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5月1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九期）”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于四裔：汉唐边疆与民族考古”，旨在从考古发现出发，在广泛的历史联系中讨论汉唐时期边疆 ...

　　2019年5月1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九期）”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于四裔：汉唐边疆与民族考古”，旨在从考古发现出发，在广泛的历史联系中讨论汉唐时期边疆考古与民族考古的研究与其方法等问题。本期沙龙延续此前的方式，六位报告者先做专题报告，随后进行讨论。

　

沙龙海报

　　（说明：单月英博士在沙龙召开时已经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由于主办方信息滞后也未想到事先向单博士求证，在海报上仍标注其原单位，为主办方过失，特此说明并致歉）

　　本次沙龙由王煜教授主持，王煜教授他首先对出席本次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随后转达了霍巍教授对于本期讨论的期许和建议：认为由于受到西方考古学的影响，以往对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史前阶段，但除了西方传统外，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建构还应尤其注重自身特点与传统，历史时期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不仅在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在理论方法建设中也应具有相应的位置和贡献，需要我们研究者不断探索和自觉思考。而汉唐民族考古既可以发挥考古学的专长，也可以体现历史考古特点，其讨论的问题与汉唐文明的形成发展直接相关，同时也与今天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有更为直接的传承，既是探索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重要途径，也是讨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及其特点的重要方面。

王煜教授开场发言

　　沙龙讨论正式开始，吉林大学潘玲教授首先以“东汉至十六国时期的鲜卑遗存”为题做了主题发言。她谈到，之所以选择此题目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研究兴趣与知识基础；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是现代中华民族的重要来源，与欧亚草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于其族属来源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潘玲教授主题发言

　　报告主体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早期鲜卑遗存的概念及文献记载简述”。早期鲜卑遗存在东汉时就有发现，曹魏西晋时期同时存在拓跋鲜卑遗存与慕容鲜卑遗存，后分别发展为代魏政权与三燕政权。历史文献中对于鲜卑的记载，东汉魏晋时期较少，十六国时期开始增多。

　　第二部分为“早期鲜卑遗存的来源”，分别对中国境内最早鲜卑遗存、云中代北拓跋鲜卑遗存、辽西慕容鲜卑遗存的来源进行了探讨。早期鲜卑遗存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地区，包括扎赉诺尔、拉布达林等墓地。经检测，人种为北亚蒙古人种。墓葬地表无封石和封土，普遍使用梯形墓圹和木棺，以树立木棍支护棺板，流行桦树皮器。随葬品以弓箭、腰带具为多，陶器多与匈奴相似，但也有自身特点。呼伦贝尔地区东汉以前的遗存较少，西汉中期的完工墓地呈现出汉书二期文化与匈奴文化的融合状态。东汉前期开始出现最早的鲜卑遗存，根据与俄罗斯佐戈尔文化的对比，推测其可能为呼伦贝尔地区鲜卑遗存的渊源。

　　关于拓跋鲜卑的历史，文献中从曹魏初年开始有确切年代可考。《南齐书》与《宋书》认为其来源于匈奴，《魏书》则认为其来自于大鲜卑山，即今呼伦贝尔地区嘎仙洞。长城地带中段的鲜卑遗存，年代相当于曹魏西晋时期，与呼伦贝尔地区东汉前期的早期鲜卑遗存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其相似程度明显高于辽西慕容鲜卑遗存与呼伦贝尔地区之间的相似程度。拓跋鲜卑的遗存主要包括三道湾、东大井、善家堡等地遗存。

　　对于慕容鲜卑，《晋书》中有所记载，但文献对于其与中原政权接触的最早时间、与西晋政权的关系等方面的记载，均与拓跋鲜卑相似。考古遗存方面，慕容鲜卑与呼伦贝尔东汉前期鲜卑遗存的相似程度低于拓跋鲜卑。但二者遗存之间也有相似性，如大口深腹罐、梯形棺的使用，随葬弓箭，带具较发达等。但也有其独特性，如陶壶形态不同于呼伦贝尔和拓跋鲜卑，有明显的展沿；有一定比例的与魏晋时期中原相似的陶器；较高级墓葬常随葬马具；有一定比例的石棺石椁等。从陶器形态、质地、大口深腹罐比例较低、发达的暗纹等方面来看，慕容鲜卑文化与东汉时期匈奴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年代缺环。

　　在第三部分“断代研究”中，潘玲她特别指出，对于早期鲜卑遗存断代的探索，不能以鲜卑自身陶器分期，因为鲜卑陶器与中原陶器没有共性，无法判断演变节奏，容易出错。也无法以少量中原式陶罐作为断代依