的报告内容和幽默生动的语言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让大家受益匪浅。
（作者：张莞沁 图片来自鲍杰瑞、郭京宁研究员 原文经郭京宁研究员审核）
（图文转自：“首师大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